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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泾浜英语：
       Maskee: never mind 没关系（Maskee，葡萄牙词源：masque）
       Talkee he: tell him 告诉他（ee结尾的词在洋泾浜英语中添加在结尾辅音的后面，据说是因为中国人此前不会发结尾的辅音，所以将辅音拖长。）
       No wantchee: I don"t want that 我不想要
       My no savvy: I don"t understand 我不明白（savvy，印度方言词源）
       Pay my: give it to me 把这给我（pay在洋泾浜英语里用途广泛，可以代替所有的授予动词）
       Pay my look see: let me look at it 让我看看（look see，两个英文词合用为：看见）
       My can pay two dollars: I will hive you two dollars for it.我能付两美元买它。（中文语法。）
       Amah: Chinese maid 中国保姆（Amah，广东话词源）
       Auso ti : be quicker 再快点（auso ti ，上海话词源）
       十九世纪末，那时洋泾浜还是一条真正的河流。外滩就夹在两条小河中间，一条是北面的苏州河，另一条是南面的洋泾浜，像一座莱茵河上的城堡。它几乎可以说是突然繁荣起来的，与四周依旧的杂乱山河比起来，就像一块落在泥地上的奶酪。
       一个英国教士，在苏州河畔联合教堂中某一间驻堂教士自用的天棚高大的房间里，为当时大量来到上海的英文读者写《上海指南》。联合教堂是上海最早的基督教堂之一，那时它紧靠着英国领事馆的后花园，在钟楼上能看到领事馆前面那一大块远东最整齐优美的草坪，那绿色并平缓起伏的草坡，是当时整个远东最像英国的一处地方。这是来自英国的教士挚爱的风景。他并不是想象中只有宗教生活的教士，他通晓上海各处的生活，并为上海的暴发十分自豪。他是个中国通，但他到底是个英国人，介绍外滩公园时，没有丝毫华人不得入内的尴尬。这是让我惊奇的地方。我曾教条地以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每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理想。与这个教士同时代的中国传教士颜永京，此刻已经在公园门口与锡克巡捕打过架了。然后我想到，与颜永京相处了几十年的外国传教士们，第一本中文圣经的翻译者，第一批将西方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的伟大的传教士们，他们的名字从没与颜永京一起出现在抗议的纪录里面。
       一个中国书生，在洋泾浜畔的广方言馆里，写了一百首《别琴英语竹枝词》，送给当时最大的上海中文报纸《申报》发表。那时，洋泾浜早已成为中外商人交易最重要的交汇之处。洋泾浜两岸有数不清的小货栈，处处能看到大小买办在岸边清点货物。半裸的苦力们日夜吟唱着号子，被印度源源不绝运来的鸦片包压弯了腰。混浊的河水上漂浮着各种小船，将外滩洋行里往来的货物向中国各地分流。这个常州人就这样天天被熙熙攘攘的人群裹挟着，往返于洋泾浜上。他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学生，有时早上在路上见到自己的老师，就和老师一起走到广方言馆去。我在那些广方言馆和洋泾浜街景的旧照片里细细察看，希望能辨认出这个中国青年的样子，他曾在黑板前默写拉丁文吗？他曾穿着白衫穿行在躁动的人群中和飞扬的外国旗下吗？他曾与当时时髦青年一样，将自己的辫子剪下来，送给心中感激的老师，比如说林乐知吗？我在美国的小城里看到过这样一条辫子，现在它是家庭历史中最富有东方情调的部分，被保存在一个旧木匣中。但美国人心里有一点疑惑和害怕：他们通常只保留亲人的一小撮头发，并不保留这么多。我对鲍奈斯解释——她现在是这条辫子的继承人——他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给美国老师，是将老师当成父亲一样地感激。清朝青年的辫子不是轻易动得的。鲍奈斯捉蛇一般地握着辫子，轻声叹道：wow。
