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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关于儿童是否应该读经的讨论见诸于各大媒体，经过几轮辩驳，如今几近偃旗息鼓，但是一种公共论争的产生，往往有其观念的根源所在，这场讨论给公众的一般印象无非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西方自由教育之间的争论，这样的话题从晚清就开始吵，已是“陈谷子烂芝麻”。但是“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些似乎雷同的争吵背后，其实有一些更为深层的原因，这些轩轾之处大多来自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不同理解，关于读经的论争，其实是未来中国的多种政治想象之间的话语争夺战。
       关于儿童是否读经的争论，缘起于号称现代大儒的蒋庆编纂的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最近出版，这套针对儿童所设计的“经”遭致远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中国史的薛涌的批评，认为这种强迫儿童读经的做法是一种“文化蒙昧主义”。网络儒学思想的大本营——儒学论坛马上开始在网络上反击，认为薛不了解传统文化，没有资格批评“蒋子”的诵经运动。薛涌起初对这些批评大多不以为然。此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秋风和刘海波迅速加入争论，激烈批评薛的“启蒙”心态，激起了薛涌的论辩斗志，秋风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信奉者虽然在政治上认同自由主义，但是认为在文化问题上要反对薛文所隐含的“理性的独断主义”，一时硝烟四起，煞是热闹（详见《南方周末》、《东方早报》等媒体的相关文章），至于过程这里不作细述。值得注意的是，蒋庆、秋风以及刘海波等人的政治保守主义态度在公共舆论里破冰而出，这种变化虽然在知识圈内酝酿了许久，如今终于发酵为一种公共性的声音。文化保守主义在1990年代一度引人注目，很多人都还记得当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洛阳纸贵的盛况，那同时也掀起文化保守主义的风潮，不过其所指向的毕竟还只是文化方面。但是文化保守主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到今天逐渐演变为政治保守主义，成为另外一种开始浮出海面的思潮。
       那什么是“政治保守主义”呢？这恐怕要视其在政治上想要“保守”何物。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较早地提出“保守主义”，但是他基本上认为那是因为西方有自由的传统，有“自由”可保守，而中国却无物可守。但是蒋庆、秋风等人所要保守的到底是什么？
       蒋庆认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价值无法适用中国这个特殊文明，不能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他从传统中撷取了“王道”这个政治词汇，认为只有恢复“王道”观，才能一揽子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而读经诵本只不过是他这套观念进入操作的一个小注脚而已，拿读经来进行批评，对他而言，或许实在无关宏旨。在他看来，“教化”是“王道”实现的前提，而最终成为“王官学”将是实现这套“王道”的制度保障。他一方面试图瓦解“民主”的平等内涵，一方面又重新引入了文化等级的观念。在他的政治想象中，古代的太傅由于肩负教育太子的使命而应享受高级政治待遇，这套以文化等级来安排政治等级的思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并不鲜见。假如说成大白话，那就是国家以这套儒家“王道”观作为“国教”，然后“儒教徒”按照学问高低来安排政治地位，到了那一天，“大儒”说不定就成了“国师”，“儒学博士”可就是“厅局级”干部！假如政治等级真要按照“文化祭司”的序位来进行安排，如今孜孜以求的“读经者”，是否都是想趁早搭上这趟“文化祭司培训班”的早班车？
       在近年来的中国思想界，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突然成为一位热门人物，有趣的在于，访问中国的多位著名西方学者（包括查尔斯·泰勒、理查德·罗蒂）都认为斯特劳斯的思想并不值得中国思想界太过认真地对待（详见《社会科学报》、《东方早报》等媒体的报道）。斯特劳斯有个很尖刻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只有恢复西方古典思想的传统，才能解决这一“现代性危机”。在斯特劳斯的政治想象中，“教育”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支柱，即在大学里培养出一批“立法者”，最终就可以由哲学走入政治，由这些立法者来挽救“现代性”的堕落。这样一个由知识等级决定政治等级的思路和蒋庆如出一辙，在某方面，这两股中西思潮也在遥相呼应，互为支撑。
       秋风、刘海波等人的言论则代表了中国自由主义内部开始分化的趋势，虽然在政治上他们仍然认同自由的价值，但是秋风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盲目相信启蒙的理性独断论和历史进步观，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剧，而那些批评读经的人，正是受这种狭隘启蒙观念的毒害。刘海波则更为直接地认为要将儒家文化当作如同西方自然法一样的“高级法”，由此来安排整个政治秩序。
       他们思路的背后都有一个宪政的原则，我不否认宪政作为一种权力安排方式有其合理性，但是我想在用什么来制约权力的方面，我和他们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秋风会认为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和宪政有紧密的联系，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可以发现制约权力的一些因子；刘海波则会认为可以恢复儒教的半宗教地位来制约权力，更有一些当下的宪政论者还要依靠基督教作超越的秩序源头。我之所以将他们定义为政治保守主义，就在于他们都试图以一套前现代的价值来安排政治秩序，但是这种知性上的努力是否是可能的呢？
       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看来，“现代”作为一个无法避免的时代已经来临，“诸神之争”的价值格局也无法更改，个人信奉哪一种价值，均赖于自己作出判断和认定，而无法轻易将自己托付给某一种前现代的信仰。因此作为一个价值选择的个体，个人必须要有足够的心志坚持在这个纷扰的时代，勇敢地作出自己的价值抉择。“民主”作为一种现代价值，预设了一套道德以及政治的平等观念，每个人在道德层面和政治生活中都拥有平等的身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意志才足以被政治人物看作是同等重要的。这种“主权在民”的观念显然可以经由一套宪政制度来限制权力的武断性，而当年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反复强调依靠公民结社可以有效制约权力。但是秋风等政治保守主义者的暧昧之处就在于，要么他们无法提出哪些传统是可资利用的权力制约要素，要么他们就试图要恢复出一种半宗教的信仰系统来制约权力，这无疑和我们所处的“现代”情境相去甚远，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民主”在今天饱受非议，自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也与“民主”的内涵极为丰富有关。按照英国民主理论家赫尔德的划分，民主大致有九种模式。这些民主模式之间差异极大，就连专业学者都很难分得清楚，何况当今中国忙于打笔仗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经常是大家同时分享着同样一个“民主”词语，但是其“所指”往往却是南辕北辙。
       在政治保守主义试图遁入前现代的文化迷雾之中时，如何申述“民主”作为一种现代价值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将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未来的重要使命。正如一位西方知识分子所说的，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之所以会分崩离析，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情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往往是由于知识分子没有肩负起给予这些价值以正当性说明的任务。假如我们还认为民主是一种尚可挖掘的现代价值的话，那么我想，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做到有责任的承担、有积极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从这个意义来看这场读经运动的争议，或许争论才刚刚拉开序幕。
       成庆，在读研究生，现居上海，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