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应当强调社会政策
学者王绍光日前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推出社会政策的意义，也许再过五年十年才会凸显出来。再过五十年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往这边走还是往那边走。
王绍光称：从改革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并没有兼顾公平。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45的高度。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已达到严重不平等的地步。
从只有经济政策到开始社会政策，这个起始点在1999年左右。1999年西部大开发，大量转移支付给西部。再一个是社会保障，为下岗工人提供一个不会饿肚子的保障。社会政策真正的转折点在2002—2003年。2002年以前城市低保的人很少。五千多万人下岗了，很多人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形成一个新的贫困群体。2002年中央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给地方下指示，要求做到应保尽保，每个人都有碗饭吃。2002年年末，低保人口达到2200万人。现在还在这个数字，估计大概就这么多人，但是整个低保的开支大幅上升，低保的水平提高了。有些地方还有医疗救助。所以，转折不是一步到位的，过去几年社会政策是一步一步往前推。我估计到2010年可以看到一个雏形，出现一种以社会救助为主、以社会保障为目标的新型社会政策体系。这个事情一旦开始做起来，有一种不可逆转的性质在里边。其它国家都是这样，一旦开始社会政策，就很难倒退。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都说要砍掉社会福利项目，但真正砍一个试试，砍不了的。看看英、美两国的数据，这点是很清楚的，可以不再往前走，但想退回去，政治上的可能性非常小。
说到实现社会公正的两个问题即收入分配和国民待遇时，王绍光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各国的实践千差万别。通过一次分配解决问题，要靠生产资料所有制，也要靠产业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比如“文革”前，甚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靠一次分配，国家建立统一的工资标准，大家都比较平等。产业结构也可以导致一次分配不一样，比如日本、韩国和台湾，收入分配一直比较平均，尤其是在1960—1980年代，比美国平均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产业结构是大量的中小企业，不是大企业、垄断性行业。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人们充分就业就不存在很大的失业群体，这使得一次分配比较均衡。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寡头型集团企业一出现，收入差距就非常之大。有相当多的人失业，一次分配就会很不公平。还有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内部的安排。比如日本TOYOTA这种大汽车公司跟美国汽车公司比，美国公司老总跟工人工资的差别可能是几百倍，日本差十几倍，欧洲一些国家也差十几倍。
生产资料所有制、产业结构、公司治理结构这三样东西都可能影响一次分配的结果。中国采用哪一个？最好三管齐下：一方面保持一定的公有制，公有制下就不能允许垄断行业自己内部瓜分垄断利润。垄断利润是全民财产，应该进行社会分红。第二可以大力促进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要过分强调高科技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可以加大就业率，使收入差距比较小。最后一个就是修改《公司法》，使公司内部的工资差距不要那么大。现在企业改制大部分学美国1990年代时出现的分配方式，什么option（股票期权），管理层工资提得很高。欧洲一些国家收入差距要小得多。世界著名玩具公司丹麦的乐高（Lego）集团是个很大的公司，它的前老总Mads Ovlisen，税后收入是11.5万欧元，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只有几倍。而在美国，大公司老总与工人的收入差距在1980年已达到42倍，2000年升至525倍，2006年仍达411倍。这个跟社会意识形态、跟整个社会接受的核心价值观有关系。乐高老总在与《福布斯》老总辩论美式资本主义时说，我这些钱足够了。德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里必须有工会代表；工会可以制约董事和经理工资过高。美国是另外一种价值体系，所以美国公司老总和工人工资的差距很大。
现在我们讲收入分配大量强调的是二次分配，这是个不得已的办法。二次分配也比较麻烦，代价比较大。要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有人去收，有人去发，还要有人监督。与其那样的话，不如双管齐下，一方面解决一次分配的问题，一方面解决二次分配的问题。解决一次分配问题的时候又是几管齐下，这样使得社会差距比较小一些。
关于待遇问题，王绍光指出：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些建议设限（即提高城市“准入门槛”）的人有一种担忧，就是出现印度、拉美城市那种大量的贫民窟。不光是不好看，而且确实会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对整个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这是有很多研究的。但是设限的方法是用堵的方法，而没有采取疏导的方法。疏导的方法之一是改善农村的生活境遇，使不需要流出来的人就不出来，这样减少城市压力。如果农村政策比较好的话，很多人就不一定要到城里来。最近几年农村政策调整了，有些地方出现回流的现象。农民回去，要求重新分地，又重视农业了。这是第一步，把一部分人拉回去。
如果农村留不住，农民必须进城的话，还是得因势利导。这需要国家有更强的调控能力，包括国家的产业政策都可能要发生变化。比如说，是都流到大城市？还是更多地流到中小城市？欧洲有的国家就有这样的争论：是你把工作带到老百姓那儿去？还是把老百姓带到工作这儿来？这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是把人带到工作这来，可以在大城市里开辟新的产业，形成Mega－city，非常大的城市。但城市是有规模效应的，超过一定规模后，人均城市扩大的边际成本只会增加不会缩小。如果把人带到工作这来的政策不好，可以把工作带到人那里去。农村人集中到大城市来，是因为在中、小城市找不到工作，如果产业政策是在小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离农村人比较近的地方，会出现一个不同的城市化的概念。这也是一个疏导的办法。这是第二步，把人疏导到不同的地方去。
