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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初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对农村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媒体上大都称为“人口流动”）现象做一些小规模的实地调查。一开始我试图要了解的是：究竟农民外出在多大程度上减缓了人多地少这个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难题？或者，它是不是也可能带来农村社会的老龄化？甚至它是否可能给农村的医疗与教育、家庭与邻里关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等等带来影响？
       今天中国已经有很多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了，但是这样来提问题的似乎还是少数。但愿，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阶段。这个后来被证明是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一开始就是从农村开始的；特别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农民们自己搞起来的，后来被称作“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安徽、四川等地的中小型农村社区的干部群众背着上级偷偷搞的。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带来了他们丰收中的实惠，用农民自己的说法，是“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广大农村地区，多少年来农民没有如此兴高采烈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种田积极性几年下来开始逐渐降温，同时大部分产粮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速明显减退。（1） 另一方面，虽然已经开始逐步实行身份证制度，户口管制不那么严格了，但是对农民来说，出门在外还是很不容易，到城里的餐馆吃个饭也要地方粮票。他们就地就近搞起了乡镇企业，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1970年代末，一开始是江南等地的农民在原来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自找门路、自筹资金，搞起了规模很小的生产/加工作坊，后来越搞越大，形成了有规模的乡镇企业。单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角度看，1980年代的主要年份中，它们几乎以近千万人/年的速度飞快发展。（2） 乡镇企业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被认为是能够体现中国特色道路的一个实践范例。但是，乡镇企业也有很高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遗憾的是，这些代价在许多年以后也没有被我们意识到。
       1992年，邓小平做了大概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巡视中国南方，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也许可以说，邓的南巡讲话是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分水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从南到北，一风吹来，举国上下，闻风而动。从东南沿海到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到处都开始搞开发、上项目，建筑工程遍地开花。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民还是第一次有了如此大规模进城寻求干粗活的机会。也正是在这次南巡讲话后不久，实行了多年的粮票制度在无声无息中取消了。身份证的实行和粮票的取消，两者皆具有制度变革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愿意，年轻农民们只要有点现金，再凭着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跑到城镇里来干它一阵了。这个静悄悄的“革命”，也是很久以来几乎没有被我们这些被叫作“学者”的人意识到的。
       那个时候，办乡镇企业也好，外出务工也好，主要原因还是农民在大包干和后来的分田到户以后，剩余劳力一下子凸现或外显出来，各家各户都感到，闲着也就闲着，与其这样还不如干点别的。挣点外快，再顺势转移一下家里的多余劳力，是他们主要的“小农考虑”。何况务农本身一直就没有多少现金收入，分田以后也是如此。有人要结婚、建房、做寿、办丧的时候，家里有没有人外出务工，结果上的差别就显得很大。当时从全国的情况看，跑到沿海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农民工，开始主要来自人多地少的省份，尤以浙江、四川、湖南、安徽、河南为最。（3）农民外出务工，在客观上调节了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1990年代中期，我到四川一个财政收入不及6千万人民币的国家级贫困县做调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该县上一年打工仔打工妹从邮局寄回来的现金居然可以高达3亿5千万！（4）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民工潮”成了传媒上经常出现的用词，城市里的某些上等人更经常用“盲流”这样的贬义词去形容他们。除了部分研究人员从城市如何管理他们的角度去做些调查外，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要从农村本身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反正中国多少年来就是人多地少。在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中，有80％左右是从农村到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家人。到2000年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有12.6亿，其中农村人口有8亿多，农村劳动力4.9亿，在传统农业中务农的劳动力也有3.5亿，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有1.4亿。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中只有30％外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虽然比例很低，但是考虑到人口总体的庞大数目，实际的流动人口大约在0.8亿左右，他们按季节不等在各地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从业或流动，苦苦寻求着哪怕是报酬很低、没有福利和劳保的工作，甚至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但这毕竟使人多地少的矛盾终于有机会开始缓解。（5）
