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之间
当代文学除了没有对神、对大自然的敬畏，还缺少与大自然中的其它生灵的联系。好像这个时期的人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是天地之间的独夫。这多么可怕：人处于可怕的孤独状态，却没有多少孤独感。我一直认为人不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更不可能是品质上最高贵的动物，也不可能是在许多方面显得最可爱的动物。有些动物的智慧不被我们人类所理解，却并不表明它不存在。它们当中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还是相当陌生的。它们没有与我们相同的语言，所以我们不会理解它们。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简直数不胜数，这是我们都明白的道理。这个世界太大了，从高山到陆地再到海洋，我们人类所探究和接触的范围太小了，这其中潜藏了多少智慧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这里面潜在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也并不知道。
人类好像主宰了这个世界，战胜了其它动物。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也许还有从未交锋的动物、一些其它的生命存在着，它们到底能否被战胜谁也不知道。已经知道的有些菌类和病毒，如艾滋病和癌细胞我们人类目前就战胜不了。可见我们并非是无敌的。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所战胜的生命，不一定就是智慧低于我们的，更不说明它们在价值上就一定低于我们。因为从历史上可以发现，古代战争中胜利和失败的族群里面，有许多低级战胜高级、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我们对于其它动物的胜利，有许多时候也完全可能是野蛮的胜利。所以我们要避免以胜败论英雄，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在对待动物的观念上都存在许多问题。
人类向动物学习的阶段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才刚刚开始。过去我们只向动物学习技能，比如仿生学；今后，我们还将向动物学习品质。我们之所以饲养一些动物，就是觉得它们在许多方面比我们自己更可爱。一些鸟，还有猫和狗、小熊小鹿之类，在许多方面比我们人类还要可爱得多——这是大家都公认的道理。它们的可爱，除了姿容体态，还有性格。它们从目光到举止，那种单纯清澈真是无以言表。人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法，才能学到这些东西呢？还有它们的激情，比如狗的激情，你只要稍稍注视一下，就会感到震惊的。大作家海明威就曾对狗巨大的、循环往复的激情惊讶不解。
有人会说动物们不懂事。是的，它们离完美还有很远。不过人类的缺陷是不必细说了，他们的罪恶不是一句“不懂事”就可以了结的。以我们对动物道德上的苛求，以这个标准的十万分之一要求我们人类自己，恐怕我们人类早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人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个层面上需要平等？以最低最低的要求吧——让我们和动物能够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可以了吧？事实上没有动物的人是悲凉的，孤独无告的，他们往往都因为得不到安慰而变态和烦恼。
我们如果实在没有精力和条件，哪怕仅仅是在家里养一条金鱼也要好一些。小小的金鱼，不言不语，可它的不平凡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它不是我们，它不是人，它是一种完全具有自己的生活法则和生活方式的动物，是一种特别的生命。我们凭自己在生活中的一点观察可以认定，只要是那些非常喜爱动物，时常把它们挂记心头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良的人，也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内心丰富的人。这样的人绝不枯燥，他们对面前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理解力和关怀力，而且大半都有很强的正义感。之所以他们具备了这些特征，这难道会是一种偶然吗？
“葡萄园”和象征
我写了许多关于葡萄园生活的作品，有人以为是象征，那么它可能真的不自觉地就“象征”起来了。但它对于我来说一点也不是什么象征，而是一片具体的葡萄园。因为龙口是中国上百年的葡萄生产基地，这里的葡萄生产历史十分悠久，举目四望，到处都是葡萄园。所以很简单，我的笔下更多地出现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能把葡萄园理解为出世之地，不能以一部分人的少见多怪为准，竟然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葡萄园等同于什么亦仙亦幻之地。
