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身在天涯海角，却时常梦回故土。暑假将所有事务一把推开，毅然决然地回到乡下。
我的老家在陕西关中。关中地区本来是精耕细作的农业区，《
史记》里说：“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可见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人们安居乐业的沃土，后来虽然由于人口密集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再加上战乱频仍，此地已经是满目疮痍了。但即使如此，它仍旧是陕西以至整个西部最重要和最发达的粮食生产区，有西北粮仓的美誉，其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并未被根本毁坏。长期以来这里的农民虽然并不富裕，但温饱问题尚可解决。在我记忆当中，除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正常年月还没有发生过大面积饥馑。当然，要吃好是梦想，要吃饱是奢望，半饥不饱的肠胃委屈地伴随着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
那时候我们的消化器官虽然是憋屈的，但我们的感觉器官却是舒畅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风是清新的，水是清澈的，泥土的气息是香甜的。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我曾经无数次地充当过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过我不是在东篱下，而是站在塬边上，每当我一抬头，就悠然看见了“南山”——我们那里的人把秦岭叫南山，因为它就在我们村庄的南边。远处的秦岭像水墨画一样好看：山顶上皑皑的积雪，山坡上苍翠的灌木，时不时被缭绕的山岚遮遮掩掩，在晴好的天气里，总可以看见矫健的雄鹰沿着幽深的山谷滑翔而下，翅膀上挂着一绺绺的白云。
今年回去，我几乎每天都要爬上塬顶，可是在我待在家里的一个月时间中，竟然只有一次看见秦岭，而且是“惊鸿一瞥”——那是在刚刚下了一场大雨之后，秦岭好不容易开脸，可还没有等它褪尽身上的雾障，就仓皇隐退了，前后仅仅十多分钟时间，真可谓昙花一现啊！
这多么让我震惊！
现在的家乡整天雾蒙蒙的，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天地都罩在毛玻璃里，即使晴天，阳光也懒洋洋的，能见度永远不足。这是典型的浮尘天气！仅有的一次看见秦岭是因为大雨驱除了浮尘，可那也是稍纵即逝的事。
可怕的是这样的天气不是偶然出现，相反，没有浮尘倒是偶然；更可怕的是，家乡的人对这样的天气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同样的情景出现在水上。关中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之贵重自不待言。在我家乡有一条著名的河叫渭河，它是黄河的支流之一，发源于甘肃，但主要流经陕西，流域面积6.71万平方公里，占陕西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聚集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72％的灌溉面积和80％的国民生产总值，是陕西名副其实的生命河。上古的周族就发源于渭水流域，传说中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就发生在渭河边。姜太公钓鱼不用鱼饵，随便抛一根绳子在水里就有鱼上钩，可见那时渭河里面鱼实在是太多了！其实不必追溯那么远，我小时候渭河也是鱼虾成群，我们那时候割猪草，把篮子浸到河水里去捞一下，总会捞上三五条鱼来。可现在渭河已经成了陕西境内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了！旱季里河里淌的是乌黑的臭水，其臭味几公里外都呛人，那全是渭河两岸无数家工厂及城市排出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到了雨季更严重，污水被洪水输送到两岸的田野里，造成大量的农作物枯死。现在别说是鱼，就连最能抗毒的癞蛤蟆也看不见了。“渭河的污染已经超过环境污染容量的四倍！”这是陕西环保部门的权威结论。“昔日陕西母亲河，今日关中下水道。”这句我暑假期间从家乡电视台听来的话，是对渭河现状最精炼的表述。这种严峻的污染形势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报纸上有消息说国家要投入数十亿元改善渭河的生态环境，下狠心关闭一大批污染严重的厂矿企业。
我心里不由得一喜：钱给的不可谓不多，决心也不可谓不大，这里的环境污染如果说不能根治，起码总可以缓解一下吧；但通过我一个多月在村子里的所见所闻，我最终打消了这种廉价的喜悦，我意识到问题远非那么简单。
