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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制服笔挺的保安崽把守着“西莞足浴城”的大门，远远望去，容光焕发的他们就像是两个警察，身上的制服足以以假乱真。一辆黑色奔驰车驶了进去，车牌末尾三个数字是“668”，在本地，这个数字与“168”或“888”一样，很受尊崇，非大人物莫属。保安崽满脸阿谀神色，张臂放行，这个手势模仿的是交警。大门外静静地停着几辆锃亮的小车，牌照齐全，我知道这些牌照都是假的。车主们等待着足浴城出来的散客，抢夺的是合法营运的出租车的生意。翠儿这时候到了，她找到了足浴城的门口。
       “翠儿！”
       我热切地迎上前去。远道来访的翠儿要找的就是我，但她聋着耳朵，不听我的招呼。两个保安崽回应着她的问话，仍然很和善。他们当然不认识翠儿要找的老乡。噢，就算是足浴城的员工，天天见面，他们都未必认识。保安崽也倨傲起来了。而我已经到了他们旁边，身着工装，胸前挂着工号，满怀愧意。
       “我在这儿等，”翠儿两臂交叉，“我的老乡，他一会儿就出来了。”
       保安们建议，她可以直接进足浴城去找她的老乡。
       “不用啦，我再等等。”
       我处在这几个人的交谈中心。这不寻常，主观上他们没有轻慢我的故意。我仰起脸来，头顶上是广东沿海一带的天空，白云似絮，斜阳将要坠落在我的老家方向，暮色不会顷刻间到来，将眼前一干人淹没在暗影中。我只能蹭着两个保安崽的胳膊肘，横穿过去，一声不吭地拉扯住翠儿，迅速到了大门外一处墙壁下。
       “别皱着眉头，我哪里见过穿这种工装的你嘛。”翠儿嚷道。她从深圳来，我这里是毗邻深圳的西莞镇。几年来我们断断续续地只有些电话联系，昔日身材很是苗条诱人的她变矮胖了。翠儿还大我两三岁。我们先后脚离开老家，都有过往沿海的广东闯荡一番的雄心与梦想。最初我梦想在深圳出人头地，很快在那里三餐不继，然后我从闹市区挪到特区边缘，最终在西莞镇落下了脚。翠儿当然比我多一点本钱，她身材不错，婚后一年到深圳，体型暂时变化不大。老乡们之间一度传说她还要移民去香港，那正是我从深圳一步步后退，流落到它的外围之际。翠儿在我打给她的电话中也含含糊糊地承认，帮助她的是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移民香港后来没有结果。我在墙角处盯着翠儿，眉头久皱不散，临末又一声叹息，算是别后重逢给她的问候。
       “干嘛叹气？”
       我想这不用解释，一声叹息而已。非要解释的话，就说来话长了。在广东，在深圳这种地方要混个出人头地，我想只能是两种人：一种人天生出类拔萃，到哪儿都是哪儿的中心；另一种人或许行事低调，可以处在台面下，但眼明手快，随时都清楚中心在哪里，目标在哪里。唉，道理就这么简单。
       我们朝我的住处走去。足浴城前面，开着一家“日韩料理店”，又一家潮汕人经营的海鲜楼，再往前是一处“香港腾达国际货运代理”招牌，小镇街头，放眼尽是这种广东特色，能够时刻让人记起，一个来自内地的打工崽，身无长技，永远都难以真正融入这片土地。我在西莞镇几年间，离群索居，单身只影，此刻不难体味像翠儿这样一个老乡的突然现身带给我的愉悦。他乡遇故交，那应该像是夏日里吹来一阵凉风，雪地里乍见绽开的一树寒梅，但是，在广东打过工的人却知道，平白无故，不会有一个老乡要来打扰你。翠儿更不例外。
