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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这破坏者也是时间这保存者。
       ——艾略特
       旧书店
       记不清准确的时间了。那段时间，吃过午饭，我时常要下楼转一转。最常去的地方，是一家逼仄的旧书店。不远，步行八九分钟的样子，向右一转身，就有一排排的书映入眼帘。
       左手是一家琳琅满目的商行，右手是一家中等规模的香薰SPA。旧书店的门面，挤在正中间。它的逼仄是相宜的，像个小家碧玉，寻常的日子，便该是素面朝天，浓艳了反倒让人生疑。第一次，它的素净让我停下了脚步，左右两侧是两排高高的旧书架，中间，是一长溜看相尚好的书。一步步地挪过去，安妮宝贝、韩寒、村上春树、金庸、安意如……无非是一些时下流行的书籍，有些书不用看，就知道是盗版的。就在我准备抽身出门的时候，在一个不打眼的角落里，我忽然瞥见了一册《达利》。封面崭新，书页精美，厚厚的一大本，标价却只有5元。而在《达利》的旁边，还安静地站着一本《梵·高传》，标价也是5元。它们显然寂寞得太久，一些灰尘，已经钻进了书页之间。
       书店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抽烟。是一个有些落寞的女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一副大大的金边眼镜，几乎遮住了她的半张脸。地上，是一撮零乱的烟灰和一堆更加零乱的白色的烟蒂。她似乎不爱说话，自始至终，她也没有站起来向我推荐。结账的时候，她也一直低着头，长长的女士烟夹在指间，袅绕着一丝淡淡的香气。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本祝勇的书：《旧宫殿》。
       我指了指《旧宫殿》，问她：这里是否有卖的？她终于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这个看《旧宫殿》的女老板引起了我的好奇。大约是两个星期之后，我第二次踱进了这家旧书店。正是“五一”长假，旧书店里又只有我一个顾客。一切都还是两个星期前的样子，书架上的书，似乎也没有被大量销售的痕迹。那个喜欢抽烟的女人还是没有主动和我搭话，她只是站了起来，微笑着，指了指书架上的一个位置。正是在“达利”和“梵·高”曾经呆过的那个不打眼的角落，摆着一本《凤凰·草鞋下的故乡》，旁边，是祝勇的另一本书《西藏，远方的上方》和车前子的《中国后花园》。她对我似乎有了充分的了解，而且，她的微笑也是笃定了，我会满意她的推荐。我不能不在心里暗暗地承认，事实的确如此。我诧异地回头看了看她，她已经折身回了原来的位置。但她并不再看我，而是在抽烟，心事重重的样子。喜欢抽烟的女人并不少见，然而她的烟瘾实在大得离谱，刚扔了一只烟蒂，这会又接上了一枝。
       她的桌子上，这次摆的是《悲悯大地》。
       渐渐的我便发现，每一次她看的书，她自己开的书店里都没有卖的，而她推荐给我的，全部盖着科教书店的印章，但价格却非常便宜。最贵的一本书，她只要了我十元，而那本书真正的售价，两倍都不止。这些小小的便宜让我对她心生感激，甚至不止一次地暗示过她，她没必要这么做，该买的书我还是会买的。但下一回，我还是会直奔那个角落，那个角落像埋藏着一个不能说穿的秘密，总能带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淡淡地交往着，有书可读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那些我大多也喜欢的书，她看过了，便摆在那个角落里。我从来没有说破过这一点，我们之间，仿佛，也渐渐地形成了一种默契。有三次吧，她推荐的书我其实已经从网上买过，或者，并不十分感兴趣，但，付钱的时候，我还是显得格外惊喜。
       有段日子，因为种种琐事，我一直没空读书，也抽不出时间去书店，直到终于忙完了，已经到了旧历的年底。再次去旧书店的时候，店面已然装饰一新，耀眼的灯光，映着一张脂粉堆积的脸。她，已经不在了，一个矮而胖的女人，稳如泰山地坐在桌子后面。在“达利”和“梵·高” 呆过的那个角落，埋藏着秘密的那个角落，站着盗版的于丹和易中天。
       我疑惑地掉转过身子，又探头看了看门面。上面是一张鲜红的喷绘：新知书店。
       女人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介绍道，买本看看吧，畅销书，刚进的。我看了看她，好半天才失望地说，我对畅销书没什么兴趣。她看了看书架，又看了看我，仰着一张无辜的莫名其妙的脸。
