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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终结，资本主义似乎胜出。
       试验过君主封建、社会革命、福利国家……各种意识形态之后，人们不得不宣称：资本主义赢了，自由市场万岁。
       但是，9·11事件重新挑战了二十一世纪的政经发展主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worldsys-tem)，尽管带来资源全球流通的方便，却也有灾难全球传染的崩溃效应。
       这个全球化运作的机器，到底有什么限制?未来二十、五十年，人们要如何应付这个漏洞百出的世界体系?
       1980年代就宣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衰退，而大受瞩目的左派社会学者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早就预测了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已走人绝境，而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秩序”，将在2025年出现。
       经历新世纪的第一场大战、第一次经济大萧条，让人不得不怀疑，到底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出了什么问题?到底周而复始的景气循环会将人类带往什么新涅檠?
       在对华勒斯坦的专访中，这位世界体系理论大师从另一个角度描绘了新世纪的全球发展趋势。问：你对2025年的预测非常悲观，为什么得到这样的结论?是否描述一下你对未来的主要预测?
       答：我所以预测“世界体系”即将解体，有两个理由，其一就是未来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有人的利润都会愈来愈薄，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结构天生就有的限制，不是任何人做什么就可以改善的。
       所以一方面我看到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发展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也看到政治面的衰退，就是国家的角色愈来愈弱，因为社会中有愈来愈多的人，由于所得差距愈来愈大，对自己的未来也愈来愈不满。
       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得出来，所得与资讯问的鸿沟愈来愈大。以往人民相信只要透过政治活动，就可以改善这个鸿沟，这是让人民“稳定”的重要力量，就是人民要“相信”未来会比今天更好。但过去二三十年间，全球的人民逐渐丧失了这种“信心”。
       再加上全球企业都发现赚钱愈来愈难，资本家也开始不满，大家都愈来愈没耐性。经济加上政治压力，自然造成我预测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危机。
       未来的变动会愈来愈剧烈，从最近经济的情况我们已经找到明证，但是我对投资者可没什么好建议，因为我不觉得今天你把钱放在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我不是说你的钱绝对不安全，只是很难预测。
       政治上也是一样，变动会愈来愈大，拉登只是一个小小的病症而已，结果当然让人们觉得很不舒服，我们都不舒服，因为未来实在太多不确定了，个人生活的风险也增加了，你不能确定自己小孩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大家都开始回头顾好自己、保护自己，对社会不像以前一样关心。这个现象我称为“群体主义”(groupieism)，自我保护，躲在各自的小群体里，任何种类的群体，不管别人。
       我认为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会是一个“黑暗时代”(darkperi-od)，对每个人都是。
       这表示，我们正经历一个过渡期，至于过渡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实在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了。
       我想，我们会在2025或2050年，走出这个混乱的过渡期，建立一些“新秩序”，世界能再度恢复“正常”，有一个新的运作体系，达到均衡。至于未来的结构或秩序会是什么，还很难说……。
       问：你希望未来的新世界体系或新秩序里，至少应具备哪些条件?
       答：当然，未来的新体系中，人们还是会依一种新的阶层关系而被分成两种：特权与非特权阶级。只是，区分的方式因为用不同的条件来定阶级，因此会有不同。
       但不管未来是什么体系，还是会有穷人、富人两种，这是任何社会体系都与生俱来的机制。富人会富起来，就是因为他取得了较不富有的人的资源，这是不会改变的。
       事实上，我们只要看封建体系怎样转换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就知道，一般认为十六、七世纪的欧洲，有一群“资产阶级”兴起，取代了传统的“封建贵族”，在经济、政治权力上，创造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一般人对过去两百年历史的诠释。
       我的诠释却完全不同，我认为是封建体系自己先崩溃了，接着进入一段痛苦的“黑暗时期”，秩序解体，权威减弱，皇室、贵族、教会的权力都被削弱，所有特权都束手无策。大家只好坐下来，讨论既然封建制度已经无效，我们必须找出新的替代体系，才逐渐发展出新的资本主义体系。
       所以我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因为资产阶级起来赶走贵族阶级，而是贵族阶级逐渐变成资产阶级，他们“转型”了。这些人建立了一套新秩序，比旧体系更能因应眼前的现实，资本主义当然比封建体系更有效率、效果，不仅增加了财富，也创造了新科技。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崩溃
       现在这个时刻也是一样，我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崩溃，这个体系中比较精明的人，也会坐下来讨论：既然这个体系已经发展到了极限，我们未来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体系?跟我们今天的体系不同，但是我们还是要维持我们的阶级优越性。我还不知道他们会想出什么新体系、新规则。
       问：所以你认为未来新世界体系的答案，仍会来自今天的资本家?
