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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社会治安，是警察的职责，以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所居住的“首善之区”，竟出现了“民警告示”或“民警提醒”之类的招贴。起初是一两句大白话，如“看好您的提包”；后来就合辙押韵做起诗来了，如“上好锁，关好门，慎重接待陌生人”。而且制作也“与时俱进”，从纸质到塑料到金属铭牌了。
       日前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向居民发出劝告：对付歹徒如入室抢劫之类的，不要反抗，以免激发矛盾，造成更大的伤害，要等待事后报警，由警察来破案、惩罚歹徒云云。真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沸腾了。据说网上更加热闹，但是开骂的居多。最厉害的谴责是“怕死”和“纵恶”。这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教化功效。我们中国的圣人是“道德天下第一”的导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见义勇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雅的，俗的，一套一套，教人对于小偷、强盗、奸臣、国贼不准考虑强弱对比、力量悬殊、形势利害。总之，不管三七二十一，人人动手，奋勇争先地去拼命。死了，封一个“烈士”的尊号，名垂不朽。现在居然有人，特别是警察来宣示“不要反抗”，这还了得。此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也。
       然而，余深知欲“安居乐业”，“保全性命于盛世”，必须遵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原则。面对持刀更有持枪的歹徒，你赤手空拳，又没有“白手夺刃”的南拳北腿，您拼命，其实是十有八九“送死”去也。这“合理”吗?要说是“合理”，“理”有“公理”，还有“婆理”，这是哪家的“理”呀?这“合情”吗?“贪生”难听得要死；“惜死”就好一点；“珍爱生命”就漂亮极了。想当年，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面对“残虐险狠”的北洋军阀的屠戮，鲁迅作《死地》，写道：“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惟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结末他呼吁：“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事实是，有公安当局，今天发出这样的劝告，也是由来有次，20年来，我们积累了若干改革的成果了。首先，是对付劫机犯。我们的传统是立即和他搏斗，拼个机毁人亡，是英雄；否则，是懦夫、是叛徒。后来，宣布保护乘客的生命第一，可以听从劫机犯的要求，飞到他要去的地方；待到安全降落，再去解决。结果是：劫机犯要么投降；要么被突击队击毙。万事大吉。
       其次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小学生也必须“见义勇为”，名垂媒体的楷模宣传过几个。后来，发现了“未成年人”，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学校的守则也改弦更张，删除了相关教条。
       我想，有了上述种种事实，才可能有今天这样“不反抗”的劝告。
       然而，我又想，发出这样的劝告以前，还必须创造两个前提。第一，破案率要高。遭遇抢劫的公民报案之后，至少要绝大多数能够将歹徒逮捕归案，这才能够震慑歹徒。像目前报载刑事案件的破案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情况，“网漏吞舟之鱼”，歹徒是有“持”无恐的。第二，依法惩办歹徒的“法”，要在歹徒“杀人”与“未杀人”之间，有重大区别。伤人者重罪，杀人者死；而未伤人，未杀人，视抢劫、盗窃财产的数额判刑，不言而喻，要轻得多，犯罪的成本要小得多。这才可以迫使歹徒衡量后果，知道刀枪不是好玩的；不至于轻易伤人乃至于杀人。
       我想，没有这两个前提，劝告公民遭遇歹徒“不反抗”，和“纵容罪犯”与“为虎作伥”是很难区别的。
       当然，“不肯轻死”，不等于任何情况下都不死。“不反抗”是形势不利，十有八九必死的危急关头，暂时不死；倘若看到机会，可以一搏，当然还是要“就地解决”，制服歹徒的。曾经有一句为人乐道而又广为流传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这也不过是“豪言壮语”而已矣。生活里，无古，无今，无中，无外，流氓还是有两怕的。第一怕，是流氓怕流氓，怕比他还流氓的流氓。此所以流氓中的大流氓，是老大，是教父。第二怕，是流氓怕正义。只要正义之剑掌握在公民手里，剑及履及，流氓就不敢再流氓了。
       是的，我知道，社会的清明，没有无大无小的强盗，没有歹徒，没有小偷，还需要许多条件。这不在所论范围，姑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