第三步是他们来到城市了怎么办？各个城市都有控制小贩的策略，又是一个堵的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以前小贩就在马路两边卖东西，确实造成很多问题，现在很多城市设立标准型的摊点，这样的好处是方便税收，市容也比较整洁。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很难。上海说要恢复街头的摊点，并不意味着它要放开，随便让人摆摊，它会有一个规划，哪里可以哪里不可以。这方面可以跟香港学。香港小商小贩就人口密度来说相当庞大，但管理得井井有条。国内很多政府人员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堵。小商小贩比较难管，用堵的办法不需要去想，不需要创造性，疏导就需要费心思，做细致的工作。
（玛雅）
技术进步要贯彻国家意志
学者张文木日前撰文，认为科技是近现代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有人不同意这种将技术问题与国家间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技术问题本质上是财富增长问题，但历史的逻辑是：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中的有效运用。
张文木分析说：古代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财富而且是世界技术增长中心，且不说对世界进步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原创于中国，即使是在科学理论上，中国也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时候中国的财富是非常丰裕的，中国的工匠技艺也巧夺天工。但那时富裕的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和“玩”消费：玩鸟、赏古玩、店内写“莫谈国事”，当时中国所缺的就是国家意志。这些并未保证中国财富和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这些财富和技术能力随西方暴力侵入而丧失。
相反，在西方，战略产业的兼并重组与国际竞争从来不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其后都有政府和军方的人为扶持和支持背景。有研究显示，世界最大的100家企业的成长与政府扶持有很深的关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的部分国有企业。至少有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至少有11家靠曾经由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至少有75家的成长直接受益于历次战争中的政府订货，至少有20家企业，曾经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
张文木进而指出：历史同样表明，在拥有同等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质的大国，才能赢得和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长的中心地位。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则是支撑国家的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是技术产权的政治保证；民族市场是孵化和实验技术，尤其是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基地；独立的研发能力是保持国家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欧美国家走的国家主宰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国家走的资本主宰国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连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保留其民族特质。
以美国为例，十八世纪的独立战争和十九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了独立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人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它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如果美国人没有勇气建国，继而没有勇气在反对英国的霸权中强力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而是走今天的拉美道路，依附于英国资本，那么，二十世纪的世界科技及其利用中心的地位绝不可能降落到美国。
张文木称：科技资源的利用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来拉动。正如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科技成果虽多却只是为西方大国服务的科技“奶牛”一样，如果没有民族战略产业吸收，我们每年统计的“专利申请量”等数据，只能是一些昙花一现的果实而不是树木本身。近中期中国科学技术资源的研发和利用，按轻重缓急，将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的需求拉动。首先，国防工业属于战略产业中最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业性，因此也难以通过贸易完成的部分。更重要的事，台湾问题形势逼人，把我们逼到非自主和快速发展国防工业则不能有效制止“台独”的关口；同时，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又把我们逼到非提速推进军事，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则不能保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的地步。