       答：不，我相信资本家一定会思考新的出路，但其他人也会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才会有政治斗争。用物理学来看，未来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最终还是会站到等号的对面——两个都是对的答案。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因为那会取决于全球数十亿人，陆陆续续做的许多小小的决定。但未来二三十年一定会有个较清楚的方向，进入一个较稳定的体系，这个新体系可能比今天更阶级性，或更平等，我还不知道。
       问：要不要试试预测看看?
       答：试想一个十五世纪的人，眼见的封建体系逐渐在崩溃，你觉得他有能力描述十九或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体系的长相或运作规则吗?你脑子里的前提根本都不一样，我承认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
       问：你所谓的资产阶级，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很相像吗?
       答：我想今天的世界真正有钱的人非常非常地少，而七八成的人口都是所谓的工人阶级，各行各业、各种形式的“工人”。
       另外二成的人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水准比较好，社会地位也逐渐提升。过去一百到一百五十年间，生活品质改善最多的就是这群人，但这是从全球观点来看的，事实上这群人并不是平均分配在全球各地。
       我估计这群人中有一半到六成是美国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国会发展不同的政治体制，因为假如你有一半的人民都是蛮有钱的人，那你的政治制度就会跟另个国家完全不一样了。
       中产阶级地位在下降
       问：你在书中提到，在目前面临崩溃的世界体系中，中产阶级愈来愈不满，因为对自己生活品质要求愈来愈高，这不仅让未来企业愈难找到便宜的工人，在政治上也给每个社会带来更多不安。你认为在新世纪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过渡期中，中产阶级会扮演什么角色?
       答：事实上，中产阶级是最容易受到变动影响的人。因为超级有钱的人不论如何还是超级有钱，中产阶级在剧烈的变动中，是比较敏感的一群，他们的地位会随着变动上升或下降。
       当然他们不喜欢“下降”，而且他们也是全球体系中的政治基石、福利国家的引擎，他们是稳定发展的主要力量。但过去二十五年，全球大企业因为利润减少而持续推动的缩减(downsizing)，砍的就是这些中层阶级的人。因为你砍工友对节省成本是没有帮助的，但是裁掉工程师或副总经理等中层人员对成本就有影响了，这是很痛苦的事，造成中产阶级极大的不适。
       这群人在1945年到1970年代日子过得很好，不仅收入不断增加，人数也愈来愈多。至少美国的数字显示，每五到十年，每一代中产阶级的收入都会比前一代增加很多。也就是，二十岁的工作者收入一定会比他们父母所赚的多，这当然让大家对资本主义满意得不得了。
       但是，到了2001年，二十岁工作者的薪资不见得会比父母当年赚得多，甚至会担心可能比以前少，这实在是人心不稳的关键因素。东亚过去二三十年都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获利者，之后是马来西亚等，现在是中国。但获利总有尽头，最近几年台湾就面临这个限制。
       问：面对这么灰色的未来，你对企业、政治家或个人有何建议?
       答：我想先从“清晰”(lucidity)开始吧，清楚地掌握全局，这就很有帮助了。抛开口水战中的废话和憧憬，好好分析事情的真相。我觉得自己正在扮演这个角色，到处演讲、写书就是希望增加大家的“清晰度”。我觉得这是我在道德上、政治上能够贡献的。
       接着，大家再决定要怎么办?这就比较难了。19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激进派就是要说服大家，资本家所追求的全面自由——资金、产品全球流通的自由，对大家是有利的，而且除此之外，人类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赢家的世界体系
       这种全面自由的说法，的确有一阵子非常有说服力，这群人也试着压低三种主要的成本：劳工、纳税以及环境的成本。
        而且说服大家保护主义没有意义，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资本主义体系周而复始的循环而已。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全球资金、货物自由流通的程度，可比今天高得多。今天美国政界吵闹不休的，正是这几种力量间的拉锯。
       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不开放的市场，各种标准、行政限制，但是美国却要求全球其他市场要开放。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日常政治主题，一个世纪以来，根本毫无新意。没有赢家、也不会有赢家，因为这个体系天生的机制就是这样。我相信未来十五、二十年，保护主义势力一定会增强，新自由主义激进派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会有更多的限制。问：所以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日子不会更坏，因为这场衰退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了?
