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母亲在一场瓢泼的大雨中回归土地，我怕雨水冷着她的身体，就在新堆的坟上盖了一块塑料布。好大的雨呀！它把远山近树全部笼罩，十米开外的草丛模糊，路不见了，到处都是混浊的水。即使这铺天大雨是全世界的哭，此刻也丝毫减轻不了我的悲。雨越下越大，墓前只剩下我和满姐夫。我说：“从此，谷里跟我的联系仅是这两堆矮坟，一堆是我的母亲，另一堆是我的父亲。”
我紧锁心门，强冻情感，再也不敢回去，哪怕是清明节也不回去，生怕面对宽阔的灰白泥路，生怕空荡荡的故乡再也没母亲可喊。但是，脑海里何曾放得下，好像母亲还活着，在火铺前给我做米花糖，那种特别的浅香淡甜一次次把我从梦中喊醒，让我一边舔舌头一边泪流满面。
如果不是母亲，我就不会有故乡。是她，这个四十六岁的高龄产妇，这个既固执又爱幻想的农村妇女，在1966年3月的一个下午把我带到谷里。这之前，她曾生育三个女儿，两个存活，一个夭折。我是她最后的念想，是她强加给未来生活的全部意义，所以，不管是上山砍柴或是下田插秧，甚至于大雪茫茫的水利工地，她的身上总是有我。挖沟的时候我在她的背上，背石头的时候我在她的胸口。直到六岁时上小学，她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去小学的路上有个水库，曾经淹死过人。她给我下命令：绝不可以欺水，否则就不准读书！老师家访，她把最后一只母鸡杀来招待，目的是拜托在放晚学的时候，监督我们村的学生安全走过水库。她曾痛失一个孩子，因而对我加倍呵护，好像双手捧着一盏灯苗，生怕有半点闪失。
十一岁之前，我离开谷里村的半径不会超过两公里。村子坐落在一个高高的山坡，只有十来户人家，周围都是森林草丛，半夜里经常听到野生动物的叫唤。天晴的时候，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一浪一浪的山脉，高矮不齐地排过去，一直排到太阳落下去的远方。潮湿的日子，雾从山底漫上来，有时像云，有时像烟，有时像大水淹没我们的屋顶。冬天有金黄的青冈林，夏天有满山的野花。草莓、茶泡、凉粉果、杨梅、野枇杷等等，都曾是我口中之物。“出门一把斧，每天三块五”，勤劳的人都可以从山里摘到木耳、剥下栓皮、挖出竹笋、收割蒲草，这些都可以换钱。要不是因为父母的工分经常被会计算错，也许我就沉醉这片树林，埋头这座草山，不会那么用劲地读书上学。是母亲憋不下这口气，吃不起没文化的亏，才逼我学会算术，懂得记录。
因为不停地升学，这个小心呵护我的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我离开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十三岁之后，我回故乡的时间仅仅是寒暑假。我再也吃不到清明节的花糯饭，看不到秋天收稻谷的景象。城市的身影渐渐覆盖乡村，所谓想家其实就是想念家里的腊肉，担心父母的身体，渴望他们能给我寄零花钱。故乡在缩小，母亲在放大。为了找钱供我读书，每到雨天，母亲就背着背篓半夜出门，赶在别人之前进入山林摘木耳。这一去，她的衣服总是要湿到脖子根，有时木耳长得太多，她就直捡到天黑，靠喝山泉水和吃生木耳充饥。家里养的鸡全都拿来卖钱，一只也舍不得杀。猪喂肥了，一家伙卖掉，那是我第二个学期的路费、学费。母亲彻底想不到，供一个学生读书会要那么高的成本！但是她不服输，像魔术师那样从土地里变出芭蕉、魔芋、板粟、核桃、南瓜、李子、玉米和稻谷，凡是能换钱的农产品她都卖过，一分一分地挣，十元十元地给我寄，以至于我买的衣服会有红薯的味道，我买的球鞋理所当然散发稻谷气息。
