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引言
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随同北京的土改团，启程参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这个团大约有六百多人，先乘火车到汉口，然后分坐两只船到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11月4日到重庆，分在第七团四队，11月13日到达产糖的川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一直到次年2月下旬，土改工作才告结束，到重庆开总结会，再乘船到汉口，换火车回北京，到家里已经是3月上旬。前后四个多月。
沈从文1949年初“精神失常”，到秋冬逐渐恢复；1950年3月进华北大学政治学习，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革命大学，至12月毕业，后回历史博物馆工作。参加土改之前，曾就此事问丁玲的意见，“丁玲所谈‘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平心而论，土改川南农村之行，尽管条件艰苦，沈从文的身体也一直为病痛困扰，但大致上要比在革命大学期间愉快得多。革命大学学习空洞的理论，而土改却是实际接触山川风物和现实人事，同为“教育”，沈从文显然更愿意接受后一种；同时，他内心里还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借此亲身参与历史变动的机会，尝试寻找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文学方式，重新开始写作，恢复自己用笔的能力。
土改的四个多月，沈从文写了大量家书，对他此行的经过、闻见、感触、思想，有细致详尽的描述，为了解此一时期的沈从文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书信所包含的信息涉及诸多方面，丰富复杂，不可简慢对待。在这里，我们并不全面处理此期的全部书信，只选其中《夜读<史记>》的一封，参照其他信件，来体会他这个时期的情感和思想。
声声入耳
这封信是1952年1月25日写的，这天是旧历腊月二十九，前一天沈从文的信中就说到过年，但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信是写给全家人看的，称呼是“叔文、龙、虎”。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家信，给妻子的最多，给孩子的次之，妻子和孩子一起的只有四封，而这四封信，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这里工作队同人都因事出去了，我成了个‘留守’，半夜中一面板壁后是个老妇人骂她的肺病痰咳丈夫，和廿多岁孩子，三句话中必夹入一句侯家兄弟常用话，声音且十分高亢，越骂越精神。板壁另一面，又是一个患痰喘的少壮，长夜哮喘。在两夹攻情势中，为了珍重这种难得的教育，我自然不用睡了。”
这是他居住和休息的环境。隔壁的夜骂，其实他早在1951年12月13日就向家人报告过了，那时的描述还要具体：“隔壁住了户人家，半夜有鼠咬门板想进到我们这边来，那边有个妇人就喃喃的骂：‘你妈来个……’，并摇动床铺，捶床边，还不济事，就用个竹竿子乱打，各处都打到。木桶、缸子、家私、门板，各处都打到。可是耗子大致是在什么柜桶后边，理会这个竹竿子总不会打到身上。床上人带骂带打时，它就停停，竹竿子一停，它又动作，这么搞了半夜，一切正像是为了款待一个生客而举行。住处四铺床，住五个人，其余到县里开会去了，就只我听了半夜。特别是那种半醒半梦到骂声，听来有异国远方感。大致三方面都闹得十分疲倦时，才告停止。醒来头重心跳，在院子中看屋后白雾茫茫，竹梢滴着重露……这时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1952年1月20日信又说到隔壁老夫妇每夜必吵架，而白天不声不响，“生命如此真可怕”，“只有左拉有勇气写它，高尔基也写过它”。“从争辩中可见出生命尚极强持，但是白天看看，都似乎说话也极吃力，想不到在争持中尚如此精力弥满，且声音如此刚烈，和衰老生命恰成一对照，奇怪之至，也可怕之至。因为理解到这种生命形式如何和一般不同，实在令人恐怖”。
1952年沈从文私下尝试创作了篇幅很短的《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之一》，写到隔壁的这一家：“第四家成分不定，三口人，老夫妇已过六十岁，青年二十六岁。这一家是十月里才从乌龙寺搬下来的。原是个道士，看守庙宇管香火，做了点庙里庄稼。乌龙寺改了保国民学校，这一家人才下了山。……白天一家三个人就坐在灶房里煮豌豆烤烤吃，一句话也不说。每到半夜，总是忽然吵闹起来。有时老夫妇对骂，有时又共同骂孩子，声音和一个钝刀子在空锅里刮一样，刮刮又停停，骂得个上气不接下气。老的还半夜咳嗽，直到天明……”春节过后，老道士死了，当天就埋，“一院子都照常，只有晚上去茅房，在屋外竹林子那边，看到一点东西，一个竹竿子扎好用白纸糊成的小灯，里面有个小碗，装了点油，有一苗苗火光，象征生死之间的一点联系，别的再没有什么”。
