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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12月20日 星期四 晴
       一夜疲累，多次冻醒。生活很艰苦，但这似乎还只是开始。天一亮，即又投入紧张工作。作为新华社赴喀布尔首批特派记者，我知道，如果我们做得很差，那无疑会遭到许多人也包括同事的指责，而我们也对不起单位、自己、亲人，还有花费的美元。
       先去洲际饭店拜访我外交部工作小组，他们由阿富汗外交部接待，住进了这个喀布尔唯一的五星级饭店。说是五星级，也实在不敢恭维，只有一二楼有自来水，其他楼层用水，则必须拿桶拎。但即使如此，我们昨晚想住该饭店，却被告知：所有客房已满。外交官们的房间，还是阿外交部硬挤出来的。有的房间，两个床位，却可能睡上五六个人。
       昨天探了探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但好话说尽，门卫就是不让，说只有随外交官进方才允许。门卫也知道，外交官已到达喀布尔，现在关键时刻，正需要他们“恪尽职守”表现一把，自然不可能放我们进去。但这一趟，也纠正了张敏的一个错误。此前，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原来大使馆共雇佣了三个园丁，现在他听说只剩下两个人，“毕竟兵荒马乱，那么多年了，说不定有了什么变故”。但事情并不如此，他们仍然是三个人，轮流值班，因此我们只见到了两个人。
       在洲际饭店，反复询问之下，外交官们说，马上就去探视大使馆。自然不敢怠慢，回去拿上笔记本电脑和海事卫星，径直先到大使馆门口候着。中英文快讯也已准备好了，以待他们一进入就发出去。
       发快讯，是通讯社的一种职责。有时是挺兴奋的事，因为仿佛世界上只你最早知道消息并向世界公布；但有时也非常无聊，有时你认为天大的消息，别人却认为不过如此，甚至可能认为是在小题大做。知音难觅，这可能是为文者、乃至为人者最大的悲哀了。
       快讯的要素是快，当然前提是真，不见外交官脚踏进大使馆就发，自然有违新闻事实。但就在外交官跨进大使馆这个节骨眼上，却不想碰到了麻烦事：刺眼的阳光下，电脑屏幕什么都看不见；用衣服遮盖，总算看得见了，但连上海事卫星电话后，却怎么也拨不出去了。急死人！
       看到外国人在大街上弄这种玩意儿，一大堆阿富汗人凑过来观看，可能也跟动物园里看猴子一样新奇。为少惹麻烦，同时也少丢人现眼，赶忙撤到大使馆院里。这时一切正常，赶忙把稿子发完。但也就这几分钟，错过了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原来外交部竟然把新国旗也升了。
       国旗都升完了，很是沮丧，一直埋怨外交部的人不能等一下，至少也得让我见个仪式呀！许是看到我这么沮丧，大家都安慰我。凤凰台的郑浩则说，你歇会儿可以看我们的电视画面，整个过程都有——当然，整个过程也就不到一分钟。
       外交部代表张敏是一个老同志，对我很关心，也似乎觉得刚才遗漏了我有点说不过去，特地在国旗下给我拍了一张照。真感谢他！
       但还是有些怏怏然，于是向外交部同志要旧国旗，留个纪念也好。在我的一再“纠缠”之下，张敏最后只能笑着点头同意。另一位老同志羌品兴很热情，立刻找看守使馆的园丁。守馆的阿富汗园丁很不大愿意，可能在他们看来，这样富有意义的东西，交给一个与外交无关的人，实在是心有不甘。即使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外交官已同意将国旗交我保存。一位高个的园丁还连连问张敏一行，是否确有其事！
       事情当然确凿无疑。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本以为旧国旗只有一面，哪知园丁一下拿出了三面。于是问这三面国旗各使用了多长时间。园丁说，最新的，也就是刚换下的一面，才使用了几个月（以前有文章说这面国旗有些伤痕，其实也有点牵强附会）；另两面国旗就比较老了，一面用了十年，一面使用了十二年。
       于是又有些奇怪，中国大使馆是1993年撤的，怎么会使用十几年呢？园丁解释，这都是以前的旧国旗，使馆人员撤离后，他们一直使用这两面：白天这面、晚上那面。至于那面刚降下的较新的国旗，则是两年前一位中国外交官来喀布尔时，给他们带来的。
       将信将疑，旧的一面，确实已经残破，应该是有些年头。那面说旧不旧、说新也不新的一面，却怎么也不像已使用了十年的样子。园丁也是有点老糊涂了，他的话，也是可信可不信。但不管怎样，这三面都是曾在喀布尔战火硝烟中飘扬过的国旗，代表了我们国家在阿富汗存在的国旗！而且，这还是在外交官缺席的情况下。这应该是新中国五十年外交史上的唯一吧！
       我轻轻折叠起国旗，其中兴奋之感真是非笔墨所能表达。这几面国旗，也许是我这次阿富汗之行最富有意义的纪念品。
       拿了三面旗，郑浩羡慕不已，一定要求将一面转送给他，不然他就跟我“恩断义绝”。自己有了三面，也不能太贪得无厌，自然答应。在他的提醒下，我特意请三个园丁在国旗边上签下了他们的大名，并又央求张敏“背书”。
       但接下来，却是有生以来最为惊吓的一件事。感谢好运，我们同死神擦肩而过。