       我的住处不算太简陋，一室一厅，月租金大概刚好与附近西莞工业城普工的月收入相当。厨房里我有一件奢侈品：微波炉。客厅里的沙发旁竖着一只小冰箱，经常嗡嗡作响。翠儿一进客厅，就堵在门口，不肯挪动了。我从她的一侧绕了过去，小心翼翼地不碰触她的矮胖身体。接下来我请她在沙发上坐——几步之间，翠儿已经凑近厨房，我的卧室，洗手间，探头探脑地张望一圈，然后才回到我指给她的位置。
       我想开怀大笑。十年前，二十岁的翠儿在我们的故乡小镇，在我的面前一直就是这么个做派，不大像一个羞涩的小姑娘，总是像老大姐，世上没有过她解答不了的疑问。只是二十岁那年的翠儿已经恋爱，行将嫁人，不再有多少功夫理会我的纠缠。她还擅长变着法子、不用明言、却一样能说出她要说的那层意思。此时故作东张西望一圈的她仿佛一脚踏进的是哪户有钱人的家，她要给我的其实就是赞许：小老弟将自己照顾得还不坏。
       “你在足浴城每天都干些什么呀？”
       翠儿盘问起我来了。她瞅着客厅里的其它一些简单摆设。我停顿了一下，含糊地回答她：打杂。我不想说得太细，自己在足浴城替顾客洗脚，按摩，大多是上年纪的女顾客，偶尔会有一点额外报酬。翠儿想要知道的也许就是这一点，我赚了多少钱。
       “哦，赚钱多不多？”
       我等着饮水机里的水烧开，在预备给翠儿的纸杯里我添上茶叶。茶是老家的茶。我想在泡熟的茶叶缭绕开来的清香中，捕捉一点故乡山岭间清晨满带着露珠的滋味，先不谈赚钱多与少。但翠儿等着我的回答。十年前，经常是我缠着她，而如今，同样是过去的那种情景，我们之间却掉了个位置。我又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翠儿将我的点头理解成了认可。几年来她一直靠那个香港货柜车司机过活，她有过很多钱，相比之下，我这一下点头未免滑稽。
       “噢，这就好。”
       沙发上翠儿像是如释重负。她跟我挨得很近，一直侧转脸向着我，眼神里充满期待，仿佛我仍然是十年前的故乡小镇上那个没有长大的邻家小老弟。茶沏好了。我也侧过身来，避而不看旁边矮胖的翠儿并得紧紧的大腿，干脆正对着她的脸。与十年前相比，翠儿的脸变化不大，一场婚姻，又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都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多少印记。我询问她那个货柜车司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突然间翠儿的情绪冲动起来，几秒钟前神色还很显得暧昧的她变得恼怒了。我惊讶不已，香港货柜车司机被炒了鱿鱼，一年来分文不给翠儿。她现在独自带着三岁的女儿，每隔一段时间，香港人还来白吃白喝她一顿。恼怒的翠儿两眼冒火，很快又若无其事地一摆手，不经意地按在我的腿上。我不能肯定，接下来这个动作她到底是失控还是即兴发挥，她搂抱住我，眼睛里噙着满眶泪水，欲出不出。翠儿的体温还明显高出我几度。
       我等着无助的翠儿恢复平静。此刻的我成了她惟一的依靠。尽管在深圳她另有几个老乡，交往更为密切。我提了提那几个老乡的名字，没有回应。轻轻啜泣着的翠儿将脸埋在我的胸口前，很委屈，大概一半原因是因为我无动于衷。我不习惯这种哭怒无常，而且从翠儿走进我的住处，到她倒在我的身上，整个过程太短，甚至少有铺垫，很像是那种蹩脚的小说作者胡乱编出的情节。我解开她的手，站起身来。
       “行啦，翠儿，事情都过去啦，你就当那个香港人出车祸死掉好了——”