       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进过那家旧书店。但每次路过，我都会探头瞄上一两眼。我是希望能再见她一面，我是希望能亲口向她表示一下谢意。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奉劝她，别抽那么多的烟。
       那家旧书店，我先后去过数十次，她看过的书，间接“赠送”给我的也已接近百册。案头，依然有一本未及读完的《中国美术史》。但在这一刻，我竟想不起旧书店当初的名字。甚至，除了一副金边眼镜和一张时常落寞的脸，我也很难再形容那个抽烟的女人，她的身高，以及她确切的样子。然而就在今晨，我猛然间发现，在《中国美术史》并不特殊的某一页，有一道铅笔的深深的画痕，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狗日的张西亮，你怎么还不死？？”最后一个问号，力透纸背，而且，穿透了两页。
       这是她的字吗？我想，应该是。披衣下床，从书架上抽出其他的书，在《中国后花园》，我终于再次发现了“张西亮”这个名字。我嘘出一口长气，像是解开了一道久久未能破译的谜。
       在嘹亮的晨光里合上书卷，我仿佛又看见了她，孤单地坐在桌子后面，黯然的神情，以及抽烟时落寞的样子。
       棉瓦房
       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寄居在城郊的一家工厂。宿舍阴暗、潮湿而低矮，面积只有十五六个平方。两幢陈年的建筑形成一条逼仄的巷弄（像南方的“亲嘴楼”），蛰伏在工厂的深处，连接着十几户人家。前后两排，外观几乎一样——破败的外墙爬满青苔，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石棉瓦，隐约可见天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确切地描述它的方位，沉醉的夜晚，我不止一次地在巷弄里迷失了方向。
       巷弄的尽头是一间开水房，夏天，傍晚的时候，时常会出现排队打水的壮观景象。逼仄的开水房里，常年守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一张宽阔的脸，常年呈现出刚刚走出蒸笼的模样。她的嗓门大得出奇，午休的时候，我时常在她的嗓音中惊醒，侧耳一听，却并不是在和人吵架，更多的时候，是在向人推荐她家的二姑娘。她就向我推荐过两次，第一次是一天夜里，她亲自带着二姑娘敲开我的房门，问过我的工作与具体收入，还耐心地询问我的双亲及其健康状况。屋里只有两张凳子，我只好傻傻地站着，在她的盘问里汗如雨下。如果她们带上了纸和笔，那一定和录口供没什么两样。她家的二姑娘成熟得太早，乍一看脸，她们俩像是一对孪生姐妹；仔细看看身材，还是非常相像。姑娘很听话呢，她不无骄傲地说，高中读了一年之后，还是听话地回头上了技校，技校毕业之后，便顺理成章地进了这家工厂。她自己，原来应该是在整装车间，在轰鸣的整装车间里，喜爱说话的人，久了，嗓门都会变得非常大。
       第二次是她一个人，记不清我们当时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但后来，她刚刚走出蒸笼的脸显得非常失望。我已经记不确了，隐约，她是不满意我所从事的文字工作，但现在想来，应该是与我事后漠然的态度有关（她曾留过女儿的联系方式，但我一次也没打）。她家的二姑娘，后来，终于嫁给了本厂的一名销售员，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呢，又是个独生子，果然比我强。六年之后，我去这家工厂采写报告文学，才听说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女儿冲破世俗的藩篱，爱上了一个半百年纪的副厂长，一时间传为佳话。
       还是说棉瓦房。与开水房毗邻的是职工澡堂，锅炉盛大的热汽，阴云一样遮天蔽日，在石棉瓦上四处弥漫，加剧了棉瓦房的潮湿与阴暗。邻居们为此多次提过合理化建议（那几年，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合理化”），但居住在这里的职工要么人微言轻，要么是已经懂得，有一些建议注定不被采纳。一些拖家带口的职工只好把房子廉价租出去，或者，想方设法地求人，重新争取一套住房。只有那些毫无办法的职工，才长年累月地卧在这里，像一股长途奔袭的暗流，到这里也就想歇息了，再也不想掀起一丝波浪。