我从未把葡萄园的情形、它的生产状况写得虚幻缥缈。我只是如实地写出来。葡萄园里有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一切：痛苦、欢乐、挣扎、爱与被爱，等等这一切。今天的文学阅读，我是指学院式阅读，如果离开了寻找符号和象征、字里行间可能含有的什么古怪的寓意，简直就没法进行下去。他们已经被繁琐怪异的知识和不可理喻的向导给愚弄了。在对于作品的表述上，有人离开了一些古里古怪的、与文学无关的舶来语，就没有了其它更好的语言来说话，就会失语。不过说说象征也可以，只可惜与事实不符。为什么不能实际一点对待作品，为什么不能朴素一点，和作者创作时的心情一致起来呢？
不仅是葡萄园，还有林与海，这些与当今繁闹的都市生活相去甚远的东西、与当代知识人闷在书斋中的生活反差极大的情状，都极易在一部分人眼中化为符号和象征。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令人十分费解。看来当今的创作和理解，更有一些研究工作，都需要更多地走向野外。“文革”的上山下乡热过去了，但其中的益处和启示却并未消失。从书斋到书斋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理论一旦挤成了球，就会出问题。自我繁衍的理论越来越与艺术无关，无关痛痒。一些写作者与关门大吉的阅读者，更不要说那些研究者了，心理上的反差会越来越大，最后等于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如果让一个常年生活在林子或海边葡萄园中的人来读这样的书，他们就会觉得一切都再平常不过。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生活在海边还是闹市，无论在林子里还是书斋中，都需要一种正常的判断力，需要一种朴素的心情。
那些生活在田野上的人并没有以特别怪异的眼光去端量学院和城市。在他们看来，学院就是学院，城市就是城市。学院和城市并没有向他们“象征”什么，也没有多少隐喻；起码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忙着向他们“象征”什么。真的，如果不是经过了长期而特别的培训，一个人一打眼就能从任何一种事物上首先看出了“象征”之类，是非常之不易的。
如果以朴实的心情阅读一本书，这本书也会随之一起变得淳朴了。
她们带领我们
我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男性作家在写异性和理解异性时，不自觉地就写起了人类的希望。人类是女性孕育的，这一点还有什么话可说。但是清晰的理想主义者会写到各种各样的女人。我算不上这样的写作者，只是要力求自己做到这一点而已。我尝试着写了《九月寓言》中的大脚肥肩、《蘑菇七种》中的女书记、《家族》中的麻脸三婶，她们都是比较坏的；还有一些虽不太坏，但的确是有大毛病的女人，如《外省书》中的马莎、《家族》中的小女匪，等等。当然，我笔下的女性大半是极可爱的一类，这是我的见解和情感，也还包含了我的希望。
我总是觉得，我们的这个世界完全被破坏掉了，环境糟得吓人，如果连女性也撒了泼地一个比一个坏，那么人类生活起来就太艰难了，就简直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们在回忆中，总是以更早的生活为主。那时生活给我们的总的色调，也构成了我们回忆的基调。在过去的生活中，我们愿意相信、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女性带给了我们许多的温暖。她们指导了我们，带领了我们，送我们上路——真正是送了一程又一程，风雨无阻。在这个苦泪风尘的世界上，对于男人来说，除了女人还愿意这样做之外，谁还能找到其他的人？
我不理解那些用惨烈笔法去写女人的人。这样的笔法最近据说还得到了赞誉，而且据说近年来还特别得到了女性的赞誉。这真是可怕。赞誉这个干什么？不要说女性了，我们观察那些母猫和母狗，发现它们也会有些不同，比起公猫公狗来，它们就是有些羞涩。没有办法，上帝在创造生灵之时就是这样，这是神界的铁律。我们人类如果不能理解和发现女性的羞涩，在这方面感觉木讷，那就是极不正常的。这个世界正由于还有女性在做一点对比和反衬，才使男人终算有个模仿，不至于一路滑跌到残暴粗野的最深渊。男人坏起来时，好女人会劝阻。好男人帮助女人干活，好女人在一边提醒他们。世界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这样的两性秩序。男人有时要在女人的唠叨声中费力地思考问题，所以男人偶尔也要离开女人一点。
和时代如此合作
诗人与自己的时代合作的情形真是复杂难言。怎样合作，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这类问题无论怎样讨论都不显得过分；当然，也显得有些多余。因为有一种高论认为，一个诗人只有最大限度地与自己的时代合作，他才能不朽。然而这种高论由于过于含糊而令人怀疑。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诗人，包括合作与不那么合作的诗人。他们都是悲伤者和不幸者。即便是一个看上去诸事顺遂者，也不见得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合作者。因为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首先要问“时代”是什么？他所面临的“时代”有多长？像他的生命一样长，还是更长？有人说“诗与帝国对立”，那么诗与时代呢？是简单的合作还是简单的对立？
