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博士和博导
袁津琥
最近，笔者在翻阅丁忱先生编次的《黄焯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时，发现其中两条弥足珍贵的材料，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到二十多年前，国家对博士生的重视程度和培养情况。
先说说当年国家对博士生的重视和努力为博士生创造科研环境的情况。一九八二年秋，国家根据文科博士生培养的需要，按丁忱一人的指标，拨下了两千元购买国内有关古籍，另拨七千美元去香港购书，并要他去有关部门圈点拟购书目。
再说说当年的博导对博士生的培养。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七日下午，丁忱的导师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黄焯先生在病床之上谈及论文的质量问题时，还念念不忘告诫丁说:“你的博士论文要有质量，要有水平，不但给本国人看，还要给外国人看！博士论文关系到‘保全国体’的大事，非可等闲视之哩！”
呜呼！不知国内今日之博士生可有享受到当年丁氏之待遇者否？又不知今日之博导可有将自己指导之博士生之论文上升到“保全国体”之高度者否？
“大家”写“小文”
蔚青
收到二○○四年第十二期《读书》，照例先翻到最后的“编辑手记”，惊愕地看到这样几行字：“今年十月二十六日，《读书》杂志的创办者、首任主编陈原先生悄悄地离开了我们。”陈原（曾用过“尘元”的笔名），我国资深出版家和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就我而言，主要是通过《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在语词的密林里》等极具开创性的社会语言读物，“无意”中知道了在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言语后面，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一个普通的读者，本来与“陈老总”是无缘相会的。但是，冥冥之中也总是会有些许意外——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读书》杂志召开纪念创刊二十周年座谈会。各界朋友汇聚华侨大厦二楼。王蒙、龚育之等著名学者，作为作者代表，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之前，当我在三联书店选配《读书》杂志时，被《读书》的编辑“抓住”，作为读者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我提出：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中国，主题是“民族独立”；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主题是“国家富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主题应该是“社会文明”。包括时代精神、社会结构、运行方式、治理手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等在内，都应该逐步走向更加文明、更加人文、更加科学的新阶段。在座谈会的现场，《读书》杂志第一任“老总”陈原、连续二十五年为《读书》插图的著名漫画家丁聪为我的《读书》创刊号题词。
作为陈原先生的一名普通读者，没有能力对先生的学术成就做出什么评价。但总以为，以陈原先生的学识，“大家”写“小文”，举重若轻地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从语言的变化体味社会的前进。从中分明可能看到《
诗经》以降“采风”传统的延续与光大。在来自民间那些生动、形象的语词中，实在是有着意想不到的思想深度。后来者的成就，其实都源自于先生的滥觞。仅此一点，先生就“功莫大焉”。
教授·学生·蚂蚁窝
王昊
一年多前，北京大学的李零先生在关于中国大学改革前途的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曾经讲了一句极为精辟的话，那就是“大学不是养鸡场”。此语一出，顿时引来阵阵喝彩。大学是不是“养鸡场”倒可再深入探讨，不过这些年来上学、读书、做课题，倒是感觉大学越来越像个“蚂蚁窝”。导师与学生就像蚂蚁窝里的蚁后、工蚁、兵蚁，蚁后只管下卵，小蚂蚁只管工作。
现在的出版界，真是良莠混杂，好书确有不少，可“流水线上”下来的书也不少，尤其是学术著作。学术研究上的合作本是正常现象，但这些年读书，越读越纳闷，愈来愈多的学术著作，学术文章，已经不是一二“素心人”研究所得，更多的是老师领衔，学生上阵，高产多出。亲见一些导师不管学生的学术兴趣和资质，硬性地将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子课题的形式分发下去，做派好像学术界里的“军阀”，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硕士生们每人一个题目，将来的毕业论文汇集起来可成为一部“专著”；博士生们每人一个专题，将来的毕业论文汇集起来可以成为一套“丛书”。很多本科生也被拉进了这样那样的课题组。学生们大多是乐此不疲，毕竟“成果”可以换回“实惠”，谁会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学生培养模式的弊端已经不是“陈陈相因”和“近亲繁殖”的问题了，而是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了。“为学不作媚时语”、“文章不写一字空”之类的言说，反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教授凭了学生的产出，继续保持着学界权威、学术带头人的头衔。在批评界，“教育危机”、“学术危机”，虽然口号喊得响亮，但落实到操作层面，则反应平平。有人讲：“硕导成博导，成果真不少；翻开著作瞧，垃圾倒不少；学生跟着忙，钱赚了不少；水平怎么样，不问也明了。”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