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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当时我刚“落实政策”不久，在重型机械行业一个大厂里任锻压车间主任。我憋闷了许多年，攒足了力气，真想好好干点活。而且车间的生产订单积压很多，正可大展手脚。
       可是，待你塌下腰真想干点事了，却发现哪儿都不对劲儿：有图纸缺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凑齐，拉开架式要大干了，机器设备又不给坐劲，因年久失修到处都是毛病。等把设备修好了，人又不给使唤，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真像改朝换代一般，人还是那些人但心气不一样了，说话的味道变了，对待工作的态度变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连哄带吓唬地把人调度顺了，规章制度又处处掣肘，出了麻烦本该由上边撑着的却撑不起来…--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干几天几夜都回不了家，身心俱疲。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蹲牛棚”，“蹲牛棚”期间精神紧张，但身体清闲。
       当时给我“落实政策”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重新担任工厂的中层干部，另一方面还要在我身上落实“文学政策”。在“文革”中我之所以被打成牛鬼蛇神，是因为给厂里“一号走资派”写过报告和总结材料，被称为“修正主义黑笔杆子”，以前在文学期刊上曾发表过小说，凡“文革”前的小说当时大都被认为是“毒草”。而且就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我还炮制了“全国知名”并“毒害过全国”的大毒草，那就是1976年初在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很快“在全国批倒批臭”，被定性为“四上桃峰”、“宣扬唯生产力论”、“为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等等，外地的造反派打上市革命委员会的大门，“强烈要求”把我揪走。市里告诉他们我在工厂，而且当时我就住在工厂的“牛棚”里，造反派们却始终没有到工厂揪我。我猜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所以我至今都感激工厂，当时工厂把我关进“牛棚”，明着是批我，却起到了保护我的效果。倘若当时被揪到外地，我还能不能活着回来都很难说。
       1979年初春，《人民文学》杂志社派人来给我落实“文学政策”，向我讲述了怎样将《一天》打成毒草的过程，当时编辑部的人谁不承认它是大毒草，谁就不能参加毛主席追悼会，将被打入另册。由于想让我作检查遭拒，编辑部不得不派一位副主编执笔，替我写出检查的草稿，先拿给市委领导过目，领导认可后再压我在上面签字……如果我能原谅编辑部就再给他们写篇小说，若不写这篇小说，就意味着我还不能原谅编辑部。“文革”又不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发动的，我从来都没怪罪过他们，这篇小说自然是非写不可了，我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写得酣畅淋漓，自己的苦恼和理想一泄而出……
       不是要将自己的虚构强加给现实，是现实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想象力。所以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也不懂何谓管理，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便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的管理模式”，想不到竟引起社会上的兴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体会理解乔厂长，并参与创造和完善这个人物。首先参与进来的是企业界，兰州一大型石化公司，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其中一个原因是上级主管部门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经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面前摊着当年第七期《人民文学》，已经给他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开篇的那一页，上面压着纸条提醒他读一读此文。他读后召开全公司大会，在会上宣布了整顿公司的决定，包括开除那位顶头上司的亲戚，并举着1979年第七期《人民文学》说：“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这本杂志是中央办的，上面的文章应该也代表中央精神!”我看到这些报道时几乎被吓出一身冷汗，以后这篇小说果然给我惹了大麻烦，挨批不止。连甚为高雅的《读书》杂志也发表鲁和光先生的文章，文中有这样的话，他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都知道乔光朴，有些厂长甚至当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在研究，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简直无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职。我真觉得对不起人家，以虚构误导现实，罪莫大焉。
       也有喜剧。东北一位护士来信讲，她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性格刚烈，办事雷厉风行，本来干得有声有色，却因小人告状，领导偏听偏信就把他给“挂”了起来。他一口恶气出不来便把自己锁在屋里，两天两夜不出门也不吃不喝。有人出主意从门底下塞进《乔厂长上任记》让他读，读后他果然开门走了出来，还说“豁然开朗”。我一直都没想明白，他遇到的是现实问题，读了我的小说又如何能“豁然开朗”呢?