其次，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另一急迫问题是资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不在于中国能源总量不足，而在于石油、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能源的严重短缺。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在资源问题上西方走的是一条海军保障进口的道路，对目前海军较弱的中国而言，大概在近中期内只能走一条技术增长逐步替代能源进口增长的道路。最后，生态技术也十分关键，说到底生态技术是关于协调生命与环境关系的技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后果如果成为毁坏本国人民利益，尤其是本国人民的健康利益的原因，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及相关的科技发展就是失败的。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威胁亟待缓解。
（萧雨）
斯蒂格利茨推出新书
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也是顶级主流经济学家中，绝无仅有的对目下的全球化过程抱鲜明批评态度的人。他最近推出新书 《让全球化发挥作用》。
在书中，斯氏对一些习见予以质疑，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强，科学技术革新就进行得越快（尽管它可能造成一些分配上的不公平现象，而对这些不公平的现象的考虑则制约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的最优选择 —— 经济学家会这样分析）。斯氏认为这“经济观点”似是而非，在事实上在理论上都不能成立。他首先指出今天大部分重要的发明都是在大学和国家实验室进行的，而这些基础研究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免费给其它人使用的。没有听过哪个数学家对他的数学定理拥有专利权。科学成果总是建基于别人的（也许很大量的）成果上，如果每人在使用别人的成果之前都必须得到别人的批准，这将会使他的研究裹足不前，也许他花在来往专利局途中的时间，比花在研究室中还要多。作者接着特别分析了制药业的情况。他指出 WTO限制发展中国家廉价生产由国际药厂持有专利的药物是不合理的，这种强专利制度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还减慢了医药发明的速度。用主流经济学的术语，这既是个公平的问题，也是个效率的问题。这也不符合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这种格局不过是发达国家保护某些部门的狭隘利益的结果。从思想方面来说，这本书最新颖的地方是专门辟出了一章来讨论所谓陷进“（天然）资源的诅咒”的国家的问题。“资源的诅咒”这个说法，首先出现于Richard M. Auty 1993 年出版的一本书：“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cs: The Resource Curve Thesis”。它指出在天然资源（指石油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精英集团天然倾向于单纯依赖其资源，而不着力于发展正当的工商业，也不热心于健全法律和其它方面的制度建设。在较好的情况下，单从国民收入数字看这些国家有些甚至可以列入最发达国家行列，但一旦资源开采完毕，它就会打回原形。在较坏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中的精英集团甚至不惜为争夺资源而内战，分裂国家，或展开区域战争。
斯氏在其新书中指出，对于资源发达国家的不发达问题，发达国家负有难辞其咎的责任。他指出跨国的石油公司、采矿公司对落后国家政府官员的行贿、欺骗和它们之间的共谋垄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糟糕的是，这些行为一直受到发达国家的默许甚至鼓励。举例说，欧洲许多国家十年前仍然容许它们的公司的行贿活动，行贿不仅合法，而且还是可以当作正常开支来抵消税项。
1990年代中叶，在法律不健全，人民不知市场为何物时，俄罗斯把天然资源私有化，这对它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帮助，还产生了一批财阀，因而陷进了“资源的诅咒”而不能自拔。俄国的私有化是在IMF 的建议下进行的，斯氏指出IMF以至美国都要对俄国的陷落负上责任。
关于“资源的诅咒”的讨论，归根到底是落后国家在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环境能不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或落后国家能否发展成为健全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其实，197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革命指出：市场并不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言那么完善，它的健全发展必须有其它制度（法治、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等）的发展相配合。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配合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善化成现在的样子（举例说，今天美国的烟草公司不得不对消费者作出大额的赔偿，或微软要在美国和在欧盟为它的垄断行为作出赔偿，这些都是马克思时代所不能想象的）。可是，今天的国际环境并不容许发展中国家有充分的空间去发展自己的市场和法制。但非常吊诡的是，外国发达国家的完善的金融体系与法律制度，往往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完善自己的法制的需求。俄国是个很好的例子。俄国的财阀把钱放在美国投资，得到充分的保障，比留在俄国要安全得多；相反，如果国外没有这么完善的体制，他们倒会认真想想怎样好好地发展自己的法制。
（李俊）
王小波没有说的那么牛
作家冯唐日前在《新京报》撰文，分析了王小波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存在的问题。
冯唐认为王小波作品的价值在于：
第一，有趣味。这一点非常基本的阅读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的叔叔大婶们患有永久性欣快症。他们眼里，黑夜不存在，天总是蓝蓝的，太阳公公慈祥地笑着。科普书多走《十万个为什么》、《动脑筋爷爷》一路，只会告诉你圆周率小数点之后两百位是什么，不会告诉你偷看到隔壁女孩洗澡为什么会心跳加快。王小波宣布，月亮也有暗面，“破鞋”妩媚得要命。男人的智能一闪，仿佛钻石着光，春花带露，灿烂无比，诱人无比。
