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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德莱尔，或者西美尔，再或者本雅明，他们循着街道，进入欧洲的城市，街道成为认知城市的一种主要的方式，于是有了行走者，有了游荡者，有了窥视者或者漫游者，这些行走者、游荡者、窥视者或者漫游者，陆续地成为城市研究的经典视角，也有了陌生化或者匿名性的城市学说。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许多地区的人来说，他们还有着其它的进入城市的路线图，有着其它的认知城市的方式。
       高晓声天才地叙述了一个中国农民——随着当代文学史的普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农民的名字叫陈奂生——在1970年代末，如何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而进入城市。但是，他并没有循着波德莱尔、西美尔或者本雅明划定的路线图，行走、游荡或者窥视。陈奂生对城市的认知，仅仅因为招待所的一张软床，并经由这张软床，进入了城市的腹地，或者我们换一个概念，进入了中国的现代性的内涵。正是这张软床，使陈奂生感知到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一种未来的生活方式，中国一切可能的变化，都经由七十年代末的这张软床而经典地表现出来。软床在这里，成为类似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召唤结构”，我们可以感知到的，正是现代性在1970年代末的那种强大的“召唤”力量。
       也许，高晓声笔下的“城市”很难符合我们当下对城市的定义，它或许只是一座小城，这种小城在中国的内地比比皆是。三十多年前，我常常沿着乡村小径，进入这样的小城。小城真的很小，一条东西大道，就把整座城市串联起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城市。踩在坚硬的柏油马路上的感觉，竟然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城市记忆。正是在这样的小城中，有着形形色色的旅社，当然，就像陈奂生所遭遇的，那时候，有许多已经更名为“招待所”。我常常幻想着在这样的“招待所”住上一宿，招待所意味着的，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种地位，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个城市户口，一种生活方式。
       在许多时候，物常常超越了它的使用意义，而具有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象征功能，甚至意识形态的涵义。三十多年前，我们几乎没有“酒店”这样的概念，甚至很少使用“宾馆”、“旅馆”类似的名称，而常常以“招待所”名之。招待所蕴含着的，似乎正是社会主义某种实质性的东西。一方面，它昭示着一种命名的平等性，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语境中，又处处炫耀着差异性——身份、地位、职业甚至等级。在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里，当年，同样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类招待所，而招待所与招待所之间，通常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一一对应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地位。
       正是在城市，我们可以感知到建筑的某种强大的力量，它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构成某种隐蔽的“召唤结构”。当陈奂生在他家乡的那座小城的招待所的软床上，被某种异己的生活想象所召唤，数年后，建筑所具有的这种强大的象征功能开始被城市感知。我们实际进入的正是一个“酒店”时代，而“招待所”显然已经无法涵盖这一建筑物的更加复杂的意识形态涵义。
       高度或者离地美学
       今天，酒店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标识物，坐上出租车，我们只要报出波特曼、喜来登或者任何一座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名称，司机都会准确无误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酒店正在或者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酒店还在引领着这个城市的时尚，甚至引领着一种建筑美学——摩天大厦正是这种美学的建筑载体。
       在对上海，尤其是对陆家嘴的建筑分析中，德里克给予了最尖锐的批评，并且提出了“离地美学”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包含着德里克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路，也就是说，离地美学的建筑体现，正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殖民议题，其突出标记甚至是一种扩大了的权力的殖民性，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地方的遗忘和抹杀。而在所谓的“离地美学”中，高度正是其突出的美学标记。