       除此之外这篇小说还引发了其他一些热闹，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显得无聊。在当时，人们却异常的严肃认真、慷慨激愤，有些还酿成了不大不小的事件。天津能容纳听众最多的报告厅是第一工人文化宫大剧场，经委系统请来一位上海成功的企业家作报告，入场券上赫然印着：“上海的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天津有位知名的企业家不干了，先是找到主办方交涉，理由是你们请谁来作报告都没关系，叫“传经送宝”也行，但不能打乔厂长的旗号，这个称号只属于他。他不是凭空乱说，掏出随身带着一张北京大报为凭，报纸上以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通栏的大标题就是《欢迎“乔厂长”上任》。主办方告诉他，报告者在上海也被称作乔厂长，而且所有的票都已经发下去了，无法更改。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让我写文章为他正名，要承认只有他才是真正的乔厂长，其他打乔厂长旗号者都是冒牌货。至今想起那位厂长还觉得非常可爱。
       天津一位老作家，对《乔厂长上任记》深恶痛绝，到淮南一家大煤矿采风，负责接待的人领他去招待所安排食宿，看介绍信知道他是天津来的，便向他打听我的情况以及“乔厂长”这篇小说。不想这触怒了老作家，立即展开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等到他批痛快了却发觉旁边没人管他了……有个服务员过来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欢迎反对乔厂长的人，你还是另找别的地方去采风吧。这位老同志回来后可不依不饶了，又是写文章，又是告御状，说我利用乔厂长搞派性，慢待老同志……我所在城市里的一家大报，对《乔厂长上任记》连续发表了十四版的批判文章，当时的市委文教书记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动员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时，竟因批判这篇小说忘了谈正事，以至于到最后没有时间布置植树和计划生育的事。因此厂工会主席回厂传达的时候说：我们厂的蒋子龙不光自己炮制毒草，还干扰和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这真应了经典作家的话：“闹剧在本质上比喜剧更接近悲剧。”
       市委领导如此大张旗鼓地介入对这篇小说的围剿，自然会形成一个事件，一直到许多年以后作家协会换届，市委领导在作动员报告时还要反复强调“不能以乔厂长划线……”。虚构不仅在干扰社会现实，还严重地干扰了虚构者自
       己的生活……萨特说小说是镜子，当时的读者通过《乔厂长上任记》这面“镜子”，到底看到了什么，值得如此大动肝火?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有这么多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结成联盟，反对或喜欢一篇小说，“乔厂长”果然成个人物了。那么，当时的现实到底是欢迎他呢?还是讨厌，甚或惧怕这个家伙?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这个人物的再创造。因此“乔厂长”应该说是集体创作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全他应运而生。我不过是扮演了产婆或助产士的作用。
       是我的虚构拨动了现实中甚为敏感的一根神经，但不是触犯了什么禁区，而是讲述了一种真实。文学虚构的本质就是为了更真实。赫鲁晓夫有句名言：“作家是一种炮兵。”乔厂长这一“炮”或许打中了现实社会中的某个穴位，却也差点把自己给炸掉。
       蒋子龙，作家，现居天津。主要著作有《乔厂长上任记》、《蛇神》等。
       关于潘维的文章
       耶夫斯基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核武时代的意识形态》(载《天涯》2008第三期)一文(以下简称潘文)，立论宏阔，气势磅礴。对于政治学，我们凡夫俗子根浅知陋，不敢评说，但对于人人都想过好的生活，都应该追求生命和人格的尊严，保有独立自由的权利，却觉得合情合理。国家政治，大致也应该往这个方向操作。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权利，不能以任何理由予以剥夺，不管它是未来乌托邦的承诺，还是什么党国利益，或者所谓生存方式的胜利……这些，如果只是政党组织者的口号，只是话语系统竞争的参与者，本无可厚非。潘文却把生存方式的胜利放在一切之上，甚至直论为此可以只要武器，不要面包。“直到原子弹出现以前，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无论是否拥有较先进的生产力，拥有更强大军事力量的一方总是获胜。”此论有多少历史依据，笔者考证不来，但这鼓吹战备治国的调调让人心惊!新中国头三十年我们民族在此方略下走到几近崩溃的境地，所得到的教训还不够惨重?潘文把所谓生存方式的胜利确定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奋斗的最终目的，把战斗、战备、竞争作为贯穿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得出的结论是：核武器出现以前，只要武器，不要面包的国家路线是正确的；而“绝对的、终极的、可以消灭战争意义”的核武器出现，生存方式的胜利不再靠战争暴力的打赢，而靠核武后盾下话语暴力的扩散、统一、称霸。这样，作者就推导出他的拯救、强大和扩张生存方式的道路——同一共同体中的人们不可胡乱思考，随意言论，要统一到具有某某特色的一个模式、一条道路上来，同仇敌忾打赢意识形态战争——共同体的存亡在此一系!这是何等气吞山河的豪气!
