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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顾准生前对东西方文明史、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孜孜不倦进行全方位探源研究，正是由于他对中国向何方去，中国将建成怎样的现代化国家，寄予悠深的关注，怀有巨大的忧虑。这种以求真知为至高宗旨的忧患意识，与他曲折的人生经历有关。
       顾准于清朝帝制被推翻后第四年，降生于上海一个新移民家庭。他在以英王的法语读音命名的爱多亚路当小学徒时，便强烈感受到中国陷于新旧观念、东西方文化夹击下的尴尬与幸运。而当祖国被日寇铁蹄践踏时，他又从早已许身的欧美会计学，转而信仰从苏俄传入的马列主义，矢志为苦难同胞建立一个理想国……特殊的人生际遇，造就了他终身一贯的爱国情怀，也造就了他多元复合的学养结构与心智系统。因此，他特别能感受梦想腾飞的祖国那颗因煎迫而滚烫却时时失速的心。
       一九五六年，中国引进苏式计划经济刚四年，顾准便敏感地发现，这个新体制缺乏科学性，阻塞了商品经济血脉，对新中国发展不利。顾准先在日记中对计划经济发起连续批判：“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那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是离开……价值规律的空东西”。继而公开撰文指出，新中国如要达到经济现代化，必须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调节生产与流通，实行资源有效配置，与人类公共的价值尺度接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一九五七年五期）。顾准这一出格的经济思想，曾推动他的老友孙冶方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学说。
       顾准虽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当年却成为我国惟一两次戴帽的“右派”。不断升级的政治批判，逼迫他将研究重心从经济转向政治与文化。
       顾准欲从历史积淀中，掘出现实病症之源。他一九五六年便曾反思，洋务运动以来的革命家过于“单纯”——思想本不丰富，又不“珍重遗产”；思维方式简单而激进；行为模式则习惯以“乱到极点”来追求冲击力。他曾为此大声呼吁：“认真来一个百家争鸣，是可以补过去启蒙运动单纯之不足的”（《顾准文存》，中国青年出版社二○○二年版，第三卷，93页）。因此，顾准绝不愿简单化看待使他坠入苦海的那一幕幕历史悲剧。他深感，共和国正与他一样支付着惨重代价。共和国的现代化步履蹇涩，与晚清的“自改革”流血也难有成效，事虽不类，病脉有似。
       顾准潜心研究希腊城邦制度，便是要将人类社会最早的民主政制，与中国传承千年的专制政制参照比较，以此洞开理性批判的突破口，穿越浓重的历史迷雾，辨明中国正确的发展方向。
       顾准针对那种希望通过“大跃进”与“文革”，推行类似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建成色彩杂驳的“公社”体制，实现终极理想社会的做法，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以极大热忱赞许的巴黎公社，是为法国大革命还愿。而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不幸具有一个致命伤：“国民公会集立法和行政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这样，罗伯斯比尔就是取胜，“自己会变成拿破仑”。
       顾准率先在理论高度，说破了“文革”内核深藏的极左症结。与直接民主、高调民主有关的“总意志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罗素〔Bertand Ruseel〕语）。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为“文革”的顺利发动与长期持续，提供了条件。顾准并据此率先剖析了直接民主在专权控制下的变通形式。顾准建树的这座理论灯塔，为中国今后如何彻底避免“文革”浩劫重演，实施可操作的民主（间接民主）与法治（rule of law），在理论上指明了道路。这是他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其意义甚至超过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阐述。
       “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不生长出来。”顾准这样向国人点题。
       其实，顾准早在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前，就已通过译介熊彼特指出，中国现代化究竟需要怎样一种民主制度，国人亟应重新启蒙。追求直接民主和高调民主潜伏着不容低估的危险，严重时可导致大规模政治动乱。顾准实际就是以理性拓展的历史眼光，对“文革”浩劫可能爆发，发出了预警。
       请看顾准精心译出的以下文字：“群集心理现象绝不限于拉丁市镇狭隘街道上骚动的暴民。”在群集影响下，“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各种组织和会议“都呈现出某些群集暴民的触目特色”；各种职业的人都可能“进入某种癫狂状态，企图在这种状态下引导他们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兽性”。“公民在政治事务上，还会屈服于超理性或非理性的成见和冲动……变得比平常更为非理性，更不负责任。在某些危急存亡时期，这对于他的国家也许是致命的。”“浑水摸鱼的诸集团的机会愈多”，那些“对控制政治戏剧、或在这场戏剧中对买空卖空有兴趣的人们”，就愈加能改变甚至“创造出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愚弄所有的人民’这一格言中是有真理的”，但是，“所有的人民在短期内是可以一步一步被‘牵着鼻子’，走到他们真正不想要的某种状态中去”的（绛枫〔顾准〕译，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版，321—331页）。
