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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年头的尾声，但是，墨西哥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下的一句话如闪电般反复在我脑海出现：“在当代，人们甚至没有察觉到让一时得势的帝国主义处理涉及人类命运的问题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
       我很想续写一句，在当代，人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让上个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提醒成长了七八十年的人类良知，这里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
       与这句幽灵般的警语同时困扰我的，是这样的一个场面：十九世纪中叶，一个自诩“不朽的长枪党人”的美国田纳西州奴隶主威廉·沃克在入侵尼加拉瓜、充当该国总统并在该国恢复奴隶制后，回国时受到民族英雄般的欢迎。众议院有一个名叫齐普曼的人在议会上高呼：“现在已经到了星条旗在作为北方国家的一个新州的尼加拉瓜上空飘扬的时侯了！”他说这些话的时侯，众议院全体人员热烈鼓掌。
       多么熟悉的历史性场面，在智力发达、灵魂退化的二十一世纪又一次重演！当那个得势的政客用牛仔式的腔调和手势宣布侵略有理时，博得了一阵阵热烈欢呼和一片片小旗的舞动。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迎来了弹丸岛国古巴奉献给人类的卓越思想家何塞·马蒂（José Martí）一百五十周年诞辰。
       十九世纪初，大多数拉美国家摆脱了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古巴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取得独立。1853年1月28日何塞·马蒂生于哈瓦那。1869年，十六岁的马蒂由于参加争取独立的革命活动被捕，流亡国外。1895年，革命再次爆发，马蒂为领导人之一。同年4月，马蒂返回古巴，5月牺牲在战场上。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古巴独立于西班牙，同时被美国军事占领，直至1902年取得名义上的独立，而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作为美—西战争的牺牲品被割让给美国。
       几乎在同一个历史时刻，马蒂参与降下第一次独立战争（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帷幕并拉开“第二次独立战争”（指反对美国的帝国野心）的序幕。在拉丁美洲还没有完成政治独立的任务时，马蒂已经预见了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在老殖民主义还没有退场时，马蒂已经看到了新生帝国主义的阴影。他奔走、呼吁、宣传、告诫。后来，拉美大陆的人民称他——使徒何塞·马蒂（比喻来自为宣讲福音奔走的耶稣的门徒）。
       马蒂的一生及其思想丰富多彩，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时刻，对马蒂最有力的纪念应该回溯他明确的反帝立场和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反殖反帝传统中，何塞·马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战士和警世导师。
       帝国主义，这个如利润欲一样不可控制的人类癌症，从它的第一次殖民主义尝试起，经历了漫长的衍变过程。但是，与帝国主义的发展同时存在的，是几个世纪以来远远没有取胜、但更没有泯灭的人类良知和斗争。在与前者的较量中，后者孕育了更有生命力的种子。
       仅以拉丁美洲的历史为例。
       十五世纪，西班牙成为第一个殖民主义宗主国，在美洲大陆上大规模推行殖民主义，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西班牙的殖民过程中，曾有过关于殖民战争是否有理的大规模论战。那是围绕帝国主义理论的第一次正式交锋。
       由于许多宗教人士的人道主义呼声，西班牙王室在1550年和1551年于西班牙本土的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了两次大型辩论会。这两次古典式的辩论直指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世界上有没有劣等民族？先进民族有没有理由对落后民族开战并奴役他们？这种性质的论战在西方殖民史上是仅有的一次。辩论的一方是长期在美洲传教的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另一方是西班牙本土宫廷神父兼国王的编年史官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维达（Juán Ginés de Sepúlveda）。
