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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文学批评家李陀、吴亮在世纪中国、小众菜园等网站展开一场论争，涉及到纯文学、文学批评等问题。
       吴亮的帖子题为《我对文学不抱幻想——致李陀》，主要内容如下：
       我确实有点过分——下午刚刚读到你四年前发表的《漫说“纯文学”》（刊《上海文学》2001年第三期），感觉不太妙——哦，千万不要相信感觉！我告诫自己应该闭嘴。一个脱离文坛那么多年的人，凭突如其来的兴致和感觉，就可以随便谈论那些早已变得生疏的问题，哪怕事先申明这不过是“感觉”？是你在《漫说》中的混乱观点鼓舞了我，那么好吧，在混乱旁边再增加一点新的混乱可能更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你不是埋怨现在的文学“不好看”吗？今天我就弄点“好看”的——喂，人们会说，吴亮和李陀干上了……是吗，怎么回事？去看啊……
       我本来预备写一篇文章，题目都拟好了，《论文学经验的假定性，不可调整的历史特征和无序化生产》，写了几行，开始担心没有读者……“读者”！你在《漫说》中不住地提醒我们……李陀的幽灵……李陀总是对的，如果他承认昨天他很幼稚，那么他今天成熟了；如果他承认昨天他很简单，那么他今天复杂了；如果他承认昨天他错了，那么他今天就是对的……李陀什么时候错过……别生气！你真的没有发现，在你的长篇谈话中到处焕发着一种“终于可以总结历史了”的清醒意识？你是那么自信……你手持照明灯，以为用它足够照亮走过的身后道路，可你没有发觉你那只持灯的手仍在晦暗之中……
       你总是喜欢为人们布置任务，“要好好梳理”，“要好好反省和检讨”——你梳理了吗，关于“纯文学”的来龙去脉？为什么要反省和检讨？你肯定它错了在当初就错了（如果今天才错，这个关于反省和检讨的要求就会很滑稽），可是你又指出了它的合理性、权宜策略和象征意义——历史虽不可逆，但它的所有部分并不那么稳定地构成单一的总体，而处在一种被后来的观念不断选择、弃舍、重组和重新解释的分散状态之中。你这次所描述的1980年代文学和它的背景，仍然了无新意，你怎么能单独拿出一个“纯文学”当作靶子？如果“纯文学”是个错误，那也是无需总结教训的错误——因为历史不会重复两次，文学也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纯文学”在今天对你我已经是个陈旧的词，对更多写作者来说，这个词，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谁最先提出“纯文学”这一概念？至今没有人站出来宣布他对此负责。这样也好，你再怎么批评这个概念，都不会侵犯到具体的人——它现在是一个亡灵，一个空壳，一个界定模糊，但当初文学圈内人都能意会的词。它指什么？对文学中“非文学”的拒绝？从工具论中解放出来？形式主义？和时代保持距离？自我表现？都有一点，又不都是。“纯文学”是一种向社会关闭的文学吗？还是向心灵开放的文学？“纯文学”把内容从大门扔出去，它马上又从窗口溜了进来——虽然我自己几乎从未用过这个词，但我记得它一度成为持有某种共同文学主张的人们之间默契的暗号。“纯文学”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意味着对官方强调的时代总体性的排斥，对指令和教条的回避，它是作家意欲表达“非主旋律”的权利，而非一种确定性“样式”。它强调形式，但又不是任何可以确指的形式——但是李陀，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好像不是我们当年使用过的语词吧。当你重新试图批评这个词的时候，你没有指明它在何时、何处被何人提出和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你的《漫说》中没有哪怕一条引文，我不知道这个来历不明的“纯文学”怎么会成为你反省和检讨八、九十年代文学得失的关键词。
       你说“纯文学”的追求和1990年代后文学写作的非政治化有内在联系，但你应该知道非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你指出文学应当要有批判性，但文学有没有不批判的权利？当文学批判和文学干预的解释权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而这种解释并不为另一部分人认同的时候，另一部分人有没有权利从事另外类型的写作？确实存在着精神矮小化的犬儒主义文学写作，但你的攻击矛头指向的仅仅是犬儒主义者，而不是犬儒主义何以在1990年代后大面积出现的历史情境——市场经济和商业化绝不是它的惟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对1980年代后期的文学你的评价之高令我吃惊——“超过五四以后的任何时期”。