       比如左邻，住着一个年过花甲的退休老人；右舍，住着一对母女俩。我在这里住了三年，老人的腰就弯了三年：第一年，老人的腰大约还佝偻成120度；第二年，就成了110；第三年，就已经接近于90了。可见人一旦老迈，地球的引力就再也无法抵抗。老人很少抬头看人，也很少主动和人搭话，走路的时候，步子总是急急的，像地上躺着什么宝贝，等着他去发现。老人的确时常会有些收获，比如一枚硬币，或者一张食堂里的饭票，金额都不大。想再大，也难。
       每次拣到什么，老人总要喊我们出来看，看的人一多，老人就拼命地昂起脸，那只泄了气的苍白的皮球，也只有在这时候，才散发出兴奋的红光。渐渐的，老人拣钱的频率简直高得不像话，天上像是在掉钱，让左邻右舍都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有一次，老人拣到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个小孔；第三天，老人又拣到一枚硬币，“菊花”中间仍有个小孔。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面是疑惑，一面是惊讶。在围观的人群里，每次都有那对母女俩。母亲是个寻常的中年妇女，像个小媳妇，低眉，拢手，言语都是轻的。女儿只在十二三岁，黑而且瘦，胸脯扁平，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一号门里的主妇似乎一直无所事事，又是个“大嘴巴”，最大的爱好就是散布小道消息，且往往言之凿凿，仿佛每件事情她都恰好在场。据她讲，丫头是个私生子，和她私通的那个男人是个车间主任，“能量大得可怕”。我有些疑惑，一个车间主任能有多大的能量？她自己，原先只不过是个扫地的罢了，后来因为孩子，男人便安排她进了车间。干嘛？她还能干嘛？只管拿钱就是了。“大嘴巴”的神情透出对我的莫大的信任，似乎，这个天大的秘密，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棉瓦房泥土斑驳的墙壁，一点也不隔音。早起的时候，我总是能听见她读书的声音，洗碗的声音，做早饭的声音。偶尔，还能听见母亲在大声地诅咒，子弹似的呼啸而出，恶毒而难听。这时候的她，再不是白天里的那个小媳妇，仿佛变了个人。这时候，我时常想起“大嘴巴”说过的那个秘密，心里久久无法平静。
       具体的时间已经记不确了。总是在深夜，母亲的抽噎宛如天边隐隐的雷声，压抑而低沉。女儿始终没有出声，也许是睡过去了，也许是她根本就不能够懂得，究竟该如何安慰自己的母亲。在那三年的漫长记忆里，母女俩似乎一直没有好好地沟通过，紧闭的房门后面，她们的夜生活就是一段默片，无法揣测，也无人看见。
       周末的黄昏，或难以安眠的深夜，我时常出门散步。穿过一条短促的小街，就是车流如织的二环路，往北，是喧嚣的城市；往南，是一个名叫南湾的城中村。村庄在城市豪迈的步伐里已经不存在了，成了一座等待铲平的空村。虽然蓊郁的田园早已日渐荒芜，然而，黄昏或深夜的田园里，总是徜徉着一对对情侣，徘徊着一个个行迹可疑的南湾的女人。有一年，报上时常有关于“南湾”的百字新闻，一些无地可种无业可就的女人只好发掘自己的另一片土地，毕竟，对于有些人来说，生活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离开棉瓦房的那年春天，我照了一张相片。相片上的我坐在田埂边上，四周茅草葳蕤，点缀着夕阳的万道金光——背景真是美啊，只是，我瘦削的脸一片模糊，茫然不知去向。
       二十年，或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女人
       一开始，我有些难以置信。哦，我是说，我见到了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女人。
       她在河里洗菜，很吃力的样子，不时直起臃肿的腰身。是怀孕七八个月的那种臃肿，蹲下或起立，都让人担心。事实上，我差点就在她的起立里惊呼起来，她想叉一下腰，却因此失去了平衡。我之所以没有惊呼，是因为她终于稳住了前仰后合的腰身，也或许是因为，我瞥见了她的眼镜。眼镜——这种乡下小村极为少见的物件，让我有理由相信，她仅仅只是个短暂停留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她们情愿或者不情愿地，随着某个男人踏进这个小村。她们已经成为小村最鲜活的风景，每一次在路上徜徉，总会粘住一些人的眼睛。
