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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初期重要的文学思潮，似乎是一道渐行渐远的文学风景，慢慢沉人昏黄的背景，完成历史的定格。其代表性作品无缘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有不少教师讲得兴味索然，有更多的学生感觉恍若隔世，与时下的文学现场、作者和读者的隔膜正在加深。走过了三十年历史行程的改革开放仍然在爬坡，任重而道远，“改革文学”的思维与写法仍然不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反复在文坛掀起波澜，老问题不断遭遇新情况。正因如此，我们应当重点考察的是“改革文学”的生成逻辑与历史脉络。
       “改革文学”已经是逐渐被历史化的文学潮流或日文学事件，我们不妨来看看最近十余年出版的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如何对之进行历史定位。本文从中选取五本作为考察对象，选择依据是学术风格具有代表性以及对“改革文学”的论述自成一说。根据这些文学史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采用比较性的交叉透视，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改革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与观念变化，这些学术观点的共识与差异，所展现出的价值基点、学术视野、艺术趣味、思维方法之间的相互撞击，为我们立体地呈现出“改革文学”内在的丰富性与差异性。
       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为“改革文学”提供了最多篇幅，其第二部“(1979～1995)多元美学形态的新时期文学”小说编(下)第四章“‘改革文学’的崛起与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发展”包含十节，其中六节的内容都在讨论“改革文学”。“有人称‘改革文学’为‘改革者文学’，意在强调塑造改革家、开拓者的人物形象；有人称‘改革文学’为‘改革题材文学’，意在强调反映改革和改革进程中的矛盾斗争。实际上“改革文学”的定义还应该再宽泛一些：凡反映我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命运的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应属“改革文学”。本书还将“改革文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79年夏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脱颖而出，“改革文学”开始了它的发轫期，“作品大都揭示旧的经济体制与建设‘四化’的矛盾，记录着改革事业艰难曲折的历程”；1981年底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作品大都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给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1985年以后，“改革文学取得突破性发展，作家不再满足于仅仅表现个别人的改革热情或铁腕冲动，变革精神已更多地体现为普通劳动者的自觉要求，存在于他们日常的生活情态之中……作品表现改革已经很少理想的色彩，而是交织着多种矛盾和斗争，具有强烈的内在悲剧性。作家不再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法则，而是在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一些非现实主义的技巧，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表现方法，使现实主义得到了开放性的发展”。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柯云路的《京都三部曲》、王润滋的《小说三题》、矫健的《小说八题》被视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本书以专节的篇幅对“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蒋子龙的改革小说”、“反映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一《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等长篇小说”、“农村改革小说与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改革文学从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推进(一)——贾平凹、路遥等陕西作家的小说”、“‘改革文学’从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推进(二)——张炜等山东作家的小说”、“‘改革文学’从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推进(三)——柯云路的小说”。有趣的是，本章后四节的标题分别是：“知青题材的新超越——《雪城》、《血色黄昏》、《隐形伴侣》、《桑那高地的太阳》等长篇小说”、“军旅小说的新拓展一朱苏进、刘亚洲、海波等的小说”、“女性小说的新探索——王安忆、铁凝的小说”、“历史小说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一《少年天子》、《灵旗》、《曾国藩》、《白鹿原》等小说”。