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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跑跑”事件广为人知，他事后为其不光彩行为所作的辩护，已为千夫所指。以鄙言得恶评，固其宜也，何须多言!但看到许多相当冲动的道德批判，又觉得还可以再说几句。
       人的道德表现大致可以有两种基本状态，一种是在突发事件或特殊情境中的表现，一种是日常表现。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理想的儒家君子或圣人，平日有严格道德操守，遇到大灾难才能从容不迫，临危不惧。
       但普通人也可能不一致乃至相反。一个日常生活中平庸无奇，甚至有种种毛病和道德瑕疵的人，可能在灾难来临时有大智大勇大德大善的表现。多年来，大灾难中烂崽变好汉、庸人成英雄的故事时有所闻。同样道理，—个日常生活中颇有道德修为的好人，在大灾大难面前可能膝盖发软，“名节”不保；通常我们会把这种人平时的表现追认为虚伪，认为只有关键时刻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品质。其实这是简单化的看法。一个人面临危险时的表现，可能与道德有关，也可能与个性禀赋有关。恐高症患者不敢在悬崖峭壁问去见义勇为，天生怕蛇者不敢蛇口救人，有的人见鲜血即可能晕厥，这样的“懦弱”是否等于道德修养有亏?性格坚强的硬汉，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是否即等于道德高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我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人偶然的临危有惧，就彻底抹杀他平时的良好表现；同样道理，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意外事件中的优异表现，就一俊遮百丑，连他平日一切卑劣行迹都可以忽略甚至变恶为善将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英雄圣人。然而公众舆论通常就是如此。所幸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人的偶然表现，无法遮掩他的全部历史，只要你在社会上混，有心人或好事者总会“百度”出你的陈年旧事。历史已然无法遮蔽，无限量的信息会解构一切道德单面人，尤其会解构一切道德完人。塑造完美的君子似乎不可能了。
       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可以期待真君子，不等于我们的时代绝对不会出现真君子。
       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并不希望，也绝对不能承认，这个世界上全是庸人、小人、恶棍、魔鬼。我们一定希望，也绝对相信，这个世界上应该有而且一定有好人、善人、君子、圣人。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小节有瑕疵，而否定他大节上的高尚伟大，所谓小疵不掩大醇，所谓瑕不掩瑜，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这次地震救灾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民营企业家陈光标就是其中一个。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慈善捐助已经持续几十年了。我相信他日常生活中也可能有道德上的瑕疵，但他多年的慈善贡献，足可证明他是一个君子、一个菩萨、一个圣徒、一个真主派来的使者。
       古人早已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以完人要求现实中人，显属苛求。但凡对他人有严酷道德要求之人，自己常常是道德上的低下阶级。所以宽容正是君子、菩萨的待人之道。
       突发事件因为事发突然，人凭本能或直觉采取行动，而这样的决定具有不确定性。一念之差，结果可能是高尚善举，也可能是卑劣恶行。尤其是人在面临生命危险时，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和同样出于本能的保护他人(尤其是母亲保护子女、教师保护学生)都可能发生。这种本能或直觉的表现可能与平时的道德修养、人生信仰有关，也可能无关。距今不远的过去，宣传中常有这样的模式化叙事：英雄在(扑向枪眼、跳入激流、冲向火海、压住炸弹……的)一刹那，浮想联翩，想到了党，想到了毛主席，想到了领导的嘱托，亲人的期待，等等，以致后来的记者在采访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英雄时通常也会问：当时你想到了什么?老实人通常会回答：什么也没想。间不容发之际，哪里顾得上思想啊!
       具体到范跑跑，正如他的学生所说，要是范老师当时救出一二学生，那就不是范老师了，可见他日常行为与地震时的表现其实具有一致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解释有足够的说服力。我宁愿相信，范跑跑的跑，是一个不假思索的本能行为，是可以理解因而也是可以谅解的。但他的问题是：事后要用理性的方式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理直气壮。结果呢，他给本来在道德上可能中性的本能行为，加载了一个确凿无疑的不道德的行为动机。他也许认为，坦率表达自己的真实内心，就如同卢梭那样，是一种真道德。但很显然，真诚并不能成为道德的标准。真诚的强奸、真诚的盗窃和真诚的欺骗，并不因为其真诚而成为道德行为。范跑跑按自己的思想逻辑，试图使先于学生逃命的本能行为理性化、合理化。
       但这个理性化或合理性的根基，恰恰是反道德的、极端的个人主义。事情到这一步，“范跑跑”就是在挑战人类的基本良知了。正如已有人指出的，地震发生时，不顾学生径自逃生的教师当不止范跑跑一人，但其他人没有像他那样公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经过生死存亡的大考验，事后作反省检讨，从道德层面上看是必须的而且相当正常。恰当的个人忏悔，可能使得不那么光彩的逃命行为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宽容的对待。甚至于，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辩护也未尝不可，但应该局限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或私人领域而不是公诸于众。公开地，甚至不无得意地为自己不光彩的行为辩护，使原本属于个体的本能选择问题，变成了公众必须面对、必须评价的道德问题。正因为如此，他面临公众的否定性道德审判是必然的。
       但公众的批判，就能决定范跑跑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恶人、坏人么?对范跑跑平时表现缺乏了解的网友们，其实无权把一个复杂的人与他的一个简单行为划等号。但人们确实愤怒了。为什么?
