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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之前(1836年)，一份来自广州的英国间谍报告曾经这样指出：无论清政府是否掌握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财富，但是，大清的根本缺陷就体现在其陆军陈旧的大炮(所谓“平辽大将军”的红衣大炮)和“丑陋的如同滑稽表演的海军”身上。
       同时，这份报告更言简意赅地提出了十九世纪文明的崭新标准：“现在，文明社会进步的评判标准很可能就是‘杀人技术’的熟练程度，实施相互毁灭时的尽善尽美的多样性，以及学习使用它们的技巧。”而按照比赛“杀人技术”和“实施相互毁灭的尽善尽美程度”这种十九世纪英国“文明”的标准，显而易见的是：1836年的中国确实大大落伍了。
       既然中国是被“打败”的，我认为再辩论中国与英国究竟谁对谁错，谁代表“文明”，似乎就已经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了。1840年以降的中国的确是“打”不过英国，这其实就是一个最为斩钉截铁的事实。而在这个最简单的“打”字面前，也从来没有“是与非”、“文明与不文明”的裁判，而只有“死与活”这两条路可供你选择——打不过人家的那一方如果选择活下去，它就得“当仁不让”地将愚昧落后等所有错误罪名全部给担起来。因为所谓“打”无非就是不讲道理，而“打你没商量”，意味着胳膊根子粗就是硬道理，而这也就是尼采所谓“主人与奴隶”的历史辩证法。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其实从来就是如此。
       而中国如果至今连这点简单的道理还整不明白，那其实也就是活该挨揍了。　不过，说清帝国当年连胳膊根子粗是根本的“硬道理”这点事都整不明白，恐怕也并非事实：因为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大清和英国一样，其实都非常“好战”，而且，在穷兵黩武方面，大清早期恐怕也与英国大有一拼。从康熙、雍正到乾隆，这三位爷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从北击雅尔塔到收复台湾，从远征廓尔喀到平定噶尔丹，无论是在西北还是在东南，无论是在茫茫草原还是在辽阔海疆，大清这一段的历史，那是必须透过炮火硝烟才能被看到的。
       从1654年康熙诞生，到1796年乾隆传位退休，这一百五十年间清帝国其实一直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战备思想的，而这期间大清一直在陆地上扩张，目力所及，几乎将所有竞争对手都逐出了雪山和沙漠之外，从而奠定了一个安全而广阔的大陆环境。乾隆后期虽是有些被胜利冲昏头脑，晚年增长了些“世界永久和平”的骄傲自满情绪，但是，你也必须承认：他当时也真算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放诸四海，的确也找不到像样的武力上的竞争者了。
       所以罗伯特·B·马科斯在其极具创见的著作《现代世界的起源》一书中，才这样描绘十八世纪中期的中英力量对比说：“十八世纪中期的时候，与中国相比，英国的势力还是太小了，它仍然无力挑战中国在亚洲确定的贸易原则，尽管他们试图这样做，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带领使团觐见中国皇帝乾隆，结果遭到一番冷嘲热讽，无功而返，英国对此之所以无可奈何，就是鉴于当时的英国和中国之间确实还实力悬殊。”
       故而，嘉庆以来清朝的武备废弛、偃武修文、大肆倡导过太平日子，以至于最后沦为窝里斗，其实也是在这种长期缺乏战略竞争对手的条件下形成的。由于乾隆在位时间甚长，八十五岁时方传位于十五阿哥顒琰——也就是嘉庆，而嘉庆能够顺利接班，很大程度是由于他长期恪守“以不争为大争”的韬光哲学，也许正是清开国以来，战争这根弦绷得太紧，而嘉庆方才“拨乱反正”，将“清静无为”、“切勿多事”当成了治国法宝。从1796年继位到1820年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嘉庆帝其实是大清唯一一位真正有资格、也有条件韬光养晦的太平皇帝。
       然而，也正是在他“清静无为”、韬光养晦的这二十余年(1796～1820)中，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其中极为重要的是：1799年，英国基本上将印度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中，从而开始了它真正统治、肢解亚洲体系的大战略，而当印度这头南亚大象如此容易地轰然倒地，我们今天不禁要感叹，1840年英国之所以能够发动鸦片战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印度这个大后方作为基地。正是由于英国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夹攻，大清才始料不及的遇到两个大门同时洞开的局面。这种在战略和地缘上绝对不利的局面，乃是中国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尽管从表面上看，大清的由盛而衰，根本起因就在于这二十年的战略失误，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清十九世纪的衰落和英国的崛起，则主要是由于清与英国不同的战略环境和地缘政治条件决定的。从历史上看，中国面临的战略挑战，主要是来自西部和北方陆路边疆，这构成了中国重视亚洲大陆的原因。而康熙—乾隆时代之所以被称为盛世，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空前成功地处理了中国的西北边疆问题。
