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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病逝
       2002年11月24日，美国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 (John Rawls)因心脏衰竭病逝，享年八十一岁。
       台湾学者钱永祥撰文点评了罗尔斯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钱文说：罗尔斯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也是继穆勒之后自由主义的又一高峰。在1970年代，他一手重振式微了多年的政治哲学传统，也为面对着左右两极攻势的自由主义传统，重新建立理论与政治的自信。经过他的努力，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正在蓬勃、多元地发展。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特色，莫过于他对于“公平”意义下的“正义”这项政治价值的强调。此前的政治哲学，往往局部强调自由、平等、幸福、效率等某一项价值。罗尔斯独排众议，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乃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正因为公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所以剥夺个人自由、歧视他人、以多数为名迫害少数、或者坐视个人之间的命运差距，都违反了正义，为自由主义所不能容忍。他强调：“在正义的社会里，来自正义的各种权利，不容政治的交易或者社会利益的计算来影响。”这套政治哲学，承继了西方启蒙政治传统的关键成份，又能因应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挑战，同时肯定了自由与平等两项基本政治理想。这项规模宏伟而细节繁复的工作能够完成，可以说是罗尔斯划时代的贡献。
       钱文指出：今天，罗尔斯的所有成书著作，都已经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不过，他的影响不算显著。大陆不少知识分子认为，宁可取法哈耶克、诺齐克的放任自由主义，对于罗尔斯强调平等、正义的左派自由主义，多少仍不够信任。 中文世界对于自由、民主等价值虽然推崇有加，可是对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如何优先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对于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如何界定，对于在自由竞争中如何维持公平等等问题，还缺乏深刻的感受。罗尔斯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让自由而平等的个人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社会合作？”晚年的罗尔斯，格外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公共讨论中的责任。如果知识分子在民主的价值与原则问题上，不能坚持立场，设法证明正义的体制是可能的、证明政治关系不必从属于权力与压迫，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另寻他路。他举德国魏玛共和国为例，这条出路，最后就是希特勒的上台。
       （刘云）
       拉美左派能走多远
       在1998年12月的委内瑞拉大选中，行伍出身的左翼政治家查韦斯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竞选纲领，最终获得了56％的选票，当选总统。最近，蓝领工人出身的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同样以左翼政治家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赢得了大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洲的右派势力在上升，拉美的左派势力却有东山再起之势。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左翼力量在拉美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一些左派政党在议会和政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拉美左翼力量的兴起与该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政党政治的不断发展密切相关。一些左翼人士甚至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中包括主张与世界经济“脱钩”的“依附论”以及主张用武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游击中心论”。事实上，即便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军政府的残酷迫害，左翼力量仍然能在拉美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冷战的消失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短暂挫折，使拉美的左翼力量陷入了低潮。许多人或退出左派党，或放弃原来的政治主张后转向右派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系列内外因素为拉美左翼力量重振雄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首先，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出现的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和社会发展倒退这种负面“示范效应”，使拉美的许多左翼人士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和拉美的最佳选择。