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定家庭经济日见困难，我休学后在培宝国民学校担任教师一年。那时候，当小学教师是没有前途的，于是征求父亲和绍哥的同意，我毅然决然地只身到上海去。由父亲筹措川资，绍哥在上海当律师可以解决饭碗问题。
我离别了双亲，心情不禁黯然，是时乃二九年的夏天。
我从海口乘英商南昌号轮船去香港，住于琼源昌旅店。初次出门人地生疏，旅途没有同伴，自然感到孤寂和不安，幸喜有人介绍认识了王茀云君，他的身材魁梧，生性和霭，是个行船工人，历次周游全世界，能操英语和上海话，这次要到上海去找工作。我和他决定乘英商太原号轮船到上海。我们买的是特别官舱船票，二人住一个房间，舱位富丽堂皇，有风扇、自来水等设备，在用膳方面，中、西餐都有供应，并有咖啡和小食，一天饮食共五次。这艘轮船是要经过厦门的，因此必须航行五天才能到达目的地。在船上（我）还认识了几个赴沪投考的学生，都是文昌人。船航行了二天，我患眩船病，仅吃点东西，幸得王君的照料解决了困难。
船到厦门，我们登陆去游玩。在那里有文昌人开设（的）一家西餐馆，我们进去，店东知道是同乡就请我们吃火腿煎蛋和牛肉饼，并在店中淋浴，然后游一回中山公园才辞别回船。
船驶进了长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我在甲板上眺望，只见农民在田里劳动，渔夫在江中捕鱼。这一带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江南的景色青翠可爱，历历在目，更显得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
船驶入黄浦江，放慢速度，徐徐行进。有一只摇橹的小船跟随摇过来，靠近轮船，几个粗鲁男子从小船上就一跃而上，对我们声称是上海北四川路虹口大旅店接水，特地来接客人，并以伪造的铜牌证件给我们看。铜牌上镌着“虹口大旅店”的字样。王君久住上海，洞悉这些人是流氓，就对他们说：“我们要住南京路大东旅店”，拒绝他们接行李，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动手来抢行李并要打人。王君看到情况不妙，马上去请船上的英国警卫，才给（让）那几个坏人滚蛋。船靠码头，抛下了描（锚），真的虹口大旅店的接水来了，他们穿的是旅店的制服，态度温和又严肃。他们叫黄包车拉我们到该旅店休息已是黄昏时刻了，行李则交他们的车子运去。
当晚王君带我到一家广东饭馆去吃饭，菜肴丰盛，有肉丝炒卷菜心，有炸鲜虾球，有清炖草菇汤，有白斩肥鸡。那顿饭吃得真香，因为我眩船二天途中有点疲劳，又觉得很饿的缘故。
第二天早上王君才带我到绍哥住处，兄弟相见非常欢喜，我介绍王君和他相识。他对王君也十分感谢。
二
我到上海后，向绍哥提及升学的问题。他以为我是来游历的，而他的律师业务未见发展，收入很少，难以支持。他既不同情我升学，我便去信丙哥，并向家中说明情况。父亲甚希望我能够继续读书，但接济又有困难。丙哥在江苏省建设厅公路局充任事务员，每月入息微乎其微，勉强可帮助多少。于是我决意入短期学校，日间学习洋文、打字机，夜间进西人则信学校读英文，如果成功，可能在银行、洋行、或海关工作，但是没有人事，什么都枉然。（这）使我有些灰心，所以学打字机大约二个月便中止了。至于学习英语是有用处的，教英语的则信老师，父是英国人，母是广东人，他能说流利的广州话，读的课本是《天方夜谈》，语法是“纳氏文法”。他以广州话来讲解，当时我的广州话懂得不多，听起来不大明白，只听他朗读课文和了解一点语法，学期不满，也就停学了。
我又算是失学了，于是我去镇江会晤丙哥。江苏的省会设在镇江，三国孙权未称帝时首都设在南徐，就是现在的镇江。在那里有些古迹留给后人凭吊，如甘露寺，即吴国太看新郎之处，有高二公尺的石头分成四块立在地上，是刘备直劈一剑，孙权横劈一剑而成的，《
三国演义》上说得明明白白。又有孙夫人梳妆台，刘孙商议破曹处，还立有庆石碑，上书“吴将太史慈之墓”，但坟墓已平了。
在镇江游了三天，我乘火车往南京，暂寓于访兄处。他常不在寓所，因此租旅店给我住了三天，在第一夜我将睡觉时，旅店侍者来问我：“先生，要漂亮的姑娘吗，玩玩极有趣的。”我摇摇头，他便走了。