奇怪的是，你后来好像忘记前面说了什么，又不断强调张恨水、张爱玲、金庸的重要性，甚至产生“如果张爱玲能有十几个”的狂想……不可思议呀！张爱玲的批判性很强吗？金庸的抗议性很强吗？你不喜欢费解晦涩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叙事和修辞，可是你推崇的《变形记》和《等待戈多》却是费解晦涩的典范；你为1990年代后作家们的边缘化和自觉边缘化担忧，可是你推崇的作家哪个在中心？当你要强调深刻时，你大谈现代派；当你要强调“好看”时，你又大谈通俗小说和好莱坞电影——近年来你似乎还鼓励大众文化批判……你反对“个人化写作”，但你更应该去分析“个人化写作”的社会学和欲望背景。卫慧的问题绝非是“小圈子”，文学史上写小圈子的伟大作家多的是——你真的不觉得，你赞扬一个作家或批评一个作家的理由总是自相矛盾吗？
       李陀，在同一篇文章中不断出现自相矛盾，难道不会让我感到“不妙”吗？你对把“花样表演”、“语言杂耍”和“琐碎的个人经验”等等“硬要发表出来让别人分享”很不屑，但是换了把观点雷同的“批判”和表情相似的“抗议”发表出来“硬让别人分享”，别人就会乐意洗耳恭听？情况也许正相反：“琐碎的个人经验”和“个人化写作”很有读者，“批判和抗议”不见得很有读者——这的确是一个新问题——“好看”的关键仅仅是向通俗文学学习吗？“好看”的关键难道不和欲望、窥探、违禁、犯忌、遮饰、裸裎相连吗？
       你还说作家们“主动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可是作家们不可能放弃他们并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抗议的作家，和抗议的公民，但他们的抗议并不是令其他不抗议者自惭形秽的理由。只要人们还没有获得免于匮乏的自由，还没有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任何指责人们胆小、小家子气的批评都是不公平的。
       你好像还将思想界学术界的大视野去对比文学界的“小家子气”——是谁造成这种小家子气的？纯文学吗，还是市场经济和商业化？不会吧。一个短暂时代的目光浅近必定有其社会原因……如果我们把思想与学术也看成是一种“文学”，一种“叙事”，那么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学就不再只是指“小说”和“虚构故事”……它可能恰巧是一些比较次要的叙事……那又如何？拯救它？调整它？开药方？检讨反省，然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不仅看清“文学向何处去”，而且看清“中国向何处去”？
       李陀啊李陀，我真不相信这些话是你说的，莫非我看错了听错了？文学难道不正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迷惘吗？它何时看清过自己和世界？文学的所有问题都是不可推卸不可减除的，文学只能是它现有的样子，文学是一种非组织化的无序生产，文学是敏感的有病的，文学的病态是时代的病态症状，只有一种文学可以被攻击：缺乏才华，而不是缺乏真理充满错误。缺乏才华不能推诿于时代，因为时代再贫瘠再凶险，仍有天才出现……你对文学的要求不算非常高，但这也要那也要，照样会把可怜的作家弄得无所适从，但愿他们没读过你的文章……你要他们不迷信西方现代主义，要他们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紧接着又告诉他们西方文化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融合，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融合……你仍然很在意“西方中心”的动态啊。你说中国人可以看得更清楚，为什么？凭什么这么说？你说“旁观者清”，旁观者一定“清”么？现在我是你的“旁观者”，你一定认为我比你还糊涂。
       最后再让我说几句糊涂话吧——对文学我们永远不应该有期盼，它是一种自然的生成物，它是偶然的，无计划的，充满变数的，文学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也许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人和文学无关，但他们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将要变成历史的现实。你说得对，批判和抗议都很重要，它甚至能使文学变得更有力量，但是批判和抗议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文学变得更伟大，而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离开自由，文学起码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游戏，哪怕是一种小家子的游戏，而小家子游戏其实正是在一种自由匮乏的环境中的自由幻象而已。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它留给我们的谜团和问题远远超出文学的想象……我承认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对文学不抱幻想，不管它纯不纯，批判还是抗议……