       是的，外滩两端的两条河畔，十九世纪末的书桌前，各自坐着一个教士和一个书生。
       达温特教士在自己书的第一页，就介绍在上海流行的生意英语。而杨勋写的别琴英语，则是他赋予生意英语的文雅的中文名字。他是第一个将生意英语翻译成别琴的中国人。用的仍旧是广州通事们以中文方言注音英语的老办法，不过将广州方言的注音换成了宁波话注音。
       达温特这样介绍中国的生意英语：
       对来上海的访客来说，即使一点中文不会，也不影响去上海各处观光。但是，要是他略通洋泾浜英语，会觉得方便很多。在亨特的《广东番鬼》里有很多生意英语来源方面的内容，生意英语发源于广州已没有疑问。最初的外国商人既没有学中文的爱好，也没有中文方面的天赋。中国政府要是发现有谁在教外国人中文，就会砍掉那个中国人的头。处在同样情形之下机敏的中国人便发明了一种用外国词汇和中文词汇组成的语言，它只有词汇，没有句型和语法，“只是用它声调中的单音节将那些来源相异的词汇统一起来”。
       生意英语是种用法独特的，夹杂了中国方言和别种外国词的英语。访客必须了解，生意英语不是像访客们通常所天真地想象的那样，在每个词后面简单地加上EE便可了事。这种习惯无疑是早期的葡萄牙商人形成的，他们来广州，比英国商人早了一百年。因此生意英语里有不少词是葡萄牙语。
       然而，当英国人出现，英语中的词汇便大量被中国人借用到这种语言中，它也被正式称为生意英语。
       杨勋是江南的普通读书人，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那些中国秀才们不同，他一生都没有功名，也从未进入过主流。他在洋泾浜上的皇家广方言馆正式学了英文。不满于生意英语的粗鄙简陋，却又感慨生意英语中体现出的社会现实，遂写了一百首竹枝词，记录它在洋泾浜上使用的情形。
       杨勋这样介绍别琴英语：
       生意原来别有琴（pidgin, business一词的变体），
       洋场通事尽知音（通事是洋行翻译的称呼）。
       不须另学英人字，
       的里（three）温（one）多（two）值万金。
       衣裳楚楚语陪陪（by and by，洋泾浜英语的特定含义为稍候：bime by），
       考姆（come）陪陪（by and by）歇歇来。
       多少洋行康八杜（compradore），
       片言茹吐（？）费疑猜。
       滑丁（what thing）何物由王支（you want），
       哀(i )诺(no)王支(want)不要欺。
       气煞外边穷苦力（coolie）
       一言不识独伤悲。
       清晨相见谷猫迎（good morning），
       好度由途（how do you do）叙阔情。
       若不从中肆鬼肆（squeeze），
       如何密四（Master）叫先生。
       在杨勋的竹枝词里，那些洋泾浜英语的注音已经从《红毛番话》的广东方言注音，改为宁波方言的注音。那时，上海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亚洲最繁荣的通商口岸城市。广州三十六通事独占上海洋行买卖也已经成了过去。上海已经出版了由宁波商人编写的《英话注释》，洋泾浜英语作为中国的混合语，终于在上海成熟。
       他们两个人，分处在两条外滩的界河边上，对生意英语的描绘也有不同的立场。
       达温特教士作为一个英国人，不能不指出生意英语的非英语性，但他并不关心它的社会面貌。他是就事论事的。杨勋作为一个中国人，着重展示这种古怪语言包含着的隐衷。他是微言大义的。达温特教士是介绍一种好用又寒酸的语言，它的词、句型和语法。他劝英语国家来上海的访客为了方便，姑且用之。杨勋却借着这种“令人酸鼻”的鄙俚语言记载一个熙熙攘攘的时代，一个天翻地覆的地方，和其中各色各样的上海人。他将自己比为古代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文人。至于那七百个洋泾浜英语单词里有多少是印度语，比如shroff ( money dealer, 杀老夫，收账员)；多少是葡萄牙语，比如compra（compradore，康八杜，买办）；中文词里面有多少是上海话，比如man man（stop，慢慢，停下）；多少是广东方言，比如chow(food，乔，菜)，这些倒不在他注意的范围内。比起达温特教士，他表现出更多上海人的文化孤独感。
