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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上班的二楼办公室出来，下楼，走过一个门厅，出玻璃门，径行，穿过一大群各色小车堆满的大院，出自动伸缩的铁门，就进入人迹沸糜市声渐紧的街巷。左拐二十米，就是治安队的驻地，全称是某某镇某某社区治安保卫委员会。这是一个著名的所在，很多外来的打工仔对此地记忆深刻，谈之色变。里面除了主任室、办公室、文印室和问询室外，还一个一个著名的由铁网围成的面积大约四十平方米的地方，很多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的打工仔或初到此地的外乡人在里面度过了难忘的夜晚。在春雨潇潇的午后或三五明月的秋夜，问询室里间或传来一声紧似一声的凄厉哭声，不过这是广州孙志刚事件发生之前的事情了。我经常看见一个身体肥硕的当地人坐在铁网屋的门口，收着从铁网屋里面押着的人递过来的一张张红红的或蓝蓝的老人头。当他面前的钱钞堆积到一定厚度的时候，铁网屋的人就渐渐少了。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好多年了。我从旁边走过，对那个肥硕的当地人说：又发财了。肥硕的人对我说：发财发财，大家发财。然后他抛给我一棵玉溪烟。治安队左边是一个牙医诊所。一个又黑又粗农民模样的人在里面驻守了至少有十年以上。经营着他的洗牙拔牙和镶牙业务。我每天从这里经过，极少看到他接到一单生意，倒是他过得挺自在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养活他三个还在上学的孩子还有那个小小瘦瘦的老婆的。平时，他要么无休止地看着那台十四*(的小彩电——电视的内容永远是武侠或言情的，那些主角无耻地说着我爱你之类的话或者无耻地飞来飞去；要么他就站在诊所门口一边无所事事地看大街一边用牙签鼓捣着牙齿。那口牙齿白白又亮亮，还很整齐，可与非洲人媲美。估计他小时候和我一样，家贫，无糖吃。仅凭这一点，他就可以做一个合格的牙医。在第二次结婚前夕我曾光顾过这里一次，在交了六十元之后，我那口被烟熏了十几年的牙齿被洗得青春靓丽。只是三个月后，我的那口牙齿又故态萌发，由白而黄，由黄而黑了。于是我不再光顾所有的洗牙店。再左，是一个象棋档，由一个叫阿炳的慈祥的本地老者主持，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有近三十年历史了。阿炳是象棋高手，得过市里的第三名，镇里的第一名。我曾经和一个棋艺十分了得的同事和他大战三个回合，前提是他让我们一个马。结果我们没有占到便宜，一平二负。最后他还夸奖我们是后生可畏，说得我们满脸羞愧。阿炳下棋总是先输后赢，输的那一盘赌注不超过三十元，赢的那一盘赌注总在一百元或以上。所以他每天总有收获，并以此获得生活的资用。我的一个老乡在听说之后，一定要会一会阿炳。他让我指明阿炳的棋档之后就躲在另一个地方，十五分钟之后拨打他的手机，说孩子病了，要他速归。我如法炮制。结果我就得了老乡奖励给我的一包红壳的云烟。后来很多人就套用我们这种方法，和阿炳只下一盘棋。赢三十块钱走人。阿炳知道后，以后每一盘棋都很认真地下，五块钱一盘也下赢，绝不再使用欲擒故纵的战术。结果他每天只能赚到三几十块钱。于是市面上就流行了一句新的歇后语：和阿炳下棋，只一盘。象棋档的对面，摆放了两张不知何时出生的台球桌，年纪大得不行。桌面的绿色绒布变得浑浊，很长时间没有洗过了。球在上面滚动，叮叮当当的，没有一点美感，让人想起了瘦骨嶙峋的女人的胸脯。三五个六七个街头烂仔模样的年轻人以此为家，从天明玩到天黑，还经常挑灯夜战。他们大声吵噪，赌香烟，赌饮料，赌盒饭，乐此不疲，喜得旁边一家士多店的小老板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偶尔也有姿色身材俱佳叼着香烟的太妹模样的年轻女人加入。击球时，她们的薄薄衣衫下的乳房突突颤颤的，让行路而过的人大饱眼福。如果不算丁俊晖在国际上拿得桌球大奖，单凭街面上的这一景，任何一个老派的国人都会把桌球当作一项街痞运动。再过去，是一家上海包子店。