       因此，德里克激烈地批评说，“陆家嘴的摩天大楼似乎已考量着，替代原本那些象征‘东西交汇’的建筑物，这些摩天大楼合法化了上海作为全球都会的候选资格。这个‘龙头’不单带领扬子江地区，更会带领全中国，迈向全球性的长征。而事实上，上海滩的建筑（这些上海历史和身份的象征受到历史文物法保护）也渐渐改变成商业和娱乐的中心，好使它们能跟全球性的愿景相一致，也为了符合那批空降上海这个‘高度发展’的新区域的外国企业家不知餍足的大胃口。”
       这一全球化的过程，当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正是在那一时代，现代性的想象开始急剧地膨胀，可是，我们仍然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高度”开始成为一种美学象征或者一种美学炫耀，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在那个时代，我们还有没有其它的美学选择？
       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中间，我们仍能偶尔触及历史的余温，历史在一些蛛丝马迹的缝隙中悄悄复活，同时进入我们对历史的想象。
       1983年1月1日的《文汇报》报道了当时正在破土兴建的上海宾馆：“本市目前最高的大楼——上海宾馆，昨天全部完成土建施工……这幢坐落在华山路乌鲁木齐路附近的宾馆，总建筑面积四万四千五百平方米。主楼地下一层，地上二十九层，总高度为九十一米。四至二十二层是客房层，设有客房六百套，每间客房有十件中国式家具、冷暖空调设施及呼唤装置。二十三层是宴会厅，设有中国式、欧美式、日本式三个餐厅，旅客用餐时可俯瞰市容……上海宾馆内外装饰十分讲究。大楼外墙面全部用优质材料饰面，楼内除乳胶漆平顶、墙布、墙纸、腊克木门、彩色水磨石地坪、硬木地板外，宴会厅及餐厅内还有大量的仿古木雕、沥粉贴金画面和各种精致灯具……”4月22日这一报道继续深化，高度被精确到“九十一点五米”，关键是比“上海国际饭店高五点五米”，因此这一后续报道很自然地以《黄浦江畔第一高楼》为其标题。而原来“每件客房有十件中国家具”这一中国元素则被放大：“进入主楼门厅，就是一个有三百五十平方米的大厅，抬头首先看到的是以古代车马行旅游猎为题材的长卷漆雕组画——车马行旅图。门厅墙壁镶有六个仿青铜器的古代鸟凤图案。门厅向东，是一个回马廊式的中庭。庭内香花绿叶、吊兰鸟笼、喷泉游鱼，别有情趣……”然而，更为详尽的是它的现代化设施的描写：“主楼内共有十部电梯……从底层到顶层只要半分钟就够了。宾馆大楼采用双路并联式供水、双路电源供电，每层楼面都嵌装热锡电池的事故照明灯、自动报警系统，主楼屋顶平台上铺设着淡绿色缸砖，素雅美观，必要时可供直升飞机停落。……装在房门上的电子蜂鸣器替代了传统的敲门声。……宾馆大楼实行总体空调，房内空气采用对流式，新风是经通风设备加热或冷却、过滤后直接送到房内，所以房间内四季如春，干湿适度，空气新鲜。”而“俯瞰”的功能也被再次强调，“我们到设在二十三层楼的中西餐厅‘望海楼’、‘观云阁’和日本式餐厅‘樱花厅’观看，通过外凸形折线窗，放眼望去，上海全城鳞次栉比的楼房，纵横交错的街道，全在视野之中。在晴朗的天气，客人在‘望海楼’用餐，还可以远眺浩瀚的东海呢”。有意思的是，在文章的结尾，上海宾馆还被赋予了某种深刻的意识形态涵义：“望海楼餐厅挂有明朝徐文长的对联：‘八百里山河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灯火尽归此处楼台’。读着这幅对联，使人联想到上海从七世纪的渔村和盐场，发展到今日现代化的大都市所经历的巨大变迁，而宾馆的建成不正显示着祖国的强盛和我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吗？”
       1983年，上海宾馆似乎成为我们这个城市一件很重要的事，从一月到八月，报纸给予了多次报道，也许，它蕴涵了一个时代的某种政治无意识，或者，它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性的深刻隐喻。
       这一隐喻表达出1980年代中国急需改变自己的迫切愿望，因此，在美学上，对“雄伟壮观”的追求便很自然地压倒了对“小桥流水”的欣赏。事实上，在那几年，上海有多座宾馆开始破土兴建。其中不乏复古式的建筑追求，比如，1984年4月30日《文汇报》报道当时的上海县将兴建四座旅游宾馆，而且这四座宾馆将全部采用“江南庭院式建筑风格”。但是，它们仍然不能主导这个城市的建筑美学，整个城市都在向高度攀登，相继开工的华庭宾馆层高90米，虹桥宾馆则高达103米，可是，这仍然不够，1984年11月2日的《文汇报》以图片报道的形式向我们宣示：“日前刚刚开业的广州花园酒店主楼高190米”，它暗示着上海的落后以及迎头赶上的决心。时至今日，金茂凯悦已经高达420.5米，并且成为整个上海的骄傲。正是在1980年代，对现代化的急迫追求，深刻地表达出中国企图融入世界的愿望。因此，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一个传统中国（比如“江南庭院式的建筑风格”）已经不可能全面地复活，并且主导整个的美学潮流。“中国”只能成为一个元素而被镶嵌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中，正如1983年的上海宾馆，在豪华的现代设置中，每间房间尚有“十件中国家具”。
       而在1980年代，由酒店标示出的高度，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是一种直观的对速度的崇拜和追求。速度正是现代性的核心涵义之一，它意味着科学、技术、制度、管理、信心、思想、热情，甚至意识形态，等等。但是，这一速度，如果想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结构，又往往需以具象的形式出现，所以，1980年代的所谓的“深圳速度”正是以“建筑”的形式而被加以诠释。同样，在上海，因为“引进新的建筑技术，采用新的建筑方法”而“九十天建成一座六层楼”的“锦江饭店又一外商办公楼落成”成为《解放日报》1984年5月21日的正面报道的题目。而华庭宾馆则受到了批评，因为“这一宾馆自1979年国务院批准建造以来，至今已有五年之久，但目前在工地上还见不到一点巍峨楼房的影子，只是刚刚开始在进行地下室的施工。而与它同时由国务院批准，规模差不多的南京金陵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相继建成开业已有一二年，还有北京的长城饭店，最近也已完工”。正如一首广告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我和这个城市一起长高”，长高的城市意味着“速度”的胜利，也更深刻更直观地昭示着“新时期”的开始（“比上海国际饭店高五点五米”），因此，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国家政治的视角。