       我俯下身，扶住翠儿的双肩。翠儿要借钱，我不能装傻，只能尽力帮她。我大大咧咧地说了出来，等着她破涕一笑。“是吗？”翠儿瞪大了眼睛，眼眶里噙着的那些泪水果然不见了。“可谁说过要借钱？跟你借？天哪，我只是要在你这里借住几天。”
       我相信翠儿麻烦在身。如果翠儿的麻烦不在钱上，那也许比缺钱的麻烦更大。我的住处有一只巴掌大的旧本子，记着几个电话，我忘了它丢放在哪个角落，但我费一番工夫找到它，带着它回到足浴城。稍知翠儿底细的大概还是在深圳的那几个老乡，我照着电话本打过去，一个老乡都没有联系上，他们的电话都停机或关机。我想他们颠沛流离的，混得肯定不甚如意。夜晚十一点，我早早地离开足浴城，经过大门口两个保安旁边时，相互之间谁也没有理睬谁。惯常都是这样，保安崽一样不起眼。
       我回到家里，浑身疲惫。将钥匙插进锁孔时我没有弄出多大的声响，一进门，我轻轻地摁亮客厅里的电灯。灯光弥漫开来，屋子里蓦然变得窗明几净，到处都亮闪闪的了。翠儿擦洗了这里的积年尘垢，手法比我在足浴城给顾客搓揉臭脚丫也差不到哪儿去。我的感觉很奇异。接着闻声而出的是翠儿，一身睡服。
       客厅灯光照射下的这身棉质睡服色泽柔和，除此而外，并不稀罕。我也见过夜半时分的女孩子身上的睡衣睡裤。但此时翠儿一只胳膊稍稍前伸，很像是哪家主妇在夜归的男人面前，随手要接过男人拎回家的东西，或递给自己的男人惯常喝的什么。刹那间我有感觉，翠儿伸出的胳膊，身上的睡服，连同擦洗一新的客厅仿佛成了一个整体，很是和谐，自然而然，倒是我自己像是误闯进别人家的外人。
       我觉得这个样子的翠儿很动人，眼睛在她的睡服上停留了几秒钟。客厅里我们还有几句闲扯，随后我突然提到她的女儿，我想知道翠儿将这个三岁的孩子安顿在哪里。
       “寄放在保姆家里。”
       翠儿的回答引来我一阵沉默。将孩子寄放在保姆家里，也许是为了避开那个香港货柜车司机。但这实在难以言之成理。我能够想象一个躲得无影无踪的香港人，不可理喻一个跟她争抢女儿的香港人。
       “你会不会，翠儿，会不会……杀死了那个香港人？”
       我压低声音，我无意识地压低了自己的声音。这个念头太荒谬，说出口则更荒谬。我紧张地盯着翠儿，不放过她脸上任何一丝细微的反应。
       “我杀死了那个香港货柜车司机？”
       我想翠儿是在重复我的疑问。
       “没有，我没有杀死他。”
       翠儿脸上的表情平静如常，而我隐约希望的是她至少皱皱眉头，翻翻白眼，以确证我的荒谬。她跟这个香港人共度了几年，原来的婚姻并没有解除。我猜她最近几年过得该算是单调，整天都不离孩子，但也许另找了一份工作，她能抽出时间。
       “噢，我是整天不离牌桌，打麻将。还有什么问题吗？”
       末一句翠儿提高了声调。这算是警告。可我并不准备就此住口。
       “朱迪的七年刑期是不是快满了，翠儿？”
       我还记得朱迪。我当然记得朱迪。十年前第一次到我们那座小镇的朱迪，一露面就处处暗示他大有来头，同时又过分谦恭有礼。街邻中一半信不过他。小镇古风犹存。翠儿要嫁给朱迪，恰巧又被这一半街邻当成了各自的家事。那两年我还时而跟在翠儿身后，见惯的这个朱迪，小眼睛里充满狐疑，甚至对我也不无戒备。朱迪实际上是个很单纯的人。翠儿嫁给他不到一年，倒霉的朱迪有一天酒后驾车，撞死两个路人，然后逃逸，被判七年重刑。监狱里的他一定想不到，如今翠儿在深圳成了一个三岁女儿的妈妈。
       “朱迪已经放出来了，”翠儿回答我，“他到了深圳。”