       而从地缘政治上看，英国一直处于与大清截然不同的不利战略形势中，也恰恰正是一直面临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点，决定了英国必须不断扩张，与大清相比，英国和欧洲的十八世纪乃是真正漫长的，更是充满煎熬的，这种漫长和煎熬，主要是由于十八世纪的欧洲贯串着内部剧烈的战争所致——而我们所谓欧洲“漫长的十八世纪”是指：自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一生灵涂炭、战乱频仍的欧洲内战时代。也正是在这种漫长的战争时代，产生了欧洲处理国家之间战争关系的法则——“条约制”。换句话说，条约制度的实质；其实也就是临时休战协定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国际战争产物的“条约制”，确实谈不上比“朝贡体制”更文明、更平等。
       而对于十八世纪的英国来说，它通过连续苦战获得的第一个最有价值的“条约”，就是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因为正是根据这一英法战争产生的条约，英国才获得了日后得以改变世界的一项重要权力：垄断了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贩卖奴隶的特权。正是通过这一贩奴特权，英国才换取了大量的美洲白银，从而将贩奴所得白银用于进口中国茶叶。用贡德·弗兰克的话说，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的成立，标志着英国通过为美洲殖民者西班牙充当奴隶贩子，获得了大量美洲白银，从而才得以挤进亚洲经济列车，成为世界经济列车上的二等乘客。
       十八世纪中期以降英国崛起的根本关键，其实也就在于战争二字。而其中最重要的战争，则是1756～1763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七年战争”。而英法“七年战争”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这场战争并不仅仅是在欧洲打响的，而是从欧洲一直扩展到亚洲的印度和殖民地的美洲，从而成为不折不扣的世界战争。所以，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并不是在1914年才爆发的，而是1756年以英法战争为导火索、进而席卷全球的“七年战争”。
       世界大战从来就是西方世界的发明，这样说是由于：1756年，随着英法战争的爆发，战争立即就扩张到亚洲的印度，在印度与欧洲的英法之间同时进行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法国武装起来的孟加拉纳瓦尔之间的战争，也正是
       这场战争奠定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基础。而不列颠在印度的战争初步结束后，1773年英国国会便通过了《茶税法》，以此法作为奖励，英国允许其对法战争功臣——东印度公司把茶叶直接运往北美殖民地销售，而不再经过英国中间商，并免除了英国的进口税，但是，东印度公司对于茶叶贸易的垄断，却极大威胁了费城一和纽约商人走私荷兰茶叶的利益，即威胁了北美中间商的利益，于是，1773年12月16日，发生了五千名波士顿人将东印度公司价值一万英镑的茶叶，倒入大海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其最终结果就导致了英国武装干涉北美殖民地，1776年北美殖民地抗税造反，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揭竿而起。
       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随着殖民地的坚持抵抗，先是法国于1778年2月加入战争，成为未来新生的美国的同盟，八个月后，西班牙也对英宣战，虽然它拒绝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从1780年，先是俄国、尼德兰，然后另外六个欧洲国家也成立武装同盟，北美独立战争迅速国际化——七年战争终于演化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所谓西方从来代表“文明”以及西方世界爱好和平的谎言，其实是近代西方人自己编造的，它作为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软实力”，专门用于欺骗那些愚昧的亚洲人——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接受了“西方文明”而“被启了蒙”的中国人。十九世纪初，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讲录》(1819年)中，正是通过亚洲、中国与欧洲的对比，力图精心构造这样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现代“新世界”谎言，他提出的著名论断是：西方一向存在“理性”(这里“理性”指“平等讨论的社会”和“个人的推理能力”)，而中国却只存在“亚洲式的父权家长专制”，这种父权制社会使得理性、平等讨论毫无存在之余地；同样的，西方国家的法律也建立在上述“理性”的基础上，而在中国的父权家长专制制度基础上，却根本不可能产生契约和法律制度。于是黑格尔的最终结论竟然是：父权专制主义的偏好，使得亚洲各国“相互残杀，从不停息，促使了它们自己的迅速没落”。
       应该说，黑格尔这些著名的论断其实只有一个错误——即它从根本上就错了。因为真实的历史是：自1500～1800这三百年里，中国的明清两个朝代实际上都保持了二百年以上的和平，与之相反的，恰恰是欧洲各国在这三百多年里才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相互残杀，从不停息”。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恰恰对于真实的历史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应该知道：1500年的时候，只有八千万人口的欧洲分为五百个以上的国家，这些国家彼此征伐不止，战争使得所有的欧洲国家全都卷入其中，我们应该了解的还有：正是这种“双边和多边战争”的关系，而不是什么贸易关系，才把所有的欧洲国家纳入到一种特殊的“国家间”(国际)系统之中，换句话说，也正是战争才把欧洲国家联系起来，从而才形成了以“暂时的休战协定”为特征的“条约制国际体系”。