我们需要一些例子来说明。首先想起来的是“俄罗斯白银时代”，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可以用作标本的时代。我们还会想起前苏联。很奇怪，总是想到我们的近邻。不必列举一个个名字了，因为都知道他们分别是合作者与不合作者。可是我们这里想说明的是，与时代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与体制的关系，它们是有区别的。我们再寻找另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海明威与福克纳。他们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代合作者。惠特曼？爱默生？梭罗？似乎仍然不是时代的合作者。
时代与民众的关系？不，时代与我们听得见的群声并不是一个东西。因为真正的“大多数”在沉默，所以又不能简单说时代就是民众。时代有时可以看作折衷和妥协的东西，如浮面的一些声音，一些面孔，一些脚步，如此而已。就此而言，我们未见得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自己的时代合作过。可是时代又可以是隐含和潜在的，它们会在更深层上、会以别一种方式与诗人合作。所以又可以说，任何诗人都属于他的时代，没有一个例外。
诗人不会背叛自己的真实和诗意。这是他一生的追寻。这种合作与不合作，都是挚爱，是对生命和生活的挚爱。没有人比诗人更爱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那些生命。
基本精神特质
我在长篇小说《柏慧》和《外省书》中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和生活，它现在看起来也仍然让人高兴或不高兴。我以往写的知识分子不多，因为我觉得还是写写田野和大地、写写令我感动的大海、丛林的苍茫、写写我热衷的那些故事更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视野中突出起来。它的突出，却并没有淹没和遮盖我心中的田野大地。原来它们在同一个故事里，从属于同一个问题，它们在今天尤其不能分离。所以我的故事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知识分子与大自然如何相处的关系。今天的知识分子怎样对待自然环境，已经是不可能绕过去的问题了。
好的知识分子像泥土一样质朴，而且具有强大的滋生力。好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依附在皮上的毛，而是皮毛共生的整个世界的面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头脑最清晰的人，最有情怀的人，很容易激愤和悲凉。但是他们并没有止于此。他们还保持了更多的进击力。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那么他们就显得不那么可贵了。为了我们共同的世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尽一己之力坚持着，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我们常常在不同的领域里看到一些视野开阔、知识准备充分，同时又具有强大关怀力的人物在行动。这些人物在每个时代里都是最可宝贵者。他们把悲悯化为了质询，而不是一味地呻吟。人的手指看上去纤细无力，可是只有人的手指才能指出真相。一个人如果在属于他的时刻里不能伸出手指，那么让谁代他去做？我们重视激愤和悲凉的人，但我们又害怕他们仅仅停止在这种状态里。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敏悟多思的人，所以他们总是拥有更多的根据。他们的发声比起其他人，总是具有更充分的理由。
今天即便在知识分子那儿，生活的理想和标准也成了最突出的问题。因为在许多方面，西方化已成为新的时髦和新的尺度，在它的面前，人们已经束手无策。很少有人敢于去认识和表达那些最基本的事实，比如说现代化本身所孕含的危机、它的粗暴性和野蛮性。现代化当中反文明的部分并没有被认识，或者说我们压根就不愿意去正面谈及。这种粗暴和野蛮的成分已经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许有一天还会葬送人类的全部希望。在许多知识分子的意识和潜意识中，一种倾向和愿望从五四到现在一直浓烈不化，这就是彻底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转而求洋。他们推崇商业扩张主义的生活理念，实践那样的生活准则。这一切将造成多么大的侵犯性和破坏力。今天，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就必得具备超越的眼光，即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思维，对现代化有一个冷静而科学的认识。
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警觉和反对技术主义的伟大传统。可是这个传统今天并没有坚持下来。反过来，把技术主义混杂在现代化的幻觉之中来一起膜拜，这成了一种普遍状态。人们不敢讨论重要问题，变得非常务实也非常现实，害怕“大言”。他们不知道有一部分人，比如知识分子与其他人的区别，就是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大言”。大言是超越之言，无私之言。简单点说，大言即是大写的人的语言。而我们知道，现代商业社会的挣挤，许多时候“人”字是要小写的。
不幸的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的占压倒多数的文学和思想制品，都是在歌颂和肯定这种小写的人。他们认为人的庸碌和倾轧、欲望中的挣扎，都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有谁来说一声“不”呢？