       这活脱脱就是在描绘被“四人帮”等人愚弄的群众运动！然而，令人慨叹的是，顾准在孙冶方支持下，刚把译著送交商务印书馆，便被第二次打成“右派”，重新下放劳改。
       难能可贵的是，顾准身处“文革”荒唐环境，却又以步步格致的憬悟之心指出，中国如要迎接现代化“神武景气（日本“二战”后十年的突飞猛进——引者注）”，光着眼于制度重建远远不够，还须重视意义层面的人文重建。为此，他把他倾心的西方文明支柱，一一介绍给后人：倡导个人尊严与独立，并讲究权利与义务誓约的日耳曼骑士文明，“是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等等的渊源”。“有一种个人主义在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基督教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作在行上帝的道”。而希腊混合型海上文明，具有内陆文明难以追比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性。内陆文明的对应性缺陷，正是先秦自由辩论无法形成逻辑思维之因，也是许多中国人至今文化心理褊狭麻木之因……这些人文制约因素，都与“现代条件”相悖。未来的中国改革家，必须打破对资本主义文明支柱的排斥惧怕心态（《顾准文集》，293、379、282页）。民族自主的真力量，恰恰来源于融会他者的文化意识与价值判断。
       顾准鞭辟入里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弊在于“服从政治权威”时，曾因缺乏大量第一手资料，误以“史官文化”涵盖传统文化，造成批判的武器偏宕。但他绝不主张“全盘西化”，更鄙视食洋不化的照搬学风。
       顾准预见到“文革”失败后，中国定将兴起新一轮学西热潮，便以典型的东亚文化心态提醒：虽然西方文化的主要资源是个人主义，长期倡导群体伦理的中国，应大胆鼓励个人伦理；但是，个人主义也有“不顾大体”、“自相残杀”的负面作用。中国人切不可从此极端走向彼极端，把损人利己、掠夺大众、破坏社会公正，也当作合理行为。他殷切告诫后人：应当“论及人性善与恶的两个方面”，乐观地“考虑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承认道德在公共交往中的重大作用，承认利他也是动力。
       顾准正是在这个话语环境中，超前研究了“道德人”与“经济人”问题。这既关系未来的市场秩序，也牵涉未来的普遍价值与人文精神。他极其赞赏偶然获阅的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的英文近著《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以热烈而郑重的口吻，向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社会，预先发出箴言：在个性解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人应当成为“经济人”，也必须成为“道德人”，否则定将引发巨大灾难。中国没有市场调节不行，没有道德和共同价值调节，肯定也不行。政府应在市场模式自由经济中，扮演积极（消极的积极）的角色。这正是他作为第一流思想家，在阐述历史奥义的紧要关口，出于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对德性伦理与权利伦理的双重考虑，表现出的冷静与出众（高建国：《顾准全传》，653页）。
       顾准认为自己对中国未来的制度重建与人文重建，都负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思考与言说使命。而他无私无畏地存在与坚持，本身便是人文光芒的不朽体现。
       王元化先生曾在顾准遗作序言中赞美顾准，“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个世纪的历史，……都做了认真的思索”，“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而这，与顾准以中国的大悲剧为养料有关。他曾为中国革命献身，亲见共和国接连发生悲剧，怎能不以个中人的深切感情，进行系统分析？正是一阵比一阵剧烈的心痛，促使他动笔。心痛达到极致，便是理论的开端。所以他说，最好的学者应当具有如冰的理性，如火的热情。
       顾准对中国问题的穿透性认识，源于他对国情的独到理解。他认为，欲知中国问题本质，必先认清中国的“亚细亚”特征。如此，便可万丈深渊探骊得珠。
       由于我国理论界对“亚细亚”社会的有无，看法始终不一，顾准再三强调的这一命题，至今也未引起应有关注。其实考古学家早已证实，“亚细亚”模式自古存在（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24、441页）。中国考古迄今未见西方意义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充分说明，马克思等人对“亚细亚”模式的论述，虽不尽准确划一，却足以岿然存世。还是顾准说得好：“考古学时代，把古代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思想史研究应做相应调整。
       众所周知，规划一国的现代化蓝图，必须充分考虑它的历史母斑及相关国情。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课题，迫使我们不能不回头，重新关注顾准强调的“亚细亚”问题。