       对此，李陀进行了回应，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你对我的批评涉及很多问题，很多都可以展开讨论，但是我想直接切入一个问题：我们对文学应该不应该有期盼？“对文学我们永远不应该有期盼”，这是你来信的最后一段，也是你从对我的批评里逻辑地延伸出来的一个结论。
       先不说我和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先分析一下你这句话里的“我们”。
       你这我们指的是谁？是你和我？还是有其他人？其他人又是谁？是中国的作家（是其中一部分还是他们全体？）？还是全世界的作家（是其中一部分，还是他们全体？）？是文学批评家？那又是哪些批评家？是读者？是哪些读者？是今天春风得意的白领们？还是在房地产投机中大发横财的老板们？是那些把老百姓玩弄于股掌上的官僚们？还是为温饱、为活着而日夜挣扎于穷困和屈辱中的工人和农民？或者，这“我们”谁也不指，只不过是你习惯性地用“我们”来代替“我”？抑或这不过是你的一个粗心的口误？一次修辞上的马虎？
       也许我不应该和你这么咬文嚼字，但是你我都是做文学批评的，咬文嚼字既是我们（我们！）的职业习惯，也是我们的特权，又是文学批评必须的分析技术。我之所以在这儿揪住“们”字不放，是因为从文学批评观点来看，任何修辞都不是偶然的，即使是修辞上的错误，也都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是可分析的。那么从你的这个“我们”里的“们”，可以分析出什么？我（让我暂时和“我们”分开一会儿）认为这里泄露一个消息，就是文学批评不可能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必须和“们”，和这样那样的群体，和这样那样的阶层有公开的或隐蔽的联系。当然，这不是什么新消息，你可以说文学（还有文学批评）的社会性是个老话题。但是，对文学应该不应该有期盼，对不起，也是老话题，即使从吴亮嘴里说出来，也是老话题，了无新意。但是我无意在这里比谁的话题更“老”，我要和你讨论的是这个“们”在你我今天的争论里可能的含义，因为这和我们该不该对文学有期盼密切相关。
       由于你用了“我们”这个修辞，所以你的“对文学我们永远不应该有期盼” 这句话就有以下理解的可能：一，你假定你能够代表所有的人，你说了不应该有期盼，那么所有的人就像士兵无条件服从长官一样，服从你，不再对文学有期盼；二，你假定你能代表我，我听你一说不应该期盼，也就马上不期盼；三，你假定你能代表特定的一群人，他们或是看法和你一致，或者听你的话有道理，同意对文学不应该有期盼。这三条哪个更符合实际？第一条肯定不合适，因为我知道吴亮对当人民代表毫无兴趣，第二条，更不符合实际，因为吴亮正在和李陀争论，吴亮知道他不应该也不能代表李陀。这样，比较符合实际的，就只能是第三条，吴亮的“我们”只代表一部分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
       但是，这样在逻辑上就得承认，某些人（包括李陀）和某些社会群体有可能、或者正在坚持应该对文学有所期盼。
       这样，“永远不应该有期盼”的说法就很难成立，如果深入讨论，问题就应该转化成：为什么有人认为对文学应该有期盼，而有的人认为不应该。
       现在可以和你讨论第二个问题：吴亮为什么认为对文学永远不应该有期盼，什么道理？道理何在？
       你似乎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已经给出理由：文学“是一种自然的生成物，它是偶然的，无计划的，充满变数的，文学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也许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人和文学无关，但他们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将要变成历史的现实”。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文学是自然生成物，是偶然的，无计划的；二是严重影响并改变了我们生活和历史的许多人和文学无关，文学也许并没有在今天生活中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先说第二条，我基本同意，是这样。