       直观地看，一个范跑跑与成百上千的谭千秋老师们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人格的优劣高下，行为的是非对错一目了然，公众能不愤怒么?!
       正常状态下，教师中的道德君子是罕见的，绝大多数教师的日常道德表现未必比范跑跑优秀。地震中情况正好颠倒了过来，灾区绝大多数教师表现得崇高伟大，只有范跑跑与众不同地卑鄙了一把。
       这样一个“卑鄙秀”，产生了谁也没有料到的效果。范跑跑一跑一辩，把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多年来对教师的不满、怨恨，在地震后的极端情感状态中，借此事件。发泄出来了。人们对教师道德现状的不满，其实也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状况不满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当人们义愤填膺声讨范跑跑时，可曾想到，地震前的中国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中间，每天有多少不道德的行为在发生?在这些行为中，有多少后果比范跑跑之跑更为严重?
       众多教师是否在给学生传播谎言?
       有多少中学教师为评职称而炮制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甚至干脆就是抄袭的所谓论文?2008年7月，媒体揭发出，海南教育杂志社编辑部主任董某，利用手中权力，制造假杂志，骗取众多为评职称而花钱发表论文的中学教师，数年来，董某利用手中的版面非法敛财达上百万元。这个案件凸显了职称评审过程中规模极其巨大的学术腐败现象。
       有多少教师剽窃了他人的学术成果?无须专门举例，只要在新语丝网站上浏览一过，就可发现，上至院士，下至一般教授，大到欺骗
       国家科研经费数千万的科研项目，小到一篇学术论文，涉嫌学术造假的案例几乎牵涉到全国所有重点大学。现在似乎已经没有学术净土了!
       有多少教师利用自己的权力，勒索学生钱财?著名的中央美院附中利用扩招，收取学生的巨额赞助费，而该校校长金甲镇在受审时坦然说，如此做法极为普遍，而且是公开的秘密!
       有多少教师利用自己的权力，胁迫学生提供性服务?数年前，就有大学校长利用手中权力，与多达十多名教师学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丑闻，一直以来，一些中小学校长利用权力要挟、诱骗强奸女学生，男教师采用“单独辅导”、“个别谈话”等手段奸淫班里的幼女……类似的新闻，隔三岔五见诸报端。
       有多少教师上课虚应故事，而把主要精力用在业余为学生补课捞钱上?以致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地发布禁令，严禁中小学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2008年6月北京发布禁令，禁止特级教师从事有偿家教，违者将被撤销称号。只禁止特级教师，则说明一般教师补课捞钱已经成了无法控制的普遍现象了。
       有多少教师对学生持冷血的态度?就在不久前，安徽省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学七(2)班，两名学生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课教师杨经贵站在三尺讲台上充当“看客”，并不加以制止，而是继续上课直至下课。杨老师因此被网友冠以“杨不管”的称号。
       如果范跑跑的行为表明他不具备担任教师的资格，那么公开大规模造假以应付教育部评估的众多高校，是否还具备办学的道德资质?
       如果范跑跑因为其不当行为被教育主管当局辞退是正当合理的，那么教育官员利用无数的评估、检查，或被动享受、或主动索取学校提供的高级宾馆、豪华酒宴、奢侈礼品直至安排艺术专业女学生陪酒伴舞，诸如此类的行为，是否符合教育官员起码的道德素质?为官员们作此安排的学校领导，是否有一丝良心上的不安和道德上的愧疚?
       甚至于，灾区倒塌的学校中，有多少教育官员、学校领导，本身就是学校豆腐渣工程的同谋和参与者?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教师，又有多少，能像网友痛贬范跑跑那样，揭发抨击上述种种不道德。的行径?