       冬日的暖阳像老人绵长的回忆，在浑浊的河面上粼粼闪烁，波澜不惊。她终于回头看了看我，似乎还笑了笑，乱蓬蓬的头发像一头泡沫，镜片后面的眼神看不清内容。我注意到了她的脸，像满月一样圆，不！像满月一样胖；苍白，一股饱经沧桑的寒凉。她显然也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刚起床的样子，看上去，与一个暮年的老妇人相仿佛，所有的修饰都是一种负担。我们对视了十秒钟，尔后，又各自移开自己的眼睛。
       她重新蹲了下去，缓慢而小心。一堆湿溻溻的大白菜铺陈在她的脚下，水渍渍的绿光温文而黯淡。有那么一刻，灵光一闪，我感到自己仿佛在哪里见过她。但到底在哪见过呢？我无法猜想。一路上，不时有乡亲和我打招呼，的确有一些人，他们认识我，而我却只能礼节性地笑一笑，不敢过多说话。
       再走，雨忽然就落了下来。这个暖冬，已然和春天没什么两样。小街尚远，我只好往回跑，躲避在路旁的一家小店。是家不大的烟酒代销店，前店后房的那种，中间链接着一道长长的走廊。许多人都挤了进来，逼仄的小店里，一时间烟雾弥漫。我有一搭没一搭的和邻人交谈，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看店里的陈设以及默不出声的店老板。其时还是新春，该买的都买过了，一屋子的人都只是躲雨，店老板的脸色因此显得非常难看。我是认得他的，他的父亲当年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为了能当副校长，他先是写匿名信，后来便公开地告了校长一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几乎不可收拾的时候，校长忽然调走了，一场闹剧于是收场。他后来还有没有过类似的作为，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他后来一直干到退休，还是没能干上副校长。现在想来，他的数学一定教得很勉强，至少，逻辑没能完全过关。
       ——这其实是一种言不及物的赘述，我说这些无非是想写写店老板。那时候的店老板比我高一个年级，因为父亲的缘故，他在学校里性情顽劣，气焰嚣张，而且，时常和同学们吵架或打架。仅如此尚且罢了，然而他又成熟得太早，在女生们的传言里，他同时和学校里的四五个女同学搞对象。有一次还被门卫抓了个现行，那个倒霉的小女生，是我的同班同学，名字叫刘晓兰。刘晓兰能和他搞对象，这让同学们大感意外，让老师们大感惊讶。刘晓兰的成绩虽然乏善可陈，但她的刻苦与努力几乎有目共睹，举校无双。刘晓兰上学或放学都捧着本书，一路走，一路看。看到初二上半年，就不得不率先戴上了眼镜；看到初二下半年，镜片的厚度已经像瓶底一样。可见，镜片的厚度，有时候与学问无关。
       被抓了现行之后，刘晓兰只好退了学。退学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刘晓兰的座位就在我的前面，同学两年半，我们似乎也只说过三句话。第一句和第二句都是她骂我，因为我上课的时候在说悄悄话；第三句是我叫她。我还记得那个夏天的放学的黄昏，她的屁股上一片殷红，我好奇地跟在她后面，看着一片殷红在渐渐放大。我知道她一定在流血，可是她怎么会流血啊？于是，我满脸惊讶地叫住了她。
       她的脸比血还红，嘴唇还动了动（今天想来，她那蠕动的嘴唇，说出的应该是“流氓”），尔后，跑得像逃，追都追不上。那个夏天的黄昏，我忽然就活明白了，忽然就想起箱子里那卷雪白的卫生纸，以及姐姐拿纸时，眉头紧锁的模样。我呆呆地望着刘晓兰奔跑的背影，一种莫名的滋味——仿佛是夜雨敲打着铁棚，炒蚕豆一样，在内心嘭嘭嘭地响。
       有事没事的，我开始悄悄地注意刘晓兰。她的脖子，像一截精致的瓷器；她的胳膊像新生的莲藕，只不过，上面铺有一层稀疏的绒毛。我甚至破天荒地开始用功读书，那时候的小女生，都对成绩好的男生盲目崇拜。
       我的学习成绩终于好起来的时候，刘晓兰已经退学了。每次一看见那个属于刘晓兰的空座位，小小的虚荣心，忽然就高兴不起来。
       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初恋。我想应该是算的，初恋，原本就不是爱，而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但初恋的确是一种情结，它就潜伏在时间的深处，像一束透明的火焰，飘忽不定，无可捉摸，甚至连岁月本身也难以泯灭。许多年之后我试着写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当我准备给她起一个好听的名字时，最先跳进我脑海的，竟是“刘晓兰”这三个字。然而，在我敲出这个名字之后，我忽然想不起刘晓兰当初的样子。