打骂老鼠也好，骂丈夫和孩子也好，夫妇吵架也好，沈从文不厌其烦地写这些，为什么呢？只是要抱怨影响和干扰了自己吗？如果完全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那么这些东西就只是自己生活的环境，不免就会从是否于自己有利来做出评价；如果不那么自我中心，就会意识到，这也是生活，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沈从文对这种生活在不同的时刻感受有差别，但意识到这本身是一种生活，需要去理解这样的生命形式，则是一致的。哪怕这种生活和生命形式可怕到只有左拉和高尔基这样的作家才有勇气写它。事实是沈从文这个被认为是“唯美”的作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到这种令人难受的声音，在一月十三日，他还写到另一种哭骂声：“闻隔壁三岁小孩子哭得伤心，难受得很，大人不管，就听他哭下去。我就一面听着这种哭声和那个妇人骂孩子声，一面两肋痛着，在摇摇灯光下写这个信。手足的血都缩到胸部。”所谓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可不像在书斋里说说那么风雅。
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生命形式，非但不风雅，而且可能是可怕的、痛苦的和沉重的。刚到土改驻地接触了一些人事不久，沈从文就给妻子写信说：“一个人，如果真正理解到另外一种人的生命（灵魂）式样时，真是一种可怕的沉重，我一定要好好重现到文字中。……我看到苦难的一面，又看到新的生长的一面，我看到这些东西，却进而要来重现这些东西，为了一种责任，我不免有点茫然自失……”
有意味的是，在遭遇了这样的生活之后，他说“这时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什么“好处”？“切题处”在哪里？他没有说下去；那么这次他在“两面夹击”情形下读《
史记》，会读出什么来呢？
对新兴文学的意见
“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了会新书，情调和目力可不济事。正好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
史记》列传选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
他是先看“新书”的，可是只看了一会儿；如果说是“目力”不济的原因，那看《
史记》也应该存在同样的问题，或许那个《
史记》选本的排印比“新书”节省“目力”？但他能够在油灯下“反复来看”，以至“度过长夜”，看来还主要是“情调”的原因。
“新书”怎么就“情调”不符呢？这里的“新书”具体是哪一本或哪几本，不能确指；但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多次谈到的“新书”，指的就是与当时形势结合紧密的土改文学，范围再大一点，是指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兴文学。书信中多次提到的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虽然是1943年发表和出版的，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中，仍然是“新时代”文学的标高之作。就在五天前（1月20日），他还在看赵树理1946年出版的《李家庄的变迁》。早在路上乘船时，沈从文就给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我一定要为你们用四川土改事写些东西，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来为人民翻身好好服点务！”但跟妻子说起自己打算写的东西，却和跟孩子说的不一致：“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重看看《李家庄的变迁》，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惟过程不大透，……背景略于表现，……是美中不足处。”后来，当他实际接触到农村土改中的人事，他对孩子的口气也变了：他说，现实中的人事“比赵树理写到的活泼生动”，“有许多事且比你从《暴风骤雨》一书中所见到的曲折动人”；甚至说，“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的故事”。而对置身在土改现实中，却忽略现实而去看土改小说的人，他更是不以为然：“年轻人却以为村中无一可看，赶回住处去看土改小说，看他人写的短篇。”
他所说的“新书”，未必就是指赵树理和周立波的作品；如果是其他的土改作品，他大半就更看不上眼了。那么，这些新兴文学为什么就与他“情调”不符呢？他觉得新兴文学有什么问题呢？
还在去土改途中，船过巫山时，沈从文对两岸自然景观十分动情，他很想能在沿江的小村镇住一段时间，觉得这对他“能用笔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要把大自然的沉静和历史巨变的人事之动结合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其实却关涉到如何认识人事、历史巨变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不可不谓大。而根据沈从文自己的经验，自然背景其实远远大于人事变动，哪怕是剧烈的变动。1952年1月4日，他参加一个五千人大会，那个会“解决”了一个“大恶霸”，同时还押来约有四百名地主批斗，场面大而且热闹，“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但是这样的大场面和时代程序如果和自然背景一对照，就产生出“离奇”的情形：“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异常沉静感。”沈从文一谈到文学、一谈到自然，往往就“忘乎所以”，他产生这种感受的当时没想到，这种时代巨变“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的感受，显然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规约。