       不少教师包括我自己，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范跑跑。不同程度上，我们都在从真善美跑向假丑恶，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胆子越来越大，玩弄的花样越来越多。
       地震让我们认识了范跑跑，自然也会反过来作点自我反省。但地震过去，全国公众的情感激动和道德自省高潮过后，我们教师上述的不道德行为就消失了么?谭千秋为代表的老师们的英魂尚未完全安息，因为地震而暂停的学术造假，评估造假又开始继续进行了。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师们擦干了眼泪，捐献了金钱和爱心，大体上还会按以前的模式继续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地震总会过去的，短时间的道德高调休止后，生活还要继续。今年的巨大灾难，也许是中国人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生活的一个转折——但愿如此，而且我充满期待；也许是中国现代化这一不可逆进程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它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尽管人们很不情愿如此。
       唯其如此，一个更应该思考的问题也许是：社会的道德检讨与思考，不应该局限于特殊情境或社会危机时期。在这样的时刻进行简单的道德审判极具危险性。如同慈善行为应该是日常活动而不仅仅是危机对策一样，道德反省更应该成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中的基本内容之一。只有当中国日常生活，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各种不道德行为与现象能够得到足够的关注、批评与矫治，正面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才会得到真正的肯定。那种只表扬道德模范而不处置众多不道德行为(比如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极度宽容)乃至违法乱纪行为的习惯性或潜规则做法，显然对弘扬正气、打击邪气没有多少作用。几十年来的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日常生活中，不道德行为未能得到舆论的有效贬斥和适当的惩戒，自有其原因。历史地看，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各个历史阶段，主流文化或主流意识形态都贯彻执行了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非道德化、反道德化的人格评价标准。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道德几乎成为虚伪、落后的同义词，当无法回避道德评价时，则通常要加上一个限制性的前缀：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新道德等等。在这些概念中，道德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面那些限制词的含义。正如我们都知道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其最基本的价值原则之一，就是确定为自己的个人主义才是最彻底的真道德。而这样的主张，早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被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全盘接受了。
       陈独秀把现代的民主与传统道德完全对立起来：“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傅斯年的逻辑是：善来源于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善；个性发展，善才能发展；摧残个性就是摧残善；故破坏善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之源。中国的家庭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所以家庭就是万恶之源。“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但凡有一个能挣钱的人，那七姑八姨，都粘上了，那家族更不消说。这么一来，让他丝毫不能自由，不能不想尽办法，赚钱养家；不能不屈了自己的人格，服从别人；去连累他的上下前后，寸步不由自己，譬如带上手铐脚镣一般。”他诅咒说：“要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了，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以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这样还可望有点成就，做点事业。”(傅斯年：《万恶之源》，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陈独秀的主张还有一些“宏大叙事”的高调，傅斯年的“良心上的支配”就是满足个人欲望，或者说就是赤裸、直白的个人利益至上论了。胡适则从超出家庭范围的更广阔的社会着眼，肯定个人主义的“为我”实际上就是“利他”：“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明知道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胡适：《易卜生主义》，1918年6月_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
       在傅斯年、鲁迅、胡适之前，号称“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说得更透彻：“我常谓支那之家庭，非家庭也，是一最愚暗之监狱耳。欲破此大狱，其惟婚姻革命乎!而助此二者之实行，则纲常革命也。”(刘师培：《论中国家族压制之原因》，1904年4月13、14、15日《警钟日报》)现实中绝大多数人包括傅斯年、鲁迅、刘师培本人，不可能放弃所有的家庭责任，但这种否定家庭的伦理主张和文学表达所导致的思想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
       辛亥革命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其实都是广义的政治革命(即通常所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这样的革命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却不能自动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它的发展形式是以摧毁和破坏原有社会秩序和文明结构”为目的，因此就“无法避免地要对原有的道德体系进行鞭挞和践踏”，而这样的态度实际上“不利于道德的重建”。“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核心的‘家庭’观念被否定，整个社会道德就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根基。”(胡成：《困窘的年代：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类似见解早已有人言及。汤用彤指出，民国建立后中国最大之病，“在个人无真正之信仰。即如家庭之中，一方面欲行欧洲自个人主义，而一方又无魄力冲破家族主义之限制。是故父子骨肉之间，常起龃龉，家庭之味苦而人生之英气消矣!”(汤用彤致吴芳吉信，引自1918年2月5日吴芳吉日记，收入贺远明等编：《吴芳吉集》，巴蜀书社，1994年10月版)
       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战争中，由于诸多重大功利目标的需要，总是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道德修炼而献身手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改革开放等伟大事业，当思想的先进，政治态度的激进，战争能力的超强，管理、经营能力的突出等等功利性个人素质成为评价人物的基本标准；当个人的道德过失、错误被定义为生活作风方面的“小节”而不必自我反省，或者把道德问题政治化，以政治自觉替代道德自觉，或者只看重政治的“大节”而忽略漠视道德的“小节”，当此之时，整个人生就开始逐渐被政治所统治，变成一个丧失自我内心世界而为外部的政治、经济功利目标所左右的被动过程。个体的道德素养于是就在“政治正确”这个大前提下逐渐滑坡以至溃败，直至到达毁灭的边缘。道德被放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数十年间，伦理学这一重要学科，竟然从人文学术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代中国道德滑坡乃是百年来中国人精神发展的自然结果。思考今日中国道德问题，不能脱离历史语境，尤其不能脱离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指责一个人是容易的，而每个人的自觉反省则难上加难。当人们理直气壮指责范跑跑时，不妨也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否能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否能于日常生活中坚持一个现代公民、一个中国君子起码的道德操守。
       单正平，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膝盖下的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