       先说使馆，由于临近阿富汗总统府的缘故，在阿内战中深受“池鱼之殃”。走在使馆水泥地上，地面凹凸不平，全是枪弹留下的印记。而使馆的三幢主楼，也没有一幢完好无损。
       最严重的是临街的商务楼，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体无完肤。商务楼一楼是原来的使馆食堂，但现在是无门，无窗，无玻璃，甚至也找不到窗台和门框的痕迹。进去，灰尘扑面，蛛网拂脸。
       最惊心动魄的是二楼的山墙，一个巨大的窟窿，不规则，略呈圆形，一看就是炮弹轰炸的痕迹。据张敏介绍，这一窟窿是1992年内战留下的，当时他们正在进行商务谈判，炮弹穿墙而过，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大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所幸炮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顺着张敏的手势，我们看到，与山墙相平行的另一堵墙上，是一个半圆的缺口。当年的炸弹就是先穿透山墙，然后又打坏了这堵墙，最后落到了地面。炸弹的威力由此可想而知，当年的幸运也只能说是一种万幸。
       办公楼的门窗外，则是堆积至一人高的沙袋。这是当年防止流弹穿过来而设置的。由于楼房第二、三层没法堆积沙袋，因此当年使馆所有人员都撤至一楼。张敏介绍，当年，他们晚上都不敢开灯，走路也需小心翼翼，生怕一抬头就成为流弹的目标。
       这种担忧，可能是和平环境中的人很难想象的。在战乱环境下，枪弹是不长眼的。办公楼外的墙面上，就到处是子弹留下来的弹痕，或深或浅，或大或小，从中可以窥视当年战斗的激烈和子弹的密集。
       走进办公楼，里面一片凌乱，东西散落得到处都是。一些保险柜被推翻在一边，有的已被砸开。张敏介绍，当年他们离开时，一切都收拾得非常整齐，但现在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塔利班时散兵游勇进入大使馆进行洗劫造成的。原来放在保险柜里的一些礼物，都已荡然无存；而一些护照等文本，则被丢弃在一边，虽然尘土满覆，但却完好无损。
       走出楼房时，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走在前面的郑浩突然说：“当心，这里有一个手雷。”起初大家还以为是开玩笑，根本不以为意。但走到近前一瞧，果真是一个手雷！黑黝黝，货真价实。
       大家顿时都屏住了呼吸。要知道，就在手雷上方，是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当时外交官撤退时的具体安排。大家都非常感兴趣，摄影记者拍照，我作为文字记者则抄写着具体的步骤。可能是因为里面光线太暗，当时大家都没有发现。但值得万分庆幸的是，竟然谁也没有碰到这颗手雷。如果当时要碰到了，后果真难以设想……
       凤凰卫视记者魏永林是军转干部，其感触最为深刻。他说，以他的个子，只要踩上这个手雷，很可能手雷就会爆炸，不一定他就丧命，但至少一条腿很难保。
       据张敏分析，这颗手雷肯定是塔利班时的散兵游勇洗劫使馆后，出来时不小心从口袋里掉下来，当时没有爆炸。由于办公楼此后一直大门紧锁，根本没有人进去，因此手雷就一直放在那儿了。
       兴许是安慰我们，张敏说，其实像这样的手雷，当初他们经常可以在大院里发现，大家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后来，飞来的炸弹越来越多了，使馆人员安全已根本无法保障，他们才被迫全部撤回国内。
       纵是如此，接下来看其他地方，每个人自觉不自觉地都多了几分小心。因为谁都不知道，哪里是百分之百的“无雷区”。
       12月21日 星期五 晴
       整天在内政部门口晃悠，因为这里明天将举行阿富汗政权交接仪式。也就是说，不到二十四小时后，卡尔扎伊将从北方联盟领导人拉巴尼手中接过政权，阿富汗历史也将迈开新的一步。只不过和平仍是未知数。
       门口的警卫可能是外国记者也见多了。一般普通阿富汗人，看到外国人拍照，总是趋之若骛凑上前去看个究竟，但他们似乎已无动于衷。门口摆一张桌子，后面坐三个人，前面是三顶枪，一支冲锋枪，一挺机枪，还有一把火箭炮。
       但不管记者们怎样费尽口舌，守卫都是严把大门：任何外国人都不得进入！而其他阿富汗人，进去则必须开包检查并搜身。
       记者们为找新闻，都赖在门口不走，弄得内政部大门时常阻塞。守卫气急败坏之下，也不断拿枪托驱赶门口的记者和在附近旁观的民众。虽然知道这些守卫不可能对我们开枪，但冷冰冰的枪托、枪口摩擦着身体，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害怕。
       安全措施的加强源于暴力事件的不断。据当地人介绍，就在昨天晚上，在阿富汗北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一个市场发生爆炸，具体伤亡人数说法不一，但有知情者透露死伤者达九十人之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此事件负责。但许多人认为，这是塔利班残余所为，目的是对新政府示威。为以防万一，喀布尔全城今天都加强了警戒，内政部附近更是重中之重。
