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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土大地历史悠远，沧桑厚重，一直是诗人写作的源头，田园情结在诗歌里已呼吸了几千年，而散布在中国大地的上百万个自然村落自然就成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自然载体。但在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一个国家的乡村史终于被史无前例地改写、刷新或者终结。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这些变化的主体，同时也是强烈的感受者，他们当中触角敏锐的“打工诗人”更痛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更应真切地表现出这些变化，表现出这些变化中最能代表时代鲜明特征和意义的部分，透视出乡土中国梦魇般的生存图景。“打工诗人”绝大部分出身乡村，乡村事物和乡村经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背景。但对打工诗人写作进行考察之后，我发现对打工诗人影响更大的不是他们家乡有“空心村”，却是乡村的另类——“城中村”。城中村与农民工，这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性称谓，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宿命。雅斯贝尔斯说：“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打工诗人就是悲剧的承担者。城中村是打工诗人现在的栖息场，是他们孤寂、焦灼或淡漠的目光一直深切关注的存在之网，也是他们在行为和灵魂搏斗中企图触及和超越的最真实的真实。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变迁实际上就是两个村庄的变迁，中国的冲突就是两类乡村的冲突。打工诗人的写作在中国两个乡村的广阔背景中突现出我们民族的命运。他们的写作与他们自身的命运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化，痛苦或幸福的经历。“打工诗人”直面都市层层推进、乡村节节败退景况，在古老与现代碰撞中，在农业文明蜕变语境中，书写心灵遭遇的激烈分化和冲突。在进入打工诗人的“村庄”之前，先看看著名诗人杨克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有助于我们对打工诗人写作背景的洞察。
       厂房的脚趾缝/ 矮脚稻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它的根锚 /疲惫地张着 //愤怒的手想从泥水里 /抠出鸟声和虫叫 /从一片亮汪汪的阳光里/ 我看见禾叶/ 耸起的背脊 //一株株稻穗在拔节/ 谷粒灌浆在夏风中微微笑着/ 跟我交谈 //顿时我从喧嚣浮躁的汪洋大海里 /拧干自己 /像一件白衬衣 //昨天我怎么也没想到 /在东莞 /我竟然遇见一小块稻田 /青黄的稻穗/ 一直晃在 /欣喜和悲痛的瞬间
       东莞作为工业时代让人自豪又让人沮丧的新兴城市， 这个二十年前还是一个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农业县，如今已脱胎换骨成国际制造业名城，近千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躬身其间，为数众多的打工诗人在村镇之间流徙和歌吟。“厂房的脚趾缝 /矮脚稻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工业社会，钢铁的客人踏碎了田间的小路，人类失去了最后的田园牧歌情调和与大地的联系。诗人写出了对田园和大地的怀思，对精神性和灵魂的关注，对异化的敏感和拒绝。诗人在感受着土地的疼痛，“愤怒的手想从泥水里 /抠出鸟声和虫叫”。诗人对“一小块稻田”热忱而明显的问候是自然而不可抑制的，对城市迫切而焦急的关照也充满善意的爱护。