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八章“八十年代初期的小说”第一节“小说潮流的几个概念”这样描述“改革文学”：“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表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改革。蒋子龙在这个时期，显然是特别关注这一题材的作家。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被看作是开‘改革文学’的风气之作。另外一些被列举为‘改革小说’的作品，还有《沉重的翅膀》(张洁)、《龙种》(张贤亮)、《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等。有的批评家，还把《人生》(路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老人仓》(矫健)，以及贾平凹、张炜的一些小说，也归入这一类型。‘改革文学’或‘改革题材小说’既切合创作贴近现实，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要求，又能平衡对于‘伤痕’揭发在创作上的比重，因而受到指导创作部门的重视、提倡。”第三节“历史创伤的记忆”重点考察了王蒙、张贤亮、高晓声、刘心武当时的小说创作，作者对高晓声小说的定位，完全抛开了“改革文学”的理论框架，认为《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和那些反思小说一样，人物的生活道路与当代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事件、政策的关联，是作品的基本结构方式”，肯定作者对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揭示，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根源时提出了农民自身的责任问题。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专章(第十三章“感应着时代的大变动”)的篇幅讨论“改革文学”。教科书在第一节“改革开放政策下的社会与文学的责任”对“改革文学”的来龙去脉进行详细论述，并在另外三节中对《假如我是真的》、《陈奂生上城》、《人生》进行文本细读。其主要观点与《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比较接近：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宣告“改革文学”开始了发轫期，乔厂长形象催生了“开拓者家族”的人物系列，如《改革者》(张锲)、《跋涉者》(焦祖尧)、《祸起萧墙》(水运宪)、《三千万》(柯云路)等；以沙叶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等为代表的创作“对历史因袭和现实问题而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予以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呼唤理想的英雄和新的社会秩序”；“高晓声则一直专注于对普通农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变动和滞后的观察、思考和描绘”。”至1981年底张沽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创作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代表性作品为苏叔阳的《故土》、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新星》以及中篇小说路遥的《人生》、矫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本书与《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撰述者认为“到1985年之后，……‘改革文学’已无法
       涵盖许多新的现象，……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的‘改革文学’已经结束”。
       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的中编“1976～1989年间的文学”中，第六章“各体文学创作”的第三节标题为“本期小说创作(上)：中短篇小说(二)”，其中讨论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的“诸家代表作”，作者注意到了《乔厂长上任记》与《机电局长的一天》之间的连续性，认为后者“描写了后期一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在‘文革’期间顶着政治风浪抓生产的故事，是这期间短暂的经济整顿活动的直接产物”。作者也将改革小说分为直接反映改革的创作和间接反映改革的创作，前者包括蒋子龙的作品和柯云路的《三千万》、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间接反映改革的作品又分为三类：“其一是反映改革所引起的现实关系的变动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代表性作家是高晓声和何士光，还提到王润滋的《内当家》、赵本夫的《卖驴》、张一弓的《黑娃照相》、邓刚的《阵痛》、矫健的《老人仓》、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等作品；“其二是反应改革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冲击及其由此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和民情风习的深刻变化”，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被奉为代表性作品，还提及的作品有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其三是表现改革所激起的新的生活向往和人生追求”，“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铁凝的短篇《哦，香雪》和路遥的中篇《人生》”，牵涉的作品还有陆文夫的《围墙》、邓刚的《迷人的海》、航鹰的《金鹿儿》等。