我从南京回到上海又积极准备上学，一方面寄信回家请父亲帮助，一方面托人向琼海中学要求寄来修业证明书和学业成绩单。该校有意刁难我，竟把成绩单的各科分数糊（涂）改（成）不及格。当时上海各校幸喜有春季始业，绍哥出主意我在正风中学插班初中三年级，我自然也同意，因为该校校长黄淼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与他有一面之交。
我的学习从来侧重于语文和英语，数学不甚重视，因而数学成绩很差。在初中三年级教语文的是黄炎和杨育其，我在课外有时会写短篇小说、杂文或诗歌，写成后请杨老师批改。他对我的写作甚是赞许，鼓励我多用功乎（夫）。他常叫我们买活页文选来读，他喜欢选教古典小说如《枕中记》之类。他教那篇《吊古战场》文，一方面朗诵，一方面讲解，真是有趣。黄炎老师是国民党员，他常说：“只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学生会办墙报，我是编辑之一，每期都登载我的一篇作品。
教英语的老师是廉相成，圣约翰大学毕业，教的课文《金河王》，又有一位姓沈的老师复旦大学毕业教“莎士比亚”。他们的发音不大好，并且都是江苏人，说的是家乡方言，听不全懂，我感觉学习英语不见得进步。
初中毕业后，接着在该校读高中。在上海，高中的课程，除语文和党义外，其余所有各科都是英文版原本，所以学习感到困难，如果英文基础很差的话。教我班语文的刘松云老师，学问渊博，平易近人。他教的《琵琶行》是以拍子唱读的，使我体会很深。我写的文章博得他的赞赏，但他嫌我的抄写不够工整。我因经济困难申请休学返梓，向他辞行，他非常惋惜，并赠我绝句七言一首，以为纪念。教英文的是葛家栋老师，教的课本是《鲁滨逊飘流记》，他的发音准确，以北京话来讲解，他的年纪还轻，仪表端方。有个同学问他多少岁，他说：“我还没有结婚啊！”教语法的是他的叔父，发音固然好，说英语也流利，但他常讥笑广东人不会说英语，如“China”一词广东人却念为Cina，还说他们似英国人。有个同学发问：“中国哪一个省或一个县的人说英语准确？”他毫不迟疑，微笑地说：“只有昆山人说得最好而又最准确。”同学们听了都哄堂大笑起来，他脸红耳赤地说：“这并不是说我自己呀！”因为他是昆山人，明明是说他自己，同学们是理解的。又如某老师教数学，常会说各校的数学教师，会向他请教，因为“无论代数或几何都是英文版原本，他们有些人是不懂的”。这几个身居教育界的人，沾染上海旧社会的习气，什么都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不值识者一笑。
在同学中，王伊君、沈祖徐、陈德华、黄惠芳和我的交情较好，在学习方面，大家诚恳地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王伊君学教育科，我学普通科，我回家当小学教师曾向他请教，他便将儿童心理学二本寄给我。他喜爱读普罗文学作品，思想意识倾向于C.P（共产党）。有一次他为朋友送一个秘密地址到某处去，在马路上恰巧有几个外国巡捕正在搜查人身，他急坏了，忙把写地址的纸条放入嘴中细嚼吞到肚子里去。搜查到他时，巡捕问：“你吃什么？”他说：“我吃烧饼。”以此混过去。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对待事物，如果不敏感或急中生智，那就会遇到危险。至于沈祖徐他的父兄都为我画画和题字，这也是难忘的。在同学中也有耍流氓手段的，有一次在宿舍中，一个同学的暖水壶破了，另一个同学却说：“把它放在黄某的书案上，叫他赔偿。他没有钱，看他怎么办！”又有一个正直的同学说：“那是不行的，暖水壶自己弄破了，怎么可诬赖别人，不可做丢脸的事情！”他羞惭无地，只好走开。这个家伙意欲害人，居心叵测，我想他决不会有好处。
当时文豪鲁迅等在上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以普罗文学为武器向反动的文化堡垒进攻并呼号各阶层群众认清形势，推翻反动统治，打倒国内外敌人。在此之前，有作家郭沫若等建立创造社，树立起一面崭新的旗帜，以锐利的文笔批判资产阶级的旧文化。