我们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希望他们说话，并且在发声的时候更稳重、更从容，而没有一点空洞和虚脱感。
“启蒙”立场
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潮流之中，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实际上已遭背弃。历史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是极为不幸的。我们今天说的启蒙，不是对于现行的资本主义运行规则的解释，不是对于物质主义的尾随。真正的启蒙是站在它的对面，是继续下去的一场质疑，是一种精神传统。这样的启蒙立场，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立场。
我们的世界正进入新的亟需启蒙的时期。有人认为民众是知识分子的导师，知识分子要接受民众的教育。这就把民众与知识、而不是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了。民众是什么样的民众？知识分子本身属不属于民众？在数量上具备多少人才算民众？众多的知识分子算不算民众？还有，如果有人认为只有缺少知识或相对缺少知识的人才算民众，那么这样的民众是绝不能作为知识分子的导师的。笼统地讲让民众教育知识分子，只能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说辞，往往只有政治意味而没有什么科学性。知识如果不是来自民众、不是来自民众的历史，也就不成其为知识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民众的代表。
知识分子在这里是一种群体形象，是类的概念。个别人自诩为知识分子，同时又不经授权地自愿代表这个群体，并通过矮化和弱化自己来达到贬抑整个知识分子的目的，其实是可以一笑了之的。知识分子不是什么简单的你我他，而是一个崇高伟岸的概念。它甚至不可以在现实中给予具体命名。所以知识分子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希望和依赖，是人类在黑暗中长期摸索的领路人。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人类的明天。这是简单的、不容置疑的道理。
对知识分子的误指误认是危害至大的一件事。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一些极高的指标，如果降格以求，种种麻烦就会接踵而至。受过某种教育、有了什么学位、掌握了什么技术，这并不能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有强大的认识力和关怀力。有了这样的力量，才能够具备以单薄的一己之躯，去抵挡和反抗整个世界的荒谬的勇气。而且也只有这样，他才会有韧性，有果决，会常发大言而不羞惭。知识分子可以微言大义，但不能总是“微言”。必要的“大言”还是不可缺少。
我在一个中篇小说（《瀛州思絮录》）中写了一些东渡日本的古代学人，这些人是由徐芾（福）带领过去的。传说中徐这个人很了不起，《
史记》上也有记载。他当时算是一个隐蔽下来的知识分子，为避秦祸，历尽千难万险东渡到了当时还处于石器时代的日本，以先进的思想与科学成果，使日本马上进入了弥生时代。这在日本现代考古学中是得到支持的，有充分依据。我按照传说，在书中让这个人当了皇帝。他当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各种不同的机构，其中的一个机构叫“大言院”。这个院专门接纳各种大知识分子，成为典型的放言之地，徐芾要求他们所言必大，越大越有利于国计与民生。为什么？因为生活中琐屑庸常之言太多，它们需要大言的中和。我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者居多，但对此篇心存喜欢。
消费文化对启蒙立场的软化是显而易见的。实用主义可以直接导致人们对于思想的冷漠。实用主义瓦解思想、毁坏理想，往往是任何时期的机会主义者最乐于采用的武器。消费至上的文化潮流是西方商业扩张之舟赖以运行的基础，而实用主义恰恰在怂恿这一切。从历史的观念和角度看待问题，可以发现实用主义的狭隘性和虚伪性。实用主义是一种稍稍经过了包装的愚民主义，是与启蒙立场和科学思想相对立的东西。知识分子可以在思想的压力下发出一点声音，但却常常在物质的压力下丧失声音。这是最为不幸的事实。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哀莫大于心死。消费至上是西方商业扩张主义文化的内核部分，它泛滥的结果，不是将“心”扼死，而是慢慢淹死。
永远的鲁迅
进入新世纪，知识界开始重新认识鲁迅。我们发现鲁迅在一般人最容易妥协的一些方面，始终坚持着。这需要多么大的理性和韧性。他的清晰与坚定无可比拟。他是一个人，却抵御了无边的黑暗。他能够把巨大的勇气和朴素的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污浊与黑暗以怎样的伪装出现，他都给予及时的揭破。他在无情的揭破之中，给予弱者的却是真正的生的温暖。鲁迅的宽容和仁慈，是他的力量和勇气之源。这一点是从他的文字中最易发现的。更为让人惊愕的是，在他的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的墨迹中，我们却一再地感到了当代的贴切和鲜活。几乎所有的犀利都可以针对刚刚开始的这个世纪。
这就不由得让我们思索文学和思想的所谓永恒的道路。原来执着于当时，也就拥有了未来。只要是人的世界，就需要人的执着。真正的人的声音才是永恒的。阅读鲁迅，我每每为他的宽容和仁慈而感动而惊讶。当然还有他的勇气和锐利。可是后者不仅覆盖不了前者，简直就是由前者派生出来的。