我的担心不是来自上面的巨额资金被地方截留滥用，也不是担心大量工厂关闭导致工人下岗因此引发上访、罢工、游行等群体事件集中爆发最终迫使决策者临阵退缩——尽管上述事情几乎不可避免，但我假设这次不同于往常。我的担心是来自污染的受害者——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在内的当地农民，他们会不会坚决抵制这次治污行动。
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实际上确实如此。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已经和污染结成了零距离的亲密关系，共生共荣了！具体地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依附在这些排污企业身上才得以生存的，假如这些工厂没有了，他们连生存的基础都没有了；假如这些工厂不排污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肯定会大幅下降。——起码我家乡的人是这样认为的。
以我家乡为例，它紧靠陇海铁路和西（安）—宝（鸡）高速公路，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在它的周围就有几家工厂，特别是一家化肥厂，规模相当大。这些工厂已经把我们村的土地占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土地仅仅只够维持村民们的口粮生产，他们想在这点少得可怜的土地上进行别的经营根本不可能。村里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除了一部分出外打工，很多人就想尽千方百计到村边的这些工厂找活干，这些工厂因为占了我们村的土地，因此也只能把相当一部分零杂活让我们村人来做。尽管这些活又脏又累，报酬也相当低，厂里的工人根本不愿意干，但对我们村人来说，它却是来之不易的香饽饽，大家抢着干，按家按户轮着干。我父亲今年都七十二岁高龄了，也不甘落后，加入这样的打工队伍，暑假里高温酷暑难耐，我坐在家里不动都汗流浃背，他老人家竟然扛着铁锨去化肥厂卸料，我拦也拦不住。料是装在火车皮里的，卸一个车厢十二元，要把一车皮的煤屑（造磷肥的原料）用大铁锨一下一下铲下来，壮劳力需要四个小时左右，我父亲花了六个小时，而且他竟然一连下了两个车皮！车厢在高温暴晒下像蒸笼，里面没有一丝风，而且煤屑扬起来迷人眼睛，呛人喉咙。他回家以后完全变成了黑人，身上糊了一层厚厚的黑泥浆。看到父亲的模样，我心里十分酸楚，他老人家辛苦一生，到风烛残年了，还要受这般劳累，让我坐立不安。我对他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出这种蛮力了，我多给家里寄些钱就行了。我父亲笑笑说，不要紧的，农民嘛，天生就是下苦的；再说了，我又不是经常干，对门你三叔、后街你五爷，比我年纪还大，天天泡在化肥厂，苕着呢（“苕”就是疯狂、不顾一切的意思）!
在我的印象中，以前村里老人不是这样的。我还在乡下的时候是人民公社制，生产队有规定，老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下田劳动了，相当于城里的退休，他们虽然没有退休金，但生产队每年都分配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粮食（人民公社的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人口分配，人人有份；一种是按劳动量分配，多劳多得。两种方式兼顾，缺一不可），生活基本有保障，因此他们的晚年还是比较悠闲的，常常是在村里扎堆聊天、打牌、下象棋；个别闲不住的，就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干干活，那种活也不是特别累。可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村里几乎没有土地了，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生产队为老人提供的那种最低程度的养老保险也没有了，而他们又不能像城里居民那样享受退休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再加上年老多病，开销更是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子女孝顺，他们的处境可能好一些；如果子女不孝顺或者子女自顾不暇，那他们的晚年就很凄惨。他们不得不拼上老命自己养活自己——为自己挣一口饭、挣一件衣、挣一包药、挣一口薄皮棺材、挣一块立在坟头的青石碑……
我的心里很不好受，可我父亲却喜出望外，因为今天他有一笔巨额进项。这当然是巨额了，对一个农民而言，一天二十四元绝对是高收入了——特别是在经营农业基本是赔钱的情况下。我父亲经常在我面前对比我们村与那些穷村——那些周围没有工厂因此无法沾光的村庄，语气里满是自豪；他也经常把现在的日子与过去比较，脸上常有幸福的笑容。其实比起别人来，由于年纪和健康的原因，我父亲并不是在工厂打工最多的人，那些年轻力壮或者会巴结工厂领导的人，他们的收入要比我父亲高得多。毫无疑问，由于这些工厂的存在，我们村的人有了一份农业之外的收入，因此也就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村的面貌，村里大部分人都把瓦房扒了盖起了楼房，外墙也贴上了五颜六色的马赛克瓷砖，个别家里还添置了洗衣机、VCD之类的高档电器，比别的村庄提前跨入了“新农村”。有一幅对联，是贴在村委会的门框上的，上面这么写：“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化肥厂。”这是我们全村人的心声。对联大概是今年春节时贴上去的，由于粘得特别结实，也可能是得益于大家的细心呵护，以至于大半年过去了，暑假时我还能看到。