       答：你得把两种变动分开来看。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有荣衰的周期，不时就会有规律地往上升或往下降。这是这个体系的正常运作，但其中仍可以看出一些长期的趋势，也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衰退：过去二三十年利润持续降低，过去二百年来人民对政府的憧憬接连破灭。 未来二十五年，这两种力量还是会交互运作，带来压力，因此我们会经历巨幅的来回震荡，速度愈来愈快，形成云霄飞车效应。
       大家可能会比以前了解，但一定会有强烈的感觉，对未来生活的规划会有更多不确定。如果你是三十多岁的父母，想为子女存教育基金，就必须对未来体系的稳定发展有信心，否则就会无所适从。
       问：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
       答：去看心理医生啊。(笑)
       问：社会或政府要如何应对呢?
       答：所以有愈来愈多“运动”出现，像是对这些不舒服的回应，宗教上的“基本教义派”就是例子。不仅是回教有基本教义派，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都出现了激烈的基本教义派。因为资本主义体系让人们失望，所以宗教大师教育大家不要再相信这些世俗的追求了，要回归信仰中生命的本质，才会找到真正的安全、稳定。
       事实上，全球基本教义派的盛行，主要是因为他们和每个社会所需的社会救济工作都有连结，帮助老年、穷人等。他们取代了国家的角色，当国家机器出现故障，无法提供救助时，这些团体就代为提供。
       当然我也可以建议国家去做这些团体在做的事，但是今天国家已经没有这样的财力，也缺乏信心。今天，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已经愈来愈受挑战，即使国家有心要做慈善工作，大家也会用怀疑的眼光挑剔这些动作的真诚动机。
       今天国家的角色非常尴尬。从1980到2000年这二十年以来，持续的民意调查都在问美国人民：你认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影响力是否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机构”?对世界的影响力是否增加?结果显示，二十年来，美国人民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持续下降。
       当然9·11恐怖攻击事件后，这条曲线是有点稍微往上提，但我不认为信心会持续很久，因为这是战争反弹的短期成功。长期看来，美国的国力是下降。
       问：拉登证明了小而贫穷、落后的南方(指地球的南北对抗)、低度发展国家有机会对现存世界体系阶层秩序的反动吗?他们有能力改变世界体系的秩序吗?
       答：既是也不是。先说不是，不只美国政府，美国人民也知道，虽然攻击了美国，现存世界体系的阶层秩序没有改变。因为美国还是强国，有钱、有最好的科技，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有各种政经优势的超级强权。另一方面又是，拉登他们可以颠覆这种阶层秩序，证明美国的优势比美国人自己想象的少。但少多少?还没有证明出来。现在就像一场大风暴之后，激出很多后续的水面涟漪。
       问：所以，到底9·11根本改变世界秩序了吗?
       答：没有。我想拉登的攻击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衰败的“病症”之一。
       2050年再回头看，我们会认为，9·11只是一连串历史长期变化大趋势中的一个小事件。而我们不会同意这值得称为美国总统所说的“伟大转折点”。我很怀疑“转折点”的说法。
       事实上，拉登虽然证明一小群人可以挑起一场大战役，但我不认为他是个有全球视野的人。我想，拉登的信念应该跟哈佛大学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相同，认为回教文明是好的文明，而其他文明是坏的文明，他只关心他所谓真正的伊斯兰是否获得胜利，他才不会担心什么世界秩序，也绝对不会担心资本主义的未来之类的议题。
       科技与垄断的作用
       问：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掌握科技很有关系。你认为科技在未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会改变吗?
       答：我一直认为科技的角色被高估了。事实上，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垄断部门才是重点。
       资本主义的运作是靠创造出先导产业(1eadingindustries)，先导者变成垄断者，才是领导全球的权力基础。通常发展模式是：资本创造先导产业，成为运作顺畅的垄断者，赚了很多钱，很多后进者争相进入，产业获利减少。
       所以人们说：我们应该发明新的垄断产业，至于如何发明新的垄断部门?就需要发展新的“流行商品”(gadget)。
       科技往往是为了突破而生，当企业生产流程已经完全标准化，大家都可以抄袭、获利降低之后，就需要突破性的新发展，那就是科技，也正是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的毁灭”。
       科技只是为了创造垄断而发明。资本主义体系因为自己的需求创造科技，但是科技不能领导资本主义。因此在解决世界体系的问题上，我不认为科技本身可以提供什么解决方案。
       我是韦伯“实质理性”的忠实信徒，我们必须先把过程和前提想透彻，才会有实质帮助的解决方案。我不是英国十九世纪初期那批砸烂机器的“拉代”(Ladite)信徒，那批工人因为机器抢了他们的饭碗，所以砸机器，他们反对的是科技本身。
       过去一个世纪，科技一直发展，无所不在；譬如说电子通讯科技，就同时侵犯了人的隐私，可见科技发展是有代价的。
       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方式，必然会破坏世界的均衡，因为他们主要的考虑就是获利，相对的世界的理性抗衡力量就没有了。因此整个人类的重大发展，就在少数资本家的短期的投资考虑下决定了，这是整个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量。
       我曾和一个法国大工业家谈过，他说他们评估投资，只以三年为基准，任何投资案，只要三年能赚钱，就投资。三年以上，五年、七年以上就不做。我认为他的说法颇能代表普遍的资本家的立场。
       不确定的时代
       问：美国以后将会扮演什么角色?