       “你开玩笑的吧，翠儿？”
       “到深圳他不直接找我，自己在外围转。朱迪想要搞清楚我这些年的情况。”
       “搞清楚以后，他又能怎么样？”
       “我不管他……”
       翠儿的眉头终于皱起来了。我同情地望一眼翠儿。但应该同情的也许还有朱迪。小眼睛的朱迪不倒那种霉，这一刻，一身睡服的翠儿守候着的就只能是他。监狱里一呆就是七年的朱迪没有多少理由苛责任何人——包括那个香港货柜车司机。“朱迪是个胆小鬼，你不用躲着他。”
       “我说过我在躲他吗？”
       翠儿盯着我，一丝嘲讽浮现在她的嘴边。在这样一个夜晚，这种嘲讽所能包含的全部内容，我都懂。翠儿肯定另有麻烦，而我无力卷进去太深。我将客厅里的长沙发摊开来，临时当成自己的床铺，然后轻推一把翠儿。卧室我就让给她。“睡去吧，明天再说你的麻烦事。”
       “你一定挺累，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翠儿的声音温存极了，她假装温存，却不掩饰嘴角边的嘲讽。我讨厌这种表情。最后她还说：
       “足浴城的活儿，比‘鸭店’里的活儿还累呐……”
       我在西莞镇简单而宁静的生活即将告一段落，我有这种预感。翠儿借住在我这里，现在才短短一两天。第二天夜晚我又提早从足浴城回来，洗手间厨房阳台几个地方都不见翠儿。一丝愧疚因此涌上我的心头——翠儿不辞而别了，而我们在老家小镇一同长大，甚至称得上青梅竹马。如果可以设计这一番别离时的情景，我愿意是这样：翠儿要走，我坚持挽留，终于依依道别。但事情总是有意外，突然间在卧室一个壁柜挡住的一角，我找到了翠儿搁在那里的一只提包。
       拉链锁着鼓囊囊的小提包，我打开了它，这在我们老家小镇算不上是什么出格的举动。提包里除了小梳子、镜子、口红之类的东西外，都是钱。怨不得翠儿嚷嚷过她用不着借钱。厚厚的一叠钞票中夹着几张银行柜员机打出来的小票，我溜一眼日期，连续几天，翠儿都在柜员机上按每天的最高限额取款。一只空钱包里另外夹着一张胖嘟嘟的女婴照片。我重又锁上拉链。在床头的电话机上，我查出翠儿拨过的几个电话，都是深圳号码。按一下重复键，我听到一个女声在询问：“你是谁？”我不能答。放下电话，我立即下楼。翠儿应该就在附近，我要找到她。
       一家大型超市门前黑压压的无数人头攒动，翠儿应该不会在人堆深处。空荡荡的超市只有数得着的几个购物的人。我退了出来。被超市门前的人流带旺的是旁边的一溜小食档。许多人围坐在小食档前。隔一条马路，是一大片草地，一些人违禁拥坐在草地上。晚风轻拂，街头涌动着一股轻微的凉意。这时我瞥见到了翠儿，她垂着头，在一扇玻璃窗下喝酒。
       我犹豫在门外。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如果我的老乡翠儿真的是躲避什么人，或者如果我就是追踪她的那个人，那么，我已经轻易得手了。我的胸口一阵堵塞，脚步慌乱地靠近过去。我拍了拍她的肩膀，示意她跟我走，醉醺醺的翠儿却朝我举起了酒杯。
       我们在小酒店里有一阵相持不下。翠儿完全不介意她所处的位置。透过身侧的这面玻璃，她可以看到那家大型超市门前的热闹场面；往酒店门外看，能够看清坐在草地上的一堆小打工崽，年纪只在十五六岁。但是反过来，外面的人也一样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我必须弄明白，如此镇定的翠儿已经喝醉到什么程度。我不得要领。一个服务员给我拿来了一副碗筷，一只酒杯。