稻田是乡村的象征。乡村是人类的童年和暮色，是回忆中有星星和月亮的夜空。但工业化飓风催生的城市化浪潮，使东莞六百多个行政村几乎都看不出乡村的影子，已变成“速成”性质的现代都市的一部分，黄麻岭便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村庄。城市对农村的步步侵吞，动态的城市文化不断向乡村文化渗透，而静态的乡村文化或趋从，或退缩，或负隅顽抗，农村的退让或臣服是势在必行。对置身其中的“打工妹诗人”郑小琼而言，黄麻岭村便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暗示，为她提供一种巨大的想像力。打工诗人以诗的折光，再现和观照了变革时期的“乡村”生活场景和生命景观。工业生命力在打工诗歌中闪烁的火花映现了我们身后漫长的村庄阴影。
       我愧于提及/它暮色中温暖的楼群/晚风吹过荔枝林/送来的喧哗/夜间的漫游者/街灯下一串一串外乡人的暗影//我在它的街道上行走/喝着它忧郁的月光/饮着它薄薄气息的乡愁和繁华/黄麻岭，一个广东的小小村庄/它经年的繁华和外乡人的美梦//我记住的是它的躯体上的一个小小的五金厂/它盛装我的青春、激情和/来不及倾诉的乡愁（郑小琼：《黄麻岭》）
       黄麻岭的月亮充满了欲望/走在深夜的小巷/经过欲望灯火闪亮的发廊/那些命如黄叶的女孩张开血色的嘴唇/吞食这暗夜的清纯/她们年轻的女血换来微薄的纸币/黄麻岭的月亮向广漠的楼群挥洒着淡淡的色情光线/晚风吹过它皎洁的身子，像在睡眠/五金厂、玻璃厂、制衣厂和一所孤独的学校/在月光中闭门不出……/黄麻岭市场的腥味像月光一样袭来/只有那扇窄窄的门还开着/让一溜子属于记忆的月光/走进村口明白吗/这是黄麻岭一个开放的小村/它半夜的月光灰蒙蒙/像似还在病中（郑小琼：《月夜黄麻岭》）
       今天，中国的城中村，“像似还在病中”。城中村里的生活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它是芜杂的因而又是浑厚的和多声部的，它是变化着的因而也充满种种欲望。郑小琼对黄麻岭的独特书写，触摸到了“城中村”的具象与情景，透露出时代文化精神变化的某些信息。 在郑小琼对现实的勾勒描述中，我们所看到的“黄麻岭”，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隅图景，但她所表现的灵魂的具象画面或演绎过程，也许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尽细致的把握。她试图通过对黄麻岭的书写，展示被这个时代的现象与事件处理过的人的心灵——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在一个烦嚣和灰尘太多的世界里，生命的能量无法得到恰如其分的释放，种种有关人的命运的悲剧便接踵而至。关注心灵的诗人无法拒绝世界的烦嚣，但她又不愿为缤纷的色彩所迷醉。“这么多年 小酒馆的主人换了三个/但是卖苹果的河南人没有走/只是老了一些，理发店的女人换了无数次/还有同我一起来这里的六个人/一个去了深圳出卖身体/一个在南海开自己的服装店/一个在韶关搞传销/还有一个在流水线上劳作/一个回家嫁了人，最后一个人是我/还在黄麻岭黯淡的路灯下/念着这首诗”（《给予》）。我们在这位身处生活底层与深处的“打工妹诗人”的心灵倾诉中，体察到一种与纸醉金迷莺歌燕舞截然不同的生活内容，她揭露了我们时代生活中被忽略的部分。
       在东莞，这座对“打工诗人”而言有许多欢乐也有许多不快的城市里，在中国一切发达地区，感情上的疏远成了太多太多人的苦恼。也许，因为缺乏与周边环境的亲近和谐，以及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家的感觉，因而之于一名打工者或一位流浪者或一名移民，不管我们怎样称呼他，要迫使他与现时社会融为一体看似合理却又非常矛盾。打工诗人置身其中的“城中村”越来越开放，但对一个外乡人来说，“城中村”却越来越坚固得像无法进入的堡垒。郑小琼的诗中对于这种情境有真切的表现，这不仅说明了打工诗人作为主体的“人”对“存在”的本真状态的追问，而且也凝聚着打工一族拆除文化壁障以及重新面对世界的心理过程。