       正说话间，一辆汽车疾驶而来。车还未停稳，从车内跳出数十名身着迷彩服的士兵，沿大铁门排队站开。周围知情者称，这些人都是北方联盟的士兵，是专门过来加强安全警戒的。
       采访了一些官员和民众，请他们谈谈对未来局势的看法。很多人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期待和平，和平也正在到来。倒是一个叫阿希马克·伯格汗的士兵的回答颇有新意，他入伍多年，但年纪也就二十刚出头。他说他希望新政府成立后，他可以立刻放下手中的枪。问他想干什么。小伙子腼腆地回答：想学习，当一个能干的工程师。
       挺有想法的一个小伙子，祝愿他美梦成真！
       晚上洲际饭店贴出一个通知，称美国大使馆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说至少有一个可以当“头条”的新闻。虽然晚上出去有风险，但记者以追逐新闻为职业，自然去听。我和梁昊刚到门口，即被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手端冲锋枪的海军陆战队员挡住，随后被引导到一个沙袋工事后面，翻包、搜身、登记护照，确认一切都没有违规后，我们才被允许走进大门。
       大院里，高度戒备的陆战队员来回走动，不时通过对讲机轻声说着话。地上还有数道铁蒺藜，在昏暗灯火下泛出幽光。由于时值夜晚，光线暗淡，我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现，原来就在脚旁边，竟然是一个地堡！从凹陷的堡口，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人群，下面还隐约可见迷彩服的闪动。
       与陆战队员闲聊，被告知这个碉堡是塔利班垮台后，海军陆战队进驻时才修建的，为的就是防止突然袭击，能给敌人以猛烈打击。而镇守美国大使馆的陆战队员，总数在八十人左右。
       最深刻体会这些美国“军中精锐”的高度警戒性的，是在新闻发布会开到一半时，我准备离开会场出去发稿。但走到门口，只见数十名美国大兵正在门外警戒，并被告知现在不允许出去，必须所有记者都出会场后才能走。当时大奇，又不是什么秘密会议，与所有记者出来有何干系！美国大兵回答倒是一板一眼：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
       于是跟美国大兵套近乎：你陪我出去，我绝对相信你的保护能力，也相信美国大使馆的安全性。但无论怎样软磨硬泡，美国大兵总是水泼不进。一半士兵枪口朝门外，一半士兵枪口朝内，让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奈何，只能等所有记者都走出会场。这时，美国大兵方发话说可以走了。数名海军陆战队员随即平端冲锋枪，在前面开道，记者们被夹在中间。虽然有些路灯，但光线微弱，周围异常寂静，加上美国大兵的如此高度警惕，不由让人心中也顿生寒意，真以为危险就潜伏在左右。
       短短不过百米的路走了有几分钟，终于到了大使馆门口，大家正准备迈步离开。突然“啪”地一声响。大家吃了一惊。仔细一瞧，原来前面的陆战队员都趴倒在了地上，枪口正瞄准门外，作随时射击状。
       在这种别具一格的“欢送”仪式中，记者们笑着离开大使馆。许多人打趣，如果要说在喀布尔什么地方戒备最严，回答是既不是总统府，也不是国防部，而是美国的大使馆。
       话又说回来，美国大兵的警惕也不是没有道理。在回住地的路上，漆黑一片，一两声枪响传来，令人心惊胆寒，还是让人觉得美国使馆安全。
       12月25日 星期二 晴
       来喀布尔的时候，走的是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英美大兵把守，荷枪实弹，爆炸声声，让人寒意顿生。至于本应该降落的喀布尔国际机场这一民用机场，则据说早已被美国人炸得面目全非。10月7日，正是喀布尔机场的爆炸声，拉开了美国空袭塔利班的序幕。
       但今天去喀布尔机场的采访，则很不顺利，也算是领教了阿富汗人的办事效率，或者说是“认真”。这种“认真”，事后分析可能是我们没有送点什么的缘故。西方记者就老抱怨，阿富汗腐败成风。以前的各种书上说，阿富汗人很慷慨，现在看来，大多数阿富汗人确实对别人态度慷慨，但有些则是问别人要东西也慷慨。
       不顺利主要就是不让进机场大门。趁门卫不注意溜进去了，则跟你急，黑洞洞的枪口随即指向你，看那种恼怒的神情和似乎时刻就会射击的样子，还是不敢玩火主动退了出去。门卫的理由是必须有外交部的特别通行证，叫翻译赶快去申请。翻译匆匆而去，又匆匆而回，说是外交部的回答是：原先给予记者的证件可以去军事区域外的所有地方。
       但门卫仍死活不同意，只是一个劲地叫你给他照相。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从外交部找来了所谓的“特别通行证”，但门卫又说不能照相。不能照相对文字记者还稍微好点，但对凤凰这样的电视台来说，则几乎是无米之炊了。郑浩一时气急，指着自己的胸口对门卫说：“有种你就冲我开枪！”