不但今天，就是在以往，凡是在历史上试图让文学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尝试和做法几乎都是失败的（为什么说几乎？因为有例外，生活里永远有例外，偶然性和必然性一样，也是暴君），不但失败，还常常给我们留了可怕的记忆。特别是当某种统治试图对人和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的时候，文学往往就成了这种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文学就会异化，异化成远比坦克和监狱更可怕的暴力。另外，你也说得非常正确，今天严重影响（我注意到了你用“严重”这个限制词）我们生活和历史进程的人，不是作家，不是批评家，不是文学期刊的编辑，也不是那些有本事把文学书籍变成大把金钱的书商（无论私商还是官商），而是CEO们，官僚们，政客们，智囊们，甚至是有权利从隐形飞机上安全地扔下成百吨炸弹的普通军人们，惟独不是作家们，也不是批评家，无论他从事的是严肃的或是商业的写作（这么说会遭到来自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批评，说我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过于忽略，但是为了我们的讨论更集中，顾不得了，暂时先把他们忽略一下，以后再说）。但是，你的理由的第一条，我就实在不敢苟同了。吴亮，强调文学写作的自然性，偶然性，无计划性，要小心——这只是从写作个体来看写作行为，是从有关“文学”的复杂现象里，单单挑出“写”这个环节，并且把这一环节绝对化、幻想化、乌托邦化，你这说法才能成立，才显得有道理。可惜，文学不只是“写”和“写作”，文学要成为文学，还要被出版、被审查、被买卖、被阅读、被评论、被评奖、被选入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被进入文学史、被经典化或被排除经典化，换句话说，文学成为文学是一个社会过程。参与使文学成为文学这个过程的，不只是吴亮，也不只是在其写作中被吴亮认可为表达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迷惘” 的幸运的作家群体。在这过程里拥有权力（而且往往是和某种暴力形式相结合的权力）来干预并加入自己意志的中介因素可是太多了，这里不只有具体的人，比如某编辑、某教授、某评委、某审查官，还有各种机构和制度，小到陈村和他这个小小菜园（陈村就有权决定谁才能在这里注册），大到国家级的茅盾奖评委会（它就有权把优秀的作品荣获这个奖项的机会降至最低，有权让一项国家级文学奖成为没有多少严肃性的严肃活动）。吴亮，和你说这些，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都是些常识。我本来也可以像今天那些活跃于各种有关文学的学术会议上的教授们一样，来点儿学术性，引用一下权威著述，比如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或是皮埃尔·马谢雷的“文学生产”的理论，或是皮埃尔·布迪厄的有关“文学场”的论说。但是没必要，我知道你不喜欢拿理论吓人，我也是。当你谈问题的时候，总有人喜欢引经据典：关于这个问题，某某权威是如何说的，根据他的观点，这问题应如何如何看，等等。好像只有他们会买书、读书，别人不会。他们博学，可是他们不明白，只有当一种观点（或是理论）把思考和讨论引入一个新的境界的时候，引用才是必要的，否则只能泄漏（只能怪他们自己太不小心）引用者的心虚和弱智。
       好了，闲言少叙，回到咱俩的争论。虽然我不同意你对文学是自然生成物的看法，认为这是某种文学乌托邦，但我决不认为这样的文学乌托邦是胡思乱想，相反，这样的看法和想法是有深刻的原因的。那么原因何在？我认为这原因就在人对文字符号的神奇创造能力的深深的敬畏和迷恋之中（这种敬畏和迷恋也有很长的历史发展，但梳理它们是专家的事，咱们暂且不管它）。具体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是受现实限制的，都是有限的，不自由的。可是人在漫长的努力和修行之后，得到了两件好东西，这两件东西无比珍贵，那就是语言，以及文字；特别是文字这东西，尤为珍贵。因为人发现文字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的，是可以游戏的，而且其游戏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一个熟练的文字操纵者，在文字游戏的可能性里，会觉得自己像上帝，可以创造一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哲学家和文学家，往往是在现实秩序里最不安分的人，为什么在哲学和文学里，往往隐藏着对自由的最深刻的渴望。