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喜欢阅读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对我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在高中时的作文表达（现）得最突出。刘老师很理解的说，我的头脑清醒，能接受新的事物，由于这样，我就有机会和C.P的外围人物相接触，认识他们几个人，被同学们目为进步分子，从此有些人喜欢我，也有些人妒忌我。
三
我第一次从上海回家是乘英商太古行庆元号轮船经过几个地方如汕头、香港、广州、北海，又转去香港才回到海口，计在船上十一天。
我回家后，女人已生个男孩。我和她很少说话，她疑我有外遇，竟投水死了。母亲抱孩子大哭一场，全家大小无不下泪。母亲怕妇人的母舅要告官，更加担忧，但我不是迫她去死又有什么可怕呢？她投水而死，不知尸体随溪水流到哪里。请人寻找半日，原来搁浅躺在三溪的泥滩上。收殓的人把尸体抬回坑上，她的母和姐要我跪在尸体前面，好让人穿上衣服以便收殓埋葬，但我坚决拒绝了。她的死也就永远离开了，生离死别不但悲切，反而使家庭又多了一笔负担，实在使我流泪不止，女人死后遗下孤儿，（我）心中更是难过。这要靠母亲抚养他成人，可谓惨矣，伤心之极。
是年秋我充任三溪小学教员，曾请沈祖徐令尊翁沈研禅老大人为学校题校名，叫泥水匠模印于校门之上。字写（得）铁划银钩，劲秀有力，实所谓入木三分了。
翌年春，我又往上海，住于绍哥处。他的住处迁于法租界华在路元昌里，有三层楼，下层作为写字间办公处，二、三层住宿。绍哥在上海当律师将近十年，他的胸怀狭窄，不能容物，目空一切，同时后台老板不是主要人物或富商资本家，因此，他的业务发展不大，只能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
在那年的冬天，他发起为双亲祝寿，请留日老前辈冯河清先生撰写祝寿征文启事，并在功德林斋食馆设宴招待宾客。征文启事发出后，收到不少礼物，有现金，有对联，有寿字。上到政界名流，下到工商资本家都有礼物拜贺。原来上海的习俗，如结婚、祝寿、冥寿、小孩弥月、葬祭等，都要发帖请客饮宴，藉此收取财物。绍哥在这方面的应酬确实花了不少钱，那次祝寿双亲可能希望能够从中收回他的“投资”和“利息”也说不定，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发征文启事之前，绍哥就专函请双亲去上海，母亲不能去，只父亲和姐姐去。在海口有幸认识了符素琴，她也要取道上海到南昌，会晤她的未婚夫，可能是要去结婚的，在途中多得她的照料。这位符素琴是琼山演丰人，初中程度，说得一口流利的广州话，她生得身体结实、眉目清秀、性情温和、善于交际又擅篮球术，更显出她的健美。她身上只穿淡蓝色的旗袍，脚着高跟鞋，活像学生的模样。到上海后，我和父亲住在三楼，她和姐姐住在二楼亭子间。有一天，姐姐、她和我三人在亭子间中闲叙，不料姐姐对她说：“琴妹，我的八弟失偶已经一年多了，还不续弦，请你嫁给我的八弟吧。”她听了一言不发，只是笑笑，接着姐姐又说：“我的八弟少年英俊，是读书人，前途无限美好，嫁给他不会错……”她又只是笑笑。我和她相处仅仅数日，看来她对我是有意的，但她是人家的未婚妻怎么能够答应呢。姐姐向她提出求婚也太唐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曾邀她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美国好莱坞影片《倾国倾城》，去金城戏院看上海影片《渔光曲》，去天蟾舞台看京戏《霸王别姬》，又上新雅吃过一顿饭，大三元喝过茶，二人俨然一对夫妇。有一次在霞飞路上遇着一位同学，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黄，你带爱人来了？”她问我：“那人是谁，说什么话？”我说：“他是我的同学，他以为你是我的妻子。”她听了嫣然一笑。