谈到鲁迅先生的作品，许多人议论，说他的短文耽误了他成为大师。好像一个人只要写出了长篇巨文就先自伟大了一半似的，好像远离了现实的纷争就一定有了更广博更深远的思想一样。其实鲁迅最伟大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不回避。一个人的力量和自信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个人的胸襟里充盈着这样的正义，才会有这种不回避。看起来是面对一人一事，看起来是应付了具体的挑战，实际上是回答和面对了永恒的纠缠。这种事业是真正伟大的，因为这其中包含了鲜活的永恒。可以说，没有杂文鲁迅，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师鲁迅。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的大师，在中外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一般的专业人物是非常害怕那种具体纠缠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和勇气，更没有信心对付和解决这种种切近的问题。人与人的纷争在当时与未来都极易被误解和歪曲的，这是需要冒极大风险的。只有真正的伟人才敢于直面这种风险。还有，在这种看去时而屑琐和无聊的纠缠中，一个人即便有再大的精力也会弥散不守，于是就不会有太大的造就。敏悟如鲁迅当然不会对这些起码的道理失察，不会对这些基本的问题都失去了理解。他的伟大和不凡，就在于能够超越一般的体认和理解，直接迎进。而我们现在遭遇的现实往往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总是有着极大的精明和超脱，他们能够如此达观和谅解，他们先自学会了不与凡人过招的孤傲。实际说白了，不过是小聪明，是通常的自私和冷漠而已。
如果是一个作家，这种自私和冷漠必会毁掉他的大创作。
一个人时时回避具体的挑战，可能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过于博大和崇高，也不是因为其视界的特别开阔辽远，而大半是勇气和能力不逮的问题；当然，主要还是人格——是它最终决定和框束了一个人的选择。
作家的独特性
我们不能将作家的工作说成一种职业。因为通常作家是一些更其复杂的人。说到作家，许多规则就不适用了。我们没法不对艺术家给予宽容，因为我们知道艺术是无常理常规可遵循的。有人总是给艺术制定一些原则，认为他们发现的这一切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其实大半是简单了；有的甚至直接就是错的、极为荒谬的。文学方面有无数成功的方法和经验，我们一时还难以定于一尊。至于作家应该怎样去做，怎样做，这就更难说了。总的来说我们倾向于极大地信任和容忍作家，支持他们各种各样的尝试。
作家的人文关怀与别人不同的是，它在作品中的表达常常来得曲折而隐晦，只有某些时候是鲜明而透彻的。作家的关键问题是写得好不好，写得好，怎样的特征都不会妨碍他。作家用意境和情节人物之类完成的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概括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不读一些所谓的文评大论。我们理想中的文学评论最好是这样的：它尽可能不去概括和发掘什么大义，不做结论，而只是展现赏读的细致微妙的过程。因为结论是多么不易的事情，文学阅读中的大多数时候一有结论就是错的。可见作家正因为难以得出结论，才使用了几十万字甚至更多，还动用了比喻、暗示、景物描写等等复杂难言的方法，简直是使用了十八般武艺。为什么？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接近那些极难以表达的东西。既然如此艰难，那么动不动就要做出结论的文学批评也就危险了。它们通常会把作家苦心经营的东西给破坏和歪曲掉。他们这时候的无尽的论述与作品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与文学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我们看来，一个作家或文学研究者在文学作品面前不能陶醉于语言，在语言的魅力面前无动于衷，简直就是一种罪过。难道文学不是一种语言艺术吗？中国古代有一种“以诗论诗”的传统和经验，其良苦用心就是要极力抓住那些极易飘逝之物，要千方百计接近艺术的本质部分。没有“以诗论诗”的能力，就失去了进入的条件。
现在的学院式批评是让人痛苦不堪的。文学和这种批评纠缠在一起没有前途。这只是一种在内部自我繁衍的东西，它寄生于文学，却与文学毫无关系。这一类文章在批评和议论作品时，基本上不得要领，却常常花哨异常。他们一直致力于创造的所谓“体系”、可以传授的不无神秘的方法，讲白了都是文学的天敌。文学的理解和批评是在感动中进行的，更是在领悟中生发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学院式批评中，更多的是在进行一些人世间最无聊最不幸的工作：捏造和呓语。我们寄希望于新的学院，寄希望于学院内的一种新的反证，一种充满前途的生长。目前已现端倪。
那些学院式的捏造和呓语当然经历了长期的、有时甚至是极为严苛的训练过程。它们在表述上是严谨的，但也是冷酷的。它们在使用概念、推导方法，以至于词汇运用方面，都沿着一条僵死刻板的学术轨迹行进。冷漠，超然，生僻，只是与文学越来越无干系。它们不断地输出自己的理论和学术，并扰乱二十世纪以来创作界的先锋实验，背离文学，走向无聊和死亡。这种文学的研究和文学的实践由于没有血肉生命、最终并不进入活泼生动的生命世界。
