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报刊

胡适历程的曲直
作者:汪荣祖

《读书》 2005年 第02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分享到:
       时光不断淡化人们的记忆,当年名满天下的胡适博士,在今日一般人的心目中已逐渐模糊;不过,文史学者研究胡适的兴趣,尚未见中衰,书商出版有关胡适的资料,热忱犹高。海峡两岸先后编印胡适日记全编或全集,足以为证。
       研究胡适的论文与专书,数量之多,诚为近现代学人中所罕见。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以及“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顾其题目思其义,乃是对胡适生平与思想做出新的评估,并提出在学术研究上的全新见解,亦必然是读者的期待。展卷之后,才发现“重寻”的“胡适历程”并不很完整;“再认识”的“胡适生平与思想”也不全面。事实上,这本“专书”,主要是由三篇序文、外加三篇短文所组合而成的文集,但并没有组合这些不同时候、不同场合所写文字的导论。除了第一篇序文为《胡适日记全集》而写,是新作品之外,其余都是旧作,特别是篇幅较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不仅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作,而且单行本问世已久。买书的朋友新旧一起买进,固然值得;只是二十年以上的旧文似乎难以与“重寻”或“再认识”的题旨相称。
       此书中的新内容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意在根据胡适的日记来“澄清”胡适一生中各个时期的若干“疑点”。所谓疑点,就是胡适一生中值得质疑之处、可议之处;而余氏的澄清,即要消弭这些疑点,虽自称“没有为他‘辨冤白谤’的意思”,但是若果能“澄清事实”,就有“辨冤白谤”的效果。胡适考证《水经注》终生不懈,岂非就是为了澄清事实,以达到辨冤白谤的目的吗?不过,事实往往并不那么容易澄清。
       余氏澄清事实的主要依据就是胡适的日记,根据胡适日记所载来纠正一些有意或无意的误传与谬误,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胡适日记的权威性也不能说百分百。除了日记常因事后追记、补记而失真外,胡适由于成名甚早,而又爱惜羽毛,他的日记明摆着是要公诸于世,给别人看的,不免因谨言慎写而掩遮真相。换言之,胡适的日记并不全是胡适的私密空间,像他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陈寅恪就是记性好”、“雷海宗就是笨一点”、“马寅初每天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见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330、331、332页)等“真情表白”全无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是找不到的。
       本书作者极力要澄清的几件事,特别值得提出来讨论。首先余氏旧事重提,颇责备唐德刚对胡适获得博士学位过程之质疑,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全无问题,除了因‘论文缓交’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12页),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只是“手续未完”而已。其实,胡适在一九二七年获得博士学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唐德刚亦如是说;问题出在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的十年之间,胡适并未拥有博士学位,就自称博士,并将博士头衔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封面的右下方(不过后来各种版本的封面已不见了“胡适博士著”字样)。大力捧胡而又出版《犹大之吻》来痛骂唐德刚的苏雪林,也承认她当年上胡适课时,胡适用的就是印有“胡适博士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她引胡适的话说:“我向来不喜以学位的头衔炫人,这‘胡适博士著’数语,是出版商弄的花样。”所谓不喜炫耀学位,乃表示有学位而不炫耀而已,至于出版商又如何能擅自弄此花样?如苏雪林所引不误,反而显示胡适的不诚实。当年北大并没有非博士不能当教授的规定,若非胡适尚未取得学位时已自称博士,就不会有识者所谓“老胡冒充博士”的反应,朱经农也没必要在一九一九年的信里提醒胡适,并希望他赶快将论文印出,以释群疑。胡适在如此压力下,并没有尽快将论文印出,取得博士学位,却等待了十年之久,当然可疑。余氏的解释是: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8页);换言之,胡适无暇去印论文、拿学位。然而,如果学位考试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通过,论文既不需要大修或小修,但须交给书商印书,则所谓“没有时间”或“没有念头”(在朋友们质疑下念头应该很强),就难成理由;剩下的理由没钱印论文,恐怕也难以成立,其中必有蹊跷。唐德刚曾告知笔者,胡适博士论文未于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档案资料仍存哥伦比亚大学,他曾取阅过,也曾当面与胡适谈过;不过,现在这些档案非经家属同意,不再能够调阅。再说,即使“论文缓交”是惟一原因,论文乃完成学位之所必需,那十年间胡适最多只是“博士候选人”,就自称博士获得者,当然会衍生出“诚实”问题。这些“小事”,虽系“白璧之瑕”,也许不足深论;然而余氏重新提出,就不得不论,自有助于对胡适及其性格的理解。无独有偶,《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有言:“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秉有汉学的遗传性”,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细,而胡适明知而照登在书前,直到后来有了“安全感”后,才说原非出自汉学世家的绩溪胡氏。