天气冷了，她想买一条西装大衣，我和她到南京路永安公司买呢布来缝比买现成的合身，那里有各种衣服的图案，就照自己合意的式样让缝工缝好。她还买一条羊毛衬衣送给我。大概在上海住半个月，她便乘长江内河的轮船去南昌。我送她到黄浦滩码头下船，夜间十点钟船才开行，天气很冷，我在船上和她坐谈一个钟头，她把被子披在我的身上，汽笛声响了我才恋恋不舍的回去，她也在擦眼泪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的爱人调去上海公安局工作，住家在南京。我第二次返琼前向她辞别，她请我同到一家广州食店吃晚饭，菜肴有香肠、肥鸡、炒鲜鱼片、肉丝鸡蛋汤，她还会喝点酒，微笑的（地）向我举杯，祝我顺风到家，并代请安二位老大人和姐姐。从那次分别后就没有见面的机会，只在嵌相册上存着她的一张半身相片而已。后来听说她随爱人到广州不幸病逝于旅次，年仅三十二，呜呼痛哉，我不觉潸然落泪。
四
因为祝寿之事，不知怎的绍哥丙哥二人竟发生口角，并发展成打笔墨官司。绍哥寄丙哥的信是分一条一条来写的，开头第一条说着：“你老婆来上海，你说过每月交我十五元，有没有交足？”这是什么话呢！丙哥回信说：“你藉祝寿之名想发大财。”这又是什么话！他们二人互相寄信指责对方，我劝他们二人要和好，但是他们都不听，使我都难为弟了。原来西坡嫂去上海想生个孩子，住于绍哥处，丙哥答应每月供给膳食费，如果某个月交少了钱，也应该体谅其困难；虽然祝寿但不能说是想赚钱，兄弟之间有意见就要好好磋商解决，不能打笔墨官司以免贻笑人家。他们二人各有短处是不言而喻的。
五
寿诞期过去，父亲和姐姐将即返琼。父亲未起身之前极力主张我继续读书，筹足了学费和如何解决膳食、书籍等费用，于是我托人代造一张证书，考进正风文学院插班于国学专修科第二学期。文学院读本科是四年，专修科只二年。在旧社会，如果有专科毕业的资格，不论找工作或教书希望就比较大，也容易图个出路，我进文学院的目的就在于此。
在文学院广东和广西的学生有四十多人，海南人只我和定安王动如。这二省的学生组织了两广同学会，设有常务委员会若干人，我系委员之一。下面有学术研究组和文娱活动组，学术研究组有诗词专题讨论，文娱活动组有时打球有时下棋。学期结束全体会员拍影留念，并去上海新雅聚餐，同时开房间，叉麻雀也算是个余兴。
两广同学之中女生只有广西黄振芬一人，她常和我打招呼，很少交谈。她说的是桂林官话，她是个端方斯文的女青年。
有二个四川女学生，一叫陈翠明，一叫邓雪华，她们比我大几岁，我常呼她们姐姐。陈翠明赠我浪淘沙词一首，请过我吃西餐一次，她曾介绍一位浙江的女同学丁若梅给我做永久的朋友。虽然我尚未续弦，但因经济困难是否继续读书、事业又不成无意走进爱的漩涡，邓雪华听说是四川某军阀的姨太太，有一次她请我去上海看电影，并请我教她一点文昌话，我对她说：“你学文昌话有什么用呢？”她说：“懂得多一种话也有好处。”陈邓二个对我有些感情。有人说我会追求女性，那是无中生有，真是岂有此理。
六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三省，南京政权则实行不抵抗主义，全国人民都不胜愤慨。舆论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责备南京政权丧失大片国土，上海各校学生各阶层人民群众激发爱国的热情，经常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而当局置若罔闻，反而和租界“洋大人”相互勾结，横加干涉，甚至殴打，逮捕和迫害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
那年初冬，上海的大、中学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政府立刻出兵收复失地，我也参加前往。当时在北站送行的市民群众何止千万，车站的门顶挂着“风萧萧兮黄浦寒，不达目的兮誓不还”横额大幅标语仿佛荆轲入秦的故事。
我们到南京后，由领队的指定宿于中央军校，在那里吃一顿晚饭。是夜九点钟，有几个穿军服的人来“慰劳”我们，并宣扬蒋光头的“德政”，我们都嗤之以鼻。
