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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惭愧，地震发生后的这些天，除了捐款捐物，自己并没有能为救灾做点什么，只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关注着电视和网络上的报道。和很多朋友一样，我心里也一直平静不了，悲伤和感动相交织。营救行动的一点点进展都让人鼓舞，但情绪时时会被那不断增加的遇难数字和地震现场惨烈的图片拖下来。8.0级的地震震动的何尝只是四川，也分明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汶川、北川、绵竹、什邡、都江堰，都不再是地图上陌生的名称。倒塌的房屋，待援的同胞，痛苦的眼神，让你神经最紧张的部分没有办法不分给这些地方。“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此刻，怎能不与你有关?不管身在灾区，还是生活在完全没有受到地震影响的地方，在大灾所造成的疮痍面前，中国人仿佛重新又接通了久违的“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的血脉相连感。你从政府和解放军负责任的救援行动，从大批青年志愿者的踊跃投入，从社会上下一致参与赈灾捐助，从那些舍己救人、守望相助的真实故事，从为遇难同胞的九州同哀，还有，从天安门广场上人们自发喊出“中国加油”的口号中，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到什么叫作“中国认同”。
       即使在我就读的这个无论制度还是风气上都相当“美国化”了的大学，平时常能听到一些师生对于大陆的各种批评，但是就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们宿舍楼下就堆满了学生们自发捐出的衣物。而在哀悼日第一天的下午，默哀的师生们把平时显得空荡的大堂挤得满满的。我和香港学生讨论到此次地震时，其中不少人都不约而同地用到“感同身受”、“都是中国人”类似的表述，让我有些惊讶，因为打破了我对于他们除了分数，很少关心其他的印象。而前两天又从报纸上看到说调查显示，四川大地震后，港人的中国认同感明显加强。55.6％的受访者说自己是中国人，这是自1996年进行调查以来的最高比例。88.9％的人表示，增加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88.7％的表示，增加了对内地的民族感情(《都市日报》，2008年5月23日)。可见，即使在充满着“我城”的悲情的香港，“祖国”和“人民”一下子不再是空洞夸张的大词，而跟个人的认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我们忽然意识到：“共同体”不可能只是时髦理论所解构为的完全建基于想象的虚构，也不可能只是市场逻辑中现实利益的联合，地震让“共同体”活生生、有血有肉地显现出来。它依托着充实的历史经验(从三千年的帝国到一百多年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承续)，凝聚着真诚的群体情感(“到底是中国”，而且是“咱们的中国”)，而且面对危机，也释放出巨大的现实力量(真正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样的“中国认同”，我以为正是在劫难后最珍贵，也最值得发扬的东西。
       这并不是说不要对这次地震中凸显的问题加以反思。比如，虽然完全准确预报地震的发生确有困难，但是对于任何相关的信息和意见，不是应该更慎重一点吗?过去曾有的发动群众“群防群控”的方法，是不是在对“科学”的迷信下丢得太快了?国家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必须数次赶到灾区躬亲指挥，这暗示从中央到地方的应急机制，是否有待进一步完善?救援队有没有可能更快地进入到村一级?救灾款物的使用，是不是应该考虑提供民间监察的可能?还有，那么多学校在地震中倒塌，这难道不暴露了人们痛恨的积弊?……这些检讨绝对都有必要。如果不能把灾难当成反思的契机，而满足于“从胜利走向胜利”，那就太可惜了。所谓“多难兴邦”，首先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的。
       但是，这些反思跟前面提到的“中国认同”是什么关系?反思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拒绝“中国认同”呢?在我看来，主张反思的出发点不应该只是作“永远的批判者”的知识分子定位，那样置身事外的立场，不仅在面对这个大灾难时是不合适的，坦白说，也跟我们当下面I临的历史情境相隔离。愈是看到现实中的问题，愈是应该意识到改造中国的复杂性，而不能简单地批评了事，更不应该变成对西方现存政治制度的盲目称颂。当在一些反思文章中，读到作者的潜台词是：如果中国像西方国家那样，如果实行类似的制度，就会如何如何。我很难同意如此的粗暴类比。问题在于，其实还是那个老话题——在我们这样一个东西部、城乡差距这么大的大国，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公”与“私”、“权利”和“义务”的极端二分逻辑，还有一般的行政科层化、军队独立化，我们到底能不能搬用?不妨假设，如果那样的搬用是现实的话，在这个地震中，又将会是怎么样的结果?所以，有生产性的反思首先需要把自己带入进中国问题的语境中，挣扎于并且承担起那些困境，不能只是抱住那些西方的概念不放。
       而一旦如此，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道路”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抛开全球化中更加激烈的国家利益竞争和斗争，以及政治经济层面上中国面临的挑战不谈，单看中国内部的价值认同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全面市场化，资本和金钱的逻辑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渗透到日常生活，剧烈地颠覆了原有的价值感、意义感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随着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分化日益加剧，“断裂”社会如何整合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当旧有意识形态已经日渐空洞化，其吸附力不再那么有效，而传统的伦理教化和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日渐远离这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的时候，核心价值之阙如已经非常严重。严重到甚至连“阙如”也不被认为是问题，有人似乎习惯了生活意义的空虚化。在这次地震中，我们不是已经见证了一些“经济人”极为冷血的言行了吗?那些声辩，不过充分证明了那种把人变成原子化的个人，切断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不谈道德伦理，以经济利益替代一切的市场逻辑。