       答：内心充满矛盾(ambivalent)吧。我认为，美国没有美国人自己想的那么强大。美国的强权在衰退中。你看越战，美国也输了。9·11恐怖事件的大震撼之后就更清楚，我认为美国在1960年代就开始衰退，很多统计数字就显示出来了。
       问：不过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好像因为新经济又复苏了?
       答：你看波斯湾战争，美国自己没有死伤什么人马，也没有负担军费，反而是日本等四个国家买单。这不是很令人震惊?一个超级强权付不起帐单?
       问：照你所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衰退、过渡、前途不明的世界。你自已是怎样面对每天清晨醒来的那一刻?
       答：你看的是百分之百的悲观，我却认为希望和悲观是五五比。好或坏都有一半机会，重点是不确定，但不是无望。
       既然现在什么都还不确定，就表示我们可以做一点事，让未来往好的方向改变、转型或改善。华勒斯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教授，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现代世界体系》等。
       吴迎春，记者，现居台北。
       游常山，记者，现居台北。
       参政文本：
       新自由主义及批判
       美国《每月评论》杂志第50卷第11期刊登了俄勒冈大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文章《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文章勾勒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它的本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经济自由主义及马克思对它的批判
       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市场关系的逐步解放，这种普遍性、理性化的社会形式惟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对它的束缚。
       与这种自由主义经济观相适应的是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趋向，即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市场关系看作是无限的，认为一切阻碍它扩张的外部障碍都是暂时性的，都将被克服。资本扩张过程中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哲学中被归因为“外部因素”对市场的限制或干涉，而不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如果不是直接服务于资本本身的利益，就会被经济自由主义者视为这一体制顺利运行的主要障碍。其他的存在于市场体制之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例如传统的非商品经济的存在，阻碍自由竞争的垄断(或寡头制)的发展，各国边境、关税、市场的存在，对劳动力商品化的限制，以及外部自然界本身的局限，也被看作暂时的障碍，并将被扩张着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所消解或克服。
       对资本主义普遍化这一不可抗拒的进程，没有人比马克思理解得更深刻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在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肯定中强调了资本主义普遍化这一内在趋势所具有的进步意义。然而，马克思始终很清楚与资本主义普遍化趋势相联系的矛盾以及这种发展趋势所具有的绝对局限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极力追求的“普遍性”所遇到的外部障碍，就其性质来说是资本本身异化的产物，资本普遍性的最大障碍只能到资本本身中去寻找。由此，资本实际上不可能克服诸如外部自然界、劳动力再生产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及民族区别的存在等制约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本身单方面扩张的结果，资本由于以异化的方式寻求普遍性而进一步使人类和自然界分裂，使生产和人类生产及再生产的条件(以及普遍需要)分裂，使民族和民族分裂。
       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
       早期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商品化的无限驱动力中只看到了“资本的积极要素”。他们将一切事物都简化为生产和交换体系而且反对对该体系的扩张加以限制。但是，自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兴起后，对资本主义普遍化趋势的这种理解就退缩了，自由主义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它采取了更为防御性的、改良主义的姿态。
       古典自由主义的死亡由于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世界危机的发生而加速了。到了1940年代，对于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market)的信仰看来走到了灾难性的尽头。凯恩斯主义革命为采取干预措施的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内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的新政和其他地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预示了一个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与一定程度的国家计划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的新时期的到来。
       正是在这个危机和古典自由主义破产的年代，经济自由主义者开始尝试构建更纯粹、更不妥协的自由主义理论。这种学说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这一新思潮的理论奠基者出自一战后“红色维也纳”的环境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早期，奥地利产业工人阶级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势力盛极一时。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中，奥地利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组织了“私人讲座”，吸引了哈耶克等一批思想家参加。这些人否定社会主义计划制度下进行理性的经济核算的可能性，同时倡导关于普遍化市场经济的理论。米塞斯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任何中间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最终也是“无法实行”的；所以“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惟一可行的社会组织制度”。他否认有“第三条道路”之类的东西，认为“要么不干涉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对生产和分配的管理全部给予政府。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不能对市场机制作任何限制，市场规则是普遍的，除非选择社会主义，但那将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1936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了他的《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他在书中承认自己的思想直接受到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影响。他说，“与集体主义不同，自由主义不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它是工业革命的哲学。”而且，他坚持认为，由于安逸的生活，自由主义变得软弱了，它需要更强硬的方式。他说，“自由主义改革的惟一目标是维持并促进现存交换经济中的劳动分工。”
