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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的《长恨歌》以杨玉环、李隆基缠绵悱恻的爱情描写令千万读者凄然泪下。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王安忆，以她的同名小说《长恨歌》荣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作品用近30万字的篇幅，浓缩了上海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用细腻绚烂的笔触，将女主人公王琦瑶的人生长恨写得十分哀婉动人，堪称新的绝唱。
       王安忆，上海人，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作品丰富。王安忆的母亲茹志娟也是著名女作家。她可谓家学渊博，在80年代既已成名。是我国女性文学第二次高潮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
       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从女性视角出发，主要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思潮。在我国，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得到女性作家认可。这一方面是国外女性文学或女权主义文学的兴起，女性文学成了一种时髦；加上国内文坛内外，商业炒作风行一时，女性文学成为一些先锋女性作家和现代传媒共同看好的一个卖点。另一方面是世妇大会在中国召开，女性问题受到研究者们较高的关注，女性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突出成就和她们与男性作家创作的不同特点，也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文学界对女性文学的态度有所改变。这就自然地引发了关于女性文学的探讨和评论。
       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属于女性的，属于上海的。王安忆认为，女性与现代都市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都市是为女人而设的，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她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琦瑶的思想感情正体现了都市生存环境中的女性意识。
       王琦瑶的一生，随着时代的变迁，可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她的女性意识都有不同的表现。小说第一章絮叨了“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为王琦瑶的出场，营造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和地域氛围，这就是40年代大上海繁华背后的“里弄文化”，王琦瑶人生的第一阶段，就是在这种“里弄文化”的氛围中展开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是千百个弄堂女儿王琦瑶中普通的一个，是弄堂里下层小布尔乔亚的小家碧玉。她美丽动人而没有好的家世和高的学历，成不了林徽因式的大家闺秀。像所有美丽少女一样，她也有自己的梦，也希望凭自己的花容月貌寻找机会。她的“小家”不能给她“文艺性的美”，只能给她“家常式的美”，使她与银幕无缘。片厂初试镜头失败让她感到失落。她的玉照以“上海淑媛”为题被《上海生活》刊出，进而被放大成了商店橱窗的陈设，小家碧玉王琦瑶的名字便“随风而走”了。命运忽然发现了她的美貌，对她微笑了。作为小家碧玉，王琦瑶的梦，本来是很朦胧的，片厂试镜头的阴影也一时挥之不去，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和初始阶段的角逐，我们的小家碧玉完全是被人推动和任人摆布，到了尾声，她才有一些主动的配合，然而却矜持依然，仿佛“邻家女孩”，悠闲而安静。其实，这正是她不敢存过高幻想的使然。程先生对王琦瑶选美的诚心和努力，以及两人的频繁接触，使她对程先生有了某种好感。但程先生不是她的梦，一旦荣膺“上海小姐”的桂冠，李主任走进了她的生活，王琦瑶便迅速地投入了他的怀抱，成为他爱丽丝公寓里的“金丝雀”。李主任神秘显赫的地位，爱丽丝公寓豪华优雅的生活，还有李主任的爱，这就是小家碧玉王琦瑶所能做的梦了。王琦瑶并不在乎李主任北京、上海另有妻妾，十分专于李主任对她的金屋藏娇。她深居简出，独自躲在爱丽丝公寓的深闺里期盼着李的意外归来和他的温存抚慰。她从不到公寓外去填补寂寞和寻找刺激，爱丽丝公寓成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家。李主任仿佛王琦瑶生命中一个行色匆匆的过客，他的突然消逝和大上海解放，使王琦瑶被历史带进了她人生的第二阶段。