“我写到路灯，它孤独，是啊，它多像一个乡愁病患者/我写到街道，它宽广，灯火辉煌，但是哪里又有我站立的地方/我写到五金厂的炉火，它暗淡的光啊，它照亮我苍白的青春 ……/ 我写到黄麻岭，这个收藏我三年青春的沿海村庄/啊，我又将写到自己，一个四处奔波的四川女孩/啊，这打工生活——我将要忍受怎样的孤独与命运”（《我写道》）。“一双眺望未来的眼睛/活在异乡的村庄里，只是在深夜/在捆死在开发这棵树上的耕地的荒凉里/传来两三声古典的蛙语与虫鸣中，你才发现它们/和你一样，一年一年的活在不由自主的流浪中”（《活在异乡的村庄》）。活在异乡的村庄，活在不自由自主的流浪中，郑小琼仿佛是被动的，是一个“物”。她无奈于其中，无言于其间。“风中的树木、纸片，随风摇晃起伏/它们不由自主的姿势多像我，/一个流浪在异乡的人/在生活的风中踉跄/一盏明亮的路灯照着比纸还白的面孔/月光消瘦得如一行单薄的汉字/它今夜会不会温暖我的梦境”（《流浪》）。异乡的月亮温暖不了打工诗人的梦境，郑小琼不得不在诗中回到那个遥远的父母之乡，在真正的乡间形象与词语中回忆人类美好的生活以苏醒一种在现代工业文明中日渐消亡的人类朴素、善良、透明、纯净的自然情感。 在《夜》、《清晨》、《唢呐》、《秋草》等诗中，诗人把目光从她置身其中的黄麻岭抽出来，不知不觉中把你引入了一个新鲜而亲切的内陆乡村景色，带进“嘉陵江边的那个小小的村庄”。
       怎样才能描述一个乡村的夜/二千吨的黑与静覆盖着屋舍田野树木/一滴沾满露水的星辰和三钱重的蛙鸣说破夜的秘密//六月的玉米地里倾泻着喃喃自语的拔节声//一条河流突然停止奔跑/接下来 一只惊飞的鹭鸟/突然撒下五千克的尖叫//一个轻如鸿毛的乡夜突然变重了（《夜》）
       这些带有乡村胎记的意象沉淀着诗人的情感和梦幻。这与诗人现在所置身的乡村——城中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把心灵贴近了诞生和逝去的美好故土，寻找着自己的根系与命脉。 贫穷的故乡，在诗人的描写中比实际情况要美好得多。因为现在我们永远失去了它。诗人带着伤害去爱，在流离失所中不断通过语言去回望那惟一的故乡。“别人的屋檐你必须低着头进去/我常常想起古代那群寄人篱下的诗人的呐喊……/我的血液里注定排斥着这个城市/我的血液还盛装着北方那个村庄/尽管它贫穷而荒凉尽管它卑微而潦倒/但在我的心中，它是一座山的重量”（郑小琼：《居住》）。但诗人终究不能回到田园牧歌式的中世纪梦境中，那不仅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更是一个贫乏的世界。“多少年了我还在怀念那场经年的大雪/飞翔的弥漫在二千里以外的村庄、山冈、河流、树林/以及一个叫永红的小地方/简陋的鸡鸣中/我躺在床上，倾听咳了三十年的父亲/……那一个在雪地里佝偻地担着蔬菜的老人/他必须穿越六里路长的积雪/去一个幸福的镇子他必须在冻雪中/卖完最后一棵还冻雪的蔬菜……/我看见雪花压着父亲，痛/在心中弥漫，像那年的雪一样扩散（郑小琼：《雪》）。在那个叫永红的小地方，打工诗人看到了村庄的灵魂，父亲的灵魂，农民的灵魂，沉闷、清贫、失意、纯朴、缺乏活力，它已经进入暮年，被沉思、回忆和绵长的等待所缠绕，家园已经荒芜，那里的人像梦的影子，消失、重逢、再消失，若即若离。与发达地区的城中村相对应的，中国数以十万计的内陆村庄正在蜕变成“空心的村庄”， 被现代化所遗弃的性质使之忍受着孤寂和无言。“门前的路被杂草掩盖/我只能在记忆中分辨出来/一些亲切的门已不存在/剩下的门一直关着/锈迹斑斑的锁/等待偶尔的打开和最终的离去/钥匙锈在千里之外的背包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陌生的狗越来越多/我望它们一眼/它们也望我一眼/我真想像狗一样对着村庄狂吠几声/让沉睡的鸟儿一只只苏醒”（柳冬妩：《空心的村庄》）。这是我二○○一年秋天回到故乡皖西那个叫会馆村的村子所看到的真实场景。面对被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进程所遗弃的乡间景色，我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回到故乡，但注定又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匆匆离开。对很多人来说，“乡村”这个词语已经死亡。不管是发达地区的“城中村”，还是内陆的“空心村”，它们都失去了乡村的灵魂和财宝，内容和形式。一无所有，赤裸在大地上。