       但恼怒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战火蹂躏了数十年的国家，阿富汗不正常合理的事情太多，这不是刚成立几天的政府所能控制和解决的。
       最后只能采取偷拍。小魏（永林）隔着铁栅栏拍了一些照片，配上点解说，也就成了一个新闻。王毓国溜上了一架飞机，刚拍上几张照片，却被跟上来的机场警卫逮了个正着，好说歹说，数码相机是免了，但相机里的磁盘却被收走了。磁盘里还有他前几天拍的照片，这让他心疼不已。
       似乎只有文字记者方便一点。在一个所谓机场翻译的小伙子的陪同下，我沿着地雷区的边缘，走入空无一人的机场。站在跑道中间，四围空阔，朔风吹过，荒草起伏，静谧异常。很难想象，当年这里就是飞机起降频繁的嘈杂场所。
       机场周围还可见被炸翻或炸烂的坦克、高炮。这是连绵内战的产物。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地点，喀布尔机场已数度易手，而每多一次易手，就多一处残破、多一点损伤。
       跑道上，时而可见巨大的弹坑，大的直径达三四十米，横亘在跑道中央。这是美国轰炸后留下的痕迹。我问机场的工作人员，哪一个坑，是美国人第一颗炸弹留下的。他们摇头，当时的恐怖，不容许他们去记什么是第一，什么是最后。
       但也许，就是这个大坑，是美国人投下的第一颗炸弹所致。这是我的猜测了。
       12月26日 星期三 晴
       总是犯同样的错误：每当出彩的地方，相机总是没有了电池。当然，以自己三脚猫的水平，即使相机照常使用，也未必能拍出什么好东西。
       在阿富汗电影厂，震撼是强烈的。尤其是当仓库铁门“哐啷”一声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种让人难以言述的震颤：到处是电影胶片的碎片，到处是被砸碎的机器的残骸，累累摞摞层层叠叠，在天棚顶上漏下的余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的凄惨。
       当然这还是很小的一部分，电影厂厂长阿迈德·萨瓦尔介绍，就在塔利班从喀布尔撤退前夕，从电影厂运了整整五十五车的胶卷，到郊外付之一炬。说这话时，搞了大半辈子电影的老人无限感慨。
       这些残破的胶片承载的是文化的结晶，是阿富汗电影厂数代员工的心血。但在奉行极端主义的塔利班政权眼里，艺术成了罪恶，影视成了禁忌，电影厂也就成了它必欲除去而后快的目标。据萨瓦尔介绍，这次大规模的洗劫就发生在塔利班从喀布尔撤退的前夕。除了仓库里的惨相外，电影厂历经战乱保存下来的众多资料片也被强行运走，装了整整五十五车，最后被卸在郊区，被塔利班士兵付之一炬。
       在仓库后面，是数间刚打了地基的房子。萨瓦尔介绍，当初建这些房子，是准备用来保存胶带的；后来，内战连绵，房屋建设也就被迫终止了。地基上还可见一些烧焦的痕迹，问萨瓦尔是怎么回事。老人长叹一声说，当初塔利班士兵将这儿也当作了一个焚毁点，许多珍贵的影片就在这里被化为灰烬。原来用来保存文化的地方，后来却成了摧残文化的场所。这似乎是一种让人心痛的讽刺。
       极端主义造就的遗憾已无可弥补。在我购买的一本有关喀布尔的书籍中，其中很多插图就是电影厂拍摄的，它精美异常，但现在，一切都只能从记忆中搜索。
       在洗印车间，有一个刚用水泥涂抹上的巨大窟窿。老职工沙阿·辛迪奇拿着一块废铁比划着说，这个窟窿是1992年内战时炮弹穿过的痕迹，他手里的废铁则是炮弹留下的残片。
       应该没有人比这里的职工更知道艺术的珍贵。面对塔利班的洗劫，职工们也积极开展了护厂活动。正是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的保护下，一些机器才得以保存。摄影师梅杰德·阿西安斯小心翼翼地拿出擦得锃亮的镜头，向我演示着，伤感中不无得意。
       请原谅我写得非常情绪化，面临这样的镜头，你很难不激动。尽管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已似乎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了。
       凤凰台的郑浩和魏永林都曾和电影有不解之缘。郑浩的父亲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魏永林则在部队时当过放映员，看到这种破坏，受到的冲击比我还大。直到回到住宿地时，两人还是一脸的感叹和愤然，斥责塔利班太不象话了。用小魏的话说，“你把国家人民的生活搞好了就算了，为什么要这样破坏文化呢？”郑浩更是当场掏出三百美元给电影厂厂长，说是为恢复阿富汗电影事业的一点贡献。
       在仓库里，找到几张还没被砸成碎片的光盘，承电影厂员工的允许，取了三张作为记忆。这是劫后余生的艺术品，当值得永久保存。郑浩拿的一张在回来时不小心被摔破了，让他很是心疼了半天。也是，没在塔利班手里破坏，却坏在了后来的不小心，真是一件遗憾事。
       在小放映厅里，电影厂还专门为我们放了一段内战的场面：子弹在狂飞、民众在哭泣、被烧焦的死尸触目皆是，原来鳞次栉比的街道沦为一片废墟。战争的破坏性和残酷性一览无余。