翌晨，雄壮的队伍集中在空地上，口笛一响就向政府办公处奔去，高呼“打倒日寇”和“立即出兵收复失地”的口号。大学生由于右任接见，中学生由蒋光头亲自接见，他首先劝说我们回校安心读书，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材，接着便说什么“政府保证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决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他说的话完全是骗人的，没有一句兑现，学生们非常气愤，只得回校。
第二次沪上各校学生又到南京去，平津学生也乘火车南下。政府要员怕得发抖，蒋光头被迫出来接见，蔡元培也跟着出来，他一方面恫吓学生，“不要被人愚弄，受人煽动，”一方面却声声口口的说：“政府接受群众的意见，准备抵抗日本，如果三年不收复失地，就请杀蒋某之首以谢天下。”但是学生们不再受他的欺骗，要求立即出兵。喊声震动天地。于是他气极了，就命令军警特务冲散学生的队伍，向学生们开枪。当场有几个学生中弹而死。接着强迫学生们上火车，稍有抵抗的被警棍打伤打死，把死尸抛到江中去。
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日寇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企图作为进攻我国中部的中心基地，以达到灭亡全中国的阴险目的。
淞沪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上海日纱厂十万工人大罢工，同时号召青年学生组织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无数市民群众担任运输交通侦察救护等工作，并募集资金、寒衣、药品支援前线。当时学校停课了，我也和几位同学买些食物赴闸北真茹一带慰劳英勇的十九路军将士。有好些战士们在炮声隆隆、战火弥漫之时，还在战壕中拉胡琴吹口琴，表现他们乐观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赞赏不已。
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之下，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南京政权领导之上海市总商会不得不印发了“敌军侵境，罢市御侮”八个字，让各商店贴在门上以装门面。上海的店员和市民阶层哪一个人对日寇不憎恨？难道还有人要想做买卖吗？
当时上海的军民孤军抗战一个多月，使日寇四易主帅死伤几千人，继续增兵到十万人，兵舰六十余艘，飞机百余架。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出兵增援，反而派第五路军来制止十九路军抗日。第五路军的兵士却反抗上级命令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后来有人向敌人告密，敌人趁十九路军兵力不足在浏河偷袭登陆，才迫使十九路军退出上海。
七
有一天下午，邢宛然君得（到）去法租界青年会的一位朋友的通知，邀我同到青年会参观苏联木刻画展览会。当日到会的在苏联方面有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和驻上海总领事等人，在中国方面有宋庆龄、孙科、蔡元培、何香凝、鲁迅、徐悲鸿、丰子恺等人。首先由苏联大使以英语致欢迎词，介绍木刻画的内容涵义，接着孙科、蔡元培相续发表演说。大家都赞颂苏联艺术的伟大成就和强调中苏两国的友谊万古长青。展出的木刻画有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的肖像，有工人阶级赤卫队向敌人斗争的图景，有农村新貌和山水虫鸟，刻得栩栩如生，我们都体会到苏联的木刻画确实很感动人，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参观以后我们得一本木刻画本，还亲受一顿丰盛的茶点呢。