人是幸运的，因为在文字的操纵和游戏里，他们能够实现自由；但人又是不幸的，因为在文字中实现的自由是虚幻的，也可以说是虚假的。这种幸与不幸，还可以解释我们在1980年代那个文学狂欢节里的很多经验。为什么1985—87那几年的时间里，我们那么兴高采烈？为什么当莫言、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北村、残雪、孙甘露这批人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些做文学批评的会那么高兴，其心情可以用狂喜来形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回到文学自身”、“回到语言自身”、“回到形式自身”（这是我今天的概括，与当时具体提法有些不同）的呼吁和努力得到了回应，得到了实现，得到了成功；在这些作家的写作里，我们这一代人不但目睹了，而且实实在在参与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字游戏，我们发现在这游戏里面，原来有这么大空间，这么多的自由，想象和幻想不是被插上了一对翅膀，而是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胡作非为，百无禁忌，颠倒众生。抗日战争原来可以写得这么怪异浪漫（《红高粱》），故事的叙述原来可以这么迷离扑朔（《错误》），丑恶的意象迭加原来有这么多象征意义（《苍老的浮云》），文字的真实原来远远高于现实的真实（《现实一种》）——这一切难道都只是文学吗？显然不是。不错，表面上，这都是对“政治标准第一”、“塑造典型人物”、“三突出”等等写作教条的突破和反叛，但实际上，隐藏在这些写作里的，是对自由的渴望，也是以文字的虚拟形式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对自由的实践。也许我们当时对此不够自觉，也许每个人对这一点自觉的程度不同，不过，我们确实过了一把“自由”瘾，尽管这不过是虚拟的，是现实的真实自由的某种替代。顺便说一下，我之所以一方面不断对1980年代的文学作反省，努力想弄明白并且说清楚它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又对它有很高的评价，说1980年代的文学成就要高于五四以来任何时期，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在以文字的虚拟形式试验和实践自由这层面上，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自现代汉语诞生以来，从未如此尽情尽意，酣畅淋漓。
       因此，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文学“是一种自然的生成物，它是偶然的，无计划的，充满变数的”的看法，其中是隐含着对文学写作和自由的关系的思考，而这样的思考无疑是重要的。过去很多人做过，将来也还有人会继续做，也许文字符号的发明对人类自由理念的形成的重要意义（而不只是政治、经济、伦理这些层面去追究），会有更好的理论说明。但是，尽管如此，说文学是自然生成物，因此是偶然的，无计划的，充满变数的，再进一层，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对文学有期待，我认为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它把文学的自由，也就是文字游戏中的虚拟自由绝对化了，似乎在文字游戏中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因而只听命于偶然（偶然性被如此绝对化，其实已经又变成必然）。
       可是，现实中的文学写作，都是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个人的种种条件，以及这些东西综合形成的特有机制，都使文学不可能那么自然，不可能那么无计划。何况，文学毕竟是人的行为，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和我就不一样，你对文学没有期待，我可是有期待的。
       这就开始说到我们之间对文学该不该有期待的分歧。
       这个分歧在我们的争论中是关键，因为正由于对文学有期待，我才不满意1990年代的文学，由于不满意1990年代的文学，我才开始检讨和思考“纯文学”的问题——于是引火烧身，招来你的尖锐的批评。
       所以，我得说一说我为什么对文学有期待，我的理由。