       然而，按目前生产方式和市场需求，传统农业实际只需要劳动力1.5亿左右，留在乡村的3.5亿劳动力中，还有2亿青壮年可以被划入“剩余劳动力”行列。这意味着可以进入城镇从事其它行业的潜在劳动力尚有3亿左右，目前实际转产转业者只是这个潜在数目的1/3。1996－1997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无论是按照国际组织的“标准”还是依据普通人的观察和体验，中国的大城市都已超过了“小康水平”，现在又在纷纷争着看谁能“提前实现现代化”；（6） 但另一方面，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跌了30％以上，农村连续几年出现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在绝大部分中西部产粮区，农村人口的务农收入已经连续几年持续下降，农民收不抵支，增产不增收。（7） 一方面，从水平、规模、档次、品位等方面去衡量，省会城市以上的地方与世界“接轨”的速度可谓一日千里，彼此竞相攀比，其声势之大，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另一方面，却是农村社区的大范围衰落：村乡财政负债严重，农村的社会秩序、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和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严重下滑现象。（8）一方面，中国虽然没有像东南亚那样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失业已经构成1990年代后半期的主要城市问题，大量国营企业的职工下岗或者歇业，人数达数千万，再加上每年新增几百万劳动力，使各个大城市都在就业压力之下先后出台政策，要限制进城农民，“清退”外来人口，划分出许多种行业和工种，中高级的都不允许外来农村劳力插足；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开始大规模“转制”，即从原来的“小集体”转为私营、民营或股份制，这又使很多乡镇企业大幅度减员。
       有意思的是，此时的农村外出务工的人数仍有增无减，不但农业人口大省如四川、安徽、湖南等继续有大量农村劳力跑到大城市和沿海来闯荡，而且以前被认为具有“保守意识”的封闭地区（甘肃、贵州、陕西等），其大量农村人口不一定多么年轻，更未必就是所谓“剩余劳动力”，也开始离乡了，进城了，加入了农民工大军。（9） 中国农村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人多地少，另一方面却有越来越多的撂荒乃至“空巢”（举家外出）。
       上述情况，是许多年来不曾有过的，甚至也是不曾预料到的。以前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是粮食不够吃，是可能的饥荒。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后来的分田到户以来，我们多数人的基本的估计是：农村总算是摸出了一套制度保障，农民也因此有了种田的积极性，即使还有问题，也主要是技术性的，诸如化肥、农药的送达能否及时以及价格是否合理等等；往后走，当然还有如何让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理性算计，或者至少，不做亏本买卖）；再往后走，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如何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如何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等等。这一类话题几年来说多了，说滥了，说得谁也不愿意再听了。然而，正是在管理层和知识界以为一条金光大道已经展现的这些年，农村大面积的情况却恶化了。决策的人甚至说到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地步，也有做农村研究的人极而言之：在很多地方，“说的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实际上是连一方一计也看不见了”。
       
       国情：向外看更要向下看
       一些富有独立思考的人，早就发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问题说到底是土地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且不说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实践的，也不说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晚年曾不无感慨地说过，担任政府首脑近二十五年一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时时牵挂在心的就是两件事：几亿人的吃饭和整个国家的治水；（10）只说邓小平，他在1980年代后期专门找人谈农村和农业问题，提到一位当时的“中青年学者”的观点：中国不出问题则罢，一旦要出就会出在农村；农村不出问题则罢，一旦出了问题多少年也恢复不过来！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这是一封在基层乡镇工作了十多年的青年干部的信中的话，也是2001年新世纪开端时《读书》发在篇首的文章的标题。文章作者就是上面邓提到的那位“中青年学者”，现在，他也已经近七十岁了，而写这封发自基层的信的人，据说现在还在重新找工作！
       回顾起来，冷战结束后这些年，我们大都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脉络下思考制度安排和制度调整的，不管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是否准确，我们基本上都确信：对于城市来说，企业减员或产权明晰才能增效，企业有了效益才能上税，才能支撑政府的财政，才使国家有能力安排教育、医疗、养老、失业金、救济金等社会保障项目。对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是第一步，更要分田到户并保证几十年不变，使农民安心投入，自觉提高产品质量，改变产品结构，但更重要的是落实土地私有产权，这以后才能进入买卖，然后才可能发生土地兼并或土地集中，这样才谈得上现代化大农场，也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的这些考虑，除了撇开了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也没有考虑到：即使欧美也并不是这么简单地走过来的；何况，今天欧美一方面似乎都在不同程度地奉行“小政府大社会”，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是最具有实力的军事武装力量。欧洲如果没有长期的对外殖民和掠夺过程，美国如果没有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对黑人的贩卖、对亚裔人的长期歧视剥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如果欧美没有持之已久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等社会运动（似乎欧美还没有人说过它们也是“痞子运动”！），以及政府相应的政策调整和上层的社会改良，今天的福利/保障乃至法治/税收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都不存在或它们都不重要，那么新自由主义的理性逻辑要行得通，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欧美走到今天，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经历过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皇权与地方权力的较量等好几百年的酝酿。
       那么，中国呢？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许多人都意识到，多少世纪以来制约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人多地少。中国这些年喜欢说“中国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在阐释“中国特色”的时候，也主要是说“人口多，底子薄”。
