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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中的诗眼
       韩少功
       严敬写的故事，不是当事人物的故事，是作者如何想象和感受这些人物的故事，因此是自由的，奇丽的，甚至是神秘的。对于习惯于传统写法的读者来说，这里有大量的情节错接，人物游离，详略颠倒，张冠李戴，羊头狗肉，什么藤上偏不结什么瓜；有大量的后台变成了前台，过程变成了目的，枝节变成了主体，如此等等。但如果这一切是为了更好地释放感觉和营构意境，那就不是技术主义的胡闹。胡闹与创新只有一步之遥。胡闹只是纸上运动。创新有生活与感觉的依据，有南国潮湿土地和草木里的灵机一动，有切入世界时真实的个人视角。杂技与诗性也只有一步之遥。杂技只是游戏和表演。诗性意味着肃穆的、感动的、透明的、辉煌的写作不能自已。严敬《五月初夏的晚风》中的麦田就是诗。有了这一块金黄色的合唱背景，几个神秘电话的留疑和留白，就做成了一个活眼，就有了文学的魂。当然，严敬用小说来写诗，下的是险棋，读者不一定很多。若缺乏小说的长跑功夫，诗性的短跑或跳高，一般都不易持久。这对作者构成的挑战压力，通常在第一本书以后会慢慢呈现，需要作者有所准备。
       内心生活的意义
       蒋子丹
       严敬是个不占地方的人，无论相貌、身量、做派和谈吐，都不引人注目。只要他往人堆里一凑，就会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般，很难把他挑出来。可是要是说到他的作品，却是又当别论，假如你仔细看过，会因为它们特有的某种从容不迫的气质，在眼下从容的文字并不多见的时候，注意它们并记住它们。
       严敬就职于一家现代化养猪场，那儿地界偏僻，工作简单到近乎机械，生活亦单调到近乎枯燥，加之他本人的性格也属于不封自闭那一类，永远是别人找他说话，他才说上几句，别人不找他，他也就无话可说了。我想，大概他已经把更多的话都倾吐到纸上，在一个个漫长而寂寞的夜里，悄悄把它们变成了这些叫作小说或者散文的文字。这也许正是严敬的作品能够从容到引人注目的外界条件吧。
       可是并不见得谁都能把简单或单调的生活转换成从容的文字，相反机械和枯燥常常会像高标号砂纸似的，打磨写作者的感觉，直至把每一丝激情、感动和惊奇都给磨平。近些年，我们已经看过太多被冠以写实主义标签的作品，记录着单调或者貌似丰富——其实单调的生活，最后让我们感受到的东西，也仅止于单调或者貌似丰富——其实单调。生活的粗料在此被不加选择地复制，像霉菌繁殖般在同一平面扩展，浪漫的想象和理想的思考再无立锥之地。如果这样还不够，再加上粗痞和丑陋的垃圾就是最常见的选择，好像底层民间除此而外就没有其它可写。
       严敬发表在这里的小说按说也是该归入写实一类的，我们却不难从中间读出与上述写实作品不同的东西。镇子固然是小镇子，人物固然是小人物，细节也无非是家长里短，连死亡都不具备任何轰轰烈烈的过程，但是世俗的生活里，因为掺入了某些脱俗的想象而具备了浪漫的氛围。严敬的文字在营造氛围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内敛而绵长，用不露痕迹的叙事将读者缠绕其中，他向我们证明，并非只有粗痞化才能把底层生活写得鲜活。
       我还看过严敬的另一类作品，或许可将其称作超现实的一类。他即将发表于《十月》杂志的一组《猪场的故事》，当属于这一类。我们已经知道严敬的工作在养猪场，一般而论，这肯定不会是个美差，深一步体会，则可能更成了心灵的苦役。工业化的养殖场本来就是动物集中营，窄栏养猪、小格子笼养鸡比起人类的奥斯维辛好不到哪里去，每天面对一群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生命长短与福祸的活物，除非你完全不去考虑它们的感受，否则就不能没有任何慨叹和怜惜，更何况在严敬等人的岗位，君子远疱厨的古训没有遵循的可能。过久了看惯了就该见怪不怪了，我这样担心着，连严敬自己也这么认为。然而当我看过《猪场的故事》，则觉得这样的结论并不贴切。他写到为钟情于某一只母猪而不惜被宰杀的公猪，写到被人们制造成了生育机器的母猪，写到长来长去只长到一只猫那样大小的仔猪，都以非常传神的细节如实道来。可当他给仔猪笨笨安排了一个飞身上树，变成了传说中的一只鸟这种结局的时候，想象力的光芒一下子就照亮了阴暗的猪舍，蜇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善意和悲悯，在超现实的情境里喷薄而出。在这一刻，超现实的浪漫一经注入平庸的生活素材，作者所具备的心力就能点石成金。