       在董建、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在第十七章“面对‘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上)”中设有“对变革现实的介入”一节，专门讨论改革小说。书中认为这一潮流“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到八十年代初，随着现实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改革题材的作品则大量涌现逐渐形成一个高潮”，“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反映社会变革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意蕴还是在叙事方式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能再纳入这一创作潮流的现有框架中”，书中重点讨论了蒋子龙、高晓声、何士光的创作，并认为蒋子龙的创作“直接关注改革事件本身，所谓正面描写改革的作品”，而高晓声和何士光的创作是“侧面描写改革的作品”，“更注重改革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通人精神生活领域的影响”。
       从以上罗列的五部当代文学史对于“改革文学”的论述，可以看出：《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改革文学”概念最为宽泛，历史时限也最长，一直延伸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这样，就把“改革文学”的理论边界逐渐扩展为“文学改革”，即文学从对改革题材、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关注，在从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推进过程中，深化为艺术观念的突破，逐渐摆脱传统现实主义的束缚，使现实主义得到了开放性的发展。但是，撰述者将知青题材小说、军旅小说、女性小说、历史小说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考察，显然有越界之嫌。而且，将问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曾国藩》、《白鹿原》也放置其中进行阐释，为逻辑的严谨设置了障碍。说到根子上，这本文学史为了将最新的当代文学进展纳入教学视野，在文学史分期上有过于急切地追赶当下的倾向，其第二部“(1979～1995)多元美学形态的新时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与贴近当时变革现实的“改革文学”在思维上如出一辙。《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改革文学”(改革小说)的评价，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对其总体的审美趋向提出了温和而隐忍的批评，对于绝大多数当代文学史都进行重点评述的蒋子龙的小说，洪子诚仅仅是一笔带过。《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将沙叶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纳入“改革文学”的理论框架，不同于绝大多数当代文学史将“改革文学”限定于小说领域的观点。《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的独到之处是注意到了《乔厂长上任记》与《机电局长的一天》之间的连续性，并对改革小说进行类型的细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淡化了“改革文学”的概念，基本上将其定位为“改革题材的作品”，难能可贵的是，撰述者对以蒋子龙小说为代表的正面描写改革的作品，充分注意到了其艺术上的局限性：“首先，在反映现实的基本精神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现实简单化、表面化、观念化的倾向，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总是被处理为剑拔弩张的态势，双方的较量被过分地传奇化、喜剧化。”“其次，在对改革进程的认知上，创作主体通常把改革的成功系于个别具有雄强魄力的铁腕人物身上。”“再次，铁腕崇拜还带来人物性格的单向性与雷同化。”