与这种批评差不多、可称为孪生兄弟的是那些看似率性而随意的批评，一种与网络时代极为适应的朋克式话语游戏。这一类批评完全不再顾及基本的道德底线与学术规范，也没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见解和人生立场，只图一时的利欲达到或话语快感，一种姿态自赏和自慰仪式。他们重视采用中学生式的稚嫩而斑斓的辞藻，渴望“颠覆”，却完全没有起码的生活阅历和艺术感受能力。
无论如何，世上没有免费的早餐。文学的感受力是需要磨砺的，这甚至是一个不无痛苦的漫长过程。我们这样谈论文学与批评，最终还是为了反观什么才是作家的劳动，他们工作的真正独特性。
如果说我们的批评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么我们的一部分文学也同样如此。它们之间的共生性正在引起足够的重视。
“朴素”和“劳动”
我们经常谈到的“朴素”这个概念，在这里应该是简单明了的，它不该超出一般的意义，也不能附加独特的解释。写作中的朴素应该成为一个原则，这是因为所有的读者都不希望受骗，不希望花费宝贵的时间去与一个不诚实的人交谈。如果作者的一切文字都是有感而发，是真心实意的吐露，是真正的激动或愤怒，就会更有价值。
一个矫情卖弄的人不会写出朴素的文字。不同程度的卖弄会不同程度地引起反感。有的写作学曾专门研究怎样卖弄文字、以巧致胜，因为他们觉得外国有这样的大师。其实哪里会有这样的大师。那些在技艺上让人眼花缭乱者如果真的是大师，那么也必定是因为他的朴素的表达——那种非常的表达。艺术需要真实的感情，这是从来如此的。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有人才渐渐发现感情是个坏东西，真情也是个坏东西。他们说“零度”写作最好。可是零度从哪里来？真正的零度也需要从炽热的消耗和燃烧中来，这一点，那些研究制冷设备的专家没有一个不明白。
这儿的朴素往往还涉及到形式问题。任何形式贴近了作家的心情，都会显现它的朴素无华。我们不会使用上个世纪早期的语言，因为那得好好模仿，不够朴素；我们也不会刻意追求翻译语言，因为那是异域腔调，也不朴素。甚至有些新的词汇在一些作家那里也不会使用，因为它们太新鲜太时髦。总之任何不朴素的东西都需要离开一些，再离开一些。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我们实在没有发现一个现代作家、更不用说古代和十九世纪的作家，竟会有一个真正重要者优秀者会矫情卖弄。从道理上讲，矫情和卖弄是个别学生、个别尚处于学习阶段的人才偶尔感兴趣的东西。
至于说到“劳动”这个概念，那就更简单一些。将写作说成劳动，是很朴素的一种理解方式。劳动的过程即是创造的过程。有人愿把劳动与创造对立起来，认为劳动太平凡了。其实所有真正伟大的事物都大半发生在一种看似平凡的过程中。努力地写下去，认真执着，伏案，这都给人劳作的感受。
要把卓越的工作朴素化，只有这样才是实在的，才会有大性格的出现。我们往往不信任那些把自己的创作过程说得神乎其神的人，因为通常的写作不会是那样。我们看到有人被灵感弄得疯狂，就知道那是不对的。人在工作中有时兴奋一点、激动一点，都再正常不过，但仍然还不至于疯狂。还有人说自己的写作正在进行时，他已经完全不能控制书中的人物了，那些人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自由性和自主性让作者自己害怕、痛苦甚至是惶恐起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就觉得是夸张了。一个写作者完全不必害怕自己虚构的人物，这是稍有写作常识的人都能明白的。其实他说的不过是写作要贴近人物去进行，这是多么浅显的一个道理。
还有一些作家在写作时，至少看上去是刻板和平庸的。他们甚至每天像上下班一样进入工作，难道灵感是这样准时地到他家里去的吗？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骗我们，因为最后我们会明白，写作是没有灵感的，起码是没有通常所夸张和形容的那种“灵感”。人的脑子有时好使一点，有时不太好使，这都属于正常情况。这首先是与休息的状况有关。好使的时候也不必说成“灵感”。实际上越是守时工作的作家，越有可能是最好的作家，这一点我们不必怀疑。
忍住和回眸
苦难是人性中最不可超越的那一部分。苦难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简直就是天生如此。我们用宗教的乐观主义也好、用革命的乐观主义也好，都不能真正地战胜它和驱除它。苦难既然是天生的，人类的历史中就会充满苦难。我们人类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制造各种苦难，这是我们的老本行。人类最害怕的是遗忘，因为遗忘会使我们造成更大的、重复出现的痛苦——那时我们就会觉得分外划不来。可遗忘又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一个人怎么会做到不遗忘？因为生存的需要，对于痛苦的遗忘就尤其显得必要，对于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说，遗忘甚至应该优于一切。不然我们就会被可怕的记忆压迫得没法生活。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道理。可是如果仅仅如此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只能永远地、频繁地在苦难里辗转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就会成为一部辗转的历史。这就更可怕了。看来还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今天看，最可靠最划得来的做法，就是先忍住，然后回眸。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专注于记录历史也好。对于这一小部分人而言，他们的责任和职能既然如此，所以痛苦也是必然的，不能抱怨，因为抱怨也无济于事。我们的民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所有有出息的人类，都在这样做。也就是说，我们仍然需要对苦难的记忆和追究，仍然不能对其一概淡漠。我们只有拥有了自己的记录员和时代的秘书，才能避免遗忘。他们有时不免要向我们大声宣唱；当然，他们也不免会让我们觉得是一些不合时宜者。