八
上海在中英南京条约订立时开作商埠，其中一部分成为外国侨民的租界，有英、美、日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后来外国侵略者越界筑路，扩大了租界的范围。
租界的统治机构叫工部局，下设有巡捕房和华人董事会等名目。巡捕房有巡捕若干人，分为四等，一等巡捕是英、美人，二等是日本人，三等是印度人，四等才是中国人、华人。董事会聘请上海名流杜月笙、黄金荣、虞洽卿、王晓籁等人充任董事。这些人帮助洋鬼对居住在租界的华人实行残酷的统治。
公共租界有黄浦滩公园、虹口公园、兆丰公园。法租界也有一座小公园，原初公园只许外国人游玩，公园的门口挂着“狗与中国人不准入内”的牌子，每个中国人见了都怒目而视，经过市民的抗议才摘下那块牌子。洋鬼侮辱中国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之后，中国人游公园必须买门票，长期全年一元，临时收钱一角，对中国人来说也不算是便宜的。
居住上海的洋鬼、高等华人都养着外国种的喇（哈）叭狗。一些有钱的老板认为有利可图，开设了狗饭店，真是世间奇闻。狗饭店的设备和一般的餐厅设备大致相同，它的菜谱中西式都有，如牛扒、牛肉饼、火腿、蛋、猪脑、菜花汤、虾仁肉丝炒面、杨州杂锦炒饭等等，也和人的中西菜谱大同小异。有的狗主人为狗包月饭，有的只是吃客饭，每到开饭时间，洋鬼资本家闺秀奶奶小姐有的坐汽车，有的坐黄包车带着他们的宝贝鱼贯而来，好不热闹。他们坐好席位，点上菜谱，饱吃一顿丰盛的菜肴，吃后还有果子、咖啡或红茶，并且香皂面巾擦嘴吧（巴），可惜狗不会使用食具如刀、叉、筷子之类须得主人帮一手。
狗毕竟是畜生，竟然受主人这样的豢养，每餐给以可口的食物，真是人不如狗啊。
在上海租界内开设不少按摩院，按摩原来是土尔（耳）其人的洗澡健身法，所以也叫土尔（耳）其浴。在按摩院洗澡，按摩价钱比一般的浴室高，这里是由老板聘请婀娜漂亮的青年少女来接待客人，为客人沐浴擦背，剪指甲，接着便是全身按摩。这些青年少女施展手段，顿使客人销魂，取得客人欢心，以肉体换来无数金钱，有些青年少女成为客人的姘头，可见按摩院简直是变相的娼妓馆。在靶子路有一家，真正的土尔（耳）其人开设的按摩院，中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良可慨叹。
上海四马路一带，夜间常有一群野鸡拉顾客。在北四川路也有白俄、日本、朝鲜的野鸡，夜静更深一个人在上述地点行走，如被她们拉去身上财物将被搜刮一空。但中国的野鸡如拉去白相人，则要对白相人三跪九叩首，认罪并点起香烛为白相人祝福，否则她们将遭受灾难。
在僻静的市郊，夜间有“剥猪猡”的情况，有人夜间在路上走，被二三个歹徒无赖汉把他身上的衣服完全剥光扬长而去，这叫“剥猪猡”，如果是严冬天气那就冻得要死。
九
上海的几种骗术：
有些失业者在租界胡混过日，穷极无聊，就异想天开骗取人家的财物，如有某甲大学毕业出身无业可就，他便藉设立学校之名骗取外省或乡下学生的报名费和索取简章的钱，他印好的伪造的招生简章，摄拍一幢上海的高楼大厦作为学校宿舍，附印在简章的上面，盗取南京政要和上海闻人的名为学校的董事长或名誉校长，列举一些人为教职员登在报纸上，同时寄去外省或乡下的相识者代为宣传和介绍，于是有许多要考学的男女青年纷纷寄钱来报名，也有寄钱和邮票来索取简章，由于这样他骗得了好多钱，装满了荷包便逃之夭夭了。
有一个人手中拿着南京的板鸭或金华火腿按着电铃敲人家的门，娘姨开了门带他去客厅会见了主人，他说是从南京来的，贵府的朋友某君交板鸭二只托他带给你请为收下，主人非常客气请他喝茶吃饭，行骗的要走了，就给一二块钱作为酬劳，这是上海人的习惯。有人送物必定给对方的人一点小账，如有贴子，上面则写“敬使台力”若干元以表敬意，过了一些时间行骗的人却走回来对主人说：“刚才给你送的板鸭投错了门牌，要将板鸭取回另行投递。”主人说：“既然投错了，取回是应该的。”他说：“板鸭取回了，小账也得交还，但我身上无钱已经在外面花光了，怎么办？”说着脸上现出了可怜相，好像要哭的样子，主人说：“算了吧，这是常有的事情，请你放心，我家并不是少了一二块钱，就是白给了你也不打紧。”他再三道谢便溜之大吉了。那个骗子就依样画葫芦的这样行骗，一天中也骗了不少钱。