       我不赞同过度放大“改革文学”的理论边界，过于宽泛的界定只会把文学史的复杂进程简单化，“改革文学”和“文学改革”毕竟是两码事。“改革文学”的时间范围应当限定在1979年到1985年之间，但是我不认同大部分批评家和当代文学史教材都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文学描述成循序渐进的、界限清晰的线性进程。阎纲就说：“‘伤痕文学’一个阶段，‘反思’文学一个阶段，再下来就是‘改革文学’，这个脉络看得非常清楚。”(阎纲、朱寨、顾骧、河西来、王愚：《新时期小说论——评论家十日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其实，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在时间和主题上都有相互交错之处，而1979年《人民文学》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定位为“改革文学”的启明星，但不少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实际论述中，多把反思文学退潮之后(即《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发表前后)作为“改革文学”的核心时段。文学研究不应当为了逻辑的清晰而掩饰历史发展进程的盘根错节与相互缠绕。
       关于“改革文学”的文学史脉络，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乔厂长上任记》是《机电局长的一天》的续集，可谓一脉相承。后者的主人公霍大道是乔光朴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共同完成的是一场前赴后继的精神接力。两篇小说在文本结构、情节模式、叙事风格等方面大同小异。两篇作品正文前面都有一段摘自主人公手记或发言记录的话，弥漫着一种口号或誓词的风格。霍大道与徐进亭、乔光朴与冀申之间形成的强烈的戏剧性反差如出一辙，于德禄与郗望北的转变在人物关系结构与情节演进模式中的功能也极为相近。作品气势如虹，激情迸射，主人公舍我其谁的英雄气质投射着“高大全”模式的痕迹，那种“大干治大病”、立军令状、好大喜功的气派也隐约闪现出“浮夸风”的余韵，作品将所有的光芒投射到主要英雄人物身上，用极端化的夸张变形手法进行人为的拔高，而反面人物尤其是冀申则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被漫画化、小丑化。大英雄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内涵，负担着时代和社会所赋予的沉甸甸的责任，但是，“大写”也容易陷入大事渲染的夸张和大而化之的空泛。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批评家敏锐地指出了“改革文学”的根本性缺陷：“改革者形象的性格特征存在着明显的雷同”，“在雷同
       化的背后是理想化”，“而在这些理想化的改革者形象背后，却是清官主义——个陈旧的理想模式”(李新宇：《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机》，《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一些批评家将“清官意识”视为习焉不察的集体无意识，认为作家“首先应当从这种封建心态的挟裹中挣脱出来，并在包孕了民主政治意识的现代精神的光照下，使自己的灵魂高扬于传统与现实之上，以自己深邃的思想对现代意识与封建沉疴的根本对立作切入式的描绘，引导读者在掩卷之时进入一种对时代作理性批判的境界”(金国华、郑朝晖：《“清官意识”：审查、反思与批判》，《小说评论》1988年第3期)。
       正如洪子诚所言：“反思‘文革’和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从小说的艺术形态看，大多属于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类型。”(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60页)“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作家创作的“问题小说”介入现实直面人生的态度，一方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营垒发动了新的挑战与冲击，另一方面，作品的概念化以及在小说中开出应对现实问题的抽象的药方(诸如“爱”、“恨”、“美”等)的功利意识，都使作品的艺术性受到损害。赵树理的不少作品也有鲜明的问题小说特征，而清官模式则是其结撰作品的核心要素，也是作家为问题开出的药方，清官登场成为柳暗花明的转折，像《小二黑结婚》中的区长、《邪不压正》中的工作团、《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等等，都是拨云见日的正义化身。但赵树理的可贵之处在于：“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赵树理：《也算经验、回顾历史认识自己》，收入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他从经验出发“重事轻人”的习惯，避免了概念化的生编硬造，拒绝采用先验的二元对立模式去表现“新人”不断克服缺点趋于完美，从而成长为历史主体的过程。其建国后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塑造的“中间人物”形象，就蕴含了作家尊重现实的复杂性的审美自觉。应该说，以蒋子龙小说为代表的“正面描写改革的作品”，延续了用小说直接回答现实问题的“问题小说”的路数，社会现实问题的各种矛盾因素被分解、形象化为作品中的人物，使人物成为某种理念的化身与注脚，在人物关系与情节结构上则沿袭了在“十七年文学”中被确立为主流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丁猛、钱维丛与张安邦(《三千万》)，傅连山与佳津地委郭书记、郑义桐(《祸起萧墙》)，韩潮、刘钊与许杰、丁晓(《花园街五号》)，郑子云、陈咏明与田守诚、孔祥(《沉重的翅膀》)，李向南与顾荣(《新星》)之间针锋相对的激烈冲突，以戏剧化的正邪之争将现实问题公式化。将人物大致划分成锐意进取、因循守旧和中间状态(像《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郗望北、《三千万》中的白莎、《花园街五号》中的欧阳慧等)等三种类型，正面人物如李向南被树立为赴汤蹈火、力挽狂澜的“青天”，而其对立面则一律是老奸巨猾、阴险狡诈的小人，作品的人物塑造缺少活力，个性暗淡，成为大同小异的观念符号。与文学研究会笔下的问题小说相比，蒋子龙等人欠缺的是那种融汇中西的文化视野和从自身命运出发的人性关切；与赵树理相比，蒋子龙欠缺的是从经验出发的内在质疑与距离意识。基于此，正面表现改革的文学作品的根本性缺陷是以“席勒式”精神与时代保持同步性，坚持经验的现在性与流行性，多数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抽象化、概念化的痕迹，创作成了与心灵分裂的观念化产物，被主观臆想简单化。