       法国诗人佩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致辞说:“诗人不约而同地同历史上的种种变迁联系着。在他时代的悲剧中，对任何事物他都不会感到无动于衷。祝愿他在这个狂暴的时代里为大家鲜明地表达出对生活的兴趣吧。”在打工妹诗人郑小琼构建她黄麻岭诗歌群的时候，另一位四川打工诗人张守刚的“坦洲”已浮出了诗坛：
       不大不小的坦洲镇/盛装着忧郁缠绵和/轰鸣的工业/穿过坦洲污秽的街道/穿过陌生的目光/穿过金钱和色相的诱惑//每天臭水的河边/俯着许多失意的人/他们迫于生计/做违心的事/他们对着河水顾影自怜/试图找回自己/圆滑的风从水面拂过/揉碎他们模糊的脸//走在坦洲/常常看见/一张张贫血的脸/冷漠忧郁的眼睛/在寻找乡音爱情和饭碗/他们迟疑的脚步啊/唤不回坦洲曾经的纯朴//孤身一人走在坦洲/你必须和自己/言归于好（《走在坦洲》）
       在中山市一个叫坦洲的小镇打工十年，那里的生活经历和具体事物，成为张守刚非常重要的诗歌资源，成为他大力拓展的经验领域。时光倒流到二十年前，坦洲呈现给我们的还是南方典型的乡村景色，坦洲河“清澈的水荡着迷人的涟漪/夏天用它洗身子/冬天用它刺激骨头”。现在，坦洲的乡村沦陷了。在城市随着高楼浮进天空的时候，乡村陷入了自卑与沉沦的深渊。在张守刚的诗里，坦洲，这个昔日的偏僻乡村，像神话里的巫婆一样，眨眼之间变得让我们目瞪口呆。走在坦洲，张守刚以他满怀深情、怜悯的笔调展示他存在和置身于其中的生活场景，这些场景常常就在实际生活自身，粗糙、笨拙甚至丑陋。张守刚对坦洲的琐碎和日常事物的诗意描述，更重要的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他的许多诗句给了我们省察生活的机会，他笔下的那条臭水河让人想起梭罗的话：就是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推动着文明，同时也经由这种文明对作为一切之根本的自然进行着愈演愈烈的破坏。我们越是觉得自己聪明，也就隐藏着越多的祸根。张守刚的诗歌与梭罗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省不谋而合。“一条被工业挤得/越来越瘦的河/我就住在河边/每天污黑的水/晃动在眼前/偶尔飘过一具两具动物的身体/还夹杂一些古怪的气味/在我捂住口鼻的时候/挤进出租房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就住在这里吃饭 睡觉/还有很多和我一样/住在河边的人/我看见他们快乐地生活/从没有一句怨言/也就慢慢地习惯了”（《我就住在河边》）。坦洲河与在河边的人，被摄入工业文明巨大的胃囊里。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发展的文明程度不断加剧着与自然的对立，日益完备的理性秩序不断加剧着与感性的冲突，打工诗人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两难处境。诗人对故乡的那条小河投入了无限的眷念:“那条小河身子一摆/富家坝就清爽地站起来/谁家的娘在喊谁的乳名/山抢着答应/蝉鸣四起的午后/小河里泡着好多/光屁股少年/在娘的叫唤声里的那个/惊慌地提起裤衩/躲到河边树丛去了/而富家坝离我越来越远/在八年乘以一千公里的/远方/我满身是汗/想起那个光屁股少年/心里就有一股清泉”（《富家坝》）。富家坝抽象为色彩鲜艳的中国画，放在灵魂最干净的位置。还乡、童年、梦境，诗人在诗行中伸展儿时的腰肢，走向时间清凌凌的源头。但诗人早已不是那个光屁股的少年，诗人现在置身的坦洲河边在天天上演着文明的假面舞会。“在河边每天/总有人坐着或靠着/在那里打发时光/他们是多么幸福的鱼儿//一个少女痛失贞洁/在黄昏的河边失魂落魄/她试图通过风和河水/找回自己/浑浊的水映着她忧郁的脸/有些扭曲/而一双皱巴巴的老手/让她再次走进深渊”（《在河边》）。张守刚的诗呈现出对生活的投入、反省、嘲讽和热爱，就像是生活的供词，坦白、单一、波澜不惊，有着偶不提防就会闪出的尖锐。