       客观地说，抨击时弊、批评政策乃至挖苦当局都是不难的，但自我反思就不容易。我直到很晚才读到黄宗智的著作。他比较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人多地少导致农业生产过密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问题。我认为他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没有固守现成的经典范式，而是发现了为什么中国的小农没有遵守似乎谁都懂的“理性法则”。（11） 温铁军则从1980年代开始，在农村试验区做了十多年的深入调查，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读书》，1999第12期），是他给《读书》写的第一篇稿件。有的老一代作者和编者说起这篇文章来，用了“彻夜难眠”、“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了”这样的句子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在温铁军最近的几篇文章中，他都提到了人多地少这个历史制约的不可逃避性：人均只有0.4公顷耕地，南方三百多个县还不及此水准；人均耕地稍多一点的地方大多在北方，然而北方向来严重缺水，旱魔肆虐。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起义很多，主体都是农民，之所以生乱，几乎都是因为那个社会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根本矛盾，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表面上看是发生了天灾人祸，个别事件导致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人口与资源的严重不相称。（12）
       也有一些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和一些非常严肃的朋友们，对这类的说法提出疑问：难道中国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不是远远高于日本吗？温铁军的答复是：首先，日本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不足5％，而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因此日本的农业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高于中国3倍。其次，中国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很低，比如印度虽然疆域小于中国而人口快要赶上中国了，但其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却比中国高得多，水资源条件也比中国好得多。最后，按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来看，日本、韩国都数倍于中国。中国，现在不仅仍然是世界平均耕地面积和劳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而且水资源严重短缺、分布又严重不平衡。
       我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是（也许，这又是在为什么过时了的东西“辩护”）：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不论内部的体制和管理是多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撇开了它们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特别是“冷战”情境下它们受到的政治和军事保护、经济和技术援助等等，而只是去谈“儒家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向先进看齐”没有错，但是要与别人比，总要有个可比性。我们有些人最不爱拿来做参照的，恰恰是与我们最多基本相似之处的邻居印度：1947年独立，人口大国，人多地少，农民为主，等等。如果我们稍微仔细一点，想绕开下面这样的基本事实是不容易的：印度独立以来实行的可是议会民主，但是它也还没有“起飞”。（13） 另外一个基本事实也是我们绕不开的：“四小龙”在它们的经济起飞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实行独裁统治。所以我们不能总是把问题归结于某一个因素，动辄“××决定论”。
       其实，不管你搞什么主义，都有个具体历史情境，或者，不那么严格地说，都有个“国情”问题。在中国以及印度、印尼、巴西、非洲等大国大洲，不论信奉什么“主义”，都不能绕开人多地少这类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制约。如前所说，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统计，近13亿中国人中还有8亿属于“农业”户口持有者，减去已经在当地或通过外出实现了城镇化的（包括在乡镇企业中就业者），至少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就算其中一半是老人和孩子，也还有3亿多农村劳动力，而中国的农业按照现在的需求和技术水平，1.5亿劳动力也就够了。换句话说，至少还有1.5亿以上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孩子，就是3亿多；再把今后二十年相关的新增人口算进来，5亿也打不住！在这种情况下，模仿欧洲某些国家早期的发展模式，把剩余劳力转到其它地方去，搞开发搞殖民并重新建立家园，已经不现实了。他们就算是想出去，就算是能出去，最后也不过是少数精英可以被接纳（大多不外干些打杂的二三流工作），少数冒险者也可能被从事“非法移民”之类的人口买卖，但还有那几亿人呢？他们难道不会成为谁也不要的“剩余人口”吗？这些没有职业、没有教养甚至没有住所、没有家庭的人，除了做“盲流”和妓女，还能往哪里去？总不至于只给他们一条犯罪的路吧？
       城市容纳农民工的空间有限
       自从19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政策与城乡管理体制的基础是户籍制度，把人们的身份固定在户籍登记地。政府财政预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社会公共设施（诸如学校、医院、住宅、供水、供电等社区支持系统）的服务对象和建设目标，都是以当地人口统计和需要为基础进行规划的。
       随着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行户籍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尽管许多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占常住人口相当大比例，甚至已经超过当地人口（14），但在整个管理体制和支持系统上，这部分人口仍然没有被纳入当地政府的统一政策的视野。对有些劳力需求数量比较大的地区，外来人口只是作为“劳动力”被接纳，而在许多大城市，外来人口经常处于被“清退”的境地，地方政府的人口统计，还有国民经济核算，都将他们排除在外。当然，随着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些涉及法律权益、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工伤医疗等事件不断被媒体曝光，各地政府，特别是劳动力输入地政府，近年也多对外来人口开始采取务实态度，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制订和采取了一些对外来人口的接纳和保护的政策措施。那些外来人口最集中、社会冲突最尖锐的地方，往往也是当地的管理和保障的制度化比较早的地方。