可是人类永远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中是可笑复可悲的。穷人陪着富人过节、天天过节，对于穷人来说就是一种可怕的惩罚，穷人就会显得更加可怜。可是过节的欲望会让一部分人染上一种病毒，让他们上瘾，而根除和戒掉这种毒瘾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开关于往昔生活的一切记录。于是，最悲惨的一页来了，我们的心慢慢冷下来，右手就会悄悄地把为庆典准备的蜡烛撤掉。我们没法忘记那些情同手足的人的悲伤，他们的死亡。
让人感到十分悲凉无望的是，现代消费文化是如此彻底地改变和戕害了我们。一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竟然可以对刚刚逝去的往昔遗忘得那么彻底。他们厌烦历史和真实，蔑视父辈的痛苦，压根就不想知道母亲当年为什么洒下了成吨的泪水。这样的一代会是可靠的吗？我们永远不信。我们只能担心他们会制造更大的苦难，会用那双把电子游戏机玩得烂熟的手，把自己的同胞兄弟一次次推向苦难的深渊。我们甚至感到自己这一代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有一个不能推卸的责任，就是反复地不厌其烦地讲叙过去的一切。
“文革”可以不讲吗？三年自然灾害可以不讲吗？公社化运动可以不讲吗？这一切都与东方农民了不起的理想和巨大的浪漫连在一起，同时也是一段最可怕最痛苦的历史。我们无权遗忘。我们这一代人生来就是要讲叙的，生来就是要把活鲜的往昔而不是干巴巴的数字告诉给后来者。我们要细细地舒展历史的皱褶，无论这会引起多少人的不快。我们的心中和口中命定了只有一种故事。这正是我们贯穿在写作中的道德。
被忽略的阳光
文学的力量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变过。有人以为变了，那是一种错觉。文学作用于人的方式就是这样，能够被文学感动的人也就是这样。这些不好改变。一些微小的改变是存在的，但它可以忽略不计。人与文学的距离和关系好比人与太阳——每天被照耀却不太在意，每季每年都在远离或接近许多光年，却同样被忽略过去——因为太阳实在太大了。太阳也是有寿命的，但我们不必常常谈论它的死亡。因为太阳比起人来，其寿命还是长得无边。
在托尔斯泰和雨果的时代就有人发出预言，说文学马上就要死亡了，时代的发展注定了文学是要消亡的。他们为自己的担心搬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论说。关于这些，看看两位大师的文集就清楚了。他们当年的回答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对于这种推断的否定。现在看，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当年的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时间过了快要二百年，时代发生了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纳米技术和克隆都出现了，我们，更包括世界各国，还在一再地印刷他们二位的文集和全集，而且越印越漂亮、越印数量越大。看来文学仍然还没有死亡的征兆。
近来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高论，说总而言之文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必然要随着农业文明的消逝而消逝。我们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就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如果人是野蛮时代的产物，那么人随着野蛮时代的消逝也要必然消逝？用他们的逻辑看，今天的纳米技术、电脑火箭，更包括网络，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要随着工业文明的消逝而消逝——早晚要消逝。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它们全消逝了的那一天，文学还是要存在。为什么？因为惟有文学不是什么农业文明或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仅仅是生命的产物。生命还存在于这个不幸的世界上，生命还硬要赖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没有文学？
有人错把文学当成一种手艺了。他们以为文学也像修理石磨、锔锅等民间手艺一样，在今天终要绝迹。这真可笑。其实文学比一些人从心里恐惧的帝国的大厦还要长久不知多少倍。文学与我们生存所需要的水和空气阳光之类一样，是须臾不可分离而又常常忽略之物。