       一个外乡人，完全可能带着某种功利目的，去一个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它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会对这个“驿站”产生情感的皈依。然而，这种不可能性却在越来越多的打工诗人身上成了一种可能。尽管他们还怀念着自己那个遥远的父母之乡，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内心深处热爱着自己正在生活着的这座座城市和星罗棋布的“城中村”。有了这种热爱，张守刚虽然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坦洲人”，但他却是精神上依恋着这片土地的“自家人”。张守刚真正以情感皈依的立场来凝视并批判这片土地，不仅主要在于这片土地不断积累而成的经济与文化优势对人们呈现出的巨大诱惑力，更在于他为这片土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体力、情爱和智慧。“坦洲是一个边陲小镇／它隔祖国的心脏很远／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它将我／吃掉”（《坦洲镇》）。张守刚对坦洲的“乡情”真实感人，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诗人渴望坦洲吃掉自己，渴望融入那片土地，但消耗掉诗人十年青春的坦洲却对诗人置之不理。“坦洲对我爱理不理／我抓不住坦洲的手／经常浪足机声隆隆的林立厂房”（《坦洲镇》）。在坦洲，张守刚终究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走在金斗大街／常常遇见和我一样流浪的人／走向与我相反的方向／他们搜寻的目光／在寻找金钱和爱情／那么多同命运的人／一个也不是我的同行”（《走在金斗大街》）。二○○三年，张守刚抓不住坦洲的手，像候鸟一样回到了“中国西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而坦洲的繁华仍在继续，但已不属于对它又爱又恨的打工诗人。在重庆云阳县的一个小乡村里，打工诗人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坦洲”去，这个“坦洲”由他爱过、恨过的一切所组成。
       让我再次想起你/亲爱的坦洲/在中国西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你的形容浮现在我清贫的日子里/这里已经冻得发抖/我有些浑浊的目光/看见你依然裸露双臂/你的丰满是每个人都动心的那种//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你的宽容收留了我/十年光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我面黄肌瘦的青春/从那里开始 在那里结束//不会忘记孤灯下的清影/不会忘记机器轰鸣的夜晚/还有在夜晚里通宵不眠的异乡姐妹/她们失血的脸总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张守刚：《坦洲坦洲》）
       在打工诗人对“城中村”的远距离与近距离的书写中，表现了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差异的尖锐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价值观念和心理的深层次变化。像黄麻岭、坦洲这样的已经“现代化”的村镇，在不少诗人的笔下都曾大量涌现。打工诗人通过透视“城中村”的种种异象，质疑了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逻辑的合理性。打工诗人对“城中村”的深入像一张网使人挣脱不开，陷入迷乱。如安石榴的“下梅林围面村”：“下是下流的下/梅是梅毒的梅/应该是淋病的淋……/当发廊的冷气点燃我/皮肤上的火焰/我对着一位按摩女郎/朗诵了比诗句更好的表白/性欲洗去我身体的寂寞/把我的内心掏空/下梅林围面村/发廊和大排档张开暧昧的胃/老板娘的微笑像临街的广告/在中午的快餐店和/傍晚的士多店里/穿睡衣的二奶/把她纽扣的孤独/像手机号码一样交给/下班路过的男人/……”（安石榴：《下梅林》）。