       与我们大家一样，严敬身处的生活环境是平庸的，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所遭遇的平庸似乎更加枯燥。一般而言，弄文学的人总把自己不尽人意的创作，归咎于生活的枯燥。可是有一些至今让我辈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师，偏偏为枯燥的生活所造就，例如奥地利的卡夫卡和葡萄牙的佩索阿。他们用过人的精神能量，把生活的每一个侧面，做了类似CT的扫描，使我们的凡胎肉眼看到不可思议的另一个世界。
       内心生活是精神层面的生活，是更重要和更真切的生活，是人们得以从琐屑红尘和世俗欲望的十面埋伏之下突围而去的飞翔。这种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能从前人的遗产、今人的经验、自己的精神历练过程中蓄聚。我不能断定严敬正在有意识地做着枯燥生活的透视扫描——如果是这样，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持内心生活的丰富和敏感，聚集更多更强的精神能量，防止自己在已经得心应手的小感觉迷阵里被淹没。内心生活离不开小感觉，但一定要在小感觉之上有大关切和大想往。
       严敬印象
       周晓枫
       在海南笔会上初识严敬，他拙于言辞，不流于嘴皮上的工巧，在社交场合是个不松弛的参与者。但稍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拘谨并不完全是技术无措导致。他有一种与热闹格格不入的东西。
       严敬对创作虽然并无理论上的全面了解和通彻理解，但我仍把他当作具有某种方向的自觉写作者。在为他所钟爱的短篇小说里，他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投入了比一些职业作家更多的专业精神。讲求精度的短篇，被许多初学者当作入门练习，以为它不像中长篇那样存在构造难度；而严敬在短篇式的简约里，融入了令人迷惑的微妙的变数。
       他的别致，首先来自出色的表述语感。我第一次读他的动物描写，惊讶于兽医般的科学精度和智慧，一种教养与野蛮制衡下的冷静。这个人如此注重语言质量，以至不肯流露出修辞的装饰感和破绽。所以他语言干净，这种干净与朴素无关，更多指的是内在的果断——他的果断能毫无障碍地表达恍惚与犹疑，而避免流入为文造情的、自恋却令人生厌的文艺腔。良好的氛围营造能力，逼真的现场还原感，形成严敬的叙述蛊惑。利用语言的致幻术，他的想象，看起来近于结实严谨的事实。
       严敬的小说同时具备闪烁中的不确定感。主线与副线的换位，素材的自由剪切与嫁接，歧路上的突然延伸和宽广。他的话语总有隐约的弦外之音，他的情节总有留白的位置。行文的弹性和张力，使读者在他若无其事的语气里，依然能感受到一种动荡不安的预感和根系上的力量。它不固定，因此不易捕捉，因为这并非标本，而是蕴藏活力和能量的作品。不能被框定的小说，让编辑体现不出经验权威，这种对“小说知识”的破坏，不是对读者的戏弄，更是对他们智力上的尊重，他们本应得到更富想象力的世界。
       严敬的另一特色是克制。他不动声色，蓄意冷淡和间离，不做态度上的表面流露。我奇怪有人希望在小说里寻找时评，可能是我的偏见：成熟读者可以独自欣赏画作，不需要看图识字式的说明和不时穿插耳边的画外音。真正与小说建立阅读上的联系，你就会发现，他的描述里已经包含了他的态度。有些作者需要跳出来进行额外的意图说明，以遮掩叙事上的虚弱；但严敬的克制，仿佛要把自己完全消灭于文字背后。每个写作者必须得到个人经历的汲养，但我难以肯定严敬小说中那些与生活对位的具体来源。作者消灭自我，以使小说呈现深处的寂静，它自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封闭体，有着秘密的丰富通路、悬念和玄机。严敬的部分小说怀有鲜明的寓言气息，言此意彼，以隐喻代替直白的意义指向，给人留下联想甚至是误读的空间。我猜他是个温顺的悲观论者，他的孤独和感伤都因为疲倦或者宿命而显得平静。略有遗憾的是，严敬的创作水准并不统一，在某些作品里展现的控制力并不能安全过渡到下个作品之中。我当然愿意做出乐观的理解，也许这才令人期待——一个很快呈现稳定状态的写作者，可能是艺术上早熟的领悟者，也可能是穷尽了创作的可能性。愿我们和严敬一起能从他的小说里获得持续的安慰。
       