       余氏另一个要澄清的疑点是“胡适与哲学的关系”,因为金岳霖曾批评过胡适的哲学修养。余氏基本上同意金岳霖所认为,胡适“不能算是专业哲学家”,但强调“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13页)。此一澄清,反倒令人有点迷糊。胡适先后在康乃尔、哥伦比亚大学读的是哲学系,拿的是以哲学为专业的学位,又拜哲学大家杜威为师(不过,专门研究杜威逻辑理论的吴森发现,胡适与杜威实“有师而无承”,甚至对乃师学说严重误解),回北大又教哲学,其结果不能获致哲学之专业,而只取得一点基本训练,不免再启他的学位并不那么顺利的疑窦。
       不过,本书作者绝不是要贬低胡适的哲学修养只是“基本训练”,实欲褒之,所以借重哲学权威罗素的话来说: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至于翻译古代中国文本的精确可靠,我想任何外国人都很难赶得上”(14页)。罗素乃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有时言过其实,甚至无中生有,赵元任早就领教过了。罗素自传有云,他曾示赵元任一文曰:“今日动乱之故”(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语言学家赵元任立即回答说:“我想今日动乱之故乃过去之赵氏也(Well,I suppose,the present causes of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用赵氏的英文拼音开玩笑,但是赵元任看到后,特别写文章说明没有这回事,显然是罗素一时兴起的神来之笔。然则,罗素的赞美也不能完全引为依据。再说,胡适若果然精熟西方哲学如欧洲人,则其哲学素养又何止于“合格”或一点“基本训练”而已?“基本”与“精熟”之间的差距应该是很大的。罗素赞美胡适英文写作之佳,可能是在开大多数美国教授的玩笑,因为罗素向来瞧不起美国文化。至于说,胡适翻译古代中国文本之精确,罗素既然不通汉文,如何知之?不过是想当然耳罢了。事实上,胡适的学问虽涉及哲学、文学、史学,但以严格的标准而言,都不甚“精熟”,他最在行、兴趣最浓的还是考据,这正是胡适在学术上博而不精的特色。胡适一生“外务”太多,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治学;刻意求其学术上的专精,反而把这位历史人物看小了。
       在胡适既广且多的“外务”之中,余氏书中着墨较多而又值得评论的有二事。其一关于胡适战时驻美的贡献,本书对其推动美、日交恶,“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65页),备至赞扬。日本侵华,中国的遭遇颇得美国的同情,胡适辩才无碍,到处演讲,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礼遇,自有其宣传的效果,他的大量荣誉博士学位即于此时获得。但是如果照余氏所说,胡适能改变美国的政策,把美国带入太平洋战争,显与史实不符。胡适最敬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于欧战后周游美国大陆,苦口婆心,舌敝唇焦,犹不能改变美国拒绝国联与和约的政策,何况是外国人如胡适者。美国自欧战结束后,孤立主义弥漫一时;罗斯福总统虽非孤立主义者,然于经济大恐慌爆发后上任,仍不得不俯从孤立主义之民意,不敢卷入战争,故于德、意、日之侵略行为虽谴责、防堵有之,却雅不愿激起战争。胡适的宣传引起美国人的共鸣是一回事,美国人因而愿意帮中国打日本鬼子又是另一回事。事实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才不得不进入太平洋战争;包括胡适在内的一切“宣导”犹如蜉蝣撼动不了那棵孤立主义的大树,珍珠港的炸弹才撼动了大树;大树撼动了,总不能说是蜉蝣之功吧。余氏说:“无论如何,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氏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65页),显然言过其实。日本终止和谈的通知书,迟至炸弹已在珍珠港爆炸后才收到,而日本的谈判代表仍在华府,所以美日最后谈判绝不可能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就破裂。至于“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因为罗斯福受了胡适的影响”,何止于“过于夸张”(65页)而已。日本为什么偷袭珍珠港,论者已多,毋庸在此赘言,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乃是美国坚持“九一八”事变后不承认满洲现状改变之政策,并坚持要求日本回到“九一八”以前的中国现状,所以只能说,日本偷袭珍珠港与中国而非胡适有关。事实上,胡适无力导致美日的公开决裂,诚如张忠栋的研究所示:“格于美国的形势,胡适在有关中立法、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任务上,成绩都很有限,甚至根本交了白卷”(《胡适五论》,126页)。可惜本书作者未能参阅前人(张忠栋已成古人)的研究。
       其二关于雷震案。余氏于此书中,长篇引用了胡适日记所记与蒋介石“交锋”的一段(149—155页)。此段日记早已有人引证而公诸于世。余氏的解读更能体现出胡适的义正辞严,以及蒋介石的“套人情”、“不讲原则”的独裁者性格,以至于对胡适之“无奈”颇多同情与好感:
       他对想组织反对党者的实际建议和劝告,他对蒋的“雅量”的期待,今天看来,都不免太过于一厢情愿,他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an incurable optimist)。但是正在这种地方,他那带有中国情味的自由主义也展现了一缕值得回味的“落日余晖”(155页)。