       非常感慨，非常的疲累，身体有点发烧，头重脚轻，还是强撑着将一篇通讯写完。现在觉得非常恶心，直想吐。这也许是身体的不适，毕竟这是高原地区，而且吃饭、睡觉太过艰苦；但也许，这是受冲击太过。
       12月27日 星期四 晴
       本打算去医院的，采访一下女医生或女护士。但计划赶不上变化，车开到amani oberral 学校时，突然看到密密麻麻排队的人，在等着发放粮食。于是决定下车进行采访。
       也许这正符合伊斯兰国家的特色，男女分开排队，一边是穿着乱七八糟各种衣服的男子，一边是几乎一色罩袍的女人。Fawzia aziz niazi是一个37岁的女性，负责给妇女发放。她介绍说，这是喀布尔最后一次粮食“自由发放”。此前，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据编号，已在喀布尔各区进行了粮食发放，这次是那些还没有领粮食的人最后一次的机会。
       Niazi 颇健谈，也没有戴罩袍。这算是喀布尔街头的一道“靓丽风景”了。
       在进入喀布尔前，一些西方媒体曾报道说，随着塔利班的退却，笼罩在妇女头上的种种禁令消失了，许多人因此纷纷取下罩袍，“表达对新生活的渴望”。
       但这种大胆女性，实在是少之又少。站在喀布尔大街上，可能一天也看不到一两个，即使有，很多也是年迈的老太太。一些媒体文辞的夸张，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如果比之我曾采访过的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似乎还略有不如。白沙瓦街头，除了着罩袍的女子外，还有不少只着面纱、甚至素面朝天的姑娘，时常让你采访之余感受到惊鸿一瞥的雅致。
       但这在喀布尔似乎是一种奢望了。即使偶然发现一个着面纱的女子，对她举起相机时，她也象受惊的小鹿一样，匆忙跑开了。
       在喀布尔妇女医院采访时，突然见到许多未着面罩的女子，一时间竟然有不适应之感。一个女子更是着西方式的牛仔服，很洋气很洒脱，但当我对她拍照时，她却一再将头扭过去，用手紧紧护住脸部。直到我最终无奈地将相机放下，她才又转过头偷偷窥望。
       一般女性尚且如此，如一些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女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在屋里她们自然不用戴着面罩，可以自由和男性同事交谈共事；但一旦走出大院，她们还是要戴上面罩。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要知道，你们是阿富汗受教育最高的女性，而且是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一起，罩袍这个东西，以前就不属于喀布尔女性。”
       她们的回答各不相同。有的说是一种习惯。确实，在阿富汗农村，绝大多数女性都着罩袍；但她们的习惯却是塔利班统治五年，禁令使她们养成了习惯，这就是习惯的力量。还有的则说，她们也确实希望能摆脱罩袍，“但你看到，现在情况很乱，戴着罩袍，别人看不清楚你是谁，是否年轻漂亮，它能给你带来安全感。”当然还有最悲观的，因为她们担心，塔利班似乎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但一切确实在进步。比如上面提到的我对女性拍照，如果是在塔利班统治期间，这是犯了重大禁忌的，轻则没收你的胶卷和相机；重则你将遭到殴打，甚至被“没收”，你就在喀布尔破旧的监狱中苦度日子吧。
       一些女性表示，在塔利班统治时期，她们就因为有时衣服穿得太好了一点，或者罩袍没有完全遮住下面的裤子，遭到警察的殴打。当然，在这个方面犯忌的也不仅仅是女性，我的翻译努尔就告诉我，他讨厌蓄胡须，但就因为这一点，他就尝过警察皮鞭的厉害，甚至几度被投进监狱。
       说这话时，翻译脸上开始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然后是开心的笑，很灿烂，因为在他看来，往昔的日子已是不可能再生了。相比于女子脱下罩袍的缓慢，男人们剃须的速度要快了许多，尤其是年轻人。“即使塔利班重来，这么多人都剃了胡子，他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杀了吧！”翻译很多时候都努力表现得很成熟，但有时话语中也不免有孩子气。
       塔利班对于女性的桎梏是空前的。我在采访喀布尔国际机场时，恰逢一个妇女前来求职。机场负责人铁木尔见此，话锋一转笑着对我说：“在以前，阿富汗妇女生活在地狱中。”
       我一时不明所以，连忙说愿闻其详。
       “因为妇女只能呆在家里，哪儿都不让去，什么事都不让说，这不是地狱是什么？”老人的解释颇为幽默，他说，这个前来求职的妇女以前就是机场的员工，塔利班上台后，她因为性别被赶回了家。现在，像她一样，许多妇女又都可以回来寻找工作了，就在前一天，就有五六个妇女问询工作安排。
       有类似看法的不仅仅是一些接受过教育的男子，曾担任过秘书的玛苏达就说：“在将近五六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国家像个监狱。”