       然而，正是这次大地震起到了一种“震惊”的作用。就像本雅明讲“震惊”具有把人从资本主义迷梦中“唤醒”的力量一样，我想，这次地震的激烈和伤亡的严重性，也着实把很多中国人(包括我自己也置身其中的“80后”这一代)“唤醒”了。让人清醒地感觉到在无边的消费主义所营造的庸常琐碎梦想之外，我们是如何具体地生活于脚下立足的土地，面对着危机(不止是自然灾害)；如何真切地需要超越个人之上的国家“大我”提供的意义感；又是如何可能创造出一种健康、充实而光辉的生活形态。我所以特别要提“80后”的年轻一代，是因为我们就成长在全面市场化的时代，市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我们的渗透和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群体。而“80后”也一度被认为是自私冷漠、自我至上的一代。然而，在这次地震中，人们却看到“80后”展现出另外的群体形象。那些在最后一刻用身体保护学生的年轻老师，那些及时赶到灾区现场展开救助的青年志愿者，那些眼含热泪、共寄哀思的高校学生，无不表示这一代并没有被个人成功的幻梦所吞噬。在关键时刻，他们完全具备自觉勇敢的担当意识，能重新激活起心底那些“大爱”、“大义”来。如此一个通常政治冷感、文化后现代的群体，都能不放弃自己对国家、民
       族和他人的自觉承担，这不正是证明那个把个人原子化，把主体抽象化，把关系利益化的市场意识形态，绝非很多人所想的那么畅行无阻。国家、人民、团结、奉献这些观念，并没有被摧毁殆尽，它们依然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而在碎片化状态上，想象和实现“总体”的生活可能性也依然存在。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握住这个“唤醒”的契机，为重建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而努力吗?
       重新强调“中国认同”，很容易被人批评为民族主义情绪张本，或者，呼应意识形态霸权的询唤。不过，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已经被完全特殊化和妖魔化了的今天，我以为完全有必要去重新理解和打捞这些概念的历史复杂性、正当性和能动活力。更重要的是，所谓作为核心价值的“中国认同”，不是盲目地自我肯定，至少内含着承担下述转化和创造的历史使命的要求：
       首先是检视和审理我们的文化资源，换言之，就是反省到底有哪些积淀的传统可以回应民族复兴的需要。比如，在救援地震的过程中，你能切肤地感觉到甘阳所讲的“三种传统”的显形。包括“人溺己溺”、“民胞物与”的儒家传统，“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传统，还有把个体生命放在首位；以全国哀悼的形式悼念逝者这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新变化。这次事件正表明了这三种传统存在着统一和贯通的可能。我想提示的是这次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迅速集中和调配的能力，这正由被一些人笼统地批评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身提供了保证。而这次地震中，从领导人的表现到国家哀悼的形式，都完全赋予了“生命价值”和“人道关爱”观念正面意义，这往往容易被经过批判理论洗礼的人所轻视，但确实又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进步。所以，“中国认同”就意味着要克服偏见、认认真真地对待这三种传统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尤其要重视共和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经验。
       其次，“中国认同”如果不能跟普通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建立起真实连带，那么它就很难发挥出文化政治的能量。做个也许不是特别合适的比较，就是在奥运会的圣火传递风波时，大家的注意力和意见的统一程度，就远远不如这次地震。这说明“同一个梦想”必须建基于今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福祉和需要上，才会真正地万众一心。而这次网上对地震中那些负责作为的褒扬，和对一些人丑恶言行的抨击，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国民众在日常生活经验刺激下的政治判断竟是相当准确。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如果只把眼光放在政治、经济、外交等的优势位置上，那么不过重复了发展的逻辑所固有的阈限。鼓吹那样的“中国梦”，不过是对“美国梦”的翻版罢了。在崛起的进程中，应该直面严重的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回应弱势群体的诉求，但这并不是要把人都变成经济侏儒，相反，更要维护人们生活世界的完整，包括政治意识和价值感的养成，对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发展进行新的描述，等等。也只有像革命时代那样立足于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执政党的革新欲求和努力，才会有力地把中国引向政治成熟的民族。
       最后，“中国认同”还迫切需要寻找和创造新的话语方式，传递“共同体”意识。媒体对于这次地震及时的宣传报道，总体上极大地帮助了人们了解灾情，凝聚感情，展开捐助。但是，宣传报道的一些“老调子”，显然也已经不能那么有效地发挥动员力量，让全民信服。原因在于，那些原来大家很习惯的政治话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已经几乎被“去魅”了。跟生活和情感方式错落杂陈的现实的相比，宣传的话语方式和策略还沿袭了过去的形式。能否准确地切入人们的情感结构，决定了“中国认同”价值观会不会发挥巨大影响力，因为毕竟这种认同最后要体现于情感体认之上。而新的话语方式很大程度上依靠新的知识和观念的创辟。这就提出了对国家性质、党国体制、国家认同等给予新的界定和解释的问题。这当然不仅是知识界的问题，可是知识界应该在这些大问题的介入和参与中显现出活力和智慧来。
       写到这里，想起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那本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国家认同危机新的辩论的书——《我们是谁?》。在这次大地震以后，这个题目，同样值得致力于中国现代复兴的人们深思。
       张春田，学者，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从娜拉出走到中国改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