       这种国家政治的视角通过“俯瞰”这一形式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几乎在上海所有的酒店，其最高层都设置着这样的观光餐厅或者咖啡厅、酒吧等等。当我们登上这样的高度，整个城市都在我们的俯瞰之下，我们拥有的正是一种征服的感觉，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在此时离开的，可能正是一种个人的立场，一种个人具体的存在境遇。此时，我们目所能及的城市，已经不是我们具体存在的城市，而是一种城市的“景观”——正是因为有了“俯瞰”的视角，才会出现“景观”这一城市建设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景观是一种人工的合成物，而在它的背后，仍然存在着是谁决定了我们怎么看以及看什么这一视角文化企图讨论的问题。这样，在某一高度上，我们被规定了观看的视角乃至观看的内容，在这一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命的悲剧或者喜剧都在这样的视角中隐匿不见，取而代之的，只是一种城市的“风景”。也正是在这样的观看过程中，我们的身份有着一种非常戏剧性的变化，我们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人”，“景观”炫耀着一切有关“主人”的神话——一种虚拟的生活愿景。而此时，我们也被自然地纳入国家政治的知识谱系之中。
       可是，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高度美学，一种相异于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的建筑景观，或者说，需要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美学寄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政治，可是，如果它企图凝聚整整一个时代，那么，它就必须兼有宗教的功能，其中便包括神圣化的功能。这种功能最合适也是最重要的直观体现者，正是建筑，高度美学所构成的，正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符号世界。借用彼得·贝格儿对宗教的相异性的解释，所谓相异性，便是神圣之物表现为一种与普通的世俗的人类生命完全不同的东西。而宗教正是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神圣之物的体验，这种神圣之物从日常生活的尘嚣和世俗琐事的嘈杂中显露出来，是触摸不到的，令人敬畏的，最终极的意义和最后勇气的源泉。
       今天，我们对我们存在的这个城市已经完全的隔膜，相对于南中国的秀丽宁静，或者北中国的浑厚朴实，它都是一个异数。的确，它是离地的，是一种“离地美学”。无数的建筑向上，再向上。它使城市变得冰冷，也变得更加坚硬，坚硬的城市显示出一种雄性的力量，并且使人产生出敬与畏两种不同的情感。无论德里克对“陆家嘴”的批评如何的犀利，“陆家嘴”都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也是这个时代的新的宗教，它以它的离地性，也以它的相异性，生产出意义的寻找和召唤。
       内部、开放以及想象的分享方式
       可是，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宗教，它的向上，只是一种姿态，它最终的目的，仍然是把我们引向这个世俗的世界，并进而唤起我们身体的欲望以及对物的占有企图，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它所构成的某种共同体想象，必须和物紧紧地依傍在一起。酒店无疑很好地承担起这一想象的构筑功能，它的外观的雄伟壮观，内在的富丽堂皇，甚至豪华奢侈，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想象图景，而这一图景正是现代的。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在1980年代的早期，上海几乎所有宾馆的大门，都对市民紧紧关闭。对当时的上海市民来说，宾馆是神秘的，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生活，或者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这种规定延续了招待所的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某种等级秩序的象征。事实上，当时，在今天的东湖路、瑞金路或者其它一些幽静的马路上，常常在绿树掩映中，坐落着一些神秘的建筑，那都是一些具有相当级别的“内部招待所”。可是，在1980年代，这种规定却严重滞后。当时，人们普遍要求的，是一种对现代化想象的共享方式。正是在这种共享的要求下，传统的权力等级秩序受到了知识界的激烈批评。在1980年代，现代化，或者现代性，正以一种普遍平等的方式构筑起它的共同体想象。
       因此，在1984年8月15日的《文汇报》上，一篇署名“林兰”的文章《宾馆之门不妨开大一点》对此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出差到广州，有一点印象特别深，无论是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还是流花宾馆、中国大酒店，大门统统敞开。不管你是华侨、外宾还是普通市民，也不管你是持兑换券还是人民币，总之，欢迎一切顾客。