       雨，还在下。雨，也不可能终止一个人的回忆。终止回忆的，是她。
       她从走廊的尽头出现了，仿佛从天而降。她的头发湿漉漉的，比刚才更像是泡沫，比刚才更像是刚刚起床。她的身后挤着一个小女孩，一面走，一面呜咽，鼻涕拖得老长。我听见店老板呵斥了一声，是一句地地道道的粗话。她小心地站到他的旁边，仿佛一个小媳妇，所有人的笑容都堆上她一个人的脸庞。就在这时候，我终于想起来，她非常像刘晓兰，准确点说，是她的笑容与刘晓兰非常相像。
       二十年了。她的笑容像一个开启记忆的密码，让我再次记起了刘晓兰。
       我愣愣地盯着她的笑容，仿佛是想找回那一段不复再来的旧时光。她大约是有所发现，游移然而却是仔细地掠了我一眼。就在那低头的一瞬，我看见了她镜片后面的眼神——有一丝羞怯，有一丝迟疑，还有一丝慌张。
       我居然浅浅地笑了一下，居然。
       她的慌张已经接近于害怕。我静静地看着她匆匆离去，臃肿的腰身吃力地穿过了过道，踉跄的脚步，踩碎了无数时光。对，时光。我仿佛看见二十年的时光都匍匐在了她的脚下，它们竟然已经浑然一体，像人家欢庆的鞭炮，在她的脚下依次炸响。
       雨水下穿了白天。雨水也破碎了我最初的梦想。二十年，也像一场雨，一低头似乎就过去了，一抬头其实还在下。
       后窗，或破碎的声响
       是一个雨后的清晨。从后窗里望过去，雨后的城市和天空一样干净，和雨水一样澄明。这座名叫合肥的小城还在酣睡，除了远去的铁道，一切，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梦。铁道和后窗之间的距离大约只在半华里，我看不见铁道的样子，但，我能听见远去的火车制造的轰鸣。
       横陈于铁道与后窗之间的，是一家货运场。形形色色的车辆从这里出入，形形色色的民工从这里出入。时常，更多的声响就来自于他们。而在这个安静的清晨，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复制成白天里的样子，除了一个同样安静的抽烟的男人。他比我起得更早，似乎是第一个从梦里醒过来的人。他靠在椅子上，一直在抽烟，双腿很随意地抻着，显得心事重重。他的身后是一辆满载的大货车，巨大的蓝色的车身仿佛一小片天空，而他则是一朵静止的乌云。我从来没见过他，从来没有。他有着一张迥然不同于其他民工的瘦削的脸，但脸色苍白，长发丛生。那个燠热的夏天，货运场里的民工大多剃着平头光着膀子，难得见上一个穿戴整齐且长发丛生的人。我还注意到他神情上明显的落寞，类似于失恋的那种。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理由作这样的类比，尽管我无法看出他准确的年龄。从他的脸上看，二十三十四十，似乎都有可能。
       （看不出年龄的青年男子一般说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生的娃娃脸，另一种是人为地遮蔽了真实的面容。他显然属于后者，许多人都属于后者。也许，对年龄的混淆和忽视，可以最大限度地蒙蔽自己的内心。）
       我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喜欢抽烟的男人。彼时我的电脑已经打开了，我原来准备记录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但和虚妄的梦境相比，现实显然更容易把我打动。我看见他旋转着一根烟，心无旁骛地接燃了另一根，片刻之后，又如法炮制地接燃了第三根。他抽烟的凶狠和速度让我吃惊——我也是个烟民，最凶狠的时候，一天也能抽上三十多根。但我早上绝少抽烟，我喜欢空腹写作，事实上半饥饿状态也只适合运动和写作，而不适合做别的事情——有点类似于刚出牢笼的那种。我几乎没有见他使用过火柴或打火机，似乎，他想最大限度地保持一个清晨的安宁。他一直坐在椅子上，没有起过身。我无法揣度他的内心，外表从来就是个蒙蔽，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常常令我深感灰心。
       他歪头看了看右侧的一排房子。右侧的那排房子是一幢上下两层的低矮建筑，下面的一层被分割成了一座座仓库，上面更为低矮的一层勉强可以住人。从三楼的后窗望过去，那一层逼仄的“盒子”类似于城市里低矮的鸽子笼。某个黄昏，我曾经看见一个高个子的民工像一只虾子，在逼仄的“盒子”里出出进进，脱衣、冲凉，头顶呼啸的电风扇让我一直在为他担心。现在，那排“盒子”一样的建筑仍在时光里沉陷，没有一丝声音。