有一个像是读书的人，穿着缝补的衣服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在马路旁边走来走去，有时站在铺宇（子）门口。如果天下雨，他拾一块煤屑或粉笔，在地上写一首雨景的诗，如果是下雪，他同样的题一首雪花纷飘的诗，天热天冷，气候变化，他能随手写来表达意景的诗句。路旁的人看见了都说：“这个人看来很穷，但他满腹经纶，能够当场即景吟诗很是难得，他没有工作无从施展他的才学。”有一个人说：“这个人生活一定很苦，请大家给他点钱吧。”说着，首先给他一块钱，于是许多人都给他钱，有的一元，有的几角，这么一来，他得的钱可不少，但是殊不知首先给他钱的那个人和他一道都是骗子，得来的钱二一兼（添）作五二人均分。他们这样骗钱的伎俩算得是高明的。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是骗子，不是诈取人的财物，而是麻醉人的精神，摧残人的肉体，他们所作所为对人为害也不浅。这些人夜间在大世界、四马路一带卖春宫图、卖张竟生的性史、卖淫秽的黄色小说，无知的青少年最喜看那些玩艺。看的人越多，堕落的人也就越多了。
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富人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丝绸、呢绒狐裘，出入是汽车，随身有白俄保镖。穷人呢，如小瘪三没有房屋，只在马路或街角落睡觉，经常饿着肚皮抢着商店吃剩的冷饭残肴，还要受红头阿三的棒，夏天没有衣服穿，只着一条破裤子，冬天则拾到旧报纸糊在身上藉以御寒。上海的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活现得很明显。
十
在正风文学院读书一个学期，家庭经济拮据，断绝了接济，我只得休学。
暑假期间暂寓于绍哥处，有时走访问几位老师，有时找学友谈心，消磨了一些时日。
绍哥对我的读书一向不甚支持，他的业务未见如何发展，连欠几个月房租。房东追问欠款，如不清还将封闭房屋。他急坏了，连忙把贵重的东西搬到朋友或亲戚处。原来他在上海买了许多古典文学的书籍，并制小木箱装起来，每个小木箱装若干部，盖子上刻着“务真实藏”四个隶字。我领他的几个木箱内有一个木箱是装“四史”的，乘黄包车寄存于祖徐家。嗣后，他经过清还房租才取回去。
上海战争爆发，他把那些书籍和家私等寄存于潮洲人方公溥医生处，然后携眷属往四川。六四年归梓，翌年取道上海往四川，想到其书籍，不料公溥死了，书籍也全部失掉了。这是重大的损失呀！
绍哥处生活日益困难，幸喜丙哥和访哥寄些钱来，我便另租亭子间暂住，也在法租界，因为我还有继续读书的一线希望，待候父亲的来信。在绍哥那里住很不方便，他生活困难，增加他的负担，他也不满，反而发脾气，那是忍受不了的。
翠明得知我迁居，有一天星期日下午，她和若梅来坐谈。翠明说，顾实和彦通老师对我的休学都感到遗憾。我知道顾老师兼任南京某校教师，每星期在学校三日，就住在学校，陈教师家住法租界，我得去拜访他们。我本来想邀她们二人去书店翻阅图书，但路经电影院，正在放映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我们就买票进去看。这部影片我已看过一次了，看电影后才各自回去。
住在法租界的房东可能是个流氓，经常有不务正业的人在那里进进出出，如久住了恐怕不利，于是我便搬去公共租界祖徐处。他是欢迎我到他的家中去的。他的父母、二哥哥、嫂嫂同住在那里，他还有一位母亲住在法租界。他有三位母亲，大母亲生大哥哥，二母亲生二哥哥，三母亲生他自己，但生他的母亲已死了，有一张遗像挂在墙壁上。他常想念死去的母亲，有时竟流了泪，因为他的二母亲不十分爱他，她所爱的只是金钱呀！
住在祖徐家也吃饭在他的家，负累于人，心中委实难过。
在祖徐处住一个多月，就去闸北租亭子间住下，在一家广州人开的食店中包饭。