       我本来可以从很多方面申述我的理由，因为理由确实很多。譬如文学史提供的大量事实对我很有利（对你可不怎么有利），可以成为我的“期待”的根据。因为有太多的作家都不是为表达“一种特殊的精神迷惘”而写作，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犹如群星灿烂，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是和人类对自由（不是虚拟文字的自由）与解放的梦想紧密相关，和追求正义与反抗压迫相关。那么，有什么理由今天可以不这么做？有什么理由今天的文学就只能在精神迷惘中犯迷糊？说到底，关注特殊精神迷惘的写作，不过是写作历史上一个特定群体的追求，其出现相当晚近，其前景也模糊不清。吴亮，除非你改做文学史家，然后写一部文学史把过去的文学史来一个彻底的颠倒，不然你驳倒我相当困难。再譬如，我也可以依据很多有关意识形态和文学关系的理论，说明无论哪一种文学主张和实践，都是意识形态在文学这个场地里相互冲突的一方，或是一翼，没有谁因为自己精神迷惘了，就可以声称自己能够把意识形态像一件不合适的裤子一样脱掉（其实光屁股的作家和批评家更意识形态）。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写作就是参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斗争，作家和批评家也必须对自己究竟站在哪一方作出选择。于是——至少对我个人——就出现了期待：我所热爱和尊重的作家，还有同样被我热爱和尊重的批评家，都作了什么选择？他们的选择有利于被压迫者的解放吗？有利于正义的伸张吗？还是相反？这选择是在什么样的复杂环境里进行的？对这环境是否可以作些分析和说明？是否可以在选择中更自觉一些?更积极一些？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这时候，你要批评我，我就可以偷懒，学习那些有学问的人，抬出一大堆理论家，诸如阿多诺、阿尔杜塞、曼海姆这些大腕——你直接去批评这些人吧，别找我的麻烦了。
       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即使在文学批评里，我也更相信直觉，直觉发现问题，直觉找出问题，然后才考虑已有的知识和理论有哪些可以帮忙，帮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之，直觉在先，理论在后。今天没有比摆唬理论（用现在的时髦话，也可以说是用理论“忽悠”）更流行的事了，那些像随时准备挨揍的孩子一样用恐惧的眼光盯住权威理论家，然后根据人家一言一行来决定自己一举一动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并且广受欢迎。理论似乎被供在了庙里，香火还很旺盛。
       说起来也简单，我之所以对文学有期待，是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1990年代的文学发展不对头。哪儿不对头？其实我在《漫说纯文学》里已经说了不少，可惜说得笨，说不清楚，不但遭来了很多批评，如今还加上了你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里有一段话非常精彩，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或者可以从这段话出发，我把我的想法说得更清楚。你是这样说的：“你指出文学应当要有批判性，但文学有没有不批判的权利？当文学批判和文学干预的解释权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而这种解释并不为另一部分人认同的时候，另一部分人有没有权利从事另外类型的写作？确实存在着精神矮小化的犬儒主义文学写作，但你的攻击矛头指向的仅仅是犬儒主义者，而不是犬儒主义何以在1990年代后大面积出现的历史情境——市场经济和商业化绝不是它的惟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这段话是你的批评的典型作风，尖锐、犀利、清晰。读这样的批评文字，我首先感到的（还是直觉在先）是痛快，再就是高兴，因为这样犀利清晰的声音终于又回到文学批评里来了。不过这是闲话，按下不表，回头再说你的话给我的启发是什么，在哪里。我以为你这段话里最重要的是提出“解释权”的概念（忍不住顺便说一句，近两年有一个流行的词：话语权。这个概念是从福柯的话语理论里衍生出来的，但是和福柯理论的趣旨完全相反，也可以说是完全的歪曲。可是这样一个狗屁不通的概念，现在极为流行，甚至有些政府官员也开始频频使用。哈哈，历史确实钟爱喜剧，不过这次演出又有些荒诞色彩，也是与时俱进吧）。当然，你这里是在维护“文学有不批判的权利”的时候提出这个概念的。我首先要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文学（应该是某些文学、某些作家）当然有“不批判权”。其实我在《漫说》里也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比如我并不认为“个人化写作”触犯了什么天条，相反，我说坚持个人化写作的作家“有自由和权利进行那样的写作”（这是我的原话），你现在提出“不批判权”，就让他们拥有的权利得到了更清晰的界定。