       轻触微痛的叙事
       洪治纲
       生活里总是充满了很多难以言说的东西。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与其说是某种玄秘命运的隐喻，还不如说是一种现实伦理的遮蔽——它使日常生活的表象秩序不断受到颠覆的同时，却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坚实的记忆。这些记忆，往往受制于现实伦理的羁绊而成为一种永远的秘密，无人可以解读，也无人能够分享。读严敬的小说，我就强烈地感受到，他对这种隐秘而坚实的记忆充满了好奇之心，并常常执迷于其中，在一种轻触微痛的叙事话语中，缓缓地道出了它那繁复而杂糅的存在图景。
       严敬的小说通常会摆出一副“探寻真相”的架势。其实，“探寻真相”并不是他的叙事目标，他也探寻不了什么真相，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叙述的推动力，使叙事能够在某种“真相”的期待中保持一种应有的张力。《到三江喝茶》中的叙述者“我”与老关，总是在三江镇的大小茶摊上反复相遇，而其中的话题都是围绕着一位叫许小洁的女孩，叙事的目标似乎就是为了探析许小洁的情感际遇和内心真相。《五月初夏的晚风》中的“我”在同乡朋友李芒遭遇车祸身亡之后，根据李芒手机里最后三个电话的信息，同样也开始了一种类似于“真相探寻”的行动。但是，无论是许小洁的真实情感，还是李芒的死前情形，叙述者都没有打探出来，一切真相，依然尘封于人物的内心，或随人物而远去。
       这不是叙述者的无能，也不是严敬故意耍弄的叙事花招。在这两篇小说中，严敬其实早已明白，真相只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存在，或者是人物内心深处无奈而又感伤的精神苦旅。严敬所要努力的，就是要让叙事在逼近那些幕后真相的过程中，呈现出人物为掩饰真相而进行的艰辛努力。《到三江喝茶》里的许小洁作为一个到海南岛寻找生活的大陆妹，在欲望横流的现实中，她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体面的伦理生活，维持着一个正常人的生存尊严与价值观，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到利益的驱动和欲望的胁迫，与阿星等人进行一些肉体上的交易，甚至成为整天牵着羊公四处游荡的老头老关的地下情人。许小洁当然明白，隐秘的肉体交易和地下情人的身份都是不道德的，因此她需要一个客观身份的掩饰——哪怕仅仅是一个卖彩票的，也同样可以保护她那岌岌可危的体面和尊严。《五月初夏的晚风》里的李芒，作为一个连家都不舍得回去的养殖场打工仔，一个极少进城的“小气”的男人，忽然在初夏的一天告假进城了。他为什么必须进城？或者说进城去干什么？他在遥远的北方家乡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妻子，有一个七岁的儿子，那么，在这个异地他方，是什么驱动了他断然请假进城？叙述者“我”试图通过李芒手机里最后的三个来电探寻一些蛛丝马迹，结果真相仍然不得而知。李芒的进城以及遭遇车祸而死，于是成了一个永恒的谜团。