       就在他抽到第四根（也许是第五根）烟的时候，和他一样瘦弱的阳光刚好挣扎出云层。夏日清晨的阳光像一条条冬眠的蛇，有气无力地蔓延与苏醒。两棵意大利杨树安静极了，而货运场开始在阳光下沸腾。
       他站了起来，趿拉着的蓝色的拖鞋扬起薄雾一样的轻尘。地上的烟蒂非常凌乱，若是注意看，还能发现地上的它们其实并没有彻底死亡，一缕虚弱的淡蓝色正在地面上相互缠绕、追逐与亲吻。想到这个句子的时候，我忽然无由地想到他的内心。也或许，是我自己的内心。
       这时候，清晨过境的第一列火车再次发出兴奋的尖叫，剧烈而持久，一百年都没叫过的那种，仿佛是去赶赴一场旷古之约，急于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更多的人。当然，铁道也会如期发出一阵痉挛似的轰鸣，除了“痉挛”，我想象不出铁道还能为何轰鸣。强悍的火车与匍匐的铁道是个粗俗的暗示，只有在铁道边生活过的人，才能真正听懂铁道痉挛的叫声（这样的痉挛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夜生活，我一直不愿意说破这一点，正如我不愿意说破那个喜欢抽烟的男人）。
       之后的每一个清晨，我几乎都能看到那个喜欢抽烟的男人。记忆里，似乎只有两次我比他起得更早，更多的时候，他已然从容地靠在椅子上，凶狠地抽烟，木然地盯着某个地方出神。直到，火车的轰鸣撕破一个清晨的安宁。直到，货运场开始在阳光下沸腾。
       有一个清晨，我意外地发现他正惬意地吐着烟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慢慢地然而却是准确地呈螺旋形上升。他的烟圈吐得非常老练，让我恍如穿越了那个螺旋形的隧道，看见了自己年少时的面容。那时候我刚刚学会抽烟，却对吐烟圈有着不可思议的热情。我整天跟在街痞子后面混，还曾经用本来应该购买模拟试卷的钱买过一条“蝴蝶泉”（这是我想学吐烟圈所需付出的代价），但吐烟圈其实是一件很需要想象力的事，然而我一直就缺乏足够的想象力，结果几乎可想而知。这最初的失败几乎影响了我整个的青春期，颓废，萎靡，弥漫着一种不可理喻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事实上一直没有从我的内心完全撤离，许多时候，我都为自己的想象力感到绝望，进而对自己的观察力产生疑问。比如在那个没有任何吉兆的清晨，我就无法想象，他何以就能那么悠然？他何以就能那么惬意？仿佛就在昨夜，他忽然就受到了神灵的眷顾，听到了神灵的谕旨。因此他完全有理由相信：服从于内心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刚刚从这个清晨开始。但事实，也许，并不是我所想象的样子。我的想象力再次暴露出它的贫乏，但生活从来就需要借助于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支撑，生活的细部往往会出现危机。这真是件令人沮丧的事。
       因为想象力的贫乏，我纸上的生活一度营养不良难以为继。每个醒来的清晨，我都搜肠刮肚，寄希望能从虚妄的梦境里得到些许暗示。结果往往一无所获，梦境一片荒芜，生活呈现给我们的，还是昨天的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无数个这样的清晨，我总会跌进一个同样的陷阱，深邃、黝黑，没有一丝光明。那个喜欢抽烟的男人仿佛只是一个暗示，他似乎只是想让我看见，生活类似于一个人的脸，潜伏的暗流，从来都波澜不惊。
       经年之后的今天，当我终于能够充耳不闻火车的尖叫和铁道的轰鸣，当我业已妥协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我再次对那些远去的清晨产生持久的疑问。我已经记不确，那个喜欢抽烟的男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从后窗消失的，除了那双时常趿拉着的蓝色的拖鞋，我也已经回忆不起他的样子了。仿佛，他从来就没有真实的存在过；仿佛，他从来就只是我的一个幻觉。
       但，这是真实的后窗。后窗外的货运场依然一片忙碌与繁荣。货车进出的喇叭声，货物与车厢的撞击声，民工们的嬉笑声……繁荣从来都需要声响，见证，或者是表明。我还听见一种破碎了的声响，仿佛，是流水远去的声响，又仿佛，是一双拖鞋远去的趿拉声……
       江少宾，作家，现居合肥。曾在本刊发表散文《在温暖的走廊里相互对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