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料定魏延日后必反叛，因为他“脑后有反骨”，因此，诸葛亮在临死时设下暗计，布置人将他杀了。我们且不说魏延该不该杀，单说这事的影响，使得后来读了这故事的人，心态上生怕惹上“反贼”这个嫌疑，“反”就是“反叛”，是和“该杀”这个概念连在一起的。人们的循规蹈矩，对上的唯命是从，使得封建社会这辆沉重的坦克滚滚向前，碾碎了许多异想者的美梦。
但在散诸世间的文章中，也有见赞扬反叛者的，谓之“反叛精神”，这个“反叛”与魏延的不尽相同，但足以见人们在某些场合还是喜欢反叛者的。在一群沉默的人当中，如果某人站起来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也就是反对意见，这人足以引起人们的精神振奋，甚至有人与之共鸣。
“反叛”这个词，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具有血腥的意味。而“反对”，则是人类社会逐渐进入文明后比较温和的字眼。从哲学上来讲，“反”和“对”就是事物的对立面，是必然存在的。就像阴和阳，上和下，白与黑一样。事物没有反面，那么连正面也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应该允许和正视“反对”的存在。
我曾和一老太太看新闻，她看到某国的议会议员在激烈争吵，惊叹不已，说：开会都乱糟糟的，社会治安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以说老太太以前参加或看见过的会议都是安安静静异口同声的，那其中当然没有反对者的存在了。伊拉克前政权的总统萨达姆，是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的。初一看以为他的威信十分地高，仔细想又觉得疑惑，全国就没有一个反对者？实际上他不是靠的威信而是靠的威严和凶狠。一百个人投票时另有一百个人用枪指着他们的脑袋，你敢不服从持枪者的旨意？萨达姆的选举是假选举，因为它没有反对者，老太太以前开过或看见过的会议也是假会议，因为它没有争议，在会前早已安排了会议的结果。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时代，那还是一百年以前，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是霍姆斯。
他是个有名的“反对者”，在会议上常常唱反调，有时仅为了反对而反对，他的名言是“反对的形式比反对的内容更重要”。有时很多人赞成的事，他却站在事情的对立面来辩论，就好像一个人写了篇文章，要请另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来挑毛病一样，他就做那个挑毛病的人。他需要的是民主的形式，而不在乎那个会议的那个内容。
试想想，如果没有这个民主的“形式”，其他民主的“内容”都不复存在了。
反对者的意见不见得正确，但也不见得错误，要通过辩论来寻求真理。我们不推崇一概唱反调，但我们必得有“反”的意识。就是说有做反对者的权力，因为民主需要这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