卖包子、馒头、花卷、烧麦、烙饼一些北方人吃的东西；还卖蜂蜜面包、生日蛋糕一些外国人吃的东西，就是不卖当地人常吃的粉、粥、面之类，生意居然很好，我因为习惯晚睡晚起，常常误了食堂的免费早餐，经常光顾这里花一块钱，买一块烙饼充饥。更早的时候，这里是一家天津包子店，做生意的一对年轻男女，他们常常在无人光顾的空档，自以为隐蔽地做一些摸乳亲嘴的勾当，迫不及待的，样子局促而苟且，猴急猴急的，偷情的愉悦就藏在其间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绝对不是一对夫妻。还早的时候，这里是一家福建沙县小吃店，一对中年夫妻用他们的笑脸努力地招徕着客人。而他们那个只有几岁的孩子用身上肮脏的脸和衣服又努力地把客人赶走。相邻的是一家名字叫精明的眼镜档，只有一二米宽的门面，上面挂着“电脑验光，立等可取”的广告字样。我在里面配过两副眼镜。开店的是一对浙江夫妇，他们说着和粤语一样难懂的鸟语。
       眼镜店的旁边是一家阿彬理发店，装修蛮好的。门首装了霓虹灯，入夜的时候，霓虹灯一闪一闪的，很有些暧昧的感觉。那些发廊妹就坐在门首边招徕客人，她们十分漂亮，和本地女人比起来。她们十分性感：穿着裙子，叉开双腿，露出里面的或红或白或蓝的三角裤，十分色情地勾引人。我进去洗过一次头，捶过一次背，松过一次骨。然后她们要我按摩一次，我不知道松骨和按摩有什么区别。她们就笑我是个雏儿，让我和她们上楼试一试。我随她们上到二楼，走过长长的一条走廊，仿佛已经出了这栋楼，之后来到一个十分隐蔽的门栋。几间房子门门相对，在走廊上可以听到男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的努力和女人夸张变形的呻吟的声音。你看他们是多么热爱生活啊！带着我的那个发廊妹充满诗情画意对我说。这个自称是我老乡的发廊妹又对我说，你知道爱是怎样来的。我有些茫然地摇摇头。她对我说爱是做出来的，不做是没有爱的，我们来做爱吧。说罢她就把我拥进房门。我在那间陈设简单的屋子里坐下来，环顾四周，一张床，上面有很多汗渍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还有半卷卫生纸。一个垃圾筐，筐里有一些使用过的卫生纸，一个使用过的避孕套，套里面有半截糊精一样的东西。我突然有了一种作呕的感觉。客居在这个经济十分繁荣的南国小镇近十年，从我上班的楼房到我租住的楼房，这其间有四百多米的街巷，我已走过不下千次，我常常有作呕的感觉。这段地面常常是脏兮兮的，湿漉漉的，永远扫不净的果皮、塑料袋、商品包装纸、广告单、甘蔗渣、一次性饭盒、旧报纸；还有街巷沟渠永远流动着物质经过文明后的残液发出的恶臭。那些治疗梅毒、性病、淋病、修补处女膜的小广告皮癣一样粘贴在各式建筑的上面，当然还有出租房屋、招收男女公关、办理假证照的招贴。就像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的皮肤病一样与我们的生活如影随形，越搔越痒，越痒越搔，最后把皮肤搞得斑痕累累。但这条街巷上出现的最著名的广告还是寻找香港幼童庾文瀚的那则，惊动了董特首和中国的总理，惊动了中国大陆大大小小的媒体和众多的基层公安派出所。赏金从开始的一百万港元到后来的十万港元到最后的不提赏金，可以想见庾文瀚的父母从充满希望到最后绝望的心情，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愿这孩子还活着，阿弥陀佛！那个发廊妹已经脱光了自己，等待她生意的开始。她的胴体淤伤重重，与她的脸面迥乎不同，这大概是她无数次与不同男人肉搏的结果。我说我怕。她说怕什么？这家发廊是派出所的王哥开的，谁敢来砸场子。我说什么王哥，她说原来当副所长现在当教导员的那个王哥。我说我不是怕治安，是怕——。怕我有病啊！老娘我接待当地要人上百人，没有人说我有病。我的那位老乡姣好的面容突然变得狰狞起来。你才有病呢，不做爱到这里干什么？调戏老娘啊？阳痿病！说罢她快速穿上衣服气冲冲地冲出门去。我呆在那间用夹板隔离出来的房间里，听见周遭房间里男女们肉搏的声音，心里感叹：他们真是热爱生活啊！