       与此同时，外来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央政府的注意，一些改革政策和相应对策相继出台。比如，2001年3月，国务院决定，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将取消小城镇户口指标限制，同时不收增容费，不再规定居住期限；2001年底，国家计委完成的“十五计划”中《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五年内，将统一全国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限制，建立劳动就业登记制度，确定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等等。这些决定对于彻底改革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的管理制度的意义是重大的，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地位的改善，也会有一定推动。
       但是在实行中有大量既有利益需要调整，比如地方利益、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利益等。有些地方管理层因此也就规定了各种限制性条件，如户口迁入城镇者，须在城镇买房、投资，以及具有相应学历，或者只能迁入部分被指定的地方。（15） 问题在于：中国在未来可预见的二十年内，由于起点和基数已经变了，加上技术和能源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内部结构和外部竞争等因素，以GDP为标志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像过去二十年那样快，城镇产业结构调整还会在原有的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基础上造成新的下岗与城市居民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也会很大。到2001年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点（618万多人），其中35岁以下的占到了53％以上！这将与大量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构成迎头相撞之势。
       上一世纪最后二十年里，中国政府主要的工作重点是推进经济增长，特别是用GDP和人均收入去衡量的增长。“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中国二十年来社会整合和意识形态共识的依据。就业问题，只是到了1990年代末，才被许多学者和政府部门提到了特别的高度，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总体的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业率也随之提高。相反，有的时候，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效率，甚至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减员“下岗”。现在，每年全国新增劳动力在1500万人以上，主要集中在农村，构成了进城农民工人数不断增加的客观背景。在一些大城市，城乡劳动力完全可能在同一就业市场形成严酷竞争的态势。到2001年9月底，全国城镇的就业人员11367.6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84.9万人。毫无疑问，今后十年内，总体的就业压力会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前所未有的巨大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再来看中国农村的问题，就知道有些人士关于土地私有化、规模经营、大农场一类的说法，是说得多么轻松啊！
       这些关于土地私有化等的说辞，无非是重复了一些根据西方的发展路径而形成的简单“常识”，似乎我们的前人太笨，怎么就不知道应该搞一搞土地私有化和大规模农场呢？
       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条件，是由于政府不可能对9亿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而分田到户实际上承担了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功能。他说，“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对城里人那样，把农民的医疗、就业、保险、教育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农业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那时农地也许有条件可以私有化。”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中国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亿万农村人口来说，社会保障是不是有点太奢侈？实行私营大农场化以后，几亿农民无地，大多无业，将失去最后的保障，他们又没有条件去殖民开发“新大陆”，那么不就只好涌进城里来混吗？当经济处于飞速发展时期，大量吸纳农村劳动力当然不难，现在城镇也还大有文章可做，第三产业和民营部门也大有潜力可挖。但是，经济不可能永远腾飞，当速度放慢（为了结构调整，有许多时候还必须放慢）甚至出现不景气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如果真都实行了私营化大农场，涌进了城的农民工还回得去吗？
       促使农民工入城的压力增大
       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当然决不只是人多地少。传统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比较收益低下，也是一个老大难。1950年代初期，由于要在这个农民大国（同时又是人均土地及其它资源方面的弱国）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采取了对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政策，说白了，就是从农村人口的劳动和产品中取得剩余以便完成基本积累。这在当时，有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16） 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城乡格局的安排几十年下来基本上没变。现在，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大约16％，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足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多么低了。而新一代农村劳动力都能认识几个字了，闲时也都有条件看看电视什么的，他们自己都意识到与其再这么继续“挖地球”，还不如进城务工服务打杂捡破烂。务农不划算，是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年，包括其中并非“剩余”的部分）都明白的简单事实，也是他们纷纷转向城镇非农活动的强大的动力，“再受气也忍了”！
       人多地少，边际效益就不可能高，土地私有化或大农场又做不到，这就构成了一种难破的困境。过去，中国农民自己的土办法是：农业生产过密化，一个人的活就几个人干，边际效益低，那是学者说的；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多一个干活的就少一个吃闲饭的”。加上就地搞些多种经营，农闲时就近打点零工，修个路，架个桥，跑跑运输，搞点外快，也就算是生计维持。现在市场化、商业化加信息化，青年一代不会满足这类小打小闹了，作为“送电视下乡”和“村村通”未曾预期的后果之一，农村“剩余劳力”只需要每天看看新闻联播就会发现：原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只有傻瓜才不出来哩！