当沈从文不那么“忘乎所以”的时候，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想法与新兴文学的抵触：“真正农民文学的兴起，可能和小资产阶级文学有个基本不同，即只有故事，绝无风景背景的动人描写。因为自然景物的爱好，实在不是农民感情，也不是工人感情，只是小资感情。将来的新兴农民小说，可能只写故事，不写背景。”他竟然也可以“理智”到从“阶级”来划分文学的不同；但他显然不服气，所以紧接着就说，“对于背景的好处发生爱好，必从比较上见出不同印象，又从乡土爱中有些回复记忆印象，才会成为作者笔下的东西，写来才会有感情。四川人活在图画里，可是却不知用文字来表现，正如本地画家一样，都不善于从自然学习。学习的心理状态如不改善，地方性的文学，也不会壮大的。”
另外一方面，他不满于新兴文学的，是写社会变化没有和历史结合起来。还是在船过巫山时，他写信说：“川江给人印象极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沈从文所要求的，并不是简单的历史感，而是对于“常”与“变”的深刻的感情和长远的关心。他说到同来土改的人，“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不惊讶，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知道这是过去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层一些问题，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变迁，和变迁中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于这片土地经过土改后三年或十年，是些什么景象，可能又是些什么景象，都无大兴趣烧着心子。换言之，也即不易产生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
而在根本上，不能和自然结合，不能和历史结合，是因为缺乏“有情”。什么是“有情”？
接下来读《
史记》，核心感受就是谈这个问题，也是这封信的关键。
“有情”与“事功”
“看过了李广、窦婴、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诸传，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感情中。”
需要注意的是，沈从文这次读《
史记》列传，不仅为作者所写内容吸引，而且为作者本身所吸引，体会、认同作者竟至于“如同回到了”“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感情中”。
按说接下来就要讲《
史记》和它的作者了，但是并不，沈从文笔下一荡，说起旧事来。“记起三十三四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一回相同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那个人家主人早不存在了，房子也烧掉多年了，可是家中种种和那次做客的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同回复到生命里来。”这件旧事和当下境况的相同处，就是一个人在孤单寂寞的情形中读一本有久远历史的书。
说这样的旧事有什么意义呢？
自觉地追忆旧事，其实是有意识地追溯个人生命的踪迹，由这样那样的踪迹而显现个人生命的来路。在一天前，也就是1月24日，沈从文集中地做了一次追忆。因为是一个人过年，他首先想起三次一个人在湘西辰州过年的情景。这三次，分别在他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上：第一次是二十岁左右，在船上，身边只剩一个铜子，“生命完全单独，和面前一切如游离却融洽”；第二次是1934年，回乡看望母亲后往回返，乘小船下行，“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这时的沈从文已经是有名的作家，《边城》已在写作中，旅途中写给新婚妻子的信不久将改写成《湘行散记》而成为他湘西作品的代表作；第三次是抗战爆发后南迁途中，他在大哥的家里过年，同伴玩牌去了，他一个人烤火，想着两个儿子和正在进行的战争。还有两次过年，他在四川内江“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时也想起来了：一次是1923年到凤凰高枧乡下做客，二十多年后写小说《雪晴》就是根据这次经历。还在当兵的他“当时什么都还不曾写，生命和这些人事景物结合，却燃起一种渺茫希望和理想。正和歌德年轻时一样，‘这个得保留下来！’于是在另外一时，即反映到文字中，工作中，成为生命存在一部分。”还有一次也是当兵期间，在保靖，锣鼓喧闹声中，一个人在美孚灯下读书，“看的书似乎是汉魏丛书中谈风俗的”。这些遗忘在时间背后又重现在记忆中的年景，连缀起个人生命的线索，这条线索中所贯穿的，是生命的单独和寂寞，以及在单独和寂寞中生长出来的感情和思想。他的文学的来路，也正在于此，由此而奠基和成就。
追忆旧事之后，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常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说自己吗？是；但又不仅仅是说自己，个人的经验一下子又归附到一个长远的历史和传统中去，又是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
而“寂寞”生长“有情”，下面就谈“有情”：