直到我领了工资，母亲才结束农村对城市的支援，稍微松了一口气。但这时的她，已经苍老得不敢照镜子了。她的头发白得像李花，皮肤黑得像泥，脸上的皱纹是交错的村路，疲惫的眼睛是干水的池塘。每个月我都回村去看她，给她捎去吃的和穿的。她说村里缺水，旱情严重的时候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山下挑，你父亲实在挑不动，每次只能挑半桶。那时我刚工作，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全村人的吃水问题，就跟县里反映情况，县里拔款修了一个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水柜。她说公路不通，山货背不动了，挣钱是越来越难。我又找有关部门，让他们拨了一笔钱，把公路直挖到村口。她说某某家困难，你能不能送点钱给他们买油盐？我立即掏出几张钞票递过去。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母亲的话就是文件，她指到哪里我奔到哪里，是她维系着我与故乡的关系。
后来，父亲过世了，我把母亲接到城市，以为故乡可以从我的脑海淡出。其实不然，母亲就像一本故乡的活字典，今天说交怀的稻田，明天说蓝淀塘的菜地，后天说代家湾的杉木。每一个土坎、每一株玉米都刻在她记忆硬盘，既不能删除也休想覆盖。晚上看电视，明明是《
三国演义》的画面，她却说是谷里荒芜的田园。屏幕里那些开会的人物，竟然被她看成是穿补巴衣服的大姐！村里老人过生日她记着，谁家要办喜酒她也没忘记，经常闹着回去补人情。为了免去她在路上的颠簸，我不得不做一把梭子，在城市与故乡之间织布。她在我快要擦掉的乡村地图上添墨加彩，重新绘制，甚至要我去看看那丛曾经贡献过学费的楠竹，因为在她昨晚的梦里大片竹笋已经被人偷盗。一位曾经批斗过她的村民进城，她在不会说普通话的情况下，竟然问到那个村民的住处，把他请到家里来隆重招待。只要能听到故乡的一两则消息，她非常愿意忘记仇恨。谁家的母牛生崽了，她会笑上大半天，若是听到村里某位老人过世，她就躲到角落悄悄抹泪。
有一天，这个高大的矮个子母亲忽然病倒，她铁一样的躯体终于抵挡不住时间的消耗，渐渐还原为肉身。从来不住院从来不吃药的她被医院强行收留，还做了化疗。三年疾病的折磨远远超过她一生的苦痛。她躺在病床上越缩越小，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多少次，她央求我把她送回谷里，说故乡的草药可以治愈她的恶疾。但是，她忽略了她曾送我读书，让我有了知识，已经被现代医学格式化，所以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试图从床上爬起，似乎要走回去，可是她已经没有力气，连翻身也得借助外力。她一直在跟疼痛较劲，有时痛得全身发抖，连席子都抠烂了。她昏过去又醒过来，即便痛成这样，嘴里喃喃的还是故乡的名字。临终前一晚，不知道她哪来的气力，忽地从床上打坐起来，叫我满姐连夜把她背回故乡。我何尝不想满足她的愿望，只是谷里没有止痛针，没有标准的卫生间，更没有临时的抢救。因此，在她还有生命之前，我只能硬起心肠把她留在县城医院，完全忽略了她对故乡的依赖。