       李普曼的著作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转折点。1938年，二十六位学者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是自由主义的危机。参加者包括李普曼、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从这次集会中产生出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1944年)的若干主要思想。更为重要的是，集会产生了组织贝伦山学会(MontPelerinSociety)的最初想法，这个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织后来成立于1947年，学术领袖是哈耶克。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的观念为基础。
       波拉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同样出自“红色维也纳”背景的卡尔，波拉尼，在他的著作《大转变》中对新自由主义作了最早也是最具毁灭性的批评。在波拉尼看来，在1914—1945年之间的危机年代破产的正是由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表明的资本的普遍化趋势，这一趋势所要求的“不外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因为它企图将全部基本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人)、土地(外部自然界)和金钱本身都归结为商品形式，并且不接受任何对它自身的“伟大机制”所作的限制。由此，与无限制的商品化和积累相一致的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的执著，会破坏生产本身的条件——人类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自然界的可持续性和货币稳定，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延续依靠的正是这些东西。
       波拉尼说，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奇怪的辩证法：一方面，它以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资本积累是其目标)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普遍化；另一方面，它针对来自市场社会和积累过程的危害力求提高“社会的现实的自我保护”。就是说，资本主义除了普遍化趋势，还有一种“双重运动”的特征——一种管制和解除管制(regulationandderegulation)的辩证法。这是因为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信条乃是一种危险的、乌托邦式的神话。保护社会和调节市场的尝试与其说是意识形态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不受调节的市场社会的“自发”产物。狂热地促进建立自由主义这种非理性的并且具有社会对抗性的秩序，正是危机年代产生危机的真正原因。
       波拉尼的分析的主要弱点是他过分强调了管制和解除管制这一双重运动(仿佛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逻辑)，并且进一步认为这一辩证的双重运动已经因“大转变”而结束了。对波拉尼而言，“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的普遍化是一种天真的空想的信念的产物，随着人们从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中学会社会必须保护自己的教训，这种信念已经最终烟消云散了。
       波拉尼的实际主张是，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派人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只有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才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就这一方面来看，他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是相冲突的。在马克思看来，普遍化趋势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资本不会接受任何对它的“人为限制”。在努力实现其普遍化时，资本就破坏了阻碍其扩张的外部限制，而在观念上超越这些限制的时候，资本便将表现其自身的绝对局限性的矛盾展露在人们面前。当罗莎，卢森堡问一旦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的并且将其他一切经济都吸纳到它里面，资本主义是否还能继续存在的时候，她强调的正是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的辩证法中一个重要的然而经常被忽视的方面。
       当今的新自由主义
       以上所有论述对于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当今时代也是贴切的。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将全球化强调为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人们现在被告知：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我们生存于全球的“竞争性秩序”中，国家抵挡不住全球化的力量；市场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全球的；由此公司也应当变成全球的，而不仅是多国的或跨国的。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切地方都被一种看来要否定民族(国家)空间的制度战胜了。
       其实，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不过以功能主义的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普遍化的更为根本的趋势。那些一度被视为“大转变”的东西现在倒成了反常的了。它们包括混合经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还有最重要的“带有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
       以上论述告诉我们，正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不断消灭着“中间道路”的全部可能性，而同时看起来打破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限制。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之内还是之外，都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能让人们逃离这一恶性逻辑。最终的结果恰恰是波拉尼在其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的批判中所说的：土地、劳动力、货币这些“生产要素”，正遭到一种不能接受任何边界的制度的破坏。这正是“全球化”新的更高级的功能主义现实的结果。同时，全球危机加剧了。全球生态(经济学家习惯简称为“土地”的东西)正处于困境中，劳动力的价值和普通人的生活条件到处都受到打击，实际工资在下降，生活状况在恶化，世界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全球金融危机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实际经济”中。世界经济处于停滞，生产严重过剩，金融动荡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一切，新自由主义没有答案。而这时左派陷于混乱，这与其说是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还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左派已陷入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假说中不能自拔，其结果是左派政治普遍瘫痪，意识形态走入死胡同。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什么“大断裂”，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表现了其最本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矛盾正以新的积累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那些旧的摆脱危机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越来越行不通了。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它无路可走，已经到了尽头。
       (卫华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