       当我走进这些高级宾馆时，既无外国人特别高贵的感觉，也不因手中没有兑换券而难堪。我倒为开放后的祖国骄傲：有这么多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高级宾馆，引来了这么多的中外友人。
       回到上海，和同事一谈，大家不免对上海的宾馆有点抱怨。你看，从南京路上的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到茂名路上的锦江饭店，从苏州河畔的上海大厦到毗邻上海动物园的龙柏饭店，试问有几家是对一切顾客开放的？
       宾馆大门能不能开得大一点呢？
       开得大一点，让更多的普通顾客走进宾馆，至少能消除某些人那种莫名其妙的羡慕外国人的心理状态。
       开得大一点，让一切顾客光顾，将会造成一种竞争的气氛，就能打掉官商习气，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在这篇短论中，我们另外可以提及的是，除了对上下之别的批评，同时，还提出了对中外之别的批评。这也正是现代性企图本土化的必然的转换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某种民族主义情绪。它的平等，不仅是上下的平等，亦是中外的平等。这也正是1980年代中国企图融入世界的某种情绪的反映，它要求的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共享方式。
       
       今天，观看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们实际身处的，正是一种所谓的“借来的空间”——银幕、百货公司、商店橱窗、街景，等等（张英进《动感摹拟凝视：都市消费与视觉文化》，《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在这虚拟的“借来的空间”之中，我们产生的是一种内模仿或者想象中的占有冲动。因此，常常在不经意的观看之间，我们原有的想象方式就已被悄悄改变。所以，当酒店的大门向这个城市的市民敞开之后，它实际出借的，正是这样一种“借来的空间”，同时出借的，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我们向酒店的内部空间进入的过程之中，首先遭遇的正是酒店的大堂，不仅仅是它宽阔的空间，还在于它的高度，装饰的富丽堂皇，甚至奢侈。所有的脚步都是轻轻的，没有高声喧哗，反而是一种凝视，视线缓缓地越过每一个细节，它的装饰的材质，大理石的地坪，圆柱、壁画，直至每一样摆饰——这几乎是1980年代每一个初进酒店的市民共有的观看经验，它几乎就是放大了的集体的“陈奂生”。有一个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观看中，不经意的出现，或许，就是所谓的“气派”。这个词的出现，不仅仅是“眼界”的开放——“借来的空间”为这种“眼界”的开放提供了它的可能性。还在于某种差异性的复活，在于这种差异性所获得的视角的合法性支持。它重新区隔了生活的层次，包括阶级的层次，当然，在1980年代，它还隐蔽地躲藏在人的无意识深处，直到1990年代，它才会转化成明显的阶级意识。这种差异性，通过一种“震撼”的心理体验的方式得以完成，而在这一完成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也许，正是一个中间阶级的完整的性格组合。一方面，它为所谓的“气派”所震骇，它感觉到的是自身的渺小，甚至潜意识里的自惭；而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模仿的冲动，一种占有的欲望，甚至激励起改变自己旧有生活方式的勇气。
       在1980年代，物在我们的视线中显得异常重要，它对应的，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私人物品匮乏性的状态，所有有关私人性的确立，都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一私人物品匮乏性状态有关。也许，对许多人来说，第一次对空调的感觉，都和酒店经验有关，它完全有别于其时电影院凶猛的冷风。在1980年代，电器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概念，从电视开始——许多的回忆文章都会提及这一物品进入日常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改变，电话、空调、录像机、音响设备直至其后的手机，等等，开始陆续进入我们的私人生活。我们的私人生活也由此开始改变，我们愈来愈开始依赖这个城市，依赖媒介信息，依赖和他人的联系，甚至依赖电力公司的支持——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我们将会怎样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物的进入，我们实际上被纳入了一个现代化的系统。所谓自由，在现代，实际上亦被规定在一个极其有限的范围。可是，我们的身体却会感到舒适，这似乎是一悖论，身体的舒展和心灵的萎缩非常吊诡地混合在一起。可是，在1980年代，现代化的合法性,最初，就是建立在我们的身体感觉之中。