       历史上的战争，虽有种种神圣名义，追究下来，水落石出的往往还是资源、财富和利益之争。潘文却把生存方式的不同列为导致人类战争的唯一或最大矛盾，所据何来?照作者的意思，我们家喜欢吃辣菜，靠种地维持生计，而你们家喜欢吃甜菜，靠养殖维持生计。我就要和你争斗，一直打，或者“和平演变”到你们家也跟我们家一起种地、吃辣菜为止?这样的“生存方式”之战还不要把人都弄到神经衰弱了?不可否认，一个人，一个家族、群体、民族或国家，肯定具有各各不同的性格习惯、心理特质、文化传承，但这并不是作者所谓非要与人一争高下，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捍卫或扩张的生存方式。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社会模式能够让共同体内的所有人都成为受益者；人们终归要明白，缔造社会模式的最好办法是让共同体内的人们根据受益者的多寡共同来探讨、抉择、改进。
       作者以苏联解体来反证核武时代意识形态竞争对于生存方式胜利的绝对重要意义，使他的“生存方式”、“意识形态竞争”之类的概念更显混乱和武断。首先，有没有所谓苏联生存方式?为什么一定要保持这种生存方式的胜利?文章开头，作者提到“而今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四大生存方式之间：(1)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人生存方式；(2)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生存方式；(3)以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生存方式；以及(4)中华生存方式”。按说苏联生存方式应该属于斯拉夫人生存方式，最能体现斯拉夫人生存方式的莫如东正教了。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地上，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东正教的复兴。既如此，作者凭什么把苏联解体说成是一种生存方式的失败?“于是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俄罗斯人的生活比苏联解体前到底是好还是坏，笔者不得而知。但为什么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的人民都不支持当年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恢复加强对于苏联的统一领导权?这至少说明所谓苏联生存方式并不是多数斯拉夫人的选择。再者，既讲“意识形态竞争”是立足于个体生命意志的自由表达竞争，以实现整体意识形态的优化，还是用共同体的名义捆绑个人，达到思想统一，以对抗外界，战而胜之?“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否定内部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不就是为思想大一统和专制铺路吗?作者批评苏联后期在意识形态竞争上采取“鸵鸟政策”，“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他们征服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知识界被征服”，照作者的意思，这是西方话语霸权强制的结果，就算“西方”是一个强权吧，它也只能强征自己权力所及的西方知识界，如何能征处于苏共强权卵翼之下的苏联知识界而令之服?如果这个表述只关于魅力和理智上的优胜，那苏联知识界的被征服只是知识分子在开放心态下的自主选择。开放、自主，这是任何国家每一个个人本应具有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做出任何选择都比思想专制无所选择要好。对于苏联的失败，作者不去追究苏共的腐败专横，人民对于物质匮乏、禁锢自由的生活已经厌倦等等因素，而一味强调苏共意识形态专制不够坚强，对知识分子洗脑不够彻底，真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了。苏联解体了，这里有许多难解之谜，并不像作者所断言的“鸵鸟政策”那样简单。苏联解体或许增长了美国霸权主义膨胀的气焰，但维持一个固守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传统的强权国家对于前苏联人民是多么的不公平，对世界也是危险!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警告。
       笔者并不信任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所宣扬的所谓民主自由有多么完美，更对美国打着人权旗号谋图世界霸权的行径深感愤怒，极端鄙视!我时刻祈祷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人民安康，并时刻准备着为捍卫祖国的独立统一而战。同时，我也支持任何国家和民族谋求独立发展的努力。借用潘教授的“生存方式说”，这个地球上每一块土地上的人们都因自然禀赋和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应该活出各具特色的精彩，不断发展创新各自的“生存方式”，共同建设世界的文明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