       学界对于问题小说的定义多有纷争，鲁迅的《药》、《风波》、《阿Q正传》也常常被归入到问题小说的旗下。鲁迅从反思辛亥革命的文化根源开始，以深邃的历史文化批判，挖掘孳生主奴二重性格的深厚文化土壤。鲁迅的文学实践滋养了后起作家的艺术探索，《陈奂生上城》、《拂晓前的葬礼》以及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爸爸爸》、《厚土》、《古船》等作品，就被认为是具有“鲁迅风”特质的艺术结晶。我在这里要重点探讨的是“侧面描写改革”的笔触，如何从社会变化的呈现深入到文化滞后的揭示，如何处理追逐潮流与独立批判之间的矛盾。不妨来看看何士光如何表现《乡场上》冯幺爸的觉醒：“把脚一跺，眼都红了，敞开声音吼叫起来：‘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哪个敢跟我再骂一句，我今天就不客气不客气!’”断裂式的今昔对比明显包含着图解政治的倾向，人性的转变显然不会这样轻而易举，破旧立新的断裂思维对国民性格中尊严与奴性的复杂纠结作出了简单但醒目的解读。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的主人公因为花五元钱住了一夜招待所而心疼不迭，但五元钱买来的精神满足让他“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小人物挣扎在权势与时势的夹缝之中，面对压抑和损害不甘屈服，以内心中残存的尊严抗拒被生活压扁的命运，却又往往只能委曲求全，始终被找不到位置的恍惚所纠缠。从《“漏斗户”主》开始，《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系列作品，喜剧性越来越强，在对陈奂生“洋相”的赏玩中，在对农村新变的急切描摹中，平和的游戏心态冲淡了批判的锋芒。作家用将心比心的平等眼光，呈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尊重那种无法自弃的美好信念，但作家在与陈奂生的对话中逐渐地丧失了审美距离，就像自我与影子之间的温和的自嘲，其中有戏谑的调侃，也有怜爱的自恋。对现实存在的某种合理性的理解，对人物的苦衷的默认，使作家产生了对现实缺憾进行补救的愿望，善良地希望美好的人们有一个理想的结局。这样，悲剧性又被人为地稀释，作品在悲剧与喜剧形态之间的震荡和闪回，给旨趣罩上了一片朦胧而斑驳的光芒。在前面提到的五本当代文学史中，对于这类作品的阐释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变化”，譬如社会变革带来的“人的心理命运的变化”、“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现实关系的变动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社会文化和民情风习的深刻变化”等等。当作家的创作致力于捕捉这些变化，小说的文体就逐渐向新闻文体靠拢。但是，正如王安忆所言：“在多变的世事里，景物都是缭乱的，有时候，连自己都认不得自己了。可是，在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守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它们嵌在巨变的事端的缝隙间，因为司空见惯，所以看不见。然而，其实，最终决定运动方向的，却是它们。在它们内里，潜伏着一种能量，以恒久不移的耐心积蓄起来，不是促成变，而是永动的力。”(王安忆主编：《女友间》(“三城记小说系列”之“上海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序”第1页)对于艺术创造而言，要保持主体的独立性与批判精神，就不能为外界的变化所控制，成为对一切迅速作出
       机械反应的新闻猎犬，而是在阐释事物复杂性的前提下保持持续性的疑问。恰如齐美尔的表述：“一切现实对于我们来说，最终保留着一种很强的陌生感，人们对于索取和给予的追求，在我们的灵魂和其他灵魂之间，绝对不能相通，毫无逾越希望。只有艺术作品倒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东西，浇铸到艺术形式之中的恰恰是我们的灵魂。”(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鸿、宇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2页)
       “改革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潮流在1985年之前完成其历史任务，但是在文学史的长流中其影响并没有终结。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几乎没有人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深入思考。在“改革文学”潮流中，作家用记者思维与纪实手法追踪时代热点，已经十分普遍。《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纳入“改革文学”的理论框架，但就文体的相关度而言，报告文学与改革小说在主题、风格、情感等方面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现行的当代文学史教材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忽略了文体之间的交融互渗，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的发展被分解为自成一体的历史脉络，诸如小说从“伤痕”到“反思”到“改革”再到“寻根”，诗歌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等等。