       这种由中国人创造的英语，在英国人看来，自然是古怪滑稽，似是而非，粗陋可怜。而在中国人看来，它正是一面镜子，照见口岸城市烫手的生活，投机的世道和复杂的人心。它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但就是这么种混合语，却是让外滩终于从一片荒凉的泥滩脱颖成上海象征的利器。外滩洋行大楼里的一砖一石，其实都是靠洋泾浜英语赚来的。靠着这洋泾浜英语，洋行的大班得以与买办沟通，将中国的货物买到手里，转卖欧洲各地。又将印度和欧洲各地的货物卖到中国各地。它是与中国人做买卖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它，通商就化为乌有。在这靠洋泾浜英语摆渡的各项买卖中，靠了将所有授予动词都用一个pay来代表的简陋，that b"long bad pidgin(that is a bad job)的责备，bime bye makee pay(I will pay you later)的许诺，too muchee trouble pidgin(I don"t want to do this) 的拒绝，pay me look see(please let me know)的要求，外滩竟就成了传扬到世界各地的远东经济奇迹，真是令人不能置信。
       而且就靠着这样的英语，西方人得以与他们的车夫、阿妈、管家，外滩背后数条小街上众多的妓女、各种餐馆、俱乐部里的跑堂交通，建立起殖民地居民高人一等的生活方式。他们去俱乐部消磨男人们的时光，自有琵孩（boy）在电话上为他们挡家中太太的驾。他们家中的太太是不做家事，也不管孩子的，因为有足够的仆人。他们在上海人中得到的，是东方式无微不至的照顾。苏格兰没落小贵族家的女儿在这里才能过上贵妇人般的生活，只要她费神学会洋泾浜英语，会说：Go catchee hat downside( I have left my hat downstairs, go and get it for me.)，会说Talkee cook three piece man dinner( Tell the cook to prepare dinner for three today.)就行。
       要是没有这种语言，西方人在上海立足会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更不用说能将上海建立成英国人在远东的模范租界。这混合语，曾是东方乐土的一部分。在他们被迫离开上海以后，它成为神游峥嵘岁月的一把钥匙，或者一种气味。
       这样的峥嵘岁月，在老中国通们出版的上海回忆录里到处可见。我读到的最有趣的一本，是《Gateway to China》，它古旧发黄的书页上有不少用铅笔写的批注，在Hongkew菜场旁边批注：“那也是我每天买蔬菜的地方。”在说到中国城里的手推车时，批注：“我亲眼看到过一辆手推车上坐了十个中国人的情况。”那是1920年代受教育的人中流行的维多利亚花体字。我猜想那些批注来自于一个自命不凡的，寂寞的，受过良好教育，但对自己一生并没有多少成功感的老妇人。她与作者竟是上海侨居时代的邻居，她竟仔仔细细读完这本书。后来，她竟将这个充满感情的注释本捐给了大学，这个准古董竟被我碰巧找到。在我前面的那个借阅者，竟是在1973年的时候借的书。那一年，美国大学里有一阵中国热，因为中美终于建交，中国的大门终于再次向世界打开了。她对书中故事的注释、反驳、感叹、引申、抒情、揭露，很生动地反映了另一个人在阅读中被唤醒的回忆。她在某一页的空白处补充了在上海与人干杯的词，是“chin chin”，而不是书中用的那个正统英文词chess。而chin chin，是少量得以进入英语的洋泾浜英语词，被英国人使用至今，原意是“请”。