       发生这个变化的另一背景，是国内本身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根据《经济日报》2001年8月的信息，1990年代末的几年中，基尼系数从1996年的0.424提高到了2000年的0.458。城乡差别的另外一个指标，是看其收入水平的变化速度的差别和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总支出的比重（所谓恩格尔系数）。1978年刚刚开始农村改革的时候，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接近3倍，经过1980年代前几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0年代这一差距缩小到不足2倍，但是到了1990年代，这一差距再度接近3倍，并居高不下。虽然总的说来，中国农村自从1978年以来的变化特别大，但是由于起点太低，所以实际上直到2000年中国农村的人均收入才达到2253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却达到了6200多元。2000年，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9％，但是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却仍然接近50％！
       需要注意的是，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包括了农村人的非农活动收入。例如，2000年的2253元中，农业收入其实只有834元（其中种植业只有783元），比1999年的918元（种植业收入882元）反而降低。根据调查，整个1990年代，农村人均的收入与支出比例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特征是：支出之后就没有多少节余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山等2001年在南方调查，发现村组织普遍性负债，村委会只好更多地向农户集资和摊派，虽然近年来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减轻农民负担”。（17）
       张晓山文个案1：南方某省A村：1514人，原有1287亩田，第二轮延包后把荒废、休耕的刨去，实有1173亩，其中有100来亩田撂荒。农业税人平28元，加上“三提五统”，人均114元。但2000年A村的支出：22个五幼保户生活费共5720元，两个优抚户共800元，公路维修1500元，村民小组长工资3000元，杂费1000元（生育、丧葬等项慰问），组长开会补贴2000元，村上招待费2000元，农电、广播、学校维修3500元，村干部工资15000元（支书、村正副主任、会计、妇联主任5人），共约34520元（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是另外一笔，属一事一议：11000元）。因此眼下村组织负债14万元，外加互助储金会贷款死帐中村里欠下的还有14万元。
       
       张晓山文个案2：南方某省B村，1116人，650亩田，农民人均收入1020元，人均负担：农业税30公斤稻谷，农业特产税及水费4元，“三提五统”49元，乡统筹34元。但2000年B村的支出是：9个五幼保户生活费共3400元，困难补助1000元，村民小组长补贴1000元，报刊费900元，村上招待费（包括开会用餐）3000元，组长开会补贴及老干部慰问2000元，村干部工资4000元，共约15300元。因此B村至今累计负债共50多万元：欠乡政府7万多元（农业税和乡统筹没收上来），建校费用6万多元（欠个体户的材料和工资），倒闭企业（量具厂）欠款40多万元（其中欠信用社10多万元，个人10多万元，农业银行22万元）。
       我自己最近的研究，则显示出农村防疫和医疗系统的严重困难：一方面是几年来多数农村地区出现了务农收入增速减低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日常医疗费用的快速提高；医疗和防疫在很多农村地区分开管理，并出现了防为次、医为主的局面，现在又进一步有医药分开、药业率先商业化的倾向。（18） 许多农民不得不“小病拖、大病抗”。所谓“小病拖”，并非以为自己身体可以慢慢好起来，而是不愿意付钱或付不起钱，或者离医疗机构路途太远；而“大病抗”更是因为医疗费用及相关的交通、食宿费用过于昂贵。于是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一直要拖到实在不行了，才被匆忙抬到县医院，抢救不仅要花掉更大一笔钱，而且也不一定有效，最后还使得家人欠下一大笔债务。结果往往是小病拖成大病，有的甚至陷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19）
       显然，务农收入不足，乡村组织的负债太重（因此也必然向农民做更多的集资和摊派）、农民日常开销（包括教育、医药方面的开销）的日益上涨，是1990年代农村人口外出寻求非农活动的另一基本动力。至少在很多地区，单靠务农本身已经不足以维持生存了，农民想自给自足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许多地方连买农药、化肥、种子和简单农用器械的资金，也需要从农业以外去找资金。
       是经济问题也是道德问题
       农村正在面对的挑战是：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大面积的进一步弱化，将在短期内可能出现更大量的外出人口，不论他们是否属于“剩余劳力”；与此同时，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下岗失业人口，将与进城农民工形成严酷的就业竞争势态；城乡之间在收入、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也更加促进了农村人口外出的潮流；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改革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今后的十到二十年如何走：是继续保持农村和城市均衡发展？还是听任一方高速繁荣而另一方日益衰落？或者，是满足于农村的低速度发展乃至徘徊从而听任城乡相对差别越来越大？如果为了单纯追求局部效益而进一步推行土地私有化，尽管有可能出现现代大农场，但是几亿农村人口的出路何在？现代化对于他们的意义，就是要让他们也步一些第三世界国民们的后尘，从无地之人（LANDLESS）到无业之人（JOBLESS）再到无家之人（HOMELESS）吗？
       一般意义上的人多地少，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大量人口就必须外出。外出伴随着很多风险和成本，例如工作的不确定性，社会歧视和心理上的不适应等等。如果在一块狭小的耕地上也能够使农户维持并延续其基本生产和生活，那么，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工农行业差距问题，无非有大小高低之别，农村青年也并非只剩外出一条路。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如果长期上不去，务农收入也就上不去，农民的负担就越重，看病吃药、建房结婚、子女上学一类压力与日剧增，与地方官员和城市百姓的关系也就越紧张。当制度（户口、粮票等）开始松动，城镇也开始有大大小小的机会时，再想他们会满足于“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或者天真地认为“他们好歹有一块地，不出来也饿不死”，反而是不现实的了。