第二，说真话。这一点非常基本的做人作文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
第三，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这一点非常基本的成就文章大师的要求，长久以来已经绝少看到。文章需要寂寞，文章自古憎命达。生活在低处，生活在边缘，才能对现世若即若离，不助不忘，保持神智清醒。小波也算是海龟派鼻祖，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回国了，他也不搞互联网公司圈钱、也不进外企当洋买办，他只在北京街头浑身脏兮兮地晃悠。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杂文是《我为什么写作》，在那篇文章里，他从物理熵定律的角度，阐述了做人的道理：有所不为，有所必为。
但冯唐也认为：成于趣味，止于趣味，小波的不足显而易见。
第一，文字寒碜。即使被人打闷棍，这一点必须指明，否则标准混淆了，后代文学爱好者无所适从。小波的文字，读上去，往好了说，像维多利亚时期的私小说，往老实说，像小学生作文或是手抄本。文字这件事，仿佛京戏或杂技或女性长乳房，需要幼功，少年时缺少熏陶和发展，长大再用功也没多大用。那些狂夸王小波文字好的，不知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小波是个说真话的人，我们应该说真话，我们伟大的汉语完全可以更质感，更丰腴，更灵动。
第二，结构臃肿。即使是小波最好的小说《黄金时代》，结构也是异常臃肿。到了后来，无谓的重复已经显现作者精神错乱的先兆。就像小波自己说的，他早早就开始写小说，但是经常写得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小波式的重复好像街道管治安的大妈、酷喜议论邻居房事的大嫂，和《
诗经》的比兴手法没有任何联系。要不是小波意象奇特有趣，文章又不长，实在无法卒读。几十年后，如果拿出小波的书给后代看，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杰作，会感觉惭愧。
第三，流于趣味。小波成于趣味，也止于趣味。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这是小波的一厢情愿。除了趣味，小波没剩太多。除了《黄金时代》和《绿毛水怪》偶尔真情流露，没有见到大师应有的悲天悯人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至于思想，小波和他崇拜的人物，罗素、福柯、卡尔维诺等等，还有水平上的差距。缺少分量，小波只有三四本书遗世，而且多为中篇。虽然数量不等于伟大，但是数量反映力量。《青铜时代》想象力贫乏，《黑铁时代》、《白银时代》基本是垃圾。三万字的中篇，只够搞定一个陈清扬。
（王莹）
杨键：诗是我存在的一种方式
日前，诗人杨键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谈了他对自然、传统与诗歌的一些看法。
杨键谈到他“眼中最完美的诗人形象”说：清代有一位叫郑珍的诗人，母亲死后，他在她的坟边种满了梅花和竹子，以后干脆把家搬到了母亲的坟边，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完美的诗人的形象了。郑珍在后半生写了无数回忆他母亲的诗歌。中国诗歌不同于西方，高过西方的也就在此了，就是一个人情味。郑珍的桃花源就是他母亲的坟。
通过郑珍我后来才悟到我母亲的疾病是我的桃花源。有一天晒太阳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还记得，十七八岁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媒人，要给她介绍一个婆家，我母亲通过这媒人的手指看见我父亲正在插秧，那时我父亲将近二十岁。我母亲说，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她的意思是：时光真的存在吗？
人生最难舍弃的还不是物质，而是男女之情，妒忌和愤恨之心，还有生死之关。物质的贫瘠，仅对于今日的中国人而言是大事，对于昔日的中国人算不得什么，一无所有，反而让他们有了庄严和神圣，使得文明在他们的手中得到顺利的传承。
杨键说到自然、乡村，他说：乡村实际上就是自然，那里有山也有水，中国人的天堂实际就是自然，就是山水。在中国，自然是高于一切的存在。我们母语的生成方式起源于它，我们的文学、绘画、音乐，连政治也起源于自然的无私，而非人欲。所以天子才会祭祀天地，政治才会连绵千古，而今日工业与科技，虽也生发于自然，但它竟是自然之逆子，这逆子大行其道，给多少山川河流穿上丧服。这一切，若没有重返自然的大思想的出现，那就只能靠天启了，而天启虽频频出现，如近年天气之恶化，而人皆不识。道法自然，在今日之中国，是最难的了。
杨键说到传统，他说：我舅舅是个农民，他连村里的大队长都不认识，他说我只是个种地人，又不做什么坏事，认识他们又有何用？我看我舅舅就像看最早的隐士许由一样，这就是传统，它并不含有什么创新的因素在其中，它只是一种复苏，一种再生而已。
传统并非一个死物，它对我们的期待永恒常在，对我们的谴责也同样如此。这在《
道德经》十七章里讲得很清楚：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理想与非理想国家在此四句中表露无遗，此四句展开了就是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传统从来就是微言大义的，它对精神和物质世界的简约、透彻的认识，我们今天用几十本书也无法说清。在他们，只是三言两语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此冗长而又不能将事情的原委说清楚？
传统之心永远等候在那里，在这一方面，孔子是一个典范，中国极重传统，应当自孔子开始，但对于我们这一代，却是近在咫尺远于天涯。我们的传统里最难解的是“道”字与“德”字，二十世纪毁的也是这两个字。
杨键也谈到自己的诗歌，他说：我的徐缓和平衡均来自于我对落日的长年观察。那种枯草上的落日之光，我太熟悉了，我亲眼看见江水冲上江岸时，老牛眨巴着眼睛看着江水的中国神情。我的徐缓和平衡得益于这神情，也得益于中国数千年不变如今却已经摇摇欲坠的农业制度。如果说昨天我找到过落日的形象，今天我则更喜欢一个剑客的敏捷，那就是陶渊明为我所呈现的缓慢之言与剑客的迅捷之声融为一体，这是我今天的信仰。
杨键最后说：诗只是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如果我是木匠，我会感谢鲁班，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人都应当有从其中认识自我的能力，说白了，诗人同一个木匠并无差别，因为智慧存在于每一个行业里。
（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