       要是没有洋泾浜英语的广泛流行，洋泾浜上的广方言馆也不会这么快出现。见到语言的交流已势不可挡，清朝终于开禁语言，为自己推开了棺材盖。英美的传教士，当年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靠生意英语的交通，学习了汉语，现在纷纷成为广方言馆的老师。西方的文明终于正式进入了中国，强迫中国古老的文明与世界交手。讲究一步一莲花的中国，如何与受过马术训练的英国比赛速度？沉浸在南柯一梦中的中国三老，用英国船长的望远镜看了世界以后，内心起了何等的波澜？豪塞在他的书中提到，英国人闯入中国，但他们并没想到这是怎样深深地打翻了中国内部的平衡，也没想到这是怎样解放了中国原先被约束住的能量。外滩正是这样一种能量。所以，外滩的历史应该用洋泾浜英语来写。被洋泾浜英语描写的外滩，有一种不尚感情亦无文明的面貌，似是而非、歪打正着的狂野命运，一种急功近利、不顾一切、投机取巧、出其不意的贸易风格，一种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情怀，一种虽然鄙俚但却不自卑，虽然简陋却又雄心勃勃的赌徒式的乐观，它就像一个浑身披挂金银财宝的暴发户，全身上下，一股买卖气。
       生意英语在广州附近诞生，那时，上海还远没有开放，它被看作是基础英语，中国人能学会，而英国人也多少能用得上。葡萄牙语和印度语中的词汇混在里面，所有的语法都剔出了，中国方言的口音和声调加了上去，最终，它成了一种有令人惊奇的富有表现力和多姿多彩的东方混合语。“生意”这个变体字，在这里就意味着买卖。
       豪塞说得不错，外滩的本质就是买卖。白人和黄种人在外滩的联系，亦只限于买卖。外滩是白种人的天下，它坐落在两条河的中间，正像一座莱茵河上中世纪的城堡。洋泾浜英语，是这城堡唯一的吊桥，唯一的水源，唯一的武器。可是，实际上的情形却是，再没有一种媒介，能比洋泾浜英语更贴切地反映出白人与黄种人之间被限制的关系。它那蠢笨的词汇根本不可能成为两个种族之间的桥梁，它只能促成他们更加分离。人们要花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包括忍受感情上的重重伤害，学习如何与背景截然不同的人共享一个城市的空间，然后建立一种相处的文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黄种人跨越了语言的藩篱，抛弃了生意英语。
       但他们从没有抛弃外滩。在上海人手里，外滩因为引发了他们心中对过去城市的怀念，而变得让人想入非非。在后殖民时代里，通商口岸城市坎坷的命运终于促使它滋生出属于自己的、混杂的文明。它暴发户的嚣张，也终于因为多年失修的灰尘，岁月的沧桑而变得内敛。但是，还有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仍旧活着，那就是它的乐观和四海为家的情怀。乐观变成了上海人心底的不甘心，四海为家变成了对开放时代永恒的怀念。今天，上海人还是动不动就将自己与纽约和巴黎放在一起比较，这个志向纵使被人嘲笑憎恨，也终究不能改变。
       我与霍塞看法不同的是，我以为生意英语对上海有巨大意义。它也许不配做一座桥梁，但却是一条没有桥梁前必不可少的摆渡船。它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它是莽撞而粗鄙的，但却有种绝地反击的勇敢。创造这种语言的中国人，只管埋头走向他们的机会和屈辱。没有它的不三不四，就不会有后来那些学贯中西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在中国诞生一个世界主义传统悠久的都市。
       书中，达温特教士特别告诫访客，与中国人交往的时候，要先用正常英语交通。如果对方不懂，再试洋泾浜英语。“地位较高的当地人如果能说正常英语，却被英语访客放在用生意英语对话的位置，会觉得深受滋扰。”上海人将说洋泾浜英语的人放在等而下之的地位，与洋泾浜英语最终的普及很有关系。
       靠洋泾浜英语起家的中国买办们，自己穿中国长衫，但自己的孩子一定是穿西式衣服，受西式教育。长到十多岁，一定送到英国或者美国，接受完整的英语教育。他们以自己的孩子能说一口地道英语为荣。而下层劳动人民为了到外国人处讨生活，遂努力学习和使用洋泾浜英语，他们渐成说洋泾浜英语的主力。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中，总流行洋泾浜英语的笑话，那已是作为取乐的由子。因为他们中西贯通，所以这种需要双语背景才能体会的笑话才最可笑。在上海，一个人说英语是好的，但说怎样的英语却极有讲究，这关系到他的社会地位。上海是一个极重外表的社会，有时你一张嘴说话，就能看见对方表情的变化。被外国人用洋泾浜语搭腔，等同于将你当作佣人对待。对心中等级森严的中国人来说，岂不是侮辱。