可是，毫无疑问，这些工厂都是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由于多数工厂是集体和私人经营的，规模小，资金少，根本没有能力购置污染处理设备。那家化肥厂倒是规模大，可它是从外地迁入的，看中的就是这里环境监管的松弛，以及原料和劳动力的便宜，所以从来就没有考虑过环保投入，因此成了当地粉尘、废气和污水的排放大户。正是因为如此，上述这些工厂极有可能被列入这次关、停、并、转的“黑”名单里。
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局面，我们村的人比工厂的还要忧虑和焦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与这些工厂休戚与共，工厂的倒闭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将倒退数十年，并且以后毫无改善的希望。我暑假在家的那些天，村长不止一次找过我，让我帮他们写一份上访材料，说明化肥厂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呼吁政府一定要保留这家功勋卓著的企业。我笑着问他这是不是化肥厂授意的，他说不是，这是全体村民的意愿，大家都要签名按手印的。我父亲也说没错，化肥厂对咱们村恩情大了，你看今年咱们村就喝上了人家的自来水。
其实自来水这件事让我看来完全就是化肥厂污染环境的铁证，但现在却成了他们惠泽于民的功德了。这件事说起来真有点黑色幽默。我们村位于渭河平原与渭北高塬的分界岭上，原先人全住在塬上，土地却是一半在塬上，一半在塬下。塬上干旱，人畜饮水极端艰难，而塬下有渭河，水源有保证，土地旱涝保收。从我记事起，我们村就一直闹着要搬到塬下去，可由于塬下的土地是好田，一个村庄整体搬迁要占用近百亩地，在那个粮食产量普遍偏低因而土地资源显得特别稀缺的时代，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荒山也要被开垦，良田怎么可能允许被作为宅基地？可我们村的人不屈不挠，数十年来一直不断努力，随着粮食单位亩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因而土地资源的紧张相对缓解，也随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落实，我们村终于在前些年乔迁新址了。然而，当我们费尽周折来到塬下时，所有的人都傻眼了：渭河的水臭了！更为要命的是，随着这些污水下渗，村里水井的水不能吃了！
这是现实版的《日光流年》，阎连科小说里的荒诞在我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可人是不能不吃水的啊，而要吃水就得打深水井，几百米以下。这样的深水井是要请钻井队来打的，连同水泵、水管、变压器之类要花十几万元，我们村出不起。可我们村人会上访，他们把附近几家直接向渭河排放污水的工厂告到了县环保局，化肥厂更是首当其冲。在环保局的调解下，化肥厂答应给我们村提供饮用水，条件是我们不再在排污问题上找他们的麻烦，并且自付一定的电费（化肥厂说我们已经免除了你们的打井费、机器费，电费你们总该自己掏腰包吧）。我们村答应了，他们是很聪明的，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也知道适可而止的分寸。政府都不能把排污的问题解决掉，他们追究下去又能怎么样？环保局不是也只能或者说只管调解调解吗？
按理说，水井的事已经给我们村人一个教训了，他们不可能看不到污染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就在村长找我写材料的前一天晚上，整个村庄半夜忽然被笼罩在一片恶臭里，人们早已睡着了，却被呛了醒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父亲告诉我，是化肥厂偷排废气。“他们经常这么干，后半夜做贼！”这还不算是最厉害的，因为废气是间歇性排出，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污水滋养出的苍蝇和蚊子，它们体格健硕，性情刚猛，连街道上粘满粪便和泼了泔水的水泥路面都死咬硬叮；它们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简直是颜色的魔法师，呼啦一下一拥而上，让五颜六色的物体瞬息间一片黝黑，然后呼啸一声一轰而散，眨眼间又还万物本来面目。许多疾病已经在村庄慢慢出现了，比如眼睛烂、嗓子疼、皮肤溃疡等。去年村里冷不丁地一下子就死了三个四十岁左右的青壮年，有一个还是我中学的同学。他们的死因有癌症也有心脑血管疾病，以这样的年纪患如此恶疾，很难说与环境恶化没有关系。