当母亲彻底离开我之后，故乡猛地就直逼过来，显得那么强大那么安慰。故乡像我的外婆，终于把母亲抱在怀里。今年十月，我重返故乡，看见母亲已变成一片青草，铺在楠竹湾的田坎上。我抚摸着那片草地，认真地打量故乡，发觉天空比过去的蓝，树比过去的高，牛比过去的壮，山坡上的玉米棒子也比过去的长得大……曾经被我的记忆按下暂停键的村民，一个个都动起来，他们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第一次那么醒目。我跟他们说粮食，谈学费，讨论从交祥村拉自来水，研究怎样守住被邻村抢占的地盘，仿佛是在讨好我的母亲。如果说过去我是因为爱母亲才爱故乡，那现在我则是通过爱故乡来怀念母亲。因为外婆、父亲埋葬在这里，所以母亲才要执著地回来。又因为母亲埋葬在这里，我才深深地眷恋这座村庄。为什么我在伤痛的时候会想起谷里？为什么我在困难时刻家山北望？现在我终于明白，那是因为故乡已经代替了我的母亲。有母亲的地方就能止痛疗伤，就能拴住漂泊动荡的心灵。
我们村里的实物税
三十多年前，我出生的谷里村还没有包产到户，村也不叫村，而叫生产队。白天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不是评工分就是开批斗会，不是分粮食就是商量明天出什么工。整个村庄是一个集体，像一个大家庭，也是一支大部队，所以，社员们没剩下多少私人时间，每个家庭也没有太多的隐私。社员们在劳动、开会和学习之余，唯一可干的私活就是在家里养两头猪。由于这是仅有，每个人都把干私活的热情倾注到养猪上面。他们用修建房屋的才华来修建猪圈，用做酒席的天赋来煮猪潲，把不想跟人说的话拿来跟猪说。那时候，他们对一头猪比对一个孩子还亲，原因是猪不仅能让家庭过上一个热闹的年，还能解决一年四季的吃油问题。猪是他们好生活的梦想，更是他们挺直腰杆的底气。
在那个“大公无私”的年代，家里养一两头猪不是个轻松的活。每天早晨，社员们的第一件事不是煮早餐，而是煮猪潲。他们要在出工之前把煮熟的猪潲倒入木槽，让猪饱餐一顿之后才能放心地下地干活。干活的缝隙，他们就在田间地头为猪采摘野菜，方言叫“打猪草”。一天的公活干完，他们才能背起比头顶高出一大截的猪草摇摇晃晃地回家。还没走到家门口，他们已经听到了猪的叫唤。那是猪饿了一天之后的乞求，个别性急的早把木门啃出了缺口。社员们左脚刚迈进家门，右脚已经来到了猪圈边。他们顾不上自己的饥饿，就先去喂猪。只有猪的哼哧声停息了，他们才开始煮夜饭。夜饭之后，家家都是砍猪菜的声音，有时实在太困，他们一边砍猪菜一边打瞌睡，好多的手指就这样被砍伤。在公路、电和先进的养猪技术尚未通达生产队之前，社员们要把一两头猪养大、出栏，大约需要一年时间，因此他们在出好集体工的同时，必须天天重复以上动作，心要挂牵，身要劳累，就像每天都在侍候月婆子。
但是，再苦再累，他们也没有忘记养一头“上交猪”。当时政策规定，谁家要杀一头猪，就得先给公社食品站上交一头，只有能力养一头猪的家庭必须上交猪的一半。所以，小时候，只要我们一趴到猪圈边，父母就会指着其中一头说：“那是给食品站养的。”两头猪都长得一般可爱，父母看着高兴，就会征求我们的意见：“到底把哪一头拿去上交？”没开批斗会的时候，我们会指着稍小的那一头；如果那几天正好开批斗会，我们的手就会一偏，指向那头稍大的。等到农历年底，两头猪都养得肥头大耳了，其中之一必定被抓出来装进猪笼，由我的父亲、堂哥或者姐夫抬着，往公社的方向运送。猪一路嚎叫，似乎是舍不得离开家乡。这时，我的母亲就会站在屋角目送，眼里噙满泪水。她不是舍不得上交，而是因为那头猪她养了一年，已经养出了感情，实在是不忍心听它哀哭。如此一次次的上交仪式，在我幼小心灵埋下自豪感，懂得了一个人原来还有上交的责任。
