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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锁记》创作于1943年10月。当时，23岁的张爱玲以精细深刻的笔触描写了上海一姜家公馆里的日常生活。从情爱、婚姻角度揭示出妯娌之间的争风吃醋以及叔嫂之间关系的暧昧不明。通过对这些生活琐事的叙述，人性的欲望神话被揭穿，而由此导致的悲剧更如剃刀一样锋利地划透看似无事的日常生活，直戳人生的痛处。
       作品开头，作家即通过凄凉的月亮意象描摹来为整个故事垫下一种特殊的阴冷基调：“年轻的人想像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笺上落下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故事就在这充满感伤、清冷的叙述中拉开帷幕。
       主人公曹七巧出身低微，哥哥为了能够攀上高宅大院的姜家，也为了能省掉一笔嫁奁，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亲妹妹的幸福为代价，将其嫁给了姜公馆瘫痪的二少爷。在这里，曹七巧显然已经没有了做人的意义。在哥哥眼里，她首先是一个被物化的符号，是一个可以为物质所衡量的存在。曹大年去看妹妹时，“凭良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若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但无论出身如何，曹七巧毕竟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着向往，尤其是渴望着美好的爱情的女性，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她的这一正当要求。丈夫是一个害了骨痨常年卧床不起的病人，她不能给七巧关心、安慰和爱，甚至连正常的性要求都不能。她喜欢着三弟姜季泽，姜季泽虽然也偶尔调情与她，但却有着自己的“原则”。“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情欲得不到满足，心态便会发生畸变。她曾是男性物欲的牺牲品，现在她又成了物质的追逐者，熬了大半辈子终于“夫死公亡”，分得了一大笔遗产，这遗产是她以爱欲的被禁锢换来的，为此，她付出了人生的整个青春。丈夫去世之后，分家产时，“今天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原本在起初，别人拿黄金锁住了她，现在她则用黄金锁住了自己，她企图用黄金弥补缺席的情欲，而不曾想情欲却在黄金的封锁之下变形。
       这种人性欲望的扭曲直接关系到下一代的幸福。她为了阻止儿子长白去妓馆，就为其娶了芝寿。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单纯地是在为儿子的幸福着想，她连着两个夜晚要儿子为她烧烟，套儿子的话以满足自己的内心要求。这种心理变态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婆婆与儿媳之间的矛盾限度。儿子在母亲的摆弄下不像个男人，芝寿无法隐忍这种畸形的关系，在她眼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不是她们疯了就是她疯了。”最终，芝寿以死告别了这疯狂的世界。
       在这变态情欲的驱使下，她还亲手扼杀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在《金锁记》里面，母亲与女儿之间没有了正常的温情脉脉的牵连，没有彼此照应与关怀，有的只是冰冷、猜忌，有的只是隔绝与疏远。七巧病态的人格像瘟疫一样弥漫了整个家庭。对长安的折磨在肉体上，让她裹脚，劝她吸烟。在爱情上，七巧显得更为残忍。长安已到了婚嫁的年龄，她不仅不为女儿张罗亲事，反而一拖再拖。长安经过堂妹长馨的介绍，认识了留学回国的世舫。两个人虽然不算情投意合，但还算默契。长安为此心情好了许多，经常面带笑容。七巧一见到她这样，就挖苦讽刺。长安与世舫约会出去过几次，七巧就经常盘问她的行踪。实在忍受不了母亲的这种折磨，长安对爱情产生了绝望之感，“她不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最令人震惊的是，母亲居然在世舫面前看似轻描淡写地述说女儿吸烟的历史，带着一个“疯子般的审慎与机智”。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在七巧做来却是自然而然。作家以世舫的视角描写了七巧，“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是的，这是一个被情欲折磨一生的“疯子”，她早就脱离了正常的人性发展轨道。作家用隐喻的方式暗示了长安的命运：“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生命的最后一缕阳光就这样为母亲阴暗的人格所覆盖。她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情就这样被母亲的冷漠、刻薄以及别有用心断送掉了。
       作家在篇尾用一个细节刻画七巧：“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这似乎是一个人人生悲剧行将结束之时的反思，但却更深刻地道出了七巧那支离破碎的不复完整的人格。
       张爱玲刻画了男权社会之下的人性悲剧。曹七巧是不幸的，然而作品中的那些男性未必就是高高在上的象征。曹七巧丈夫的瘫痪原本就是一个隐喻、象征，他象征着夫权的缺席。虽然姜季泽曾经是曹七巧的情感寄托，他是她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撑，然而他的放荡、虚伪未尝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男人人格的坍塌。
       这种人性的悲剧可以说是来自社会，这是一个极端动荡的年代，处于弱势群体的个人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可能与危险，尤其是女性。七巧就是男权社会中物欲的牺牲品；也可以说是来自自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命运受制于和取决于肉体和精神、自然和文明共同卷入的本能斗争。显然，在这种斗争中七巧属于败者。弗洛伊德说过，原欲就像一道主流受到阻碍的溪流，它只好溢向一向干涸的旁道，直接导致性错别心理和性变态行为。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指出，“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绪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有了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这种悲剧还可以说来自他人。萨特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当亲情被物质阻断，爱情被伦理阉割，友情又求而不得时，七巧的内心失去了最基本的依靠。在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封建家庭中，她是一个注定的弱者，注定的悲剧。上层阶级不接纳她，下人否认她。“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的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七巧就处于这样尴尬的困境，无从解脱。同时这种悲剧也来自于自我本身，作家在自己的散文《谈女人》中提及“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她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自己的所需所求，然而却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改变它，她由被害到害人，在畸形情欲的扩张中步步沦落，终至老死。最终留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供后来的读者玩味不已。
       然而这悲剧的深刻性是由日常生活反衬出来的。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尤其是一九四三年左右，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政治形势处于低压状态，社会心理与前一时期相比急剧下转。当时很多的小说都以正面描写战争为主，而张爱玲却避开了战争这一宏大主题，这跟她对战争的态度有关：“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的抱怨着，到底是睡着了。”所以，与当时在新文学启蒙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式的叙事立场不同，张爱玲喜欢从日常世界里从风俗人生中挖掘人性的内容来表达世俗的欲望，这另辟蹊径的做法反而使她的作品有了特别的深度。在《金锁记》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有的只是丫鬟对主人的评论，妯娌之间的争斗，叔嫂之间的暧昧，还有儿女的婚恋情事，日子琐碎而平淡。“从前的事又回来了，临着碎石子街的馨香的麻油店，黑腻的柜台，芝麻酱桶里竖着木匙子，油缸上吊着大大小小的铁匙子，……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一抛，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带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从日常生活的对照中反应人物的悲剧，以及深切的心理感受。
       作家在散文《自己的文章》里说道：“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很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正是作家这种独特的对生活的理解，独特的创作视角使《金锁记》获得了独特的审美韵味。作品既区别于当时的所谓主流作品又不流于简单的世俗描写，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审美价值与地位。
       郑来，河南南阳人，河南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