但是，还是回过头来说解释权，我对这个概念有兴趣，因为这和我的1990年代文学“不对头”的直觉，以及由这直觉引起的思考有密切关系。什么关系？这起因于我对1990年代文学期刊和相当一部分报纸评论版面的阅读。我相信，凡仔细阅读过那一时期纸媒上的相关文章（包括学术性文章和随笔文字）的人，都会注意到在那些年里，这些评论文字大量地、集中地赞扬、鼓励了以“个人化写作”为潮头的一个文学潮流，也就是你现在尖刻地称之为精神矮小化的犬儒主义文学写作潮流。问题还不在于有人赞扬和鼓励，问题在于批评家们还从这里生发出一套新的批评立场和批评语言，利用这些批评语言，他们不只是对这样的写作进行了解释，还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对1990年代种种新的现实进行了解释，而且，你也许没有注意（你当时一心在做美术评论），这些解释影响巨大，其影响我认为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围。换句话说，当时对文学的解释权是在这样的批评家手里：犬儒主义写作（这个概念虽然精彩，但还不足以概括当时这类写作的方方面面，没关系，所有的命名都是以偏概全）被说成是最有生命力、最和时代合拍、最能表达人的个性、最能体现文学自由表达（等等，很多）的写作，并且，利用文学和社会的紧密关系，把这些解释又普及于社会现实。因此，从解释权的角度说，文学的解释权是被这样一种风行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所操控，或者，不如说被垄断。
       我到底觉得1990年代文学什么地方“不对头”？这大概提供了一个解释。由于这个解释是沿着你提出的“解释权”的思路进行的，所以，或许还不能说清楚我的不满的其它方面。不过，我想这就够了。有了这样的不满，当然就会有期待，至少期待解释权能分散一些，以鼓励另外一些写作的可能，比如批判性的写作。
       说到写作的批判性，在你为犬儒主义写作的辩护里还有一个说法值得注意，就是文学批判和文学写作的解释权“在一部分人手里”——这是些什么人？你没有说，话相当含混。但连接你的上下文，我觉得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指有些批评家抢过了、或是粗暴地占据了文学批判和文学写作的解释权，他们利用这权力实际上排斥了其它写作的可能；另一方面，是指还有掌握着批评家们根本不能企及的更高权力的“一部分人”把持着文学解释的生杀大权，因而使真正批判性的文学不可能生存。对于前者，我觉得与事实不符，因为在近二十年的文学写作里，有多少作品能算是具有批判性的呢？那些“新黑幕小说”不能算吧？那些“新改革小说”恐怕也不能算吧？除去这些，批判性文学的成绩相当有限，有负读者的期待。再说批评家，愿意站在“批判”大旗下的人又有多少？他们霸道得起来吗？至于后者，那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是常有的事，而且，这恰恰是文学史上总有一部分写作者不安分，起来反抗的原因。文学有对生活的解释权，文学批评有对文学和生活的双重解释权，作家和批评家联合起来，还有把在文字虚拟中的自由实践和生活中的自由实践相联结的实验特权，这些权利都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剥夺的，但事实上经常被剥夺，这种剥夺几乎是一种常态。因此，“剥夺剥夺者”在文学里也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当然，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几十亿人都信奉犬儒主义，这斗争就会停止、消失，天下从此太平。但是，犬儒主义的太平世界也是个梦想，鬼才信，我更不信。
       最后还想说两件事：一是关于“纯文学”概念的历史性的梳理，我觉得有几篇文章值得一读，一是刘小新的《纯文学概念及其不满》，发表于《东南学术》2003年第一期；一是蔡翔的《何谓文学本身？》，还有一篇，是北京大学的洪子诚、贺桂梅、吴晓东等几个人的讨论文章：《“文学自主性”问题讨论纪要》，这篇文章《上海文学》删节后发表过，但是在网上很容易查到全文。二是关于我在《漫说》中的思想“混乱”问题。思想混乱的形式有很多种，我不知道你把我归于哪一类？如果一个人一会儿把桌子说成是椅子，一会儿把椅子又说成是桌子，那无疑是思想混乱。但是一个人一会儿说桌子是具有进餐、办公等功能的某类家具，一会儿说桌子是由一定支撑物所支持的一个平台，一会儿又说桌子可以是纯木制、也可以是铁木结构，那他不过是对桌子之所以是桌子的性质的不同方面，分别给以描述而已。给他硬戴上思想混乱的帽子，他可不一定服气，没准反过来批评你是化约主义，现在化约主义也相当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