       这种身体感觉同时还伴随着某种美学观念的改变，比如，某种机缘，使我们得以进入酒店的餐厅，1980年代，用餐在这里成为某种仪式，我们实际进入的是某种学习状态，比如，学习如何使用餐巾，甚至包括如何正确使用牙签。我们还必须使用那些非常精致的餐具，而正是在这些物品的使用过程中，我们的举止开始变得优雅起来——红木或者银质的筷子，镶着金边的小碗，等等。精致或者优雅，成为此时的美学观念，而粗砺、豪放、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似乎成为另一个时代甚至另一个等级的遥远回忆，此时，我们面临的，也许正是某种身份的断裂以及新的身份建构的冲动。1980年代，身份的断裂，以及新的等级秩序的建构，异常吊诡地在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美学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呼应。这显然由于某种力量的介入，因此，在1980年代，常常表现出对新阶级（比如当时的个体户）的美学上的质疑，这种质疑也可以说是非常隐晦地表达出各种力量，资本（包括国外资本）、权力（包括本土权力），甚至知识精英对新阶级的共享要求。也可以说，在1990年代，新阶级最终完成了它在美学上的合法性转换——一种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模仿甚至包括奢侈品的消费。
       酒店提供的，实际上正是一种“标准”的生活方式。这一“标准”现在也正在“复制”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打开任何一家装潢公司的广告，我们所能看到的正是这一“标准”化的生产程序。
       这一“标准”同时也就是“阶层”的，或者说，它构成了一种“标准”的中产阶层的生活模式。即使在家居的装潢中，所谓的个人性并不曾真正体现，真正体现出的，却是另一种阶层性，而我们也正是在这种阶层性中，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认同。荒谬的是，也许正在这里，当所谓的“去政治化”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支持之后，我们却陷入了另一种政治的控制之中，这种政治也许可以称之为“生活政治”，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了重新的组织和分类，甚至控制。在这种控制中，我们所追求的，也许正是一种阶层性，它首先在想象的层面中展开。
       跨国阶级和跨国想象
       “观看——想象”固然构成了我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并且激发其某种身份的建构冲动，但是，它仍然不能替代实存的生活形态乃至更深刻的阶层差异。这种阶层的差异性，在1980年代，已经稍露端倪，然而，在当时的某种普遍性的政治——知识叙述中，这种差异性却被有效地遮蔽。可是，有一些细节，却仍然深刻地残留在记忆之中。
       比如，1980年代，对这个城市的普通居民来说，空调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奢侈品，因此，在炎热的夏季，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城市景象：在一些大的酒店或者商场的门口，总是会聚满乘凉的人群，他们手里摇着蒲扇，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享受着从那些宫殿般的建筑里漏出的丝丝凉气，这一景观常常会使我们想起1960年代的上海，就像一位作家叙述的那样，“1960年代的上海大厦门户紧闭，十分神秘。大厦下面空旷无人，穿堂风却一阵接一阵，连绵不断，是人们夏夜乘凉的风水宝地”（殷惠芬《虹口轶事》，《城市地图》第57页，文汇出版社2002年出版）。如果说，在1960年代的上海，存在着一种政治权力的等级秩序，那么，1980年代的上海，某种新的经济的等级秩序已经酝酿在那一时代之中。
       因此，在有关酒店的叙事之中，还应该包括它的居住人群，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这一人群都已成为我们这时代的新阶级。
       如果排除旅游观光的客人，那么，自1980年代开始，酒店的居住人群大致可以固定为：官员、知识精英、跨国公司的职业管理阶层，等等。这一人群实际构成的，正是所谓的新阶级，尽管这一人群的内部构成极为复杂，既有所谓的“新富人”，也有刚刚崛起的所谓的新“中产阶级”，但在当代中国的阶级图景中，已经占据了中、上层的位置，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上的统治阶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比如在新意识形态（王晓明语）的生产意义上，我更愿意把他们统称为“新阶级”。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的增强，尤其是跨国资本的进入以及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这一新阶级更多地具有了跨国阶级的特征，尤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更多地开始生产跨国身份的认同想象。而这一想象的背景正来自于通常所说的“全球化”。
       而在所谓的“全球化”过程中，空间的重整便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它不仅型塑着所谓的新意识形态，也是型塑当代建筑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波泽克的观察就变得重要起来：“跨国企业需要宏伟的建筑来标志它们的存在……大多数建筑和发展都由外国资本带动，并缺少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和敏感……这些宏大的建筑物占据着马尼拉和上海等城市的中心，事实上在颂扬着遥远他方的成功。这个议题已在殖民脉络中广被讨论，但在今日全球市场和投资的交易所里却被大大地忽略了……这些交易所创造出一系列试图相互映照的现代都会中心……（与此同时）寄身于建筑环境中的文化遗产却成了罕有的商品。”（德里克《建筑与全球现代性、殖民主义以及地方》，见《中外文学》第34卷第1期，2005年6月）。