       可能在外人看来，罩袍轻柔，只具有遮盖作用。其实不然。我曾特地到巴扎采访过，以手触摸的感觉，罩袍可能是类似化纤一样的东西。小贩说，这些材料都是从韩国进口的，然后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境内制作的。一个罩袍需要几十美元，这对许多贫困家庭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在阿富汗采访时，时常碰到一些穿破旧罩袍的人，走到你身边，伸出手，喃喃低语，刚开始不明所以。旁边的翻译一点拨，方知道，她们是乞丐，但又不如小孩子们大胆和张扬，总是默默地蹲在一个角落，看到乞讨目标后再走上前去。她们的罩袍，颜色自然已褪得厉害，许多地方，更是破成丝缕状。对她们来说，要想换件新的罩袍，现在还是不敢想象的一件奢侈事。
       除了价格昂贵，一件罩袍其重量也足有六七斤，全靠头顶的坚硬圆形帽子承托，套在身上，其感觉也可想而知。一位西方记者曾试戴过这种罩袍，她当即的感觉是：“这种罩袍不单是伤害女权的工具，更由于它的实际重量，使我的身躯摇摇欲坠。”
       罩袍的眼部位置，都勾勒成鱼网状，外人自然看不见里面的“庐山真面目”，里面的人也很难看清外部的世界，走路时也需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我的一位同事就戏称，这种网状，实际上是“铁丝网”，阿富汗妇女就被阻隔在“铁丝网”里面。
       罩袍的副作用是多方面的。据医生介绍，阿富汗女性由于长时间穿戴这种罩袍，时常出现头发脱落现象，视力衰退，甚至患上眼疾，呼吸出现困难，导致哮喘病……
       最令人忧虑的是阿富汗流行的一种热带病毒：Leishmania，由一种名为沙蝇的苍蝇传染，病毒可大规模侵蚀人体的皮肤，直至皮炎、腐烂。女性比男性来得痛苦，原因在于罩袍长期遮盖皮肤，令病毒蔓延更快，同时又不易为人所察觉。
       如果未婚女性染上这病毒，就更会令她丧失结婚机会。
       玛苏达就说：“我们的罩袍掩盖了我们的眼泪。”
       罩袍只是一种表象。在塔利班统治下，由于女性被禁止工作，社会生产力骤减，经济更加萧条。以喀布尔为例，原来70%中学教师为女性，大学则占60%，公务员有50%，女医生则占40%，即使大学生中，也有一半为女性。这支庞大生力军最终因为极端的政策，只能呆在家中蹉跎岁月。
       更为严重的是，对众多因战乱而失去丈夫的寡妇而言，这种政策无疑使她们失去生活来源。未懂事的孩子就被派出家门乞讨、干杂活。即使在塔利班垮台后的喀布尔，这种情况仍非常普遍，大街上的乞讨小孩几乎触目皆是。有些妇女沦为暗娼，靠偷偷摸摸地卖身苟活。
       许多女性赋闲在家，一日比一日郁郁寡欢，自杀率抬升。可是，塔利班规定男医生不可以治疗女病人，但又不让女医生工作，所以在塔利班统治的头两年，女性的死亡率大幅上升。有见及此，塔利班于1998年底才开始让女医生恢复工作，医科女学生可继续学业。但这毕竟只限于极少数女性。
       这是塔利班无奈的妥协，面对人们不断孕集的怒火，塔利班也逐渐放弃了一些荒唐的禁令。据当地人说，其实就在塔利班垮台前，大街上许多妇女都穿着高跟鞋，并有意无意地让鲜艳服装的一角从改制的罩袍变短的前襟处露出……这些原先可判死刑的“罪恶”也得到了默许。很多事，如同重物覆盖下的草苗一样，是阻挡不了的。
       2002年1月12日星期六阴雨
       劫后余生的喀布尔博物馆的门口，高挂着一条布幅：
       “只有文化得以存续，民族才能存续。”
       也许只有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才会对塔利班最后的垮台有另外一种解释：这是一种报应。这也印证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访问这个博物馆前，就听说它的大名。曾长期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工作的羌品兴先生就曾告诉我，喀布尔博物馆里的佛教文物，“比亚洲所有佛教国家的馆藏品的总和还要多”；而且佛教雕塑的精妙，举世无双。
       “你应该到博物馆去看看，你会有很多感触的。”他曾多次极力向我推荐，称到喀布尔不去喀布尔博物馆，就好比去西安不访西安博物馆，将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但当我今天走进这个位于喀布尔城西的博物馆时，却看到的是一派荒凉。此时，天正下着小雨，更增添心头的难过。
       博物馆早已千疮百孔，大楼残破成一个勉强还能站立的骸架。里面馆藏丰富、价值连城——甚至无法以金钱来衡量价值的文物，早已毁灭殆尽。
       被毁的文物中，包含了众多史前、希腊、印度等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艺术珍品。只留下几个伊斯兰教文物，孤零零地陈列在这个四处漏风的博物馆角落里。
       干出这种与人类文明为敌的事，是最终遭到举世唾骂的塔利班，它堂而皇之行事的理由，是这些艺术品中的非伊斯兰偶像侵蚀了穆斯林的信仰。