其次，“第三条道路 ”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为拉美左翼力量探索自己的前途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在它的影响下，由左翼政党和进步力量发起并参加的“圣保罗论坛”甚至提出了拉美国家应该进行“人民的革命”、“进步的革命”和“民主的革命”的主张。第三，拉美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增强，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地位下降。这些问题使拉美的左翼力量认识到，拉美人不能听凭新自由主义的摆布，必须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因此，查韦斯和卢拉的上台，无疑向世人表明，拉美左翼力量敢于向新自由主义说“不”！
       不过，必须注意到，拉美毕竟是美国的“后院”，因此美国绝对不会允许拉美国家的左翼力量接二连三地掌握政权。想当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为抵御所谓“共产主义影响”在拉美扩散而实施了“争取进步联盟”。尽管这一经济援助计划并没有彻底奏效，但它毕竟使拉美的许多右翼政权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可以预料，卢拉的胜利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调整其拉美政策，加快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用经济手段来拉拢拉美国家。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拉美政治舞台上，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已不复存在。无数事实表明，拉美的左翼力量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在委内瑞拉，经过2002年4月的政变事件后，查韦斯已对其政策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卢拉在其竞选活动的后期也不时调整其竞选纲领。他在多次场合说，他上台后不会改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巴西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江时学）
       制度建设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学者王绍光2002年10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法拉盛图书馆的演讲中认为制度建设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王绍光认为：谈稳定性是有个谁的稳定和对谁有利的问题。不过，通过有些制度和利益的调整，可以改善稳定性的利益影响范围，使更多的人能享受稳定中发展所创造的利益。其次，稳定与不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和可以转变的，这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容易把握。而且，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位置，对局势和人心会有不同的感受，因而有不同的判断。今年是我们北大同学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我们有不少同班同学聚会。我发现话题转到对形势看法时，人们的看法非常不同。大部分同学认为形势很好。他们本人收入和地位不错；对国家未来深具信心，豪情满怀，大有超英赶美的劲头。但另外也有一些同学认为形势不好，他们往往来自基层法院，列举许多严重问题，对国家前景充满忧虑。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对农民处境的忧虑。吕晓波最近有项研究表明，其实农民处境随地域分布有很大差距。东部农民处境不错。西部农民由于国家转移支付也还可以。主要问题是中部省份。不应太笼统说农民问题。
       王绍光说：我观察稳定性问题的角度是从影响人民生活和不满的问题以及政府可能的对策。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现状和问题，还取决于政府的因应对策。我对稳定问题有六个判断，构成我的看法。
       第一个判断，国家总体形势估计可以说是稳定，改革开放二十年，国家形势确实有很大进步，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好几番。尤其是最近几年增长稳定，起伏不大，说明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已对发展经济和宏观调控具有相当的能力。另外，贫困人口显著下降。这样的成就或许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第二个判断，中国还有许多严重问题。中国在发展成就背后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直接影响人们生活和信心的主要有四项。一是中部农民收入下降，主要因为负担过重。二是城市下岗工人生活困难，因为结构调整在短短五年里减少了几千万工作机会。三是腐败严重。四是分配不公。
       第三个判断，中国的问题虽然有特殊性，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在同等发展阶段又有其共同性。快速经济发展伴随急剧的社会转型。在如此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出现一些问颢是正常的，不出现问题才是怪事。仔细分析产生上述四个问题的原因，可以得出结论：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加以解决。