文学的作用不变，它被接受的程度和方式也没有变。人世间总是有一些心灵要由文学去护养。有时读的人多一些，有时读的人少一些，这都无大碍，也更无妨。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完全不必为一时的阅读人数和印刷量的增减而痛苦或过分欣喜。翻开俄国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自述就会读到这样的话：“那时，巴黎……诗——无人问津。”“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出版。只印三百册。批评界对它的评价尚好。”“1914年第二本诗集《念珠》问世。它的生存时间只有六周左右。”由此再想想托尔斯泰和雨果遇到的问题，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文学很难说什么时候就一定是风行于世的。它既非随着时间而上扬，也并非是一路走向下坡。文学的空间不是肉眼能够观测的。但即便是极小的空间，它妨碍了阿赫玛托娃成为杰出的诗人了吗？它妨碍了她的作品超越国界和时间、神秘地走向无边的遥远了吗？
文学走入人的心灵不是没有条件的。真正的文学是不会像香肠一样在人群中成束地传来递去的，如果出现例外，那也要有特殊的条件。真正理解文学的人，从来不会期望文学以非文学的方式被接受。像阿赫玛托娃所遇到的情况，应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她当时没有感到文学要灭亡，也没有感到文学的力量在减弱。因为她大概从未想到让文学一夜之间或两夜之间会改变生活中的什么。文学不是机枪，也不是法律条款。
思想的立足点
人要有立足点。思想的立足点当然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世界观的作家是不能成立的，他顶多是精神和思想海洋里的一个浮游生物，大概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前多次提到作家的持重，他的起码的自尊和矜持，还有他的“不慌”。作家真的应该是一些有老主意的人，他们面对一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能够思考，能够多方面地去看问题。本来是挺好的人，挺有见解的人，一慌就全完了。
记得大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比我大许多的作家从北京出差回来，到我这里玩。当时正赶上吃午饭。他坐在饭桌旁沉默许久，然后突然说了一句：“到了信息时代了。”那时候不是现在，“信息”这个词极少有人知道和使用。所以我听得非常认真。我发现他说过这句话之后又沉默了，而且脸色苍白。我最终冷静了一下，觉得他说的事情虽然新鲜却还遥远，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惊慌的，因为起码看起来周围的一切还是照旧，我们大概还有时间应付。所以我劝他还是先吃了饭再说。他默默不语。
时过二十年了，我仍然能记得他那个中午的惶恐。二十多年过去，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基本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有了几样新的工具，比如写作用的电脑；还有了互联网等。但这些变化都是小的方面。它们虽然使我们方便了一些，但也增添了新的麻烦。还是大致未变的多，比如我们的街道仍然脏乱不堪，生活仍然是那样艰难。可见一点新技术用到一些地方并不难，难的是我们的生活究竟在实际上改变了什么？看来任何时候都要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一个作家遇到一点小事情，比如一点小利益小恩惠就冲动得不得了，有的甚至捶胸顿足，感激得号啕，你还能指望他写出什么有内容的东西。
一个知识分子，比如一个作家，如果能做到见了机器不慌也并不容易。在这个技术主义盛行的时期，要做到这个并不容易。相反，我们倒要特别注重思想的力量，注重研究新的技术与商业扩张之间的关系。疾速发展的技术与人的徘徊不前、不断倒退的伦理水准，是我们这个世界充满危险的根本原因。作家如果是一个怎么都行、得过且过的物质主义者，一个跟着消费主义的花车吵吵嚷嚷的角色，那将是非常悲哀可笑的。
一个在新的技术、新的观念之间踉踉跄跄的人，一个不断被所谓的新思潮新手法所鼓舞的人，一个在思想上反复改变和尝试的人，既不可信也不重要。这样的写作是不会有什么力量的。我们重视的是那些足踏大地的人，因为这一部分人才能够发力，能够投掷。他们有立场，有方向，因而才是可信的。他们并不慌张乱跑，起码可以让我们在抬头寻找的时候，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们从历史中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我们知道科学和文学不是这一部分专家的专利。在一些时期里，科学家们背叛科学可以成为时髦，作家们背叛文学也可以成为时髦。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用自己一生的工作去做出反抗：抗议平庸生活和平庸环境染指艺术。我们也不必在现代艺术的冲击下头昏脑胀，更不必慌乱。早在音乐家瓦格纳的时代，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就曾尖锐地指出：现代艺术是商业神的博学的奴仆；艺术的真正敌人是商业神。他的结论在今天来看，真是一点都没有错。
（此文根据上海大学王光东教授的采访整理）
张炜，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张炜文库》（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