       这是苍白无力的托词。因为塔利班的这种举动，也遭到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对，称其玷污了伊斯兰教的“宽容”。
       塔利班仍一意孤行。这正可套用歌德的一句话：最可怕的莫过于无知而行动。这种无知的可怕性，在于我们失去了众多永远无法再生也无法弥补的文物，其中受破坏最烈的是曾在阿富汗文化史上写下绚丽一页的佛教文物。
       引人深思的是，破坏者很多竟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官。博物馆人员告诉我，当时，这些“破坏者”由塔利班的新闻文化部长及财政部长带队，大摇大摆地进来。当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恳请他们放过这些承载着历史的文物时，他们却报之以讥笑，讥笑地看着这些学者因为文物被毁而流露出的惊恐神情。
       在场的历史学家对于塔利班的毁灭文物的行为据理力争。但部长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告诉历史学家叶海亚·穆希卜扎德：“不要自不量力，如果你们想制止这一切，我们就用斧子敲碎你们的脑袋。”
       第一天，这几个官员用石头砸碎文物；第二天，他们用斧子取代了石头；后来，挥舞着大锤的塔利班士兵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数千件他们认为有冒犯性质的文物被摧毁了。
       在经历了内战浩劫之后，博物馆遭到了塔利班最具摧毁性的洗掠。穆希卜扎德悲伤地说：“我只能在书上看到精美的文物了。”他指的书，是一本博物馆的介绍手册，出版于1974年。
       我搜遍喀布尔的旧书摊，终于买到了一本。轻轻翻阅书中发黄的图片，当真是万千感慨在心头。历史给予阿富汗的精彩丰富文物，已只能永远停留在这本卷边的书里了。
       1月19日 星期六 阴
       在阿富汗这种地区采访，有时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就比如今天，采访一个叫阿马克的十二岁小孩。他告诉我，他爸爸一年前得病死了，当时他都吓傻了，不知道生活该怎么办。他叔叔说将照顾他家的生活，但叔叔把爸爸安葬后，就再也没来过。他和哥哥整天浪荡在街头，找各种工作，受人们白眼……说这话时，孩子声音很低沉，想哭。而为了得到细节，我还需要不停地问，问他父亲死时的状况，问孩子当时的感受。很多次，我不得不停下来，稳定自己的情绪，面对孩子的痛苦，我有时几乎再也问不下去了。这对他，也对我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呀！
       阿富汗的儿童是令人同情的。联合国的一份统计显示，在被调查的阿富汗儿童中，有50%的人都说看到过人是怎样被炸弹、地雷炸死的，或被枪炮打死的。66%的人说失去了亲人，70%的人说看到过伤残的身体，90%的人说活着没有意思。
       我在白沙瓦得到的一本联合国方面印刷的有关阿富汗孩子的宣传画册，孩子童稚气而又成熟的话，让人格外感伤。
       一位见多了杀戮的阿富汗儿童由衷地说：“我痛恨争斗。一次我在路上行走，突然我在树旁边停下了。两只鸟正在树枝上打斗。最后，它们都从树上掉下来了，都掉到了一只猫的嘴里。这就是争斗的后果。”
       伤痛给儿童们带来的阴影是刻骨铭心的，也许他们一辈子都很难摆脱。一位失去父亲的九岁小男孩说：“我希望能尽快长大，这样我就能拿到枪并找到杀害爸爸的凶手。我将杀了他，因为他杀害了我的爸爸。”过小的年龄承载了太多的仇恨，这从白沙瓦难民营里一些一见到外国人就投掷石子的小男孩身上就可见一斑。
       就如今天采访的小阿马克，他生活的艰辛，可能是我们今天许多人，尤其是国内城市的同龄人所无法想象的。
       父亲死后，留下了他们一家四个人：妈妈和两个分别是十一岁和十岁的弟弟。妈妈为人洗衣服，一天可以挣一万阿富汗尼，而他们三个兄弟也都出去找活干。他和弟弟以前卖水，自己到井里先将水打出来，然后挑到居民区叫卖。一桶水二千到三千阿富汗尼，一天下来，也可以挣五千阿富汗尼，但这个活非常累。而他十岁的弟弟则为人擦车，一天也能挣差不多的钱。
       他现在则在一个叫“阿富汗街道儿童救助”的慈善中心制作工艺品模型，模型展览或拿到国外去卖（不知道这种形式是不是也算童工）。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童工要比大街上流浪擦鞋的孩子好多了。我问阿马克，这里的活累不累，毕竟一天也需工作八九甚至十来个小时。他的回答说，也很累，但要比以前卖水好多了。问他想不想上学，回答却是不想，因为如果上学的话，要买书本，没有钱；而且上了学，就没有工作的时间了，家里就没有吃的了。其懂事的程度让人感到辛酸。
       “阿富汗街道儿童救助”负责人送了我两本宣传册子，每本上面有一个孩子的故事。读来也同样让人感到辛酸。
       一个是小女孩沙兹娅讲述的：“我的爸爸叫哈比比，一个很穷的普通工人，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得上班，这样才能挣够维持全家吃穿等开支。随后而来的一系列事件，却使我们虽然穷苦但却正常的生活也彻底变了。