       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是这种欧洲条约国际体系的重要表征。这一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允许第三方向交战或敌对的双方出售战争物资——特别是军火。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这其实也就是今天的美国违背联合国宪章、《中美联合公报》对台湾军售恶法之所谓“国际法”基础所在，它当然也是这一恶法能够在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依据。仅此一条，就说明了近代以西方为核心的所谓“国际法”、条约制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与黑格尔所说的完全相反，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一经济体制，实际上完全就是欧洲三百年战争乃至内乱的产物，其本质绝非什么“和平”和“理性”，这恰恰是任何事后的美化也掩盖不了的历史真实。具体而言，正因为欧洲三百多年的国家间混战要耗费大量的金钱，所以才使得“税收”或“派战争款”，成为近代以来欧洲各个国家的第一要务。而所谓议会制度产生于欧洲的真正原因，正是基于国家要向大地产主收税这一根本需求，因而，所谓欧洲议会制度，说白了就是税收协商大会而已。而所谓官僚制，则产生于对税收进行尽可能严格管理的专家机制。至于私人银行的出现和扩张，更是出于“为国家的战争借款提供担保”这一根本财政目的——而这就是英格兰银行的实质所在。正是这家私人合伙银行，日后成为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真正出资人。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就是发战争财的历史，说它的每个英镑上都沾满了炮灰，这丝毫也不夸张。而它的这些光辉历史，竟然不为许多“被启了蒙”的中国人所知，这倒是一个真正奇怪的问题。
       总之，议会制、官僚制、私人银行制，这些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建制，都是作为战争机器的欧洲国家的产物，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质。因而也只能从“穷兵黩武”这四个字的角度去认识、去理解才能参透。从这个角度说，英国是一个最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服从于经济，战争服从于经济，1689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乃一典型的军商合一的战争机器：截至1782年，英国共有军人四十万，至1763年，英国的战争国债高达一亿四千五百万英镑的天文数字，全民皆兵、天文数字的战争国债、穷兵黩武这三者的结合，则又反过来“对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起了重要作用。从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征募进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相互融合，很快产生了强烈的英国认同意识”。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问：十八世纪的英国难道不是由于其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才产生了工业革命吗?这里的回答是：无论在这方面存在多少自以为是的盲目结论乃至“定论”，真实的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却是完全否定的，即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应该知道：在整个漫长的十八世纪，亚洲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到1775年，亚洲生产着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产品，也就是说，占人类人口三分之二的亚洲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产品，而同理，到1775年，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仅仅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产品。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这样的事实基本上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而改变。
       而亚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就是由于亚洲的农业奇迹。十八世纪，亚洲的农业生产率两倍于欧洲，而中国南方则八倍于英国，三季水稻的种植令每个欧洲的旅行者惊讶不已，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法国人皮埃尔·普瓦夫尔就是这种中国农业奇迹的赞叹者之一，他所惊讶的是，为什么这么少的耕地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皮埃尔·普瓦夫尔的中国旅行日记后来成为推动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成为孟德斯鸠探讨中国问题的著作《论法的精神》的重要资料来源。