       顾准凭借他对共产国际文化的熟知，向世人严肃指出，被斯大林一棍子打成“伪科学”，而严禁使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亚细亚社会”，却是马克思多次使用的概念（此前，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S.Mill〕与理查德·琼斯〔R.Jones〕等学者，已使用这一理论），专门说明在地缘历史影响下，不少“东方”国家的社会形态与文化特征，与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概念相去甚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卷，83页）。
       按照马克思与R.琼斯、J.S.穆勒、亚当·斯密的说法，属于“亚细亚”社会的中国，与“半亚细亚”社会的俄国，由于文明进程、生产方式与社会转型方式“特殊”，政治权威与国家机器自古具有超常的统治力，经济、文化均受制于政治。私有财产始终处于软弱地位，虽然也存在土地私人占有，“国家却是真正的地主”（马克思语）。虽然形成分散的小农经济，政府却是最大的公共工程部门。以集权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威，享有极大的自觉性自由，对臣民的财产乃至人身权利，具有“最高”支配权——犹如黑格尔形容，是一种“普遍奴隶制”（按：黑格尔忽视了“礼”、“法”〔rule by law〕以及中国文官制度对中国皇帝的约束，但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东方”帝王，确实享有西方人难以想像的权力）。（《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370—373页。《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九卷，110、144—148页）而这些，都是中俄现代化要面对的大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也许由于马克思关于那时的“亚细亚”社会，既非封建主义亦非资本主义的阐述，可能约束已经涌现革命高潮的俄国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也许由于普列汉诺夫曾经警告，布尔什维克全面实行土地国有，并推行使“国家官吏成为一切生产管理者”的政策，可能促使“亚细亚复辟”……列宁便逐渐减少了他对“亚细亚”、“半亚细亚”概念带有偏爱的采用，而将旧俄国改称为“资本主义前期”或“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再论及中国的“亚细亚”属性。然而，颇为惹人瞩目的是，列宁本人晚年亲见俄国建设经典式社会主义艰难万分，重又恢复强调俄国的“半亚细亚”属性；他的新经济政策便与此有关。列宁用生动有趣的比喻，调侃那些百般回避“东方”“特殊性”的人，“像小猫在热粥旁边绕圈子一样”，难以尝到真理的好滋味（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论粮食税》，《日记摘录》，《列宁文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年版，第一卷，97、722页；第二卷，859、866—867、1000页）。但是，斯大林却爽性于一九三八年，以“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原因”为由，强制取消了一切“亚细亚”提法，把沙皇俄国硬性地称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斯大林于一九二六年，便已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以此说明，俄国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又被社会主义代替，完全符合“五阶段论”发展规律。于是，“亚细亚”问题被彻底掩盖了（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644—645页）。
       一贯坚持“亚细亚”基本理论的顾准提醒日后或能侥幸读到他遗墨的同胞（顾准是“牛鬼蛇神”，不能指望文稿长存），必须下大功夫研究“特殊性”中国。明辨其先天优势与缺陷，发现其潜在动力与危机，是正确规划中国改革的重要前提。
       顾准集中阐述“亚细亚”问题，已处于生命最后阶段。鸡蛋大小的癌肿紧紧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使他不能顺畅地呼吸，且因咯血过多而数次输血。可是，他却在使命感与责任感推动下，进行着最后的拼搏。他每天不是在简陋的斗室坚持写作，就是怀揣两只冷馒头，艰难地前往北京图书馆读书。他五十九年生命的绝响，便是一篇论述“亚细亚”问题的专稿。
       顾准指出，中国从大陆式部族公社，发展成东方型“专制务农领土王国”，没有西方奴隶社会中的自由民（西方许多文化理念由此产生）。而且，“中国从来没有产生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西方意义的国家学说，也很难适用“中国历史和现状”……顾准大声呼吁：务必以持恒之心克服中国特有之弊，并正视中国既成局限。而顾准的警告更显得寓意深长：千万不要忘记马克思、亚里士多德等西方思想家，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写作的！（《顾准文集》，290、318、256页）
       其实，马克思早已用讥讽的语气指出：某些蹩脚的宣传家，把我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恩全集》，第十九卷，130页）。
       历史告诉今天的中国人，马克思的讥讽，顾准的警告，适用于各类西方思想家。“亚细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国情问题。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只能走符合自己国民实际需要的现代化道路。