       更大的问题是，1997年以来，各行业都开始谈论“消费不足”，各部门都试图要“拉动内需”。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70％左右的农村人口只消费了30％多一点的商品，只占了不到20％的城乡居民储蓄，就可以大致明白，连续国民总产值（GNP）增长之下却有内需不足和消费不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构成了一副具有讽刺意味的图景。现在粮食卖不掉、吃不完、存不好，已经不再是幸运的事了。当然，中国没有出现东南亚金融风暴那样的危机，这是幸运的，而在这份“幸运”中饱含了多少农村人口的巨大付出和农民工的惨重代价啊。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之时，在东南沿海投资办企业的港商、台商、日商、韩商，不是撤资或撤单，就是干脆不见了，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大量歇业发生，而且民工们是拿计件工资、先打工后领薪，拿不到钱，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更不用说回去无颜见父老乡亲。许多年轻女孩子转而进入了餐饮业以及各种暧昧的“服务业”。妓女，再度沉渣泛起，有人说有几十万，也有人说有上百万。有些妓权主义者同我说，现在是后现代，有些人要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你能简单反对吗？也有坚决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不断教导我，说只要是自愿选择的，就是合理的。我一直想问自己的问题是：究竟有多少是“自愿选择”的？又有多少是被逼良为娼的？谁算过？我亲眼见过学者潘绥铭在珠江三角洲认认真真做这方面的调查的情况，他所访谈的“三陪女”，都是农村来的打工妹，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肚子辛酸。（20）
       也许某一天，令人无比期盼的外资老板们又带着定单之类回来了，再想找这些打工妹回来工作（据说，“她们比那些打工仔好管理”），这时她们已经不愿意回来做苦力了。每当这种时候，老板们就会向你“诉苦”，叙说这些小东西是如何这山看着那山高，不断跳槽的；当地某些官员也会急忙跟着搭腔，细说这些小杂种当初为了找到一份工作，是如何伪造年龄和身份证的，现在她们又如何“下贱”，公然去做了三陪女！
       在华南沿海某些“外商”（21） 密集地，当地基层社会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国家/社会、市场/政府、城市/农村等二元结构了。在这些地方，权力运作与利益分配很难摆脱以下层级结构：
       外商被公认是“大老板”，理所当然地是利润的最大获取者，其风光所在，威风所至，令人闻之而起敬，望之而生畏；
       乡镇政府的许多官员，因直接与外商发生正式商贸和经营关系，也就很顺理成章地在原来的行政权力基础上大大增强了经济权力和个人收益，也就成了公众眼中“腐败”的主要象征；
       第三层级才是上级政府：上面的官员们往往对基层腐败现象不知情或者无法管，除了时不时来视察一下、被下面招呼好接待好外，也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收点税、分点利而已；
       再下来是当地居民，他们凭借其地利，靠出租房屋和当地政府的土地收益分配过日子，相当一部分成了“食利者”，游手好闲，不会干活，只要有外来民工租房，他们就可以坐吃房租；（22）
       外来民工无疑处在最下层：他们靠的是计件工资，而且一定都是后付，在有定单的日子里每天超时工作（据说，又是“自愿”的，谁不想多挣呢？），而工薪几乎永远没变化。对他们的绝大多数来说，什么福利和保障基本上都谈不上，断指断臂等工伤事故不断发生。报纸电视偶尔透露一下，有名一点的外资企业便象征性地做点面子文章，还请些学术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者”来做“评估”。（23）
       面对这种现实，困扰我自己的问题包括：
       一、起点平等。我们已经说惯了和听惯了“市场万能论”(market fundamentalism)：从起点平等到优胜劣败，从拉开档次到“涓滴效应”。据说民众本来天生是理性的，本来都是市场中的算计者和生意人，只要政府撒手不管，“看不见的手”总会把自生自发的秩序带给我们。这里的问题是：（1）起点平等无疑是必需的，但还要不要讨论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按照有的人的说法，管它平不平等，搞起来再说吧。生产资料和资源，分了再说；国营企业，搞垮了再说；“大锅饭”实在搞不垮，那就吐口唾沫进去再说。这样，如果不需要再考虑过程和结果的公正，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只要出发时在同一起跑线上，后来拉开了距离是理所当然的“自然法则”（rule of jungles）？还是因为现在谈过程和结果太超前了？（2）有些做历史研究的人，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其实也是“常识”）也不再顾及，说人类五百年来就只有一条共同的康庄大道；或者，你要说那里也有贩奴、杀戮、殖民和歧视，他就说那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人家反正现在是平等了。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当然不能以历史为借口来拒绝一些基本的信念和原理，但是，难道我们要反过来为了这些信念和原理而拒绝历史的严酷性和复杂性吗？（3）从起点平等到优胜劣败，人类是不是只有一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康庄大道？如果是，那么公正还有何意义？被淘汰的不就是劣种吗？不就是活该吗？不是应验了自然法则吗？抽象地说，拉开档次也是应该的，社会本身总是有差距的，你不能人为拉平。问题是：我们怎样拉开？拉开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又凭什么保证拉开以后就一定会出现“涓滴效应”？等富人富得没有办法了，他们的财富就会自然往穷人那里慢慢渗透，于是少数就会带动多数致富？
       二、关于市场化和私有化。通过市场化实现竞争机制和优化配置，当然是“大趋势”，谁都不愿意被甩掉。问题是：亿万农村人口个人如何面对市场？怎样成为算计者和生意人？按照“自然法则”的优胜劣败，农村人口千千万万，他们居住分散，又缺乏资金和信息，也缺乏教育和技术，靠什么么去竞争？血汗之外，也就是假冒伪劣了。城市人恨死了假冒伪劣，总认为那是河南等地的农民干的。其实，坑蒙拐骗，受害最深的是农村人。多年来他们不断地被教导种什么东西可以赚钱，结果经常是“种什么亏什么”，于是去年种核桃，今年种板栗，明年种花椒，后年种柑橘，不断陷入“砍了栽，栽了砍”的恶性循环。作为痛感行政胡乱干预所造成的灾难的反应，对自然法则和自发秩序的向往，本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我们不加思索就这么跳到另一个思想极端的时候，我们岂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在自欺欺人？即使这样的逻辑成立，也是历史的逻辑，我们还能等上几百年让它去慢慢“自然生成”吗？
       通过土地私有化可以优化组合，形成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这似乎也是常识。问题还是在于前面提过的“国情”：8亿多农村人口中，多少亿人从土地上分流出来是合适的？允许土地买卖后，我们怎么保证出卖土地的都是“剩余劳力”而不是破产农民？如何处理几亿进城大军和几千万城镇下岗和失业者之间的竞争？市场化私有化以后，问题不在于抽象地说还要不要小政府，而是哪些部门太庞杂？哪些部门太弱？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政府的边界在哪里？“自发秩序”听起来很迷人，谁不想要自由呢？但是，自由放任（Let it go）和自由（Liberty），汉语里听起来相似，实则差之远矣。自由放任一旦实行起来，很可能就真的是连治安、防疫等也再没有人管了。分田到户以后，幸好基层政府里还有人在抓工作，真要让农村社会自生自灭，也许就是黑社会以及黄、赌、毒的天下了。有的边远地区，境外来的走私、贩毒、偷猎越来越猖狂，但是当地的治安机构不但没有资金购买出车需要的汽油，连电话线也因为多时没有付电话费而被掐了。这种情境下，还奢谈什么“自发秩序”！