“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
为什么谈“有情”要在与“事功”的矛盾纠结中谈呢？1月29日致张兆和信，说：“管仲、晏婴、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对国家当时为有功，屈原、贾谊……等等则为有情。或因接近实际工作而增长能力知识，或因不巧而离异间隔，却培育了情感关注。想想思想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为什么要把“有情”和“事功”合而为一呢？“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实验，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
这就明白了，沈从文要谈的不是一个于自己于当前无关的理论问题，而是他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
作者生命的“分量”、“成熟”、“痛苦忧患”
“过去我受《
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
“现在”明白的要比“过去”以为的更进一层，既是对《
史记》及其作者的认识更进一层，也是对自我的认识更进一层。而促成这种进一层认识的，主要是他所遭受的挫折、失败和困难重重的现实处境。他从个人生命的曲折来路中体会，仿佛与创造了伟大文学的作家对晤会心：“从文学史上过去成就看作者，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个一致性。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发展相异而情形却相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存在有了理会。”
“《
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重要处且常是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粘滞，而得到准确生动效果，所谓大手笔是也。《
史记》这种长处，从来都以为近于奇迹，不可学，不可解。试为分析一下，也还是可作分别看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中国史官有一属于事功条件，即作史原则下笔要有分寸，必胸有成竹方能取舍，且得有一忠于封建制度中心思想，方有准则。《
史记》作者掌握材料多，六国以来杂传记又特别重性格表现，西汉人行文习惯又不甚受文体文法拘束。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
几天后信里重谈这一话题，而用语更简：“……列传写到几个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竟如一个一个画像，须眉逼真，眼目欲活。用的方法简直是奇怪。正似乎和当时作者对于人，对于事的理解认识相关，和作者个人生命所负担的时代分量也有关。”《
史记》的非凡成就是怎么取得的？沈从文的思路，是马上从作品跳到作者，从文字跳到人生。“作者个人生命所负担的时代分量”，这是要害。前面曾说遭遇不堪生活之后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应该主要是这个方面的所指。
“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
前面追究个人生命的历史，其实也是检测个人从过往的各种经验中所受的“教育总量”。人生所受“教育总量”和人生所担负的“时代分量”，以及个人生命本身的“分量”，表述各有偏重，实际难分难解。进而又言“痛苦忧患”，愈发逼近情绪和思想的核心。这种“痛苦忧患”，由个人所承受，承载的内容和含量却与历史和时代紧密相关。只是这种相关，却不是顺从或满足历史和时代的“事功”要求，也不是随波逐流。“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
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惟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由个人的遭遇而体认历史、会心传统，又由历史和传统而确认自我、接受命运：“新的人民时代，什么都不同过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恐不免还有一些人，会从历史矛盾中而和旧时代的某种人有个相同情形。……应当接受一切，从而学习一切。……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然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
与“痛苦忧患”相关，与作者生命“分量”相提并论的，是作者生命的“成熟”。“成熟”这个词，沈从文在这里也不是随意写下的。他自觉此时生命储蓄的能量已经达到饱满的状态，只要条件许可，就可以化为创作。内江实际的生活经验使他体会到，“我的生命如有机会和这些人事印象，这些见闻，这些景物好好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即可形成一种不易设想的良好效果。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有些真正衰老，人事挫折，无可奈何的能力消失。在悬崖间绝对孤独中体会到这个存在时，更深一层理会到古来人如杜甫等心境。”沈从文常常走到住处附近的一个悬崖顶上，“一到顶上，即有天地悠悠感。各个远近村落，都有我们同队的人在工作，三天有一部分可见到。