大家猜都能猜到这其中的猫腻，因为电视节目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宣传环保知识。正因为如此，排污就成了这些工厂捏在我们村民手里的把柄。在我们村，你经常可以看见三五人一堆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问题，满嘴COD、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名词，让你误因为是某个环保学术研讨会的小组讨论；你随便走进某家农户，都可能在他们的门背后或窗台上发现主人精心采集来的污染“罪证”：一瓶污水、一坛污泥、一塑料带灰土……上面都有标签，注明时间、地点、施污单位等。——这些都是索赔时随手甩出的杀手锏。在村里还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或者争不到去工厂打工的机会，或者是受不了那份劳累，就专门以索赔为业。今年暑假我就亲眼见证了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那时正是玉米扬花孕穗的季节，由于化肥厂经常排放废气，距工厂近的田里庄稼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影响，严重的已经干枯了，轻一点的枝叶也被灼伤。面对这种伤害，我们村的人不是表现出我想象中的愤怒和焦躁，而是心平气和，从容应对。他们似乎已经是训练有素了，有些是田主人自己在取证，他们用照相机拍照，把受伤玉米的枝条剪下来装进塑料带封存，把地里变色的土壤装进玻璃瓶保存。有些田主人嫌麻烦，也不擅长此道，就有索赔专业户为你代理，你只要付费就可以了，这类人的取证设备更专业，比如已经有数码相机甚至数码摄像机了；他们对法律条文更是烂熟。
能索赔的当然不止秋庄稼，一年四季，凡是田里长的，只要能与污染扯上关系，都在索赔之列。有些看起来好像完全不搭界的事，他们也能在其中找出污染的蛛丝马迹。比如今年暑假我们村有人娶媳妇，在家里办酒席，事情过了两三天传来消息，说这家的一门外村亲戚吃了酒席回去后上吐下泄，到医院去挂吊针去了。就这件事，娶亲的这家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硬是找到了与化肥厂水污染的关系：去年秋天下暴雨导致化肥厂污水外溢，淹了这家种在河滩边上的萝卜，而这次办酒席，别的菜都是买来的，唯独萝卜用了自家的。——尽管这样的“追凶”有点勉强。
无论证据过硬与否，索赔的成功率都是很高的。这当然有赖于一些人对法律条文的精通，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与证据和法律关系不大，关键取决于会不会“闹”——既闹得对方不胜其烦，但又不超越法律法规的界限。比如说，出入化肥厂的公路有一段是要从我们村的地界经过的，这段路经常会被我们村以各种原因中断：浇地放水淹没，某家盖房子要堆放沙土石料，埋设下水管道要挖开……只要需要，理由总是现成的，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这条路一中断，化肥厂的生命线就被掐断了，成品运不出去，原料进不来，工厂差不多就瘫痪了。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就得妥协。
工厂也不是没有想过依靠法律解决问题，可村民与它们打官司是有选择的，他们觉得有把握打赢的才去法院打，如果没把握就不去，工厂不可能主动把污染的事情提上法庭。对于村民的胡闹强闹，工厂也找过公安机关，派出所也来干预过，可效果并不理想：第一，闹事的村民都很精，他们不给警察留下借口，警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第二，即使有越界行为，警察来了他们马上改正，很给警察面子，警察都是当地人，情感上他们是倾向本地人的；第三，这里面还有警察黑白通吃的问题，他们也在索赔中拿好处。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工厂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么，它们是不是可以找行政部门解决问题？它们没少找！可这正是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症结之一。它们找到县上，县上有关部门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压制村民必然引出化肥厂的排污问题，自己难逃监管不力的行政问责，要求化肥厂解决污染又是不可能做到的（工厂如果愿意解决就不可能与村民发生冲突，政府也不愿意因为强制工厂治污而减少税收，甚至可能导致该工厂再次搬迁），所以只能说一些对双方都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大话套话。这样的结果不但不能制止村民索赔，反而鼓舞了村民的士气。工厂也找过直接管理村民的村镇两级干部，这些人巴不得掺乎其中，他们平时是没有油水的，请他们出面就得酒肉伺候，还得有红包。他们根本就不想让这种事很快就结束，当然他们也没办法让这种事情很快结束。
化肥厂基本上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了。索赔让所有人都获得了好处：由于农业的收成一直不好，索赔让田主人获得了比预期要高许多的现金收入，他们当然热衷于索赔；维权的专业人士以此为生，这是相当不错的营生；村镇干部（包括派出所民警）因为参与调解索赔，因此两面都有好处。更可笑的是，由于我们村现在与化肥厂血肉相连的关系，善于索赔、能把大家利益最大化的人往往成了最受大家敬重的“能人”，村长的宝座也就非他莫属。现任的村长就是这样上来的，他的最大功劳是逼迫化肥厂取消了为我们村送水的电费，让家家受益。