       塞普尔维达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奴隶制等级理论，认为：“让这样的人（指被发现的‘野蛮人’——本文著者）服从君王和更文明的、更人道的国家的统治，这种做法从来都是正确的，从来都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如果他们反抗这种统治，就可以用武器对付他们，这样的战争根据法律规定是正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战争似乎是自然的产物，因为狩猎艺术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可以使用这种艺术对付野兽，也可以使用它对付那些生来为奴却逃避奴役制的人——因此这种战争是天然合法的。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而拉斯卡萨斯认为，一切民族都是由神圣的人组成的；印第安人的首领是美洲的天然主人，西班牙国王只有在传播基督教、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有权提出政治管理的问题；双方应该在自愿的前提下签署政治协议，明确规定各自的职权，然后庄重宣誓遵守协议。实际上这是在十八世纪才得到确认的公民表决权主张。支持拉斯卡萨斯等宗教人士的还有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知识分子群体——萨拉曼卡学派。
       五百年之后的今天，奴隶制理论已经被人类唾弃，而拉斯卡萨斯和萨拉曼卡学派的丰富思想至今被人们反复回味。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独立不久的新生美国，忘却了包括拉美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志愿者的支援，不仅不支持拉美人民争取自由的同样性质的斗争，反而为私利阻碍这一斗争，盘算着如何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肥美的土地和资源。拉丁美洲独立之父“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最早觉察到美国所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并英明预言：“美国看来注定要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传播苦难。”
       后人经常拿玻利瓦尔的代表作《牙买加信札》与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描写新生美国的一段话作比较，从中体味人道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想的原初差别。玻利瓦尔在信中写道：“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拥有被辽阔的海洋包围着的一方天地，这个偏远的世界尽管在管理社会方面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传统，但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是全新的……我们仍是一个酝酿之中的族类……随着世纪的推移，也许将由此出现一个逐渐覆盖全世界的、兄弟般友爱的新民族……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有幸在那里建立一个包括各个共和国、王国、帝国在内的大型的代表会议机构，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共同商讨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最高利益。这样的机构将在我们后代所遭遇的某个幸运时代出现……”
       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语如下：
       “大自然和宽阔的海洋把我们与来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毁灭性的混乱隔绝开，我们所拥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蚀，我们崇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将一切祝福赐于我们，向我们证明它为人在尘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拥有如此多的祝福，我们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幸福的民族呢？”
       这种自视上帝选民的排他意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发展成“天定命运”的理论及大肆扩张领土的行动，其经济背景是美国国内的经济恐慌。十九世纪末，“边疆学说”出笼，其背景是疯狂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边疆学说”使些微带有宗教气息的“天定命运”更加理论化。从此，美国的边疆变成了“活动边疆”，可以向世界的任何地方推进。“边疆学说”一开始就得到美国史学界的广泛赞同，并深得本国统治阶层的青睐，迅速成为主流文化。