表面上我和他们都如有点生疏，少接触谈笑，事实上生命却正和他们工作在紧密的契合，而寻觅那个触机而发的创造心。只要有充分时间，这点天地悠悠感即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十分荒谬的设想，不易有人能理解，能信任的。……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此。人实在太脆弱渺小。体力比较恢复时，我理会得到，新的历史的一章一节，我还能用文字作部分重现工作，因为文字的节奏感和时代脉搏有个一致性。我意识得到。如果过去工作有过小小成就，这新的工作，必然还可望更加成熟，而有个一定深度，且不会失去普遍性。为的是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特别是对于人的爱与哀悯，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对时代有了理会。”
“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因之用三五百字写一个人，反映的却是作者和传中人两种人格的契合与同一。不拘写的是帝王将相还是愚夫愚妇，情形却相同。”
“有情”从哪里来？由痛苦而成熟而“有情”。而现实中却缺乏这种“有情”，亦即缺乏“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为什么呢？沈从文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似乎是因近三十年教育的结果，有些感情被滞塞住，郁积住。又似乎因教育分科，职业分工，这些情感因过去和学业和职业的现实需要都不合适，在适当年龄中不曾好好培植过，也即始终不能得到好好发展机会，而逐渐使这类机能失去作用。”也就是说，现代教育在情感的培养上可能存在缺失；“又似乎这种对一切有情的情形，本来即属于一种病态的变质，仅仅宜于为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者所独具，而非一般人应有的。”即便是后者，对一切“有情”只宜于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所独具，以此衡量眼前的文学艺术及其从业者的话，“有情”也实不多见。
这封信接下来就是对现实的批评。一是说向优秀传统学习，容易公式化，“因为说的既不明白优秀伟大传统为何事，应当如何学，则说来说去无结果，可想而知”；二是关于中学语文教育，比较具体：“近年来初中三语文教科书不选浅明古典叙事写人文章，倒只常常把无多用处文笔又极芜杂的白话文充填课内”，他指的主要是“时文”，“如仅仅用一些时文作范本，近二三年学生的文卷已可看出弱点，作议论，易头头是道，其实是抄袭教条少新意深知。作叙述，简直看不出一点真正情感。笔都呆呆的，极不自然。”语文教育同时也是情感教育，没有情感，笔只能是“呆呆的”。这封信不见结尾，残存的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
简单的结论
以上对这封家书的释读，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以沈从文同一时期的其他书信来解说他关于夜读《
史记》的文字。夜读《
史记》的文字只有千余，从其他书信征引的文字则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全篇所有征引文字都是沈从文自己的，这也是有意为之：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至少，在理解沈从文的所有方式中，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是个基础。就目前而言，这个基础工作仍然没有做得很好。
那么，经过这样的释读，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概括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当沈从文深陷困境的时候，他自觉地向久远的历史和传统寻求支撑的力量。他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学的困境和个人的现实困境，这两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一体的。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也就是说，他也不能依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应对新兴文学；况且，他个人的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主导潮流，也并非亲密无间。但他又不愿意完全认同新兴文学和新时代对文学的“事功”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救助和支撑自己。一直隐伏在他身上的历史意识帮助了他，他找到了更为悠久的传统。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找到解释，找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简单地说，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
（注：所有引文均出自《沈从文全集》）
张新颖，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双重见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