在这种情况下，污染简直成了养肥各路诸侯的“营养基”，大家谁愿意工厂立马不污染？
这恰好与工厂的意愿相一致。比起动辄几千万的治污投资，村民们的索赔简直是九牛一毛。尽管这种骚扰一直不断，今后也将继续下去，可治污设施一旦开动起来，时时刻刻是要花钱的，而且远远超过前者。今年暑假化肥厂进行了改制，原先的国营变成了股份制，要让现在的老总拿出属于自己的钱去搞治污，比起以前大锅饭时期更为不可能了。
就这样，污染者和受害者双方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大家都维持现状——工厂不用投资治污，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钱赔付村民损失；村民承受污染损害，换取经济收入。双方谁也不能过分：工厂如果有负村民就担心村民把事情闹大，特别是在治污风声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最后很可能导致工厂被关闭；村民也不能索取无度，工厂如果无法承担超额赔付它们就会下决心治污或者搬迁别处，最后村民一分钱也捞不着。
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拿捏的度，双方斗智斗勇，但又绝不会鱼死网破。
正是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在渭河流域大规模的治污行动开始前村长让我起草上访信的事，他要征集全村人签名，把它送到县上有关部门以及省上的报社和电视台，呼吁保留化肥厂。由受害者出面呼吁保护施害者，这实在是很滑稽，但如果明白了他们双方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也就不觉得这有什么荒唐的了，而且你会赞赏他们的聪明：这实在是目前所能想出的最好的护厂办法之一。
如果村长把那份上访信拿出来让全村人签名，我想所有人都会签的，这毫无问题。那这是不是就证明了我们村的人全都那么愚昧？那么贪婪？都在拿污染赌明天？就我在家乡所了解到的情况而言，在看似舆论高度一致的表面下，他们的真实态度其实是复杂而微妙的，这里可以细分：
第一类：这是大部分人的观点，由于贫困，他们目前最紧迫的是解决生计问题，盖房子、娶亲、看病、上学……这一切开销都主要依赖化肥厂，至于污染及其后果，他们目前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在他们看来，化肥厂不能倒闭，污染越厉害越好（为了索赔）。他们并非不知道污染的后果，但目前他们只能承受甚至欢迎持续污染。
第二类：少部分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人，他们已经开始注意生活质量，环境污染成了他们必然要计较的问题。可由于他们目前还不能彻底摆脱或者不愿放弃从污染获利的生产方式，他们的态度是摇摆的，理智上反对，情感上留恋。
第三类：这只是很少的一些人，由于他们的家庭收入与周边工厂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在外地打工或工作的子女，他们感觉自己获利很少但受害很多，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污染。但由于他们是极少数，私下里他们可以议论，而一旦到公开发表言论的场合，其往往跟多数人异口同声。这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多数人的压力，也不排除真有人威胁他们。
因此就引出了第四类人，即威胁他人不得表达异见的人。这是个别“吃”污染的人，他们是污染的最大获利者，因而也是极力要把污染维持下去的人。这些人基本上是强梁人物，在村里他们组织和鼓动村民寻衅滋事，代理诉讼生财，钳制村民舆论，在工厂那边他们又是对方拉拢和巴结的对象。他们既驾御村民，又胁迫工厂，通过恶性索赔、强行包揽厂区工程积累了相当财富。这些人得利于污染，却远避污染，他们已经在城里买了房，把家都搬走了，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在村里继续厮混。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治理污染所面临的复杂性。一方面污染被内置化了，它似乎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村民内在的需求，成了“新”农村发展的经济动力，治理污染必然遭遇强烈的民意反弹；另一方面，这种民意又是被恶势力和基层政权中某些人挟持和放大了的民意，是某种程度的伪民意，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可以操控舆论，村民表达什么意见、表达到何种程度，全由他们决定，外人很难判断村民的真实意愿；一旦情势需要，他们甚至可以运用自己的组织资源动员村民制造群体事件，让政府的治理行动畏手畏脚。如果污染变成了村民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又被权力强制维持的话（黑白两道的力量），要改变它谈何容易！