       一是中部农民负担过重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要求农村政府负担本地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费用。这在东部地区的农村也许不是问题，因为那里工商税已占税收主体，我很少看到报道东部地区的农民税收过重。西部农村很多地方有各级政府的补贴。问题是中部农村，那里的税收仍然以农业税为主，收入因此不多。但公共服务开销很大，例如教育，占中部农村很多地方政府开支的70％左右。正税收入不足，于是向农户强加苛捐杂税，因此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这个问题决不是靠制止干部吃喝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加以解决。
       二是下岗工人多与发展战略中的问题有关。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过于注重企业层面的微观效率，想通过减员来增效；但某些研究表明，减员并不增效。二是近年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越来越低，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变成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中国的国情是劳力供给充裕，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政府已经发现问题，要求以后上马工程项目必须有就业评估。第三，失业痛苦也与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有关；这也许是本届政府最大的问题。现在，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正在加强社会保障系统建设。
       三是腐败主要是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计划经济时代，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不大；另外，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对官员腐败有阻碍和威慑作用。改革开放使政府经手资金大大增加，而不搞运动的承诺使他们有恃无恐。过去二十年治理腐败的着眼点往往放在“反”腐败上，但如果制度性漏洞很多，腐败的收益巨大，贪官污吏仍然会前赴后继奔赴断头台。要治理腐败，必须把重点放到“防”腐败上，通过制度建设，堵塞腐败的机会，如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权限等改革，从源头上减少腐败机会。
       四是社会分配不公可以通过政府增加所得税、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解决。目前中国所得税占税收比例很低，只有0.5％不到。发展中国家一般是4—5％，发达国家是20％左右。这表明，中国还有很大潜力。如果将所得税提高到GDP的4％，中国财政可以增收约2至3千亿，那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第四个判断，目前中国已经有改善迹象。如农村费改税试验；就业工作会议规定，要求以后上项目必须有就业评估；政府进一步完善低保系统，即使收入低于一定水准的人能有补贴；政府改革行政审批手续和完善财政预算体制，减少腐败；政府开始抓富人交纳所得税问题。
       第五个判断，政府坚持目前努力方向，加大力度，就可以解决这些引起民众极度不满的问题。有政策和制定调整空间，也已有解决问题动向。
       第六个判断，小乱有助于解决问题。这与许多人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小乱不好。我的理由是，小乱可以让人们出气，释放不满能量，以防积累至大乱才爆发；小乱还可以使政府学会如何与抗议民众打交道，不过度反应，而是通过必要调整处理这些问题，平息民愤，化解危机；小乱还可以暴露问题，增加压力使政府及时有效解决问题。因此，小乱不一定是大乱的征兆，也不必然导致大乱。相反，小乱可能是“散热器”和“减压器”。
       （许佳）
       
       笔部队：日本侵华的一支特殊部队
       七七事变以后，为了配合对华全面侵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把文学完全纳入了侵华战争的轨道。
       1937年8月底，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授意下，各主要杂志社，如《中央公论》、《文艺春秋》、《改造》、《主妇之友》等，向中国战场派出了吉屋信子、林房雄、尾崎士郎、岸田国士、三好达治、立野信之、石川达三等一批作家。一时间，他们写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之类的文字充斥杂志报端。当时这些初期的“从军作家”，还没有被宣传媒体称为“笔部队”，但其性质和后来由军部直接插手组织的所谓“笔部队”并无本质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初期的“笔部队”。这些作家其主观动机是“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士兵作家”火野苇平的小说《麦与士兵》当时成为畅销书，发行逾百万册，极大地煽动了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为军部所激赏。日本军部和政府由是直接出面组织派遣了所谓“笔部队”。
       入选“笔部队”的作家们在报刊上谈感想，说抱负，表忠心，大出风头。他们从军部领到了高额津贴，以及军服、军刀、手枪、皮裹腿等，俨然一批出征的将军。临行前，日本政府、军部和媒体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然后分“海军班”和“陆军班”两路，乘飞机前往中国战场。
       第一批“笔部队”被派往中国的时候，正值武汉会战高潮。赴武汉前线的海军班的一行作家，包括菊池宽、吉川英治、佐藤春夫、浜本浩、小岛政二郎、北村小松、吉屋信子、杉山平助等。他们先飞到上海，访问日本陆战队本部，然后从南京溯长江而上，到达武汉会战前线。属于陆军班的“笔部队”作家，有的先到南京，有的经杭州、苏州到达南京，有的随军去大别山区。他们在中国一般只呆一两个月，即回国制作“从军记”之类的“战争文学”。