某个星期日早上，若梅来访。她温文、诚实，生活又朴素，是个典型的乡下出生的姑娘，不像上海少女所具有追求虚荣的习气。这次来访，二人才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她笑着说：“密斯忒黄，你已是做孩子的父亲了，多好啊！”她好像祝贺我，又好像羡慕我。我说：“是呀，是做父亲了，若梅你愿意做孩子的母亲吗？”她惊讶地说：“啊呀，不行，我年纪还幼，还要读书，怎么能做孩子的母亲！”说着，笑了一笑。我本来是和她开玩笑的，倘若她答应的话也不可能和她结婚，因为我既不读书又不工作，自然谈不上组织家庭的问题，而她正在求学，前途比我好得多。她拒绝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她认为是当真的话（我）也许会考虑一下。
谈了半天，我请她吃便饭，就从北四川路底乘一路有轨电车到南京路下车，转去棋盘街一带的书店去看书。她买一本《
文史通义》送给我。我想给她买一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母与子》，但她不喜欢阅读外国的作品，于是就买《王渔洋诗话》送给她，然后又送她到天通庵火车站搭短途火车返校。
过了几天若梅寄来一封信，说道对我提出的问题曾和翠明姐认真讨论，翠明姐是表同情的，但须等待。等待到什么时候呢？她没有说清楚，我给她复信，只强调了二人之间的友谊。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我初到上海不久结识了吴家积君，他和王笏云君，是行船工人。他们也是朋友。他懂得英语，多次周游世界。他历来是充当工头，船上的厨师、餐厅侍者、打杂工人由他聘请，由他管理，船上的食物也由他采购。他直接向船主买办负责，因而有机会做些生意。他为人耿介清廉，慷慨好义，抱着助人为乐的精神，博得人的爱戴。我结识他之时，他没有找到工作，和老婆住在北四川路某里的亭子间，年届知命，膝下尚无儿子，迫得讨个男孩做干儿，一家三口人过的日子十分清苦。我当时没有钱，也给他几元以表朋友之情。过几个月一家英国邮船聘他为工头，他喜欢若狂，朋友们也向他祝贺。我本来想去船上当工人，藉此游历意、法、英、美和日本各国家。积君已经叫我在船上检查体格了，但绍哥认为船上工人的工作如洗刷甲板，代洋大人洗衣服等等，都很低微下贱，不同情（意）我去，只得作罢。
经过三个月之久，他从外国回到上海，请我和几位朋友去船上吃西餐，并把在纽约一元公司买的火车表、衬衣、鱼肝油、香烟送给我，此外又给我十元做费用。以后很少有机会见面。太平洋战事发生，他失业了。后来听说他不幸死在香港，我不禁一阵心酸。他的妻儿的消息就杳然不知了。
访兄之妾李少云（是）北京人，他们同住在南京，几年，不料感情破裂，双方同意离异。后来少云改姓名为黄耐霜，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当后期的电影明星，曾去日本拍《雨过天青》一部影片，又和汤杰拍《王先生》，她饰王先生的女儿。这二部影片，她都是主角。她当电影明星后，改嫁给一个影片公司的理事，有时去绍哥处聊天。有一次曾带我们去看著名的明星胡蝶等拍电影的现场。她说得流利的文昌话，以之讲解《
水浒传》或《
三国演义》。她喜爱阅读章回小说，或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具有布尔乔亚的思想意识。
我返梓时，她送我她在银幕上的一块相片，和一小盒饼干，并请代问候四叔父母，还不忘旧日之情，也是可取的。
我去绍哥处过春节，大约在翌年旧历二、三月间，父亲寄来川资，我才乘招商局的海利号轮船返琼。父亲在上海祝寿的寿联我一总带回，其中有上海闻人王一亭写的“寿”字，一笔呵成真是特色，可惜后来都付之一炬了。
我回家后父母为我议婚，由人介绍娶了陈加会之女扶中之妹为续妻，对方仅十八岁，虽上学几年，但文化水平低得可怜，当时设宴招待亲戚朋友，记得父亲写着“效我阿翁，琴弦断后还重续，喜尔小子，衣裳破时更得新”，一付对联贴在厅堂的门上，客人看了赞赏不已。
口述者：黄焕裳，退休教师，已故。
资料提供者：黄进先，干部，现居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