       发廊隔壁的是一家音像店，卖歌碟、影碟，做生意的是一对潮州夫妇。我在里面选过几个中国古典音乐的碟子，《阳关三叠》、《夕阳箫鼓》、《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梁祝》、《将军令》之类。然后放到我儿子的那个英语复读机里反复听，一直听到声音嘶哑，绞带，肠子外露，最后一扔了事。因了这层关系，那个阿弥陀佛似的老板认定我是一个有文化有品位的人，然后向我推销肖邦、李斯特、贝多芬的东西，当然这些碟和上面的碟一样，全是些盗版假货。我对此一窍不通，只好谢绝。然后他又不厌其烦地向我推销黄色影碟，三级片，交关好看，每一根毛都是清清楚楚的，比吃一盒伟哥还管用。他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说罢露出一脸淫猥的笑容，在他一旁的老板娘也露出一嘴黄板牙无耻地笑了起来，显出无比向往的神情。我说三级的不好看，有没有十三级的。老板说先生你笑话了，小店暂时还没有，以后有了我一定最先通知你。然后我走出门。我走到音像店对面的鞋摊擦皮鞋。擦皮鞋的是一个四川老妪。脸上的皮肤像皮鞋一样黑，像核桃壳一样皱。她像一座雕像坐在那个地方已经十年了。因我送了她几瓶酒的缘故，她给我擦皮鞋从来不收钱。她和她的老头子都是酒鬼，每天两个人都要干完两瓶白酒。她说她在四川老家修了一栋楼房，租给别人，然后来这个南方小地的屋檐下伺侯别人的鞋子。鞋摊的对面，是一家农村信用社。一个本地的糟老汉穿着治安服终日坐在门口当门卫，样子威严而滑稽地扫视着每一个经过的路人，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准备抢劫银行的人。我第一次到里面存款，里面的人像审犯人审了我一通，这是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惯例。从此我就不到里面办任何业务。倒是后来我和里面的主任熟了，我们成了棋友。我们两个头发不多的人下棋，光亮的脑袋照亮了棋盘，是很有趣的一幕。大约有两次，信用社门口发生了抢钱的事情，于是那个糟老汉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很精神的年轻人。听说柜员机又发生了几起盗用银行卡密码取钱的事情。于是我十分讨厌这卡那卡的，包括贵宾卡和银行卡，甚至包括身份证，除了到邮局取稿费或坐飞机，我身上是一证一卡也没有的，于是我走上这些街巷，就时时冒着做三无人员的危险。我又站在旁边的烧鹅店门口，有人请我吃鹅臂。请我吃的人是我帮助他在治安队取出被扣摩托车的四川人。当时他给我钱我没要，我帮人的原则是值得帮的一文不取，不值得帮的人是给钱也不帮，毕竟这是拿脸面求人的事情。于是他一碰到我就请吃烧鹅臂。他认为吃在广东是广东人的自吹自擂，只有这东西还值得一提，和我儿子一样。吃完烧鹅臂，我就到一家手机店给我手机充值。这条四百来米的街巷有五家手机店，多过米铺。他们守株待兔，生意清淡。我不知道他们是何以生存的。我的一部三星牌手机摔坏之后，曾找其中的一家修过三次，总共花去一百八十元，最后不治而亡。于是除了给手机充值外我不再光顾这些店。现在我来到拐角处，紧邻的是美宜佳超市，一个卖甘蔗的摊档，一个取名“六合”的饭店。美宜佳超市是我购买香烟和我儿子购买方便面的定点商家。有一次里面的服务员多找回我四十块钱，我退给了她。从此每次从门前经过，她都对我笑脸相迎。卖甘蔗的摊主是我的老乡，每次碰到我就请我吃甘蔗，我每次都谢绝，从此他不再请，碰到我后也不跟我说话。“六合”饭店其实是一个大排档，取这个名字的人一定是个文化人，读过汉代贾谊的《过秦论》，知道天地六合一说。里面请了几个送外卖的工仔，他们一律的白大褂，统一的电动车。电动车的尾巴上高高地竖着一块牌子，上书：六合饭店电话：12345678。像古代犯人赴西市背上插上的亡命牌，有些严肃的滑稽。有一次我和朋友筑长城至深夜三点，感觉肚饿，于是拨打12345678，让人送外卖。三点半的时候，工仔已出发，问我们的方位。及至五点多天快亮了还没有找到我们。其间每五分钟他就打电话一次，问应该怎样走才能把盒饭送到我们手上。最后我们烦不胜烦，告诉他一个很好找但远在三公里之外的地方。不知那四个尖辣排骨盒饭他们是怎样处理的，反正我们没有吃到也没有付钱。
