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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8年5月12日以来。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关注四川大地震上，思维也几乎停止了运转，一直无法找到平时沉稳地思考的感觉。我在为大地震所开启的社会的、心理的、生命的场域之中，哀伤、感动、敬佩，止不住地流泪、不时萌生的无力之感，不断地在内心激荡。当灾难事件渐渐地平稳，整个社会也开始逐渐地回复到常态，我的思考也开始慢慢生长，我一点点地思考生命的脆弱与可贵，思索爱的力量，体会民族精神的激发，这些问题都是多么的重要，但我又朦胧中感觉仅仅是思及这些方面，似乎并不够，，因为史上大大小小的灾难总会在不同层面激发大家对生命的思考、爱的实践与民族认同的强化。那么，我们应该真正思及的问题在哪里，或者说这次大地震真正构成我们精神生长点的关键因素在哪里?直到5月25日，我在网上读到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叶志平校长的事迹，我的眼前突然一亮，他才是这次地震带给我们的真正的精神亮点——至少是亮点之一。
       理性地承负公民责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桑枣中学实验教学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新的实验教学楼盖好了，老师和学生谁也不愿意搬进去，哪个都知道没有人敢验收的楼，建筑质量是什么样的成色。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别人不敢搬，他只好带头搬。搬进新楼时，新楼的楼梯栏杆都是摇摇晃晃的。灯泡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教室本应雪白的墙上，只有底灰，什么都没有。后来，他当领导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叶校长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即对个人与公共事务之间的责任的理性的认同。尽管现有楼房的好坏与叶校长没有直接的联系，在这一点上，他尽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他看到的不仅是他与楼房建设之间的责任关系，他看到的是住在楼房里的学生和老师，他必须对他们的生命负责，他不能因为前面的楼房质量而推脱自己的责任。当别人急于推脱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叶校长给出的答案是，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理性地担当责任，无疑是公民行动的起点，它所显明的乃是公民进入公共空间一种责任的意向与姿态。公民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所规定的身份，更是一种关系的实践，是作为社会的个人与公共事务之间的真实关涉，公民意味着对公共事务的理性承担。
       默默地、持续地行动
       仅仅认识到自我身上的责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行动。行动意味着不断地行动，意味着持久地对抗加在个责任之上的各种阻力。
       1997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一栋厕所楼拆除了。因为他发现，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污水锈蚀了钢筋。他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要求施工队重新在一楼的安全处搭建了厕所。1998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很生气，找来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1999年，他又花钱将不太新的楼上华而不实却又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栋楼的二十二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要求，从三十七厘米直径的三七柱，重新灌水泥，加粗为五十厘米以上的五零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十五厘米。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十七万元，光加固就花了四十多万元。学校没有钱，他一点点向教育局要，领导支持，他修楼的钱就这样左一个五万元、右一个五万元的化缘而来。教学楼时刻要用，他就与施工单位协调，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般，一点点将这栋有十六个教室的楼修好。
       一时的行动并不难，难的是坚持。这是公民行动的时间性，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韧性的战斗”，默默地、持久地行动，这种韧性首先是与加之于个人职责身上的阻力相抗衡，其次——甚至更重要地——是与个人自我在行动遭遇阻隔的过程中不断内生的惰性与阻滞力相抗衡。公民责任：向空间的延伸
       公民行动不仅在时间中，而且在空间中。成熟的公民实践不仅仅是时间中的浮光掠影，更是空间中的紧抓不放。这在叶志平校长对新建楼房的要求上表现突出。
       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面，只贴一下不行，他不放心，怕掉下来砸到学生，他让施工者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然后用四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粘好。建筑外檐装修的术语讲，这叫“干挂”。因此，即使是如前些天的大地震，教学楼的大理石面，没有一块掉下来。时下，当我们渐渐地陷于豪华现代、信息化的漩涡中，高大时尚的校门、信息化的教学装备，等等，这些时尚的事物最容易为校长赢得美誉，恰恰叶校长抓住的是学校事务中最基本的，是从师生生命安危出发的大问题。
       我们今天的人们更习惯于锦上添花，不习惯雪中送炭，导致责任的本末倒置。只有当我们能够长时期地守住根本性的责任，我们才可能为教育，也为社会，守住一道最厚重的基石。当社会变化日新月异，见异思迁可以说成了现代生存的本质。对新异事物的追逐，使我们更多地迷失在新事物的眩惑之中。只有那些成熟的公民能够抓住事情的要害与关键，默默地把作为公民的责任向着深度空间扩展，坚守自己最根本的责任，而不是流于一些花哨与浮躁之中。
       面向未来的理性筹划
       公民行动不仅需要我们面向过去，查漏补缺；面向当下，紧抓不放；还需要我们面向未来，不是面向空洞的未来，而是面向从现实出发、通向未来的可能性。
       叶志平校长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都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教室里面一般是九列八行，前四行从前门撤离，后四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孩子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他们事先还被告知，在二楼、三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四楼、五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计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二千二百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一分三十六秒。那天，连怀孕的老师都按照平时的学校要求行事。地震强烈得使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站不住，抓紧黑板跪在讲台上，但也没有先于学生逃走。唯一不合学校要求的是，几个男生护送着怀孕的老师同时下了楼。
       当叶校长一次次地训练有序逃生时，他就是在实践作为公民面向未来的、个人想象中展开的责任。大多数人不习惯于思考，缺乏深度的思考，往往要经历之后才能明白，不能把握掩藏在时间深处的内在责任。唯有像叶校长这样的人，他们理性的目光远远系住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他们的行动敞开了通向未来的健全的通道。面向未来的理性筹划，把公民的责任向着时间的深处延伸。