       所谓的“文化遗产”并不在我的讨论范畴，我关心的只是，在这样的空间重整中，所被生产的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涵义，或者所被重新型塑的生活方式以及想象方式。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跨国资本就已开始向中国的酒店业转移，时至今日，我们对“希尔顿”、“波特曼”、“香格里拉”、“喜来登”等跨国公司已经耳熟能详。这些跨国公司旗下的酒店不仅在上海，同时亦已向中国内陆蔓延，而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管理方式、建筑外观乃至更深刻的具体内涵，都已被中国企业所模仿。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国内国外资本的差异，而是它们共同型塑的统一的生活愿景。这一愿景外在于人民的生活，但作为某种想象方式却渗透在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生产之中。这一统一的生活愿景，事实上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路线图，借用某家酒店的广告，就是“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家”。在这样的路线图中，“本土空间”开始转化成一种“移动空间”（一样的家）。这一空间，被阿帕杜莱形容为“没有位置感”，它造成的是“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仿佛是无根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的结果。这一结果“其中既有这个世界难以言喻的麦当劳化的作用，也有本土居民对人和事务的全球流动既充满欲望又心存畏惧的极其微妙的作用”。而在意识形态乃至文化的层面上，这一愿景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创造了一个冒牌美国人的民族”。而在阿帕杜莱的叙述中，更重要的是他的“非领土化政治”的理论，也正是这一“非领土化政治”，构成了全球化的五种图景，这五种图景分别是：人种图景、媒体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参见阿帕杜莱《全球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 《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编，北京三联书店）。
       当本土转化成一种“异域风情”，它此时满足的，仅仅是一种观赏的需要，这远远不够，它还必须在我们的意识中重新“本土化”，这样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时候，它需要的恰恰是另外一种历史叙述的支持，以作为我们此时观赏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重新复活的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也许可以称之为一个事件，这一事件被媒体、资本、文化商人以及知识分子充分放大，并以此重新叙述了一段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怀旧”。
       类似这样的“怀旧”事件在1990年代的上海层出不穷，所谓的“老上海”以“十里洋场”的老照片风格出现：欧式的古典建筑、舞厅、酒吧，或者石库门、弄堂，其间还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文字以及图像叙述——小说或者影视剧。“老上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殖民时代的历史图景，这一图景是优雅的、温和的，甚至是美丽的。而另外一些上海，比如“冒险家乐园”的上海，“革命”的上海，夏衍《包身工》里的上海，等等，则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甚至被彻底颠覆。
       因此，1990年代的上海，实际上开始被重新型塑，包括它的历史。这一型塑的当代特征或许正如德里克所言，“当代跟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初的世界之间最重要的分别，可能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上，殖民主义因着殖民者所宣称占有的更高的文明而变得合法，在其所有关系的复杂性中，这种更高的文明得到为受殖者辩护的人所认可。”这一所谓“更高的文明”因为全球化的世界愿景而被得以普遍认可，甚至获得其合法性的依据。阿帕杜莱针对菲律宾人的怀旧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菲律宾人对美国流行音乐不可思议的爱好和共鸣，就是那种‘超现实’的全球文化的一幅活生生的写照……然而，要想描述这样的情境，美国化无疑是一个苍白的字眼，因为菲律宾人唱美国歌（大多数是旧歌）固然又多又好，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生活在其它方面和产生这些歌曲的那个相关世界并非处于完全的共时状态。在一种日甚一日的全球化的扭曲状态中，这些菲律宾人怀念的是一个他们从来未曾失去的世界，詹姆森最近把这种状态称为‘针对目前的怀旧’。这是全球文化流动政治中的一种主要的反讽现象，在娱乐和休闲领域里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美国式的怀旧滋养着菲律宾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实质上是一种超级能力的再生产”，是“一种没有记忆的怀旧”。尽管上海和菲律宾的怀旧有着许多方面的不同，但是同样都包含着某种“欲望”或者某种“超级能力的再生产”。