       值得注意的是，严敬在这两篇小说中都成功地运用了一种游离性的叙事手法，即，他并不想给人物以明确的价值定位，而只是想展示人物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生存际遇。因此，在叙事策略上，他都选择了第三者的旁观性视角，而将主人公推到被审视和探测的地位中，不让他们拥有自我表达的机会。譬如，在《到三江喝茶》里，无论是阿星，还是老关，他们与许小洁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作者只是动用了人物单方面的自我诉说，而主人公许小洁却一直处于不表白、不确认的状态。这使得整个小说中有关许小洁的情感定位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同样，《五月初夏的晚风》里的李芒从一开始就处于沉默，他究竟受到一个什么人的电话的遥控而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死亡？是一次不宜声张的秘密约会？这一切都因为李芒的死而无法求证。但是，作者的叙述却始终带着极大的倾向性——沉默寡言、耐劳质朴的李芒，俭朴节约、赚钱持家的李芒，不久前却买了一部崭新的手机，接着他又进城，而进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与某人相约，而这个相约的人却因为种种原因频频地使用公用电话与李芒联系……这一系列反常规的暧昧性话语，不断地将李芒的进城与死亡推向了欲望化的隐秘之境。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叙述者“我”在叙及自己与潘珊的约会感受时，曾这样说：“像所有的男人一样，我怀念和她的第一次约会，那时，我怀着焦渴、急切的心情在城市里穿梭，在一步步地接近我的目标。”这种一语双关的叙述，无疑更加突出地折射了李芒内心深处某种难以言说的情感际遇。对一般人来说，许小洁是否真的卖身，李芒是否真的与异性约会，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叙述者通过他的视角轻轻地触及到了人物最脆弱的心灵部位，他的话语像麦芒一样，已经扎到了人物的内心痛处——这种似与不似的非确定性，正是我们体会人性存在的一个审美空间。
       在这种非确定性的叙事策略中，作者还动用了某种象征式的叙事方式，试图为小说增添一些隐喻性的道具。像《到三江喝茶》中的那只黑羊公，《五月初夏的晚风》中的麦子，都仿佛为人物内在的精神空间提供了某些拓展的机会，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拓展还是稍嫌僵硬。那只终日陪伴于老关身边并且喜喝珍珠奶茶的种羊，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老关张扬某种欲望热情的借口，或者说是他显示自己生物本能“与众不同”的一个标签，至于这个标签能否真正地促动他去寻找情人，以及与他寻找情人之间，很难构成潜在的精神关联。也就是说，这只种羊在老关与许小洁之间，并不能形成紧密的精神呼应，缺乏必要的逻辑勾连，这也意味着它的隐喻性作用值得怀疑。同样，《五月初夏的晚风》中，有关李芒与麦子的情感叙述虽然十分浓郁，人物的情感与麦子的成熟之间也形成了十分丰沛的交流空间，以至于出现了“麦就像女人啊，被许多热烈的眼光一看，就熟得更快，香得更快。心急的男人，总忍不住拔出一支麦穗放在掌心里揉搓”之类的叙述，并最终在麦地里赢得了妻子梁湘，但是，这只是为了充实李芒过去的情感取向，只是展示了李芒与土地、庄稼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不能给他后来的进城以及死亡建立有效的精神通道。因此，有关这些麦子的叙事细节，尽管是小说中一个颇具审美质感的亮点，但作者似乎还没能有效地整合到小说的有机结构之中而成为一种更为丰厚的隐喻载体。
       其实，对一般作家来说，这种过度“隐喻化”的叙事话语也会常常出现。就像一个刚刚出师的木匠，当他做好了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在某些部位弄些十分惹眼的雕花之类，以便让人家“看起来”更有美感。但是，当他经过长久的历练而成为真正的老木匠师傅时，他肯定不会玩这些了，即使要玩，他也会玩得浑然一体。因此，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严敬还有自己的拓展空间。他既然能够以一种“轻触微痛”的方式，漫不经心地打开那些难以言说的生命状态，也完全有能力将各种隐喻在小说中玩得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