       第一批“笔部队”回国以后，军部政府又组织了第二批，此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一批批的“笔部队”开往中国，到日战区和前线采访，成为日本的正规部队之外的一支以“笔”为武器的特殊“部队”。
       到1938年底，头几批“笔部队”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国，许多报刊杂志纷纷召集“笔部队”作家座谈，争先恐后地刊登“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报告文学，诗歌、小说等。侵华文学一时甚嚣尘上。“笔部队”成员的作品，都从不同侧面贯彻了日本军部交给他们的使命。当时，在日本军部交给参加武汉会战的“笔部队”成员的“行动表”上，明确写道：目的——主要向国民报道武汉攻克战中，陆军部队的英勇奋战和劳苦的实况，同时，报道占领区内建设的情况，使国民奋起，以促使对华问题的根本解决。
       有关“笔部队”作家的这一不光彩的历史，在战后日本的各种文学史类的著作中，或被轻描淡写，或被有意抹杀了。而在我国近年发表的一些介绍日本文学的文章或著作中，对曾是“笔部队”成员作家的那些丑恶行径也忽略不计了。
       （李乔）
       让先锋回到精神
       洪治纲在《花城》2002年第6期上发表了题目为《先锋：自由的迷津》的文章，列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六大障碍：虚浮的思想根基、孱弱的独立意识、匮乏的想象能力、形式功能的退化、市场化的物质屏障、先锋批评的滞后。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小说之所以难如人意，很大程度上正是这六大障碍联手狙击的结果。
       洪文发出了让先锋回到精神的呼吁：先锋就是自由，就是逃避圭臬。但是，这种自由又决非为所欲为。它不能逃离写作作为人类精神显现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不能逃离文学对人类生命本质及其存在真相的探索目标，更不能逃离以语言的方式重构某种审美理想。
       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多重障碍之中，最为突出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先锋作家普遍缺乏应有的精神深度和思想力度，显露出相当虚浮的思想根基，并导致很多作品在审美意蕴的开拓上始终徘徊不前，无法获得常人所难以企及的种种精神深度。
       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属于先锋，关键就是要审度他的精神内核中是否存在着与现实价值体系保持着对抗的姿态，检视他的审美发现是否带有超前性，是否对社会、历史、生命和自然有着更深更远的认知，是否在存在的境域中具有顽强的开拓性。这才是先锋文学的本质。真正的先锋应该是一种精神的先锋，它体现的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是一种与主流意识格格不入的灵魂漫游者。先锋作家只有在精神内部具备了与众不同的、拥有绝对超前的先锋禀赋，拥有了对人类存在境遇的独特感受和发现，才有可能去寻找、探求新的话语表达方式，才有可能去颠覆既有的、不适合自己艺术表达的文本范式，才有可能去自觉地进行话语形式的革命。
       然而，回首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的发展，我们却发现，尽管也有少数先锋作家在不断逃避公众的聚焦热点，以相当冷静的成熟心态，试图营建自身丰实的精神内核。但是，由于社会体制的快速转型以及后现代主义消解逻辑的影响，大多数先锋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对自我精神的强力培植，忽略了对人性以及存在本质的更为尖锐的追问。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一些小说在形式上看似具有某种先锋特征，但是如果真正地深入到文本之中，却难以读到某种深邃而独到的审美意蕴，无法看到创作主体内心精神的超前性。
       焦灼式的叙事重复，泛自由主义的冲动，使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先锋小说很难在真正意义上回到精神之中，回到对存在的质疑与拷问之中，回到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怀之中。
       让先锋回到精神，就是要先锋作家重新确立自己的精神维度，重新省察自己的精神力量，重新开掘自己对勘探存在的潜在能力，弘扬自身的自由秉性。先锋文学之所以反对任何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和各种强制性的秩序，对抗一切世俗的、外在的物质化意识形态，拒绝一切固有的传统生存方式，就是因为它们制约了作家自我的心灵漫游，规囿了作家对存在领域的深度开发，压制了作家自身精神人格的迸射。先锋不希望任何思维程式凌驾于它之上，当然也不可能将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它体现的深远意义就是为人类灵魂的自由而战，这是它反抗的目的，也是它可贵的勇气。对于一个真正的先锋作家而言，他的孤独就在于它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不可能赢得公众的普遍喧哗，他只能以个体本位论的方式独守自己的心灵空间，以想象和虚构的方式来记录他在茫茫的精神原野上的漫步所得，来表达他在无拘无束的精神之地所作的发现。
       人们之所以造成形式上的错觉，常常将先锋认定为那些在文本形式上不断翻新的作品,将一些暗中为话语形式绞尽脑汁而故弄玄虚的作家套上“先锋作家”的桂冠，就在于曲解了先锋的本质内涵，忽视了对先锋精神的关注。九十年代以来的先锋作家缺少的并不是反叛的激情和勇气，而是思想——一种强大的、超前的、具有丰厚人文内涵的、同时又吸纳了各种现代社科研究成果的精神素养。正是这种精神素养的缺失，致使九十年代以来的很多先锋小说在审美内涵上总是显得有些苍白无力，鲜有惊人的思想发现。
       （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