       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实现
       地震发生时，叶校长正在绵阳开会。他从绵阳疯了似的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
       情景：八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十一岁到十五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七百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老师们迎着他报告：学生没事，老师们都没事。那一刻，他浑身都软了。五十五岁的他，哭了。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都会大声地、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噙着泪。这一刻，正是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最充分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在他看来，政治性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人之为人的卓越正在于个人在城邦中的合理位序的实现，离开了城邦，人就不复为人，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城邦乃是人显现为人的存在的空间。阿伦特试图承续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传统，以个人置身社会中的行动，超越于个体生存层面的劳动和工作，来彰显个体存在的卓越。公民身份是个体存在基本的社会身份，是我们走向政治民族的基础。政治即对正义的追求，或者说求得正义。这种正义乃是双重的，既指向民族国家，这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同时又指向个人，即对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合理位序的认同与实践，也就是个人正义的实现。正义意味着理性地认识自我在公共生活中的合理位置，承负自我作为公民的责任。
       正是基于个人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以及对个人置身社会中的合理位序的认同与实践，叶志平校长实现了古典政治的理念，也实现了现代公民的责任。当我们凭借对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的追求而成为政治的动物，也就是成为实实在在的国家的公民，我们就是在走向政治民族。身虽卑微的叶校长，乃是在进行着一场高贵的个人福祉与公共福祉相统一的公民实践。
       以人性之光弥补制度的缺失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就在努力谋求现代转向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社会现代化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无疑是人与制度，鲁迅改造国民性和胡适再造文明、谋求现代民主政治的尝试乃是两者之间不同选择的典型代表。直到今天，现代化诉求依然是我们社会内在的基本精神祈向。我们经常生活在抱怨之中，抱怨制度的不健全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更多地冀望于社会制度的完善。但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现代化也绝不是一劳永逸地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被动等待、消极抱怨，抑或空洞呐喊，还是积极地行动?显然，抱怨或者呐喊，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更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公共空间中最缺少的，就是行动，是建立在个人优良人性之上的行动。
       制度不是一切，一是任何制度下个人都有作为的空间，一是制度的改良依赖于优良的人性，优良制度本身就是优良人性实践的结晶。制度的改良和人性的卓越是互为表里、互动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达到制度的改良，在口号之上，我们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改良行动。叶志平校长的意义正在于其默默而持久的行动所折射出来的公民品质的可贵。
       事前，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责任却之不顾，即使是事故之后，他也满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并转而把责任归于以前的或者上面的主事者，但他根本性的在意点并不是谁来担当事故的责任，而是实实在在地对学生负责，对每个真实的生命负责，对社会负责，而不是给自己的不作为寻找借口。平凡的叶志平校长以他的不平凡提示我们：以自我人性的力量来弥补制度的缺失，并以个人的行动，为制度的完善提供可能的路径，这才是真正的行动。
       以朴实的行动实践对公共空间的启明
       人之为人，就在于实现人之本性，实现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实现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存在，并以此来实现个体人性的卓越。人是凭借对正义的追求而成为正义的人，人在求得社会正义的同时实现个人正义，公共福祉和个人福祉就在行动之中达到统一，行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此。我们太习惯于说，领导趾高气扬地说如何如何重要，专家趾高气扬地说应该如何如何，愤青趾高气扬地说为什么不如何如何；问题没有显现出来时，大家高谈阔论；问题一旦出来，彼此又忙于推诿。正如叶公好龙，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好的是假龙。只有他，是在真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校长告诉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最重要的是行动。叶志平校长的实践深刻地阐释了公民的要义：理性、责任、行动和韧性的坚持。他是在举个人之力来对抗我们软弱的时代，言不由衷的时代，只说不做的时代，平庸与堕落的时代。　一个人的高贵与否，与他的职业、地位、身份，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我看来，叶老师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十分少见的真正高贵的人。叶老师以他持久而智慧的努力，成就了学校七百多个生命的安全，也成就了个人的卓越与灵魂的高贵。叶校长的价值之所以要远远大于洪战辉等道德人物的价值，乃是因为他们的价值仅仅是基于个人自我的，而叶老师则是坚定地、持久地走向社会，走向未来，他的价值是基于社会正义的。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叶志平校长就其身份、事迹、成就而言，都微不足道，但在我看来，叶志平校长的价值正在于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和行动，构成对当下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真正的启明。公民实践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行动，叶志平校长是在倾个人卑微之力，理性地担负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责任，凭借理性、责任和踏实、稳健的行动，自觉地抵抗个人之上的周遭世界的不义，他是在进行一种真正的公民实践。他的实践深刻触及了当下中国社会民族国家的建立最重要的基础，也就是公民人格的基础，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根本性的、建设性的价值所在。可以不无夸张的说，他代表着中华民族在当代精神发展的方向，优良的心智，理性的担当，持久而深度的努力，积极面向未来的态度，敞开我们社会通往理想未来的根本性路径。
       刘铁芳，学者，现居长沙。主要著作有《生命与教化》、《走向生活的教育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