       马蒂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不但看到了“自由女神”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冷眼旁观，也看到了在女神的双翼下美国对墨西哥一半国土的侵吞、对尼加拉瓜的占领、购买古巴岛的企图、利用“太平洋战争”干预南美洲事务的野心和对巴拿马运河的插手。但是，拉美大陆的人民还没有获得清醒的意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古巴的某些利益集团甚至希望祖国在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并入美国。
       马蒂果断宣布：“对西班牙美洲来说，已经到了宣布第二次独立的时候了。”马蒂为此大量著述，苦心告诫。
       首先是揭露美国的本质。正如他反复在文章、演讲中所言：“我们的美洲必须知道美国的真相。”为了在美国的古巴侨民中组织独立运动，马蒂侨居美国十二年，他利用这一特殊经历和自己在拉美人民中的声誉告诉人民：“我曾生活在恶魔的心脏，因此熟知他的五脏六腑。我手中擎着大卫的投石器。”如今，这已是一句在拉美大陆脍炙人口的名言。
       更重要的是思考。马蒂在文章中反复提到研究和思考的重要性。
       他教诲人民：“思考就是贡献”。
       马蒂从美国建国之初的历史研究这个国家的帝国野心起源。美国的独立和自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美国人“无情地在他们的奴隶的背上签署自己自由的文书”，“北美，甚至在慷慨的青春时期，也从未有过那种人道的、推己及人的自由”，“这是一个从根子上贪婪的国家”。
       对外推行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内部绝不可能是一个正义平等的社会。马蒂大量著文分析美国国内的矛盾，指出在这个国家里，“人类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复杂化了”，“自独立以来，美国人的特征是走下坡路”。马蒂的《芝加哥的社会斗争》、《纽约即景：报童》等杂文都是针对美国国内问题。
       更大量的，是马蒂对美国一系列对外政策的剖析。1889年美国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泛美会议，这是一次目的在于取代欧洲老殖民主义进而独霸美洲的阴险会议。马蒂自始至终忧心忡忡，撰写长文《华盛顿的国际大会》，逐条分析各项内容对拉丁美洲的侵犯和潜在的巨大危险。会议结束后，马蒂因殚精竭虑而病倒，在养病的山上写下了后日被拉美人民当作了歌词的《朴素的诗》。在《美洲各共和国货币会议》一文中，诗人、哲学家出身的马蒂精辟地分析了买主和卖主间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在帝国主义的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代，马蒂果敢地指出，北部美洲把铁路、贷款、贸易这些“毒素”带到拉美国家来，就像当年的殖民者把十字架带到美洲来一样，目的在于奴役。马蒂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对人民的教诲：“凡是在自己的心中感受着祖国的痛苦的人，凡是警惕着、提防着的人，就必须查问。”
       马蒂尖锐地揭示了“另一个美洲”的帝国野心，告诫人们，“在这块大陆上，居住着两个天性与志向都不同的民族”，并且用热烈的语言赞美了“我们的美洲”，教给了人民与帝国主义抗衡的思想武器。马蒂一边严肃地告诫人民，一边热情地唤起人民的自尊和自信：拉丁美洲迟早需要和北部美洲建立正常的关系，否则是不理智的；但是这种关系的前提是在强国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尊严、信心、勇气和才能；先有力量，然后有平等，有了平等，才有关系。马蒂留下了《我们的美洲》、《美洲，我们的母亲》等一批流畅、激越的经典散文，它们在当时曾给了人们极大鼓舞，影响经久不衰。
       马蒂留下的另一份重要遗产是被压迫者的广阔的人道主义情怀。反对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立场，它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帝国主义无视的，故意回避的正是这种没有双重标准的、普遍的人道主义。穷国、穷人对屈辱的体验帮助他们战胜仇恨和狭隘。他们向往善良、美好，他们要恢复的是全面意义上的人道主义。马蒂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马蒂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心目中的“祖国就是人类，就是我们就近看到的、并在其中诞生的那部分人类”。马蒂对美国人民不存偏见。他客观地肯定他们的勤劳和牺牲精神，热情歌颂爱默森、惠特曼等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马蒂的祖国古巴是一个人种混杂程度很高的国家，马蒂一边提醒人民警惕富国对穷国的欺侮，一边教育人民克服各种种族主义偏见。他告诫人民，不存在种族仇恨，因为并不存在种族，“只要说人，就等于说出了所有的权力”。
       马蒂的解放事业绝不仅限于古巴。他本来可以只关心古巴的解放，但是他急切希望波多黎各能一起获得解放。他希望在安的列斯群岛筑起一道屏障，挡住美国向整个拉丁美洲的扩张。在1895年写给朋友的信中，马蒂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古巴战斗的意义。他说。“自由的安的列斯群岛将挽救我们美洲的独立，也将挽救讲英语的美洲的不实在的、大打折扣的荣誉，并将维持世界的平衡。”马蒂想通过古巴挽救整个拉美，挽救美国本身，并挽救世界。