       杨勋在他的竹枝词里也表达过对洋泾浜英语的不满。他借用了外国人不喜欢，作为理由，“西人虽迁就之，但莫不酸鼻。”他在文章里写道。鸦片战争以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最大的耻辱。他们比劳动人民和官吏都更自卑，因为他们更早看到了差距。要是说的是英语，却令西人酸鼻，羞愧便更为深重。国家已经败了，海军也输了，人民愚昧，生意人鄙俗，官吏昏庸，书生可以争得平起平坐的，唯有智力一项。他为中国人编写英语教材，也是出于心中的耻辱吧。在那一百首竹枝词里，他为自己也写了一首：
       皇家设馆广方言，
       司故（school）而中人实繁。
       同是脱蓝丝累带（translator），
       惟余窃比屈公原。
       上海社会将洋泾浜英语渐渐逼出大雅之堂，全无赞美它的多彩和富有戏剧性的兴致。他一心想抹去暴发户的蛛丝马迹，成为一名端端正正的富人。所以，美国英语的口音，一度都是要输给伦敦音的。这种风气，仍旧被认为是上海假扮老贵族的势利。事实上却复杂得多。到1950年代，上海中学和大学停止英语课，改学俄语，这语言的较量才平复下去。
       但很快，又到了1973年，中美建交了，上海的中学全面恢复英语课。孩子们开始学习英语，只不过，课本用的是革命英语的教材，被大人们讥为Chinglish。
       我和我的中学同学，就在完全失去语言环境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地学着Chinglish。我还记得英文先生教授时那尴尬的脸色。课文里有些毛主席语录，她自然是不敢多话的，但她特别着重叫我们联系发音，抽查我们背诵国际音标时一丝不苟。我想，这是因为她觉得口音是我们唯一值得学的东西吧。不知为什么，大家为学习像外国人一样的发言和声调，感到害羞。为了偷懒不背国际音标，不少人都根据老师的发音，自己用中文注音。先生非常反对，要是让她看到，就要让我们即刻用橡皮擦掉。她说，这样做“洋泾浜兮兮”。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洋泾浜曾经是一条河，但很明白它表达的轻蔑和鄙夷。
       我的第一任英文老师，是胖胖的中年妇女。她总是在蓝罩衣的领子上翻出一道白衬衣的领子，显得比其它科目的老师更讲究。她小而肥白的手指上，指甲总是被修得尖尖的，像小兽的牙齿。她每年在学期开头的几个星期里，都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温习国际音标，生怕我们还用中文注音。那时，我们大多数是用普通话注音的。
       我有一个见多识广的男同学，有一天在课堂里大声说，“三克油买来卖去，用上海话说一遍，不要用普通话。你知道是什么？就是thank you very much。”那个男孩子大声笑着，得意于自己能说出这样好笑的事。他的父亲很早以前，曾经做过远洋船上的水手。他知道他家弄堂里每一户人家的底细，从前的舞女、小贩、掮客、娘姨、工人、小开，以及小学教师等等，大家那时像生产线上的梅林罐头一样，一律穿着蓝罩衣，可谁也逃不过他眼睛的挖掘。他在我们班上，第一个用发蜡，第一个穿有裤线的裤子，第一个明确表达出对女生的兴趣，第一个将拇指、食指和中指撮在一起捻着，表示钱。
       那是我听到的第一句洋泾浜英语，但他马上被老师喝住。她毫不犹豫地对它扣下一顶革命大帽子：“那都是旧上海的糟粕。”然后正色对那个面色尴尬的同学说：“你要在复杂的环境里，分清什么是可以上台面的，什么不可以。什么是可以学的，什么不可以。”
       复杂也是个微妙的形容词，当时不仅形容背景的不够红色，更暗指出身市井的不洁。
       这是带有侮辱性的攻击，我看到男生连额头都红了。
       对洋泾浜的不良看法，即使是在1970年代也没有改变。
       说来有趣，上海人没有肯认同洋泾浜的，但一直以来上海以外的人，却每每拿它来做打击上海人自尊心的利器。上海以外的人，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齐齐伸出手来，将上海人死死按在洋泾浜的身份上，让他逃脱不掉。
       陈丹燕，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