       顾准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反复回顾、体验、比较、思考后，以俯瞰人类文明长河、超越历史局限的气势指出：“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目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前进；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像了。”（《顾准文集》，373—374页）
       顾准并以平实而深刻的语言进一步揭示:在追求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应当采用彻底经验主义态度，把多元主义“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他多年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悟得的要旨（《顾准文集》，424、346页）。
       通观顾准晚年遗训，我们可知，这位思想先行者在中国悲剧的极端年代，曾以杜鹃啼血式的诤言，力主市场经济、制衡民主与多元文化等等，倡导超越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实行全方位深度改革。同时，他对未来中国可能简单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也怀有亡羊歧路般的隐忧：“通过资本主义来现代化，必然要鼓励创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的积累看作人类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把社会积累‘委托’给资本家，这种积累，资本家有权无限制地加以动用，……人类比二百年前聪明一些了，残害儿童（剥削童工——引者注）已经不能容忍了，所以，新兴国家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顾准文集》，330页）由此，我们可知，顾准高瞻远瞩，力主接受资本主义诸长处同时，也倡导批判既有的资本主义模式，希冀以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探求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
       请看顾准如何以他成熟的思考，对未来世界的现代化画龙点睛，谕示后代的中国人：“到本世纪（二十世纪——引者注）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五十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顾准文集》，326页）顾准以沉疴攫摧之躯，屏足生命全部余力，高擎思想火把：“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现实，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顾准在生命的最艰难时刻，曾多次向友人袒露心迹：我的研究，主要为中国改革，其次为人类进步。
       顾准以人为本，高瞻远瞩，首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渗论，将经验主义哲学旧瓶装新酒，为中国改革所做的一系统创新设想；充分重视中国国情，在思想构筑中率先提出，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可有多元样式，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所做的极具启发性的前瞻思考，无疑构成了他最杰出的理论贡献。
       遍览二十一世纪全球现实，中国正向纵深发展的改革大业，瑞典与奥地利建立的“杂交型社会主义”社会；美国罗尔斯（John Rawls）创立的“公平正义合法的自由主义”思想……无不证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渗成果，富有生命力与历史推动力，也证明了顾准超前三十年为中国所做的改革思维，兼具批判性与独创性。
       然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论表现为制度、政纲或思想，都可归入近二百年来起源于西方的两股大潮流。“亚细亚”特征所揭示的“东方”属性，则为中国改革者在更漫长的历史画卷上，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这两股大潮流与东西方多元文化，在改革平台形成的“平行四边形”关系，将二十一世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又提升到一个崭新的理论高度。谁能说顾准的思想作用滞留于二十世纪？
       人们不免要问，二十一世纪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具体模式，在顾准心中究为何规何矩的蓝图？天不假年，这位受尽磨难的哲人未及细致描绘，便带着他的憧憬和他的秘密悲惨地谢世了。抑或，彼时的顾准，以其彻底经验主义哲学立场，已觉无需赘言。他期待后人接续着思考下去。
       顾准赍志而殁，距今已整整三十年。现在，我们正面对西方意义的“全球化”。中国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蕴藏的危机也深刻复杂。当改革正在过大关时，我们追寻顾准的思想轨迹，体验他的悲凉心境，或可增加沉潜往复研究中国国情、中国问题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