       我轻声向翠儿提议，现在回我的住处，接下来我们继续喝，慢慢喝。我还捏着她的手（这个动作有我的职业特征），翠儿的反应是睁大眼睛迷惑地盯着我，目光里充满无辜——但天知道这到底是酒醉后的迷糊还是真的无辜。暂时我只能推测，从老家那座古朴小镇走出来的翠儿，就算是作奸犯科，又能闯多大的祸？
       影子般守候在两张桌子开外的服务员，一直脸朝着我们这个方向。翠儿这顿夜宵，现在是小酒店惟一的一单生意，没有别的顾客可以让服务员分心。只要我张口，这个板着脸而且难看的服务员就能听个一清二楚。我挑不出她的岔子，板着脸的服务员天生一张惹人生厌的脸，内心里其实只想讨好她的客人，一瓶接一瓶喝下去，直到烂醉如泥。我再一次婉劝翠儿走，毫无效果。两秒钟后，我已经独自到了小酒店门外。
       街头还是那阵夜风，时急时缓，来无踪去无影。这股风与盛夏时节我的老家小镇街头吹过的晨风有几分相像，温润怡人。除了风，眼前的一切就全属于西莞镇了。大型超市门前清一色的打工妹打工崽，商家为吸引这群特定的顾客搭起的露天歌台，深夜里仍然停歇不下来的扰人的歌声，在这里都是平常一景。我仰起脸来，吸进口里的夜风——惟一与老家小镇街头的晨风不相像之处就在它的丝丝荷尔蒙味道。这种味道本来应该四散在内地的山山岭岭之间，不成气候。但是在这里，黑压压的人堆里，荷尔蒙味道汇聚了起来。我不能说，为容纳蚁群般涌入的外来工，本地厂商设置的巨大车间与狭小宿舍，超常工时与菲薄收入多么不成比例——我不管这个，一年又一年，时间也足以慢慢消耗这些人体内的这种东西。然而我觉得，夜风中的荷尔蒙味道或许就是一些人蠢蠢欲动、作奸犯科的根子？我简单地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翠儿终于出了小酒店。我站身在一处暗影中。旁边是闲坐在草地上的那几个十五六岁的小打工崽。马路对面，一个瘦而高挑的大姑娘拎着一小只购物袋，正穿过人丛。姑娘目不旁视，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傲慢的眼镜，面部很清秀，她也穿一身工装，胸口别着厂牌。摇摇晃晃的翠儿到了我面前。
       我要扶住翠儿。她的哪一个部位都肥厚而溜滑。领她回到住处后，我就要找出不久前有人塞进我的门缝的一张治安告示给她看，如果她还能睁大眼睛看明白的话。那张告示毫不含糊地说：傍晚七点到凌晨七点属案发高峰时间，西莞镇多个拐角都是高危地段。歹徒在路边抢劫，手法五花八门。单身女人往往是遇袭目标……我还要补充警告翠儿，作案人与受害人大都是外来人口，我亲眼见过一个女人当街被抓获。所以，只身在街头瞎闯的翠儿，无论在哪一个意义上都会是警方盯防的对象。尽管这个喧闹的夜晚一派祥和，从酒店到我的住处楼下，一路上安然无事。最后的小岔子出在翠儿自己，东倒西歪的她在楼道上开始无缘无故地哭泣起来，我腾出手开门的一刹那，她干脆跌坐在地上，拒绝起来了。
       我的耐心还没有完全耗尽。找那一纸告示再费了我一点工夫，我找不到这张唬人的告示。这段时间翠儿一直瘫倒在地上，她真的醉了，口里还念念有词。我听不清她哭诉些什么，念来念去她都是几个简单的句子。我将她弄到卧室，躺倒在床上的她还拒绝松开攀在我的脖子上的手。我挣脱开来，找一只塑料垃圾桶，移放在她的床头，准备她呕吐。这个恼人的夜晚暂时还不会终结，下一个曲目翠儿是唱歌。歌声骤起，她同时挣扎着坐了起来，只差手舞足蹈了。换一个时间，换一种心境，我要说，我的老乡翠儿的独唱真的还不赖，上句虽然不接下句，韵味却很是悠长。