我所描绘的这种情景在渭河流域是有普遍性的。在那里有相当一部分乡村正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而这种城镇化又与乡村周边的工矿企业对它们的经济输血有必然联系，它们之间荣辱与共。这些厂矿大多是前些年建立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起点低、污染高；也有一些是这几年从东部或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它们钻的就是这里急于发展经济而降低环保门槛的空子。
这就是我说的“新”农村。它们与传统的农村不一样，传统农村几乎与工业没有什么联系，就像我们村以前在塬上居住时一样，完全是自足自给，当然就不存在任何污染，环境问题最大的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那是自然的造化，人力无法阻挡；而现在的“新”农村经济上已经不依靠或者说主要不依靠农业了，生产方式的改变把它们与工业紧紧地绑在一起，而且只能是与一些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无法立足的低端工业绑在一起。“新”农村是个夹生饭：“旧”农村没有污染，真正的城镇不允许污染——起码不能明火执仗地污染，“新”农村夹在中间，是环保的盲区。那里正在或者即将成为污染的重灾区！
毫无疑问，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落后。那如何才能发展经济，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呢？目前看来除了工业化、城镇化，没有更好的选择，特别是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农业收成无保证的西部；而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必不可免的就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过程。这似乎是一种宿命，是走不出的恶性循环。
很多人认为这是农民必须承受的代价，理论上这种说法或许站得住脚，可情感上我实在无法苟同，因为我就是农家子弟，在那个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的是包括我父母兄弟在内的千千万万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是韭菜，割了一茬还可以长出一茬，他们也不是蝼蚁，冻死一拨还能生出一拨——尽管有可能在某些人眼里农民连韭菜和蝼蚁都不如，因为韭菜和蝼蚁尚有生命，而农民在他们心中只不过是一堆抽象而枯燥的数字，否则你就很难理解他们设计政策方略时对待农民的漠然和随意。
即使我可以接受这种理论，我的父母兄弟们也愿意承受这种牺牲，可这样的周期有多长呢？以现在西部的落后状况而言，这恐怕不是一代两代人的问题；而且，以我们村为例，以后就算经济有所好转，由于多方面利益的驱使，污染还会持续下去。那么明显的， 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跨越了这么长的时间，以这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以后即使实现了所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目标，那是不是也太残忍了些？如果能实现，这巨大的牺牲或许还有价值，就怕是这些牺牲完全变成无谓的！谁能保证长期地、持续地破坏生态而不导致生态灾难，更遑论在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土地上建设出美轮美奂的新农村!
这样的结局让人不寒而栗。
在暑假结束的前夕，我登上了渭北高塬。我想再看看我儿时的乐园，那里遗落着我无数的梦想和辛酸。现在这里是一片废墟，夕阳残照，断墙残垣，萋萋荒草淹没了旧时的道路，我拨开荒草前行，在草窠深处赫然发现了一座座坟墓。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我们把这里废弃了，它成了村庄灵魂的栖息地。
站在塬顶我极目远望，整个渭河平原都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里，看不到秦岭，也看不见渭河。恍惚间我似乎回到了儿时，那时候我曾无数次站在这里看塬下，这样的黄昏时分炊烟袅袅，整个渭河平原都好像沉浸在云绕雾罩的仙境。但随风而来的刺鼻臭味及时把我唤回现实，我知道这雾霭不是愉悦我们精神的祥云瑞气，而是毒害我们身体的乌烟瘴气。
此时此刻我庆幸我身后的这一片坟墓，这些早逝的人尚且还有我们遗留下的一片废墟做他们灵魂的住所，这里虽然荒凉，但还有蓬勃的荒草和鲜艳的野花给他们做伴。谁知道若干年以后我塬下的父老乡亲们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魂归之地，在那样的土地上还会有荒草和野花吗？
张浩文，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小说集《狼祸》、《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