       当各个派别大打出手时，由于猛烈的炮火，我们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投靠切塞图尼的一个亲戚家。
       一天，爸爸妈妈决定回到原来的家，去取一些我们要用的东西。由于逃跑时太仓促，很多东西都被丢在了原来的家里。
       当他们费尽辛苦找到自己家时，才发现，原来家里的许多东西都已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一床被子和两条旧地毯。
       就在爸爸妈妈拿着被子和地毯返回切塞图尼时，激烈的战斗又打响了。炮弹的碎片击中了他们。当战斗结束时，好心的人们才匆忙把他们扶上车，送往医院。但由于耽搁时间太长、失血过多，爸爸妈妈就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
       当舅舅将爸爸妈妈的尸体运回家时，我和弟弟妹妹正在院子里玩耍。当我们听到外面传来嘈杂声时，我们还以为爸爸妈妈回来了，并给我们带来了家里的许多东西。
       舅舅走进院子，满脸悲伤。我们问他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也不回答。
       我走出大门，看到两块白布裹着两具尸体，白布上血迹斑斑，周围站满了人。他们慢慢将尸体移进院子。舅舅放声大哭，紧紧抱住我们。
       我们这才发现，爸爸妈妈死了。大人们没有让我们靠近尸体。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记得发生的一切一切。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爸爸妈妈被安葬了。舅舅收留了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舅舅也是一个穷人，为挣钱每天必须早出晚归。我和弟弟妹妹开始在街头寻找工作。有时我们卖水，有时我们捡木柴或其他东西当燃料。
       我和舅舅家人努力支撑着这个家。我的生活彻底打乱了，我有时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伤心。
       我希望读书，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这样，我就能帮助穷人了。”
       另一个，则是12岁的拉扎克讲述的，宣传册上还交代了有关拉扎克的背景，他们家本来就在喀布尔城中心，五年前的炮火，迫使他们逃到了喀布尔城北，住在一间土坯房中。城北的生活是艰苦的，而且同样危险，拉扎克的爸爸就在一次意外中被飞来的炮火炸瞎了一只眼。最后，他们全家决定还是搬回喀布尔城内的老家，但此时，他们的家早已在炮火中化为一片废墟。
       “当我们回到喀布尔城内时，我们没有一点可以吃的。哥哥和我开始乞讨，从好心人那里讨来面包、木柴和其他几乎所有的东西。哥哥那时也才十二岁，我只有十岁。
       很幸运，我们得到了一个叫‘阿富汗街头儿童救助’的慈善组织的帮助，但这些帮助远远不够，因此其他时间，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去乞讨或努力工作。我们曾当过苦力，帮别人将水果或抬或背到市场上。
       我还清楚记得，那天是星期四，喀布尔城内到处是炮火。天已经黑了，哥哥还没有回家。我们非常焦急，因为在喀布尔城，我们没有任何亲戚，哥哥不可能找到任何人家庇护。兴许是安慰我们，爸爸说，哥哥可能呆在了慈善中心。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就去了‘阿富汗街头儿童救助’中心，寻找那里是否有我的哥哥。他不在那里。爸爸独自一个人回了家。我们全家都非常焦虑。每个人都在问：他到底怎么了？
       又一天过去，爸爸星期六又去了慈善中心，他仍然没有发现哥哥的行踪。爸爸回来时，什么也没有说，但神情非常悲伤。
       中午，爸爸终于找到了哥哥，他全身鲜血淋漓，已经很难辨认。我们全家顿时都放声大哭起来。
       别人告诉我们，当天哥哥正在工作，突然一枚炸弹在他旁边爆炸，他随即被炸晕了过去。在送去医院的路上，他就死了。医院的人也根本不当一回事，他们甚至没有将哥哥的名字登记在伤亡病人名单上。爸爸搜遍了全市的医院，才终于在一个医院找到了已永远不能醒来的哥哥。
       邻居们都来到我们家，帮助操办了哥哥的后事。
       哥哥是个很好的兄长，他只要找到一点吃的，都会先给我吃。现在，我只能一个人工作了，我成了家里唯一能挣钱的人。
       在哥哥死去的几天里，我天天想念我的哥哥，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噩梦。每当经过一些坟墓或一些街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我想念我的哥哥。”
       日记写作者：刘洪，新华社记者，现居北京。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