我和她早在童年时就听熟过她爹曾经唱的那种曲调，有着与西莞镇街头随处都在播放的流行曲完全不一样的风味。翠儿的爹唱民谣，老人家还藏有一根陈年竹筒，不知道那叫不叫渔鼓。更早些年头，这种简陋的竹筒大概是走江湖的卖艺人随身带着的乐器，翠儿她爹用它来自娱自乐。那一年，在翠儿出嫁的那个早晨，兴冲冲的她爹也要在满堂街邻和接亲的朱迪一干人面前唱上几句，老人家显然喝多了，非唱不可，唱到一半停下手中的竹筒，声言让各位宾客等一等，他要去茅坑小便一下，却又呆在街檐下原地不动，像是改变了主意，接着再唱了起来。朱迪始终不知道其中的秘密。乐呵呵的街邻随后起哄将醉醺醺的老人家推进了里屋。老人家的民谣唱得不错，错的是他当街在裤子里撒下一泡尿，一时在我的老家小镇传为笑谈，从此翠儿她爹——淳厚的街邻并没有将他当老怪物——自己将自己当成了老怪物，滴酒不沾，落落寡合。翠儿这一唱，我想她也该是记起了她死去的老父亲。夜已经渐深。亢奋的翠儿终于喑哑下来。我只能悄无声响地走出房间，而此前墙角处她那只提包一直在我的视线中。
       翠儿直截了当地解释了我的满脑子疑团：为什么她不一次性地从银行柜台提款，非要用信用卡每天提一次，提银行柜员机允许的最高限额？“噢，我愿意这么提，怎么着？”
       两天前我脱口而出，怀疑她杀死了那个香港货柜车司机时，翠儿也是这种镇定神态。清晨起来的她还带着昨夜的宿醉，脸色茫然。我愿意设身处地替她想，借住在我这里的她整天百无聊赖，打不成麻将，也许将每天去一次银行当成了消遣。但愿是这样，翠儿。白天我仍然要去足浴城，我在那里打杂。正如我只肯说打杂，而不想说得更细，这并不见得我一定在掩盖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当然，如果照十多年前我们的老家小镇的旧风习来衡量，无论是她，还是我，都已经走得够远了）。
       午饭晚饭我都在足浴城吃快餐。短短半里左右的路，我不回住处。刘米娜，听口音应该是扬州人而她坚持说自己是安徽人的刘米娜（我猜她的名字也未必是本名），是我的同事。我们互相很有些好感，吃快餐的时候总凑在一块。其它时间刘米娜比谁都要忙碌，我知道还有客人很多次半夜里约过她。有趣的是她却经常摆出一副监督我的架势。晚饭过后不到半小时，刘米娜表情古怪地又来了，透露说前台来了一位客人，点名找13号，也就是我。
       我有预感来客是翠儿。果然是翠儿。我想她一定有急事缠身，因而半开玩笑地说，她大概不是来洗脚的。“哦，不洗脚，”翠儿回答，“就按摩按摩吧。”我将她领进房间，不用指点，她已经动作熟练地侧身上床，平躺在我的眼皮底下了。
       我觉得翠儿简直是胡闹。隔墙有耳，我压低声音，抱怨她不该跑到这里来乱花钱。“我要一个钟，你就当我是普普通通什么客人好了。给我一杯茶，对啦，先放一旁，现在来吧。”翠儿摆开了客人的谱。刘米娜这时推门进来了，很礼貌地征求客人的意见，是否介意与另一位男客人共用这个房间。“噢，我介意。”翠儿说，“我付两个床位的钱，不要来打扰。”
       刘米娜一走，灯光暗弱的房间里只剩下翠儿和我了。我拿过来一块白床巾，盖在翠儿身上，然后从头脸到脚尖，给她一揉一按。我想这在从前，在我们的老家小镇偶尔闹出这种丑事，至少偷偷摸摸的一对当事人一定自觉很风雅。如今在广东，却是丑也不丑，风雅也不风雅了，我们按商业规则操作。早年的翠儿和我还算得上是两小无猜，我不记得她出嫁前的那一两年，我是不是朦朦胧胧地对邻家大姐翠儿的身体有过一点想入非非。也许瞎想过。在老家，一个嫁出去的邻家姑娘往后也就如同陌路人。只有在广东，我们才会有这种相聚。广东还改变了翠儿的身体，我一揉一按，碰触的尽是她在广东增重的一身赘肉，翻过来覆过去的翠儿都不见早年的模样了。按摩床上，翠儿几次变得举止反常，握住我的手，停放在她的心窝间。当年的我朦朦胧胧地瞎想过的也许就是这么回事。一个钟的预定时间已到，实际上我有权拖延几分钟，足浴城可以不另外向客人收费。我拖延了几分钟，然后告诉翠儿，她买完单后先回我的住处，等着我十一二点左右下班回家。我已经暗示得很明白了。