       这种“欲望”或者“超级能力的再生产”，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就是一种跨国身份的认同想象。因此，“老上海”所要致力生产的实际上是一个“新上海”，这一“新上海”被镶嵌在全球化的世界愿景之中。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尽管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成为一道酒店“风景”，但却从未在上海的酒店普及，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上，人们需要的更多的是一个“新上海”，一种现代的生活模式，因此，“怀旧”只是一种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装置，它生产，但本身却难以转化成一种新的普遍的当下的生活方式。
       西方想象的空间形态
       今天，酒店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而且，还是一种财富的炫耀，实际上，权力、财富和身份在当下已被有效地统一在一起。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在各类媒体上读到酒店这样的抱怨，比如，“目前，上海共有25家五星级酒店、41家四星级酒店，全世界已有17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上海投资或管理高星级酒店，每年都需要数以千计的国际化酒店管理人才。然而，懂国际惯例、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强的本土管理人才严重短缺”。再比如，“除了中高层管理人才，中西餐厨师、日韩料理厨师、酒店设备维护、餐饮客房服务等技能型人才也十分紧缺。几年前，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出50万元的天价年薪招聘一名西餐总厨，没想到应聘者寥寥，最后费尽周折才从法国引进一名总厨。西餐总厨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还要对世界各国不同风味风格和口味的西餐了如指掌”（《高星级酒店高级“洋打工”近千人》，《新民晚报》2006年10月13日）。这样的叙述，显然拉开了酒店和普通民众的距离，但是，恰恰在这样的距离中，酒店成为一种想象的空间形态。
       同样，在今天，对权力、财富和身份的想象，并不完全是“本土”化的，更多的时候，它和“西方”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西方”成为一种美学标准，进而有效地把权力、财富和身份统一到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并使这一阶层获得美学的甚至是文化的合法性支持。因此，这一美学的或者文化的合法性的寻找，就成为某种叙述，尤其是文学叙述的主要的政治性诉求，比如某位作者这样定义上海，上海“不是典型的法国城市……它也不是典型的日本城市，……它当然也不是地道的美国城市，……但，它早已不是典型的中国城市”，所以，“上海从来就是一个有渴望的城市，所以它从来就没有江南的宁静冲和之气，离开中国古典诗词的境界极其遥远，上海渴望的是自己投身到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去，它是在一个被强加的世界主义的环境中诞生的，就像一个混血儿”（陈丹燕《上海的渴望》，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在这样一种拟人化的修辞描述中，明显渗透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意愿，这种意愿导致了想象的终点。
       镶嵌在这个城市中的酒店，尤其是那些高星级酒店，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成了这一“西方”的空间移植，它复活，也许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是再生产了上海的殖民地记忆。
       因此，这一空间常常成为某种文学叙事的空间形式，文学借助这一空间，而展开有关“西方”的各种想象可能。比如，“在上海人的心里，黄浦江边上的，绿色铜皮瓦楞装饰的花岗石的大楼，和平饭店，是上海最好的饭店。在那些怀旧的上海人心里，它是他们梦想中的故乡，它即使是在阳光最好的夏天，也充满了昏暗沉重的黄色灯光，让人心里轻轻地一沉；因为岁月而泛黄了的白色大理石，即使是在最龌热的夏天，也是清爽而典雅的，让人想到不该穿着露脚趾的鞋子；路过大堂，褐色的高大护壁板，黄色的铜栏杆，青春时代建筑的黑色铸铁花纹旖旎浪漫地曲卷着，都是过去，都是过去，在老式的圈椅里坐下，还没有等到自己叫的咖啡，已经闻到了那香气，那是多少年来，多少杯热咖啡在点点滴滴的地方留下来的气息。只要一分钟，你就能想着回到过去时代里的人”（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陈丹燕的“西方”在这一怀旧的空间想象中，极其生动地被再生产出来。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在讲述“阿三”的故事时，同样借用了酒店这一空间形式。如果说，在陈丹燕那里，“西方”已经深入她的无意识之中，并且成为她的所谓的“精神故乡”，那么，在《我爱比尔》以及王安忆的其它一些小说中，则生动地再现了这一“西方”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以及逐渐破灭的曲折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通过阿三和比尔的情感关系展开，同时也有效地通过阿三和其他一些外国人的关系展开。正是在酒店大堂，阿三结识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外国人，“酒店大堂就这样向阿三揭开了神秘的帷幕”。