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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两年以前，我收到一篇来稿“浅水湾”，初读下来，还以为一定出自一位老者之手，后来在《读书》的茶话会上与作者萧亮中一见面，才发现他竟是个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呢。
       就是这像个孩子一样的作者，几天前突然去世了，年仅三十一岁！
       人固有一死。但萧亮中走得实在太快，太急。《读书》今年的茶话会他没有来，因为他跑到他美丽的家乡香格里拉去了；他回来后我们也没有立刻见面，因为我想他终于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可以有时间慢慢谈了；我也没有参加他近来比较热心的环境保护活动，因为我对他的印象，还是我们在谈论着边远地区文化历史的独特性时的那个青年民族人类学学者。
       现在，说这些都晚了。但是，我们曾经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的话题，却总也不晚。这个话题，简单地说，就是：包含着文化多样性的中国多民族历史，是否还能延续？如果能，它是否还能在这个过程中保留住（坚守住！）自身的诸多特色？两个问号，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不能延续，又怎么谈得上自己的特色呢？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又怎么能叫延续呢？
       编辑完这期稿件，掩卷而思，除了对逝者的忧伤，更有对他所钟情的这个话题的感受。本期黄宗智先生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萧每次与我讨论的中心话题：如果我们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的社会，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那么我们便永远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竟然会有那么多看上去似乎是彼此对立、实际上却并存和相互拉扯着的“悖论”现象。这里的挑战，不在于它们的对立而并存，而在于我们怎么去解释它们。这些年，我们期盼着“接轨”进而使自己也尽快“普世化”，似乎并没有把“中国特色”或“中国道路”认真当回事。在与萧亮中的接触和交往中，我发现，他这样的来自偏远山区的纳西人，却对包含着文化多样性的“中国特色”有如此的执著与深思。
       本期黄宗智关于“悖论社会”、“实践逻辑”和“现代传统”的讨论，陈光兴、钱永祥关于学术生产评价标准化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关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讨论，对于林庚等前辈学者的回忆与景仰，都不只是要不要学术（或发展）标准以及具体如何操作和测量、某个具体措施要不要采纳或某一特别项目要不要上马、某个学术考证（顾准的思想，胡适的学位）是否准确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虽然技术层面也很重要，但是在技术的背后，大家要追问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意识”：我们究竟还要不要学术/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特性？
       我们今天讲的“普世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私有化等等），很大程度上是从以英国为代表的一块很小的地方的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而那个经验过程不只是高度的组织化和远离自然的过程，同时也包括着对自然的征服掠夺和对外部的扩张殖民侵略。但是在一系列的“化”中，英国的经验被社会科学概念化普世化了，它们因此竟变得如此顺畅，如此平和，如此理性，如此正确，以至于多少年来，几乎每一次，当遇到这种普世化理论与经验矛盾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理论可能也会有错；几乎每一次，都是一定我们这儿的经验出了问题，都是要不断改变我们的现实来适应普世化的理论；几乎每一次，我们再也想不起“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样的老话来了。更何况，对于中国（和印度等）具有悠久文化历史长廊和博大人文地理空间的多元社会来说，自己几千年的经验就一定是狭隘的，而别人的（无所谓是不是“英国的”）局部经验就必定是普世的，合情乎？合理乎？合法乎？
       这又让我想起了三年前听到已经九十四岁的“大牌”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演讲（后来在《读书》发表了）里说到的话“只是在印度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知识中有一半是错的，另外一半在印度也是不适用”，也想起了好几年前一些文人学者围坐在海南的南山不断追问自己的情形：“为什么我们要讨论环境与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