在“改革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报告文学闻风而动，追踪社会热潮，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柯岩的《船长》、理由的《希望在人间》、蒋巍的《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等作品都以浓墨重彩的手法，塑造开拓进取、不畏艰险、顶天立地的“新英雄”，试图对急剧变化的现实作出同步的、明确的价值判断。有一些改革小说的作者同时创作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品为张锲的《热流》、张锲和陈桂棣的《主人》、王兆军的《原野在呼唤》等)，这一现象本身就折射出两种文体内在的审美追求的一致性。功利主义的文体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推动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热潮的内驱力，多数作家不仅把报告文学作为揭示现实真相，传达社会情绪的工具，还认为其具有传输信息、引导舆论、心理疏导甚至为决策提供参考的作用。国内一百零八家文学刊物联合举办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及其代表性作品(1987年11月至1988年9月)基本上也是这一审美逻辑的体现。不妨看看其联名启事：“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的大趋势。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造就一代风流，汇聚千古绝唱，正为古老国土铺展开一幅景观万千的‘中国潮’立体长卷!为壮改革之潮声，为奏出时代生活的主旋律，为创造出更多无愧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动人心魄的报告文学作品……亟愿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在‘中国潮’中大显身手，宏观地把握时代，真诚地直面生活。既注目潮头的不尽风光，极写浩然壮阔之势，又不忘深层的曲折潜流，描绘艰难沉重之态，以认识的深刻、视点的独特、手法的新颖、笔触的犀利，去同亿万人民一道，共同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新的‘命运’、‘英雄’和‘创世纪’交响乐章。”(《“中国潮”报告文学征百家期刊联名启事》，《民族文学》1988年第1期)“报告”功能的片面膨胀使牺牲“文学”的艺术性成为必要的代价，作家的投机心理更是加速了艺术的滑坡。这样，在与变幻无常的现实赛跑的过程中，试图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难免牵强附会，和现实过于密切的亦步亦趋抑制了创作主体的独立判断与批判意识，使作品成为时代的传声筒。
       从纪实小说到“新写实小说”，以及随后的“新新闻小说”、“新体验小说”、“留学生文学”、“新都市小说”等文学潮流，这一文学史流程承袭了“改革文学”跟踪现实的审美要素，在文体上也都具有摹写现实的仿真性、叙述语体的自叙性、叙述时间的现时性、多文体混融的含混性等特征。但就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言，“改革文学”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反腐文学最为接近。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作家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的作品都以卷入现实的姿态，表现正在行进的历史，关注当时社会的焦点问题——下岗问题、贫富分化问题，描绘改革进程遭遇的艰难与沉重。有趣的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路上有雪》，谈歌的《大厂》、《车间》，何申的《年前年后》、《穷县》和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将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冲突化解于无形的审美指向，这种忍气吞声的化解性文本抑制了人物的主动权，使人物性格像傀儡一样麻木。这群作家的作品中都隐藏着一个用善去感化恶的模式，感化意愿夹藏着对现实缺憾的无奈和认可，试图调和历史与道德的冲突，这种左顾右盼的姿态无法不造成叙事的断裂。而作家驾驭宏伟叙事的热望驱使他们趁热打铁，一些现实热点不经过滤就被吸纳进文本，这导致了小说话语只能浮在行为和环境的表面，用文学手法去寻找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具体应对方案，在表态式的情感宣泄中沦落为非文学话语的附庸。九十年代中后期，《抉择》、《苍天在上》、《大雪无痕》、《人间正道》、《天下财富》等反腐题材小说成为主旋律文学的中坚，而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的道德焦虑及其作品的“道德中心”模式，多有简单化的倾向，但曲折地反映了权力与市场的复杂关系。其作品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动，偏爱统领全局、错综复杂的宏大题材，试图对社会变革的巨大进程作出高屋建瓴的文学概括。