       李主任死于非命和上海解放，这之后王琦瑶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经过邬桥镇短暂的隐居，她又回到了上海。她是上海弄堂的女儿，她属于上海。小家碧玉的王琦瑶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是十分现实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生活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王琦瑶也进入了她人生的第三阶段，她蛰伏多年的梦似乎也萌动了。此时的王琦瑶，虽然风韵犹存，到底已徐娘半老，引领风骚只能让位于她的女儿薇薇一代了。她的家，成了薇薇同她的同学和朋友们开派对的场所。薇薇嫁了一位有海外关系的工程师的儿子——大学生小林，并最后随他去了美国，做母亲的王琦瑶感到欣慰，仿佛在女儿身上找回了自己少女时的梦。尽心尽力为女儿准备嫁妆，操办婚事。但是，薇薇的成熟，意味着自己人老珠黄，母女两代之间，也难免有些龃龉，王琦瑶也会感觉失落和孤独。薇薇的女同学，鞋匠的漂亮女儿张永红，也是一个小家碧玉，王琦瑶逐渐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少女时代的影子，她们有着同样的美貌和聪明，甚至审美情趣也是同样的。她对张永红，慢慢由排斥变成了契合，最后竟成了忘年交。老克腊其实是一个对旧上海充满幻想的年轻体育教师。他把王琦瑶当作他对旧上海“文化怀旧”的一个载体。女儿远去美国后，王琦瑶也十分需要陪伴。他们靠近了，甚至过起了“少夫老妻”的生活。这对少夫老妻终究只能是露水夫妻，西班牙雕花的桃花心木盒也留不住老克腊，王琦瑶又重新在平安里过她的平静而孤寂的日子，直到长脚见财起意，残忍地让她“碧落黄泉”，结束了这个弄堂女儿不幸的一生。弄堂女儿王琦瑶，一生还是比较认命的，按她的女性思维方式，过着安静、随缘的生活。她甚至不指望与男人长相厮守，只求从他们身上得到些许爱和安慰。去片厂试镜头步入生活，导演让她饰演一个死于非命的美丽新娘，在现实生活中，她以同样的镜头离开人世，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妮娜。这就是命吗?一个美丽的女人如此香消玉殒，真令人备觉悲凉。
       在王琦瑶并不纷繁的生活中，还有几个女人是值得一提的。吴佩珍是她中学生时代的女同学，她们是“小姐妹”。吴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弄堂女儿，也受着同样的“里弄文化”的熏陶。吴自知长得不如王琦瑶出众，她总是把王琦瑶推向前，甘愿做她的陪衬，对于王琦瑶对她玩的一些小板眼，她从不在意，甚至以有王琦瑶这样漂亮的知心小姐妹感到自豪。片厂试镜失利后，她们彼此疏远了，但她的心里，始终留着王琦瑶的位置。上海解放前夕，吴佩珍还诚恳邀请王琦瑶同她和她丈夫同去香港。
       蒋丽莉也是王琦瑶中学时代的女同学。她属于中产阶级，父亲常年与妾居住在重庆，将她生母、弟弟和她抛在上海一幢别墅里。她生活优裕却有点畸形，有点布尔乔亚知识女性的清高和骄矜。她带王琦瑶进出她的各种社交场合，将王琦瑶接到她家别墅里共同居住，更为王竞选上海小姐东奔西走……。为什么?恐怕只能用布尔乔亚知识女性的理想和对理想的执着来解释了。她狂热地爱着程先生而程却心向王琦瑶。这深深地伤了她的心，也伤了她和王的友情。解放后，我们这位布尔乔亚知识女性，似乎又染上了一点意识形态狂热，她放弃了大学学业进了纱厂并嫁给了驻纱厂军代表，这也是她的狂热使然。这个来自北方农村的憨厚朴质的男人与她这个布尔乔亚知识女性之间距离实在是太大了。蒋丽莉的婚姻显然是不幸的，更可悲的是这种不幸又波及她对儿子们的感情，这位充满理想的布尔乔亚知识女性空幻者，终于在病苦中离开了人间。
       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女性文学，男性在作品中成了配角，退居陪衬的地位。无论是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还是王琦瑶的父亲、导演、阿二和长脚，他们都被淡化成为王琦瑶生活和心境的背景。女作家从女性个人的立场开掘出一个繁华大都会的民间世界，以女性为主角，用女性的话语，家长里短，娓娓道来，叙述了一位美艳的弄堂女儿“人生最恨水长东”的哀婉故事。王安忆的《长恨歌》成了我国女性文学第二个高潮的代表作。
       赵晓梅，贵州科技工程职业学院基础部语文组讲师，现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在职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