       “为什么不现在走？”翠儿一跃而起，下了按摩床。
       我微笑着面对翠儿。我不能说，在足浴城我接一个客人才能赚一份提成，那太过份。我只是坚持要到下班时间我才收工。
       “现在走，”翠儿不容分说起来，“你这个夜班的工钱由我付——”
       “别胡闹，翠儿。”
       我无法拒绝翠儿，可我选择在她提出这个未免荒唐的条件后，立即让步。翠儿走在前头，我磨蹭一阵，故意落后几步。刘米娜跟她的客人出走时，也经常落后这几步。如今我的一举一动都隐约可见自己的职业特征，这不是我的本意。出足浴城门口时，一帮人在那里打架。我赶上前去，攥紧了翠儿的手。打架的一方是门口那两个保安崽，寻衅的另一方纠集了不下十余人，几天前他们就在足浴城小闹过一场，现在又闹大了。闷声不响的这伙人挥舞着棍棒冲过保安的门岗，开始砸足浴城的玻璃。挨打的一个保安在嚷嚷着呼叫110，要找警察。我拉着翠儿快速离开了现场。事不关己，我们走我们的好了。
       路上我趁机向翠儿转述了那张找不着的治安告示的内容，刚才这一幕恰好可算是实证。暗影中我看不清她的反应，回到住处，灯光下翠儿的脸色并不坏，她明显未受惊扰。我们立即拥抱在一起。翠儿更主动些。十几年前我跟屁虫似的跟在她身后，那时候她会不会同样有过朦朦胧胧的一闪念，我不知道。哼哼唧唧的翠儿最后一次紧紧地抓住我，与此同时，小眼睛朱迪呆在深圳哪一个老乡家里，也许正瞪着眼睛茫然无计——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让我自己小吃了一惊。客厅外有人在敲门。我不理睬。什么人在这个时候乱敲乱叫，敲错了门的这个人随后就会转身离去。我等待着。但敲门声却不依不饶地更加急促起来。
       “朱迪找上门来了，翠儿。”
       “不，不是朱迪。”
       翠儿瘫软在床上，不完全像是高潮过后的身体反应，而且她很肯定找上门来的不是朱迪。慌乱中我已经穿上衣服，到了客厅。打开门，透过门缝，我看到涌进来的是一大群制服吓人的警察，他们是真正的警察。
       我的老乡翠儿卷入的是一桩杀人血案。一个香港人（不是香港货柜车司机）和他的情妇、他们的女儿在深圳合家遇害。洗劫这一家子的凶徒是我熟悉的几个老乡（我拨打过他们的电话，全部关机或停机）。遇害的那位情妇一度是翠儿整日混在麻将桌上的牌友。现在我也因为包庇涉案人翠儿收审在看守所，相信不久就该放出去。总有一天，我还会遇上小眼睛朱迪。我要代翠儿转告他，案发后的翠儿之所以回避跟他见面，只是不想连累自己的丈夫二进宫。说到连累，我至今琢磨不透的一点是，几个涉案人究竟是谁连累了谁，他们都互为老乡。如今我对老乡已是厌倦之极。不过，我进看守所第一天能够免掉一顿例行的痛打，倒是意外而侥幸。当时我大呼小叫，牢头听出了我的口音，喝止住一帮动手的在押犯人——牢头也是我的老乡。
       郑午然，作家，现居北京。曾在本刊发表小说《小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