深圳下梅林围面村是美丽和富裕的，同时又有着不可理喻的黑暗和丑陋性。美丽的深圳用它的美丽遮掩着“城中村”的灰暗景象。“下梅林”的生活迅疾、杂碎、混乱、无聊、荒诞、凄艳、冷酷……这几乎是所有城中村的特征。当今我们的“浮世绘”里，正游移着许多只有肌体而无灵魂的躯壳，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诗人还在关注灵魂，关注生命的悲剧和危机，不啻是一副清醒剂，一剂治病的良药。都市的疾病成为诗人咏叹的主题，体现了人类在精神堕落和下滑时的清醒。
       对于打工诗人来说，故乡的村庄是惟一的，而异乡的村庄却是变动的，不停地变动着他们生存的背景。像张守刚那样能在一个地方打工十年的“打工诗人”比较少见。如谢湘南写过《在西丽镇》、《北岭村》）、《一九九七年，在深圳的三个村子里》、《中途三月，在平湖》、《在福田》等数十首以深圳村镇为背景地的诗歌，这些村镇都是谢湘南曾经生活的现场和写作的现场。这从一个侧面反证了诗人在艺术上的自觉和自律，同时也折射出动荡漂泊的打工生活在诗人身上打磨出的印记。如果揭开诗人作品里隐含的意象，我们就可清晰地找到谢湘南年轻的生命旅程中，那些乡镇和“村庄”留在生活里的记忆。这些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描写，有的是间接的暗示，更多的是他的经历同他的观察和思考融合成一个难分彼此的总背景。时代的变迁已使“乡村”的一切可见之物都面目全非，打工诗人洞悉了惶惶历史的变形记，有些东西已凝成了诗歌那秘密的核，显现出应有的坚硬质地。
       打工诗人对两类“乡村”具体和精细的描绘，表现出中国发展“速度”所带来的深刻冲击，昭示了新空间结构的变化提供的全部力量和可能。他们在记录将要消失、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东西。他们要做到的是留下一份关于村庄晚年的生存记录。这一点，在现代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可能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乡村”原来都有十分稳定的结构和规范的人际关系，但在二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中业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是显示了这个社会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大潮之中的新的空间格局的形成，也显示了中国变革的全部力量与巨大的速度。它冲垮了乡土中国的结构基础，改变了“农民”生活的全部含义。一切都在逝去，一切又在重构。在打工诗人的这些文本中，我们不仅处于变化的开端，而是已经面临变化的结果，不是仅仅出现了新的社会格局，而是这种新格局已经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早已不是这个新的空间结构是否应该存在，是否可能存在，而是我们在这个结构之中如何学习生存，如何面对“都市文明”和“农业文明”，如何面对那些生活在“城中村”中的人们。都市文明是比农业文明有很多进步。当然，它可能丢掉了农业文明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但这是我们要创造更好的都市文明的问题，而不是完全批判、拒绝都市文明。“我所认识的乡村/和诗人讴歌的乡村不同/我所认识的乡村/不愿再做贞洁坊/养活一群精神阳痿的人/我所认识的乡村/是正在丰满的身体/渴望城市的抚摸/哪怕那双手/有点肮脏”（朱剑：《我所认识的乡村》）。照这么说，也许我们更应该换一种积极的思维和行动，来观照我们所在的乡村和城市。城市虽然冷冰冰的，但却是不可阻挡地往前走，而乡村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宁静和诗情画意。城市文明、城市文化是大方向，将来肯定越来越多的乡村城市化，虽然“有点肮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