       左拐，进入一条长八十米窄巷。两边依次是娇娇发廊、大发煤气店、天星五金加工厂、护村队、一家网吧、一家录像店、一间收费公厕、一家河粉店。还有一家本地人的豪居，建的跟东正教堂似的，有尖顶有翘角，高高大大的，楼名还是请启功老先生题写的，可惜嵌在楼房的基脚，蒙上了很厚的尘土，有些明珠投暗的意味。那间网吧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走马灯似的。那间录像店成天乒乒乓乓地响着，那些录像不是艳情就是武打的，很多英雄美女在虚拟的世界中演绎着人生。很多人出没在这条小巷，一些是身份清晰的人，比如三五个以屠猪为业的人，一个有马仔数目不详专事帮人收款的黑社会老大，一个在酒店做鸭兼食白粉的靓仔，五六个身份独立的暗娼。一些是身份模糊的，可能是拉皮条为生的，可能是靠讹诈吃饭的。他们混杂其间，过冬穿秋，有的很快就消逝了，有的还在顽强地存在着。三五个穿着制服的治安仔没精打采地坐在发廊或店铺的门首，手里拿着统一配发的铁棒，有一眼没一眼地监视着路面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在这条窄巷中发生的一件事值得一记。一次是傍晚的时候，我从中穿行，不小心撞到一个人手中拿着的一个玻璃瓶，那个瓶子应声落地，发出很清脆的响声。随之是地面上洇湿了一小片。那个烂仔模样的人当即扯住了我的衣袖，要我赔他。他说那是一种名贵的药水，从国外进口的，五千多块钱一小瓶，现在正准备拿去给人救命。我也抓住那小子的衣领，对他说，鸟你老母（这是在广东十余年唯一学会的当地话），你是胡立陷阱任人撞落。你如果不服，我们最好报警。最后那小子见诈不到油水，只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之夭夭。
       随后就走到我租住的升辉楼了。说是租住是不恰当的。升辉楼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在镇上的一个部门当着负责人的差，当初我的第一个妻子病死后，他把他的一个堂姑介绍给我。那是一个二十九岁的身材干瘦的老姑娘，在一个公司里干着报关的差事。第一次我们相处，她那本地人的骄蛮劲激怒了我，好像要嫁给我是恩赐我似的，于是我不卑不亢地拒绝了她。现在想来，这事我做得有些任性。如果我和她结婚了，现在也和本地人一样，住着别墅，开着私家车，用本地人的的说法，要少奋斗二十年。但话说回来，如果我的第一个老婆不死，凭着她大学老师的收入，我也住上洋楼开上小车了。我和这个朋友的认识，是因为我给他写了一篇大专的毕业论文。于是他就给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可以无期限地住下去，只是我每年还要为他写上一两篇文章。这些对我是小菜一碟。我就做着自由撰稿人的勾当。我用我手中的笔换过烟、酒、饭食、桑拿、按摩，更多的钞票。当然也有无偿的，譬如说我为大学时的女友申请高级职称写过一篇九千字的论文发表在一家省报的理论版，整整一个版面。最成功的一例是花过三个小时为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写过一篇讲话稿，换过一万元，为此我给了中间人三千元作为感谢。这个支书给我的名片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省某某市某某镇某某村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这张名片我还保留着，一是为着滑稽好笑，更是为了再找我写稿，可是这个人从此泥牛如海了，听说他在一次选举中落选了。我住在升辉楼的207房间。我的左邻是一个不挂牌的江湖医生，五十多岁的秃头，早年在部队当卫生员，似乎没有什么生意。他努力地让我们给他拉病人，给百分三十的诊金当酬劳，所以他一碰到我就马上奉上一枝烟，虽然牌子是很次的那一种。我至今没帮他拉一个客户，我自己孩子生病也是找公立医院。同时他还是一个地下六合彩的收票人。为此他专门买了一个电脑，整天在电脑上捕捉特码之类的东西。听他在工厂做清洁工的老婆说，他是赔本赚吆喝，十期就要输上十一期，每次收票的百分之十的佣金都填了这个无底洞。虽然如此，他还是结交了很多来历不明的人，逐渐成为中间的权威。热衷于赌彩的打工仔、打工妹和其他江湖人士经常与他切磋技艺，并不时发布貌似权威的信息。我的右居是一个断了右手中指的打工仔，在他的这根中指为他换来一万七千元的赔偿后，他就成了闲居人士，在他自己居住的出租屋里支起了麻将桌，招来各色人聚赌。