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渲染权力斗争的惊心动魄，作品越来越模式化：各有后台与背景的清官与贪官展开你死我活的恶斗，小说的情节演进遵循一种基本套路，即矛盾激化——正义一方陷入困境——峰回路转——正义一方获得胜利。问题在于，一种模式被反复运用，不能不变得机械，缺乏活力。作为正义化身的清官(男主角)总是历经磨难，一开始被上级怀疑，被家人误解，冒着生命危险，在个人生活上一律是外表铁面无情内心善解人意。作品中情节的陡转多有巧合的痕迹，关键的证人要么失而复得，要么起死回生，而作家对正义力量的理解似乎依然没有摆脱清官意识的窠臼，作品结尾的柳暗花明，以及抒情的笔墨，都显得有些草率，而且千篇一律，缺乏变化与创意。作者对于“内幕”的热衷，使作品成为一个表面化的故事，而且这故事讲述得越火爆，就越容易沉湎于具体的事实，使作者成为一个机械的记录员，却遮蔽了具体事实背后的真实本质与人性黑洞。在某种意义上，反腐文学是“改革文学”模式在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新的变种，一方面顺应主流趣味，另一方面迎合猎奇心理。发人深省的是，渗透其间的清官意识、二元思维、硬新闻手法与“改革文学”如出一辙。
       基于此，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而言，我认为“改革文学”是新时期主旋律文学的先声。“改革文学”、新现实主义、反腐文学都热切关注社会政治的敏感点和大众心理的兴奋点，容纳了“硬新闻”的某些文体要素，跟踪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新信息，题材重大，行文较为严肃和庄重。但是，其通病在于：其一，社会历史的公共视角遮蔽了个人化、人性化的艺术视角，缺少对纷繁复杂的
       现实素材的过滤、提炼与审美转化，缺少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距离。作家不经过主观体验的生命投射与心灵熔冶，将来自于现实生活、客体世界的素材直接移植、拼贴进文本之中，显然无法表现社会变迁深层的价值观的碰撞裂变和演化重组的艰难过程。其二，过度沉溺于外部现实的变动，却忽略了对人、人性、心灵的关切与透视。作品的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倾向，对于“英雄”与“小人”、“清官”与“贪官”的戏剧化对抗的渲染，以先验的、符号化的逻辑遮蔽了尊重“人”的个体性、复杂性、差异性的人学立场。其三，模式化写作遏制了想象力的飞扬，庸俗的成规使创作成为时代生活的速记，自由意志的匮乏使文本成为随波逐流的回声，浮光掠影的手法也使介入现实的责任感蜕变为唯唯诺诺的空想。
       黄发有，学者，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媒体制造》、《想象的代价》等。(上接第198页)活比苏联解体前到底是好还是坏，笔者不得而知。但为什么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的人民都不支持当年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恢复加强对于苏联的统一领导权?这至少说明所谓苏联生存方式并不是多数斯拉夫人的选择。再者，既讲“意识形态竞争”是立足于个体生命意志的自由表达竞争，以实现整体意识形态的优化，还是用共同体的名义捆绑个人，达到思想统一，以对抗外界，战而胜之?“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否定内部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不就是为思想大一统和专制铺路吗?作者批评苏联后期在意识形态竞争上采取“鸵鸟政策”，“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他们征服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知识界被征服”，照作者的意思，这是西方话语霸权强制的结果，就算“西方”是一个强权吧，它也只能强征自己权力所及的西方知识界，如何能征处于苏共强权卵翼之下的苏联知识界而令之服?如果这个表述只关于魅力和理智上的优胜，那苏联知识界的被征服只是知识分子在开放心态下的自主选择。开放、自主，这是任何国家每一个个人本应具有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做出任何选择都比思想专制无所选择要好。对于苏联的失败，作者不去追究苏共的腐败专横，人民对于物质匮乏、禁锢自由的生活已经厌倦等等因素，而一味强调苏共意识形态专制不够坚强，对知识分子洗脑不够彻底，真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了。苏联解体了，这里有许多难解之谜，并不像作者所断言的“鸵鸟政策”那样简单。苏联解体或许增长了美国霸权主义膨胀的气焰，但维持一个固守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传统的强权国家对于前苏联人民是多么的不公平，对世界也是危险!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警告。
       笔者并不信任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所宣扬的所谓民主自由有多么完美，更对美国打着人权旗号谋图世界霸权的行径深感愤怒，极端鄙视!我时刻祈祷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人民安康，并时刻准备着为捍卫祖国的独立统一而战。同时，我也支持任何国家和民族谋求独立发展的努力。借用潘教授的“生存方式说”，这个地球上每一块土地上的人们都因自然禀赋和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应该活出各具特色的精彩，不断发展创新各自的“生存方式”，共同建设世界的文明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