       晚于何塞·马蒂一代，有两位跨世纪的拉丁美洲著名思想家，他们碰巧像马蒂一样，都叫何塞：乌拉圭的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1871—1917）和墨西哥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1—1959）。那是一个美国不仅作为经济、军事帝国，而且作为文化帝国威胁拉丁美洲的年代，因此以这两位思想家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更多地是在文化阵地上抨击支持帝国主义“成功”现实的实用主义思潮。两人分别留下了传世的佳篇《爱丽儿》和《宇宙种族》。
       爱丽儿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的一个角色，罗多用爱丽儿来代表他心目中的精神、理性、感情，用以抗衡剧中的另一个角色凯列班所代表的性欲、非理性和愚蠢。罗多在《爱丽尔》中写道：“如果说实用主义是代表英国精神的一个词汇，那么我们可以把美国看成‘实际’这个词的具体体现……‘万物之始，是行动’，这个强大共和国的一位未来的史学家可以用《浮士德》里的这个名句为他们的民族现实写一部未完成的《启示录》……他们的代表人物叫作‘我要’，就像尼采的‘超人’……关于美和真的理想都不会激起这些严谨的清教徒们的热情。”
       罗多给那些盲目崇拜美国文化的同代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崇美派”。他提醒人们抵御这种崇美倾向。他说，我们敬佩这个制造了经济奇迹的文化，但我们不爱这种文化，美国骄横的暴富阶级使人回想起罗马帝国的衰落。
       在《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这篇重要杂文里，巴斯孔塞洛斯痛快淋漓地抨击了以培根、斯宾塞、杜威、沃森等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社会性哲学、实用主义哲学以及它们的文化根源——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指出：“有些行为本身毫无规律可循，却靠着成功造成的暂时迷惑产生了神圣性。……这个民族在物质领域取得了胜利之后，就开始试图普及他们的意识形态。”
       更为有意义的是，巴斯孔塞洛斯用生动的说理描述了一种“被压迫者”、“暂时的失败者”的哲学。巴斯孔塞洛斯的文章里还有一句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有意义的话：
       “暂时的失败者常常能更好地解决思辨领域里的问题。”“居于胜利者地位的民族，它们的伦理总是局限于本民族范围，并排斥战败民族，这是一种会招致报复和灾难的下等伦理。与前者相反，一个战败的民族，如果它不完全是次人类附庸，如果它还称得上是个民族，那么它就会在精神上战胜暂时的不幸，并提出终结思想，即一种非民族化的精神，这种精神所包含的超越失败、超越暂时成功的形而上学，将使它具有世界性。”
       巴斯孔塞洛斯的名篇《宇宙种族》批判了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白人种族主义，以乌托邦式的预言提出，作为殖民主义过程的孪生对立面，将会有一个融各民族血液的、大同的“宇宙种族”问世。
       当代墨西哥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Leopoldo Zea）几十年来深刻分析了美国统治集团扩张主义政策的连贯性和它的文化渊源——从英国的清教岛国意识、十九世纪出笼的“天定命运”论到今天的世界领袖思想。美国独立之父们提出了自由和独立的价值观念，但美国资产阶级把这些价值观念当成了私有财产。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纪念美国革命的演讲中曾说：“可惜，自由浪潮在二十世纪遭到了另一个价值观——平等——的阻碍。”在他们看来，自由的旗帜与社会正义是不相容的。“9·11”事件之后，塞亚发表文章，在新的背景下阐述他多年来坚持的理论：美国新教白人文化的“天定命运”排他思想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塞亚在同一文章里还以明确的措辞提出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同一文化思想。
       历史就这样走到了今天。如今是个帝国主义赤膊上阵的时代，无须借口，不用联盟。玻利瓦尔期盼的共同商讨和平与战争最高利益的国际机构，眼下是个大国摆弄棋子的场所，它们握着手中的牌，深思熟虑，掂量筹码，等待时机，或者赤裸裸地押给屠杀。
       并不是没有抗衡的声音。它们或来自一个被封锁中的小国，或来自一个战乱中的诗人，或来自街头的呐喊，或来自信息海洋中的一个网页，或者干脆是寄托未来的待发表文字。然而，它们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不掌握当量可观的垄断性媒体。
       人们会在这样的时刻怀念那些逝去了的大国伟人，也会怀念那些出生于小国的斗士和思想巨人，如胡志明，如故乡仍是法国海外省的马提尼克的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他曾写下不朽的《大地上的罪人》，如我们正在纪念的何塞·马蒂。
       引文选自《拉丁美洲散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何塞·马蒂文选：长笛与利剑》（云南人民出版社）等。
       索飒，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