       机构恶性膨胀当然是大问题，但是问题是上面的机构膨胀得怎么样呢？最下面的小官员的农村亲属想混个城镇户口吃商品粮，不是可以理解的吗？谁不想“农转非”呢？其实，要说辛苦，公务人员系列中最苦最累最不讨好的还是在农村基层。光是收税和计划生育这两条就够他们受的了，再碰上什么水灾旱情，出点什么“聚众闹事”，还是靠他们去处理，去抹平。基层有贪官，有腐败，而且越来越严重，都是事实，但是又有多少默默无闻的人在支撑着大片山河啊！这些，城里很少有人去算，很少有人去想。仅就社会基本保障覆盖面而言，仅就公共设施投入受益面而言，不论是谁，只要能呆在大中城市里就是受益者。有多少人想到过，亿万农村人口也有权利享受这种同等的国民待遇！安徽、河南等地的年轻农民早就意识到“在城市里收破烂、拣垃圾也比种庄稼强”。1996年12期《望》周刊还报道：一位农民上书县长，大呼“种田不如坐牢好”，“死也要死在城里”！
       近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从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到毛泽东、蒋氏父子、邓小平，他们先后的失败、挫折、成功，都集中在如何处理农民问题上。区别就在于，过去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而在今后，更主要地是要转向如何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也就是几亿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问题，以及所余农村人口在农村如何继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向往高科技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时候，似乎没有想过，高科技密集性的经济，是排斥劳力的，而中国特色，不管是优势还是劣势，都在于人口/劳力众多。让他们都下岗、外流，“置于死地而后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何况是谁赋予我们资格去鼓吹人家“先死后生”的？我们有谁能保证他们“死”后还能复“生”？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让人家先“死”？
       这个问题解决得慎重点、稳妥点，中国和世界都将有一个更和平和更安全的环境，也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虑如何实现文化的多元共存和互补。严格地说，要害问题不是中国迅猛发展是否会构成所谓“中国威胁”，而是中国能不能在新的全球化竞争中处理好自己的亿万农村人口的非农化，从而对中国也是对世界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就在本文的起草过程中，传来了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的重大新闻，这一事件，无疑一下子成了所有媒体和受众关注的焦点。（24）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就要走完它最后的一步。有些现代杞人在担忧中国的农产品将由此而在国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乐观派则说，这不正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吗？是的，是一个契机，但“调整”出来的亿万农村劳力和人口将往哪里去？即使我们完全信奉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赞同人类五百年来只有这一条康庄大道（城市化、工业化、私有化、全球化），它们也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吧？我们的结构复制将要经历多少曲折？要付多大代价？
       无疑，我们这些大中城市里的现代化受益群体再也不愿意看到社会的革命、骚乱、“刁民造反”和“痞子运动”（25）了，但如果我们无法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构复制，包括复制他们当年的对外殖民和眼下的技术垄断，现实就逼着我们大家去想：还有没有“第二条”、“第三条”、“第N条”发展道路？——就像黑白照片中的灰色一样，这个N将可能是无限的。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们继续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右即左的框架里思考，我们就无法对“发展”有任何健康和成熟的人文理解，无法理解在所谓“落后”的一方，比如某些偏远的农村山区里，人们怎么不但拥有新鲜的空气和未被污染的水，而且能享受团结、互助、信任、安全？而在“发达”的一方，却到处都是防盗门、防护窗，甚至还有无处不在的犯罪分子和不知来自何处的恐怖主义！
       也许，我们真到了有可能在思想上超越先进/落后、西方/东方、社会/国家、市场/政府、左翼/右翼的时候了，虽然这里所谓的“超越”，绝不可能是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高等人士聪明之态，然后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
       注释：
       （1）据计算，1979－1984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985－1988年降为5％，1989—1991年则还不到2％了。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读书》，2001年第一期。
       （2）上面来视察的主管经济工作的大员看到乡镇企业有这么大的规模和档次，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忍不住问陪同的地方领导：“你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保证这些是乡镇企业吗？”
       （3）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分工（所谓“路径依赖”），例如在北京，浙江人一开始是替当地人看摊子，后来发展成自己摆摊设点；四川人许多去了建筑工地，也有的男孩子女孩子到越来越多的大大小小的餐馆去跑堂；湖南人来转了一圈，发现“劳力市场”已被别人抢了先，就又南下广东去外资合资企业里了；安徽人则男女有别：男劳力去搞房屋装修，女孩子则大多到北京人家里当保姆；只有河南人最老实，许多人做起了拾垃圾收破烂的行当。
       （4）一般地说，他们回家过年，家里缺少劳力的还要加上回家“双抢”，总还要带差不多一年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现金收入在身边。
       （5）见黄平主编《寻求生存》，1996，云南人民出版社。在《寻求生存》中，我提出了“生存理性”这个命题：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人多地少，对于这里的农村人口来说，多少世纪以来，对农业生产的最“理性”的投入产出考虑，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边际利润最大化，而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的基本生存总量的保障。所以才有所谓“农业生产内卷化”的现象。（“农业生产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是黄宗智（Philip Huang）借用C. Geertz的概念，指在边际利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继续对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关于“生存理性”和我的相关研究，参见：黄平《当代中国农民寻求外出—迁移的潮流》，《思想》，别册，No928，《迹》）