       农业的高产量——食物价格的低廉——低工资(相对高的食品购买力)——高竞争力；正是这一系列相关和递进的关系，成为整个十八世纪东风压倒西风，亚洲压倒欧洲，印度的棉布，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席卷世界市场的根本原因所在。
       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不在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而在于
       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
       首先是“向外”，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的奴隶也需要穿衣服这件事，那么，即使英国实现了纺织品的机械化，它生产的棉布也无处销售。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是美洲，其原材料——棉花，同样也来自美洲。还有，如果英国没有占领印度，如果东印度公司没有垄断占世界市场一半以上的印度的棉纺织业，英国要独霸世界棉纺织市场，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冒着黑烟的大烟囱——这大烟囱形象地表明：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九十，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
       然而，英国之所以偏偏能做到这一点，则完全是由于偶然，或者直率地说就是由于“运气”而已。这是因为：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十八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百分之五，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
       既然煤在英国的大量采用，是出于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那么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伟大标志——蒸汽机的产生和推广，恐怕就更是出于偶然的因素了。这是因为：大量地表煤开采过后，由于举国上下所进行的深层掘煤，导致了英国地表的下沉，于是矿坑排水问题日益变得突出，而最初的蒸汽排水机效率极低，燃料本身的花费，本来应该是使得这种蒸汽机毫无实用价值——这仿佛当年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过的鲁迅所谈到的：蒸汽抽水机排水后挖出的煤，正好够机器本身的燃料消耗。但是，在英国，这种现象却成为例外，因为蒸汽排水机就在煤矿巷道里，所以煤的损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工业革命与欧洲科学技术发达的关系其实更难联系起来—_因为无论机械纺织机还是蒸汽机的发明者都不是什么“科学家”，而是出身低贱、“文化”很低的体力劳动者，当时欧洲的科学还基本垄断在天主教会手里。1825年，在英北一个叫达勒姆的黑煤窑里，一个至今尚不知名的黑窑工劳动者，竟然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为他别出心裁，将蒸汽抽水机用于推动从矿井到七英里外的运煤码头的矿车上——事实上，这才是一项推动世界的翻天覆地的革命的真正开始，这部矿车是铁路机车的雏形。到1850年，英国的铁路已经超过了二万三千英里。
       正是铁轨的广泛运用，才使得铁和钢的需求大为增加，如果没有煤，铁和钢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尽管钢和铁一旦被用于装备英国的战争机器，世界将为之颠倒，但是，煤的发掘一开始是为了应对燃料短缺，工业革命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结合原本并不具有必然性。
       尽管如此，鸦片战争的胜负依旧不能简单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因为就军事装备而言，当时英国对中国其实也还不占完全优势。鸦片战争中唯一一艘“铁船”尼米西斯号来自东印度公司，而不是英国海军，该船很小，吃水仅五英尺，只能用于内河航行，尽管它装备了一百二十马力的蒸汽机，也确实没有采用任何木头，完全铁制，但是不幸的是，在鸦片战争中，它因为个头太小，根本没有参战能力，所以只负责收集情报。而且，必须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中所谓的“英国军队”，其实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的印度人而已：所谓中国鸦片战争失败是因为中国装备落后，敌不住英国船坚炮利，这无非是就军事谈军事，乃至就装备而谈军事，而缺乏真正的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视野。
       说得更白些，鸦片战争时代的所谓英国海军舰队，其实也就是木头船，因为世界上第一艘装配了大炮的铁甲汽船，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法国制造的，1853年俄罗斯与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才首次启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并非简单地输于装备，而是输于缺乏全球战略视野。难怪民国老人马君武少年时代参观了英国军舰之后大为震动：船是破木头船，炮是破火药炮，什么“船坚炮利”，全是胡说八道!愣把群海盗当大军，咱们清朝的“国军”和官员啊，欺骗皇上欺骗人民欺骗历史，为自己的目光短浅找理由呢!