麻将每轮抽十块钱的水，“斗地主”每轮抽六块钱，“推筒子”每次抽二十元，“赌三公”每轮抽十元，“八张”每轮抽十元，若是“诈金花”每晚可以抽上百元。他对这些门道样样精通，自己亲自上阵的时候七成是赢。整栋楼房的人几乎都为他做过贡献。他的日子过得居然还很滋润，我说的是比他在工厂打工而言。医生对面的一间出租屋早先住着一个湖北的孕妇，孩子满月后随丈夫远走浙江，在温州一间发廊做事。后来住进来一个鸡婆，不分白天黑夜接待来自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用她那可以容纳一切的下体安慰着那些远离家乡的一具具饥渴的肉体。有些无聊的人就去听她房，然后学着她在床上喊叫的声音，她知道了不以为意。说男人女人在一起搞就是这种声音，这是天理，你喜欢听我也叫给你听，但要交钱，五十块一搞。说的别人落荒而逃。她每次收费三五十元至一百元不等。这些钱有些通过我右居的麻将桌流入我们的口袋，然后化为烟化为酒和饮食进入我们的身体。这个鸡婆走了之后，又住进一个漂亮的鸡婆，十分的漂亮，带她的鸡头是一个面目俊朗的男人，他们以兄妹相称，平时住在一个房间，客人来了之后，男人主动撤离。听人说，这女人的价码是一次一百元起，就好像某些楼盘出售价为一千美元起一样。这个“起”用得很卑鄙，暗藏着泥沼般性的陷阱。她的生意很好，经常是前一次的战场没有打扫好第二次战役又开始了。听说她的床上功夫十分了得，能叫男人上瘾，据说她在这样的专门学校学习过。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据我所知，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专门培养妓女的学校，如果有，一定比在那个特定年代北大准备成立一个大批判系还具有可笑价值。这个鸡婆是一个资深的六合彩迷，每次都要买上百十元。在连续十多次买特码不中后，她就铤而走险，模仿医生的笔迹伪造了一张中三百元特码的单据，然后要医生兑现。对于这笔高达一万多元的无妄之灾，医生先是委屈，再是愤怒。于是双方对峙，一方鸡婆和她的常任嫖客十余人，一方是医生和他的六合彩拥趸十余人。一方指责对方无良，一方指责对方讹诈。一方骂对方婊子卖×，不知差耻，一方骂对方是江湖医生，谋财害命。继而双方大打出手。结果是医生破了头，鸡婆破了脸。双方都说要报警，最后都拿出了手机却不敢拨号码。因为一旦警察介入，谁也占不到便宜。最后在楼房管理员老王的停调下，医生拿出一千块钱消灾了事。这是我客居广东十多年亲眼目睹的第一次群殴，比电视上的武侠们飞来飞去有趣多了。
       前面说过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是错误的，至少是局部错误的，我还在一家单位做着一份文字的活儿，每天花上两三个小时，看报纸，看文件，看通知，然后把生动的中国文字写成毫无趣味和美感的文章交上去了事。我甚至写过追悼词，当然更多的是讲话稿，各类总结。起草过无数的合同，开具过无数个证明。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三分钟可以抵达，我却花了近十年的功夫，至今仍在走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完。当然我业余也教教书，在误人子弟的同时，也为自己挣点烟钱。在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我是一个三流大学的的老师，再之前呢，我是一个小报的记者和一个地方杂志的编辑，更之前呢，我跟着一个县长提皮包，被认为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后生。那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现在我侍候着一群农村干部，我们彼此隔膜地相处，在内心互相瞧不起。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我看厌了别人，别人也看厌了我。我还得生存下去，于是我不得不走下去，不得不写下去，当然也包括这篇文章。
       马云洪，作家，现居广东东莞，曾发表小说、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