尽管阿三“也意识到，凡热衷于在大堂搭识女孩的外国人，大都是不那么正经的。……而且，这些为了生意和供职在中国长期逗留的外国人，生活又是相当枯燥的，其中有一些，意趣也相当低下。这是有些出乎阿三的意外，她以为这些卑俗的念头是不该装在这样希腊神轮廓的头脑里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她尽往好处去理解他们，直到真正的上当吃亏。才醒悟过来。这种失望的心情，是她对自己也不便承认的”。可是，沉溺在西方想象中的阿三已经完全异化，“虽然大堂里的经历带给阿三挫败感，与这些外国人频繁建设又频繁破灭的亲密关系，磨蚀着她的信心，她甚至已经忘了期望什么。可是有一桩事情是清楚的，那就是她缺不了这些外国人。她知道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可她还是喜欢他们。他们使得一切改变了模样，他们使阿三也改变了模样”。作家温和地切入到阿三的生活世界，展示了这一西方想象的异化过程，隐匿其后的批判立场却相当强烈。
       有意思的是，这一西方想象在1990年代末期，由于得到了消费主义的强烈支持，而变得更加膨胀，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颠覆了陈丹燕的“西方”形象。在一些更年轻的作家的叙述中，比如卫慧，这一“西方”开始以某种“情欲”的形式出现，这一“情欲”的形式集中体现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倪可和马可的性爱关系之中。这样一种叙述显然被制约在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商品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而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商品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即在于它所致力的对人的欲望的生产，从而达到资本全球化扩展的可能。这可能也是某些批评家从消费主义角度对《上海宝贝》批评的原因之一（比如倪伟《论“70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同样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种写作的无意识之中，酒店已经无法成为其经典的空间叙述形式，那种所谓的典雅或者高贵（陈丹燕“精神故乡”的构成元素之一）可能会束缚这一“情欲”的展开。因此，在《上海宝贝》中，更典型的空间开始从酒店向酒吧延伸。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倪可和马可的相识是在一次“重回霞飞路”的怀旧派对上，“地点选择在位于淮海路与雁荡路交叉口的大厦顶楼。1930年代的霞飞路如今的淮海路，一向是海上旧梦的象征，在世纪末的后殖民情调里它和那些充斥着旗袍、月份牌、黄包车、爵士乐的岁月又变得令人瞩目起来，像打在上海怀旧之心的一个蝴蝶结”，可是，倪可和马可的真正的“情欲”展开，却必须借助于另一种空间形式，“阴阳吧分为上下两层，穿过长长的楼梯下去，位于地下室的跳舞场正呈现出一种快活的气氛，酒精、口水、香水、人民币、肾上腺激素的气味就这样飘来飘去，百老汇的轻喜剧气氛……音乐是Hquse和Trip－Hop,都是酷毙的工业舞曲，如暗火狂烧，钝刀割肉，越跳越高兴，越跳越爽，直跳到人间蒸发，直到大脑小脑一起震颤的地步才是最高境界”，这一境界就是“我跳起舞来就幻觉联翩，灵感如泉涌，这是身体过度解放的结果”。而所谓的“情欲”在这一空间中彻底展现，小说中，就是在“阴阳吧”的厕所中倪可和马可的性爱过程的详细描写。这样一种空间的变化形式，似乎拉开了“老上海”和“新上海”的距离，也似乎说明了所谓“西方想象”在上海的不同意指。但是，这一空间的转移，却同时经典地解释了，为什么“老上海”会成为“新上海”的生产装置。
       结语
       酒店，以及酒店的各种建筑形式，正在生动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通过进入、观看甚至谈论。在某种意义上，谈论可能是一种更加重要的进入方式，这一谈论包括媒体的报道、言论、广告、各种文学或非文学的知识叙述，甚至百姓的街谈巷议，等等。这些谈论构成了某种对物的解释体系。而按照霍尔的说法，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凭我们带给它们的解释框架给各种人、物及事以意义，这一解释正是我们围绕这些“物”编织的各种叙述、故事（及幻想），在这个意义上，霍尔强调，“正是通过文化和语言，意义的生产和循环才能发生”，也因此，“文化渗入了整个社会”（参见霍尔《表征》导言部分，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
       1980年代以后，围绕“酒店”所逐渐建构起来的解释框架或者解释体系，可以看出某种明显的现代性的印痕。它建构并导引着我们的现代性想象，这一想象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开始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在这一想象中，某种现代的都市生活被生产出来。而在上海，这种生产有效地利用了“怀旧”的方式，并使得“老上海”成为“新上海”的某种生产装置。这一“新上海”内含着一种“财富”的观念想象，而在更多的时候，它以一种“情欲”的方式编织自己的叙述、故事及幻想。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一种幻想之中，同时感受着这一幻想带来的饥渴、憧憬、焦虑、折磨、安慰和自我安慰。
       蔡翔，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何谓文学本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