我们村离公社有十里路程，全都是弯曲狭窄的山路，赶一回街，社员们都要皱几天眉头，更不用说是抬猪，那是既耗体力又费脚劲的工作。父亲和姐夫边走边歇，衣服湿透了就光着膀子抬，直到下午才把猪抬到公社。在这条曲折的山路上，我们村的社员们没少撒下汗水。特别是秋收之后，生产队把应交的公粮晒干，然后每家出一劳力，每人挑着上百斤的担子，到公社粮所交公粮。浩浩荡荡的送粮队伍在窄路上盘旋、喘气、流汗，有说有笑，仿佛是他们的节日。金灿灿的玉米籽或者稻谷挑到了公社粮所，社员们刚松一口气，所长老范就走过来验粮。老范是一个负责任的家伙，每一袋粮食他都会打开，从里挑出一两颗，拿到嘴里用力一咬，响得脆的就是晒干的粮食，合格，可以入库。如果玉米籽或者稻谷在他嘴里闷响，那粮食就得重新晒过。
验粮时刻，社员们都很紧张，队长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生怕老范故意刁难。而老范偏偏有刁难别人的业余爱好，他常常以责任为幌子，对各生产队挑来的公粮百般挑剔。我们村的公粮很少有一次就通过的，只要老范说出个“不”字，挑粮的社员们顿时腿软，一路上的高兴被扫得干干净净。队长摇头叹气之余，吩咐两个社员留下来，在粮所门前的晒坪重新晒粮，直到老范说“合格”才算完成任务。如果碰上雨天，晒粮的社员气得都想哭。他们没钱请老范喝酒，也找不到美女跟老范说笑话，因此谷里村的公粮一晒再晒，直晒到老范要回家看老婆了才通过验收。
因为老范，社员们对干部没有一点好感。他们认为像老范这样的干部，除了坐享其成，就是以整农民为乐。所以社员们决定再也不养这样的干部，甚至扬言第二年不交公粮。但是，牢骚归牢骚，到了第二年秋天，社员们又会自觉地留出一大块公粮，只是一年比一年晒得仔细，尽量不给老范耍威风的机会。虽然社员们识不了几个字，没多少文化，却懂得交公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向国家纳税，而不是给老范进贡。所以，我们村的公粮年年照送，社员们穿上新衣服，带上老婆做的午饭，甩起高手，走起大步，把肩上的楠竹扁担抖得一跳一跳，好像去相亲似的满脸喜悦。送粮的队伍虽比不上“扬鞭催马”那么热闹，倒也一路欢声笑语。
像谷里村这样地处中国行政末梢的山村，除了抬猪、交公粮和卖余粮之外，再也拿不出更多的东西来奉献给国家。因为奉献太少，社员们都很不好意思，从来不敢跟干部提要求，有时跑到公社去开证明，说话都不敢高声。但是，如果某个干部欺负或者瞧不起他们了，他们就在茶余酒后撇着嘴说：“干部有什么了不起，都是我们供养的。”他们有他们的逻辑，逼急了，就认为天下所有干部吃的都是该村的粮食，嚼的都是该村的猪肉，骨子里明显鄙视那些“十指不沾泥”者。社员们敢有这么一点点“豪言壮语”，除了靠酒气壮胆，心里也有一份纳了实物税的踏实。后来，我因为读书当上了干部，就觉得自己是他们供养的，每次回村都脸热心跳，满腔的愧疚，只能多带香烟，就像当年队长讨好老范那样讨好他们，一只手给他们递烟，另一只手迅速按下打火机，替他们把香烟烧燃。而每一次在城市的粮店里买米，我都会想：这些米是不是来自我的家乡？因此，我对粮食加倍珍惜，绝不让一粒米从嘴巴掉下去。
现在，我们村在政府的关怀下既通了公路，又通了电，还通了自来水，拖拉机、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前两年，国家又把农民上交公粮的任务全免。村民们看着笔直的大道感叹：“又不用交公粮了，修这么好的路来运什么？”看到干部，他们的目光开始躲闪，再也找不出鄙视的理由。当他们一旦失去责任，就像跟组织失去联系那么心虚。尽管他们还有生活的负担，也有一些想不到的困难，但是他们一点也不责怪干部。他们硬是想不清楚，已经不用交公粮了，为什么还不快点高兴起来？
东西，作家，现居南宁。主要著作有《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后悔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