       1840年鸦片战争一举反转了持续了三百多年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体系，这确实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以上的讨论是为了使我们看到：这种巨大的反转绝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1500年以降许许多多独立发展的事件日积月累，在一个历史关头突然碰到一起，并产生了互相影响；从而爆发出超出单独事件的巨大能量所致。一句话，这种反转其实是“历史偶合”作用的结果。即它不是船坚炮利、不是工业革命、不是鸦片贸易、不是白银价格波动、不是世界经济体系调整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造成的，而是这一系列原因带有偶然性的综合在一起的结果。
       比如说，1500年以降，哥伦布和达·伽马绕过穆斯林世界寻找亚洲的航海，从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其实原本就是个偶然。但是，如果他们在美洲没有发现白银，这种对美洲的“偶然发现”本身也就没有什么世界意义。但问题恰恰是，十五世纪以降的中国作为一个银矿贮存量高度短缺的国家，却匪夷所思地将白银作为自己的税收体系和货币体系，并以此维持了三百多年的货币体系不变，这就使得美洲白银的开采能够产生世界影响——截至1800年，世界白银的五分之四都流入了中国，而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则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就是这样被两种偶然性的联系推动起来了。
       进一步说，对于美洲而言，如果没有中国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西班牙殖民者当然就不会竭泽而渔地开采银矿，危险而有毒的白银开采业自然也就不会夺去那么多印地安人的性命：仅仅在波托西这个罪恶之城，起码有八百万印地安人死于白银开采业。
       同样的，如果没有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菌消灭了大量的印地安土著，那么，也就不会有大量的黑奴被从非洲贩卖到美洲作为劳动力的补充，这样，英国就没有通过发贩奴财掘到“第一桶银”的可能。英国从西班牙美洲获得的大量银元，就是为其充当奴隶贩子的报偿。而这些银元被用于中英贸易，才使得英国得以进入亚洲经济体系。
       当然，如果没有印度莫卧尔王朝在十八世纪以来持续的内乱造成的突然衰落，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供给和纺织品市场，英国要想迅速取得世界市场上的纺织品生产的垄断权也就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如果1799年庞大的印度没有被区区一个东印度公司连蒙带骗地弄倒，如同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后来所谓的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中英国袭击的“大后方”恐怕也都难以设想。而上述这些因素统统与所谓工业革命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工业革命的动力，也不是由于英国的先进和发达，而恰恰是由于英国的短缺，即对英国来说，煤的生产起初只是为了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它起初显然不是为了用于军事目的—尽管英国自古就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由煤的生产而导致铁和钢的巨大需求，这是一个煤被运用后的一连串的或然性结果，而它们被运用于军事目的和战争，也是煤的采用者最初没有想到的。
       最后，如果截至1830年，在中国广州一印度—英国之间的贸易不是大规模采用汇票结算，而依然采用白银现金来结算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起码是：1840年之后向中国的白银货币流动就一定还会持续五年到十年，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白银短缺造成的经济崩溃会被关键性地推迟——如果是那样，185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许就不会同时在广州、台湾、新疆、西藏几个方向上遭遇同英国、日本、俄国等几个国家的战争，自康熙到雍正以来推行的“摊丁入亩”的惠民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安定局面，也不会因为银贵铜贱所导致的货币政策崩溃而一朝瓦解——而至于1874年日本是否敢于就台湾问题向清朝发难，中国和日本之间究竟鹿死谁手，恐怕还很难说。
       因而，所谓历史的“偶合现象”就是指：这些原本看起来是独立发展的事件和现象，在1840年代互相影响，并最终迎头相撞，在一个时间段和一个空间点上碰在了一起——这就是指1840年的广州。而鸦片战争一役，三百年的“利点”仿佛一下子集中于英国，大清则由于处于“多重不利”的战略局势之中，捉襟见肘，四面楚歌，仿佛一朝之间呼啦啦似大厦倾，英国和欧洲漫长的十八世纪从此结束，而中国则从此屈辱地进入了现代：对中国而言，这就是“漫长的十九世纪”的真正开端。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锁链上的花环》、《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