       不过,带有中国情味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殷海光在内,并不如余氏之谅解胡适。他们不满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带头人,却在压力下退却,对雷案的态度与行动都不够明朗与坚定,对胡适不愿或不敢去探雷震之监,尤致不满。诗人周弃子的《忆雷儆寰》长句就是明忆雷震,暗讽胡适: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书生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时贤忘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
       诗人感叹雷震一意崇拜胡适,未必如北海孔融之知刘备,复将胡适比作美貌而稳重的褚渊,《南史》有言:“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彦回即褚渊,当时之世人颇以名节讥之。胡适于一九五二年年底首度自美返台,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三周年庆的酒会上当众宣称:台湾人民应该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雷震立铜像;雷案发生后,胡适自美返台,当晚向记者说:“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胡适曾于一九五一年因《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闯了祸,遭遇到国民党政府的干扰与监视,坚决辞去《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名义发行人,以示抗议;然而雷震冤案发生了,比“干扰”与“监控”更严重的军法审判开审了,十年重刑判决了,却未见胡适以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表示抗议;亦使前次之抗议有为了避祸而脱身“闲差”之嫌(殊不知他的“名义发行人”此一闲差,不仅可以鼓舞提倡言论自由者的士气,而且多少可以提供一点“保护伞”的作用)。能辞“闲差”而不能辞尊荣的院长“高位”,诗人说“途穷未必官能弃”言之固重,却令人感慨无限。胡适尝言,犹如过河卒子,惟有拼命向前;然而,他虽鼓励别人拼命向前组党,而自己绝不做党魁,事到临头,亦未拼命向前,连探监的一步,都跨不出去。诗人评述本事的秉笔直书,史家应于心有愧啊。
       日记无疑是绝佳之史料,胡适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留下如此大量的日记,诚研究者之福,因日记是一私密的空间,尽可真情道白,无所掩饰讳言。然而胡适成名既早,一开始就视日记为迟早将公诸于世的作品,故写得冠冕堂皇,于紧要处则隐隐约约,甚至用框框叉叉掩盖人名或事实,即使儿女私情,如一九三八年胡适与Roberta Lowitz那段“短暂的感情”,亦必须要劳余氏排比、爬疏而后显露(77—92页);不过,胡适与这位洋小姐兼未来师母的“恋情”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仍然语焉未详。余氏的判断:“胡适并没有什么‘一见倾心’的经验,也没有主动地去接近她”、“胡适即使不任大使,也会很快结束它”,乃出于爱护胡适的善意猜测与解读,可惜真相由于胡适日记的欲盖而弥不彰。所以,就胡适日记的“质”而言,比诸近年“出土”的《郭嵩焘日记》或《吴宓日记》未免逊色,至少后两位生前并没有出版自己日记的计划、甚至想法,所以想掩盖的事情较少。因而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有其一定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日记里的胡适是胡适要我们知道的胡适,“胡适历程”之全貌,尚需由其他资料来补充。
       余氏此书中的旧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乃为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写之序;序中颇遗憾此谱“几乎完全没有触及任何未刊的日记材料”,但理解“颂平先生‘是不能也,非不为也’”(174页)。二十年后余氏虽得见胡适日记之全部,然而二十年前所论之“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既不必大修,也无须小修,甚至一字不易重新出炉,读者也许会感到疑惑:不知大量未刊日记对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胡适无足轻重呢?还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呢?
       作者于旧文新刊之际既不曾修订,因而若干误谬不实之处,也就留下未改。例如:“冯桂芬和郑观应所谓‘西学’完全是指科学与技术而言,张之洞的‘西学’则同时包括了‘西艺’和‘西政’”(181页)。冯桂芬和郑观应的代表作分别是《校庐抗议》与《盛世危言》;两书都谈到一些技术,并无科学,倒有不少“西政”:冯桂芬提到美国的“大统领”(总统)与“小统领”(州长)之制,郑观应讨论到的开议院当然是“西政”,除了“西政”之外,还有更多的“商政”如贸易、保险业等等。至于说:胡适“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对于今天许多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中的人而言,胡适不失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榜样”(251页)。说这样的话,难道是要求大家不要深入西学,应该因噎废食?同时也可以看出,胡适的缺点在余氏的笔下可以成为优点,甚至是“健全的榜样”。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要我们从何说起呢?”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余英时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院士丛书”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