       （6）根据购买力计算，世界银行已经在2000年正式把中国列入“低度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此不但用于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低息“软贷款”没有了，连用于偏远地区基础设施的“硬贷款”也不行了，是祸是福，再当别论。
       （7）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的时候，农民现金收入在零值或零值以下的只占1％，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约46％。据陆学艺的计算，1996年以后粮食等农产品和菜蛋瓜果的价格都是下跌的，仅粮食一项1999年就比1996年下滑了3200多亿元，当然，由于粮食的商品率仅占30％，所以农民的现金收入没有减少这么多，但是实际收入总的算起来约减少了4000亿，几年下来约16000亿以上！
       （8）据估计，乡一级政府平均负债200多万，村一级平均负债达到20—30万。（温铁军《慎言“三农”》，《读书》，2001年第10期。）
       （9）1999—2000春节前后，我的几位同事和我在广东—湖南—四川—线跟随农民工往返于打工地点和他们的家乡之间，亲眼看到许多人春节返乡后再回到深圳东莞一带，原来的厂子就已经关门歇业了，而各个厂家门口还排满了来自甘肃、内蒙等地的农村青年男女，他们扛着行李在等空缺！
       （10）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现在总算是基本解决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许多年，中国政府还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在我们这么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此，一些不明白其中道理的外国朋友曾经在1980年代末很认真地问我：“你们中国人究竟要吃多少饭？”他们可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
       （11）黄宗智（Pillip Huang），Huang, P.C.C.,1985,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alta,1350－1988,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长江三角洲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类似的研究当然还有很多，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包括James C.Scott的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1976,Yale University Press)和Samuel Popkin的 The Rational Peasant (197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位著名的美籍中国社会历史学家在最近与我谈起近代的社会变迁的时候，还专门说到，现在有些问题、争论的确是假问题，但是近代以来有两个基本东西是不应该被简单甩在一边的：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人多地少。
       （12）当然，做过这类分析的人绝不只是温铁军一个人。
       （13）在我最近参加的十五届ISA大会上，有位在美国执教多年的印度教授向大家提出：为什么印度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却在过去二十年中仅仅获得了不及中国1/3的外资？
       （14）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的许多有外资企业办厂的城镇。
       （15）据《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28日报道：自2001年10月1日起，中国将以两万多个小城镇为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但是实施范围主要限于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它乡镇所在地。而且，必须是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才可根据本人意愿申办城镇常住户口。这是发展小城镇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具体实施起来更有很多具体的步骤和漫长的道路。
       （16）压力既来自“西方自由世界”的威胁，也来自“苏联老大哥”把中国纳入其系统的可能，中国的上层当时嘴上说是“一边倒”，其实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一直试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里不存在为什么人辩护的问题。历史不是法庭，却比法庭更严厉：一方面它不需要什么人来为它辩护，另一方面无论我们怎样事后诸葛亮，历史也不可能按照后人的设计来重新展开。
       （17）张晓山《中国乡村社区组织的历史与现状》，PCD－CASS，SUMMER RETREAT，2001。
       （18）这实际上是给药业和药贩带来了牟利的机会，最后还是把负担加在了病人身上，医务人员自己不仅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还会有损声誉，病人的就诊率也会在实际上降低。以药养医的时候，病人对医务人员的抱怨比较多，但是医生还大都知道用药的界限和病人的承受能力。如果医药分开，如果药业进入市场，农村地区又没有多大力度打击假冒伪劣，病人自己更难辨别真伪，乡村医务人员自身也不再考虑如何用药的问题，他们给人治病的积极性反而降低了。
       （19）黄平《健康：发展不能超越的底线》，《视界》第七辑。
       （20）潘绥铭《生存与体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1）所谓“外”者，其中一部分是香港等地的小商人，有些人连商人也算不上，在港台等地什么公司也没有注册，无非是做做中间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加工定单罢了。
       （22）父辈们也替他们担心，有人曾坦率地对我说过：“万一有那么一天，外资走了，或者经济萧条了，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能做什么？”
       （23）有的地方一个县城内各种“接指接臂”的医疗诊所就可以有一百多家，被某电视台报道了一下，马上被批评为“屁股坐歪了（坐到了民工一边！）”，连中央的高层机构去调查，也被拒不接待，说是“影响了对外开放谁负责？”
       （24）它可能也的确预示和标志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是资本、技术、信息、产品的跨国化生产和流通，也是人口（既包括所谓高等人士，如高级经理，代理人和经销商，也包括各类无赖、痞子、铤而走险的“恐怖主义者”等）的跨国流动，意味着原有的民族国家体系本身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冷战结束，使我们终于进入一个“没有敌人”的时代：“敌人”无处不在。
       （25）这样说是有欠公正的，因为农民从来不被逼到绝境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2001年9月至2002年7月
       （本文转载自《视界》第九辑，本刊略有删节，文中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黄平，社会学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叙说》、《黄平自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