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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奇的家园
       不久前，我参加国家经贸委培训司的企业发展战略研讨班，踏上了西游美利坚之路，经历几多周折，来到了克顿维尔学院。
       美丽的克顿维尔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CE)的培训学院。当我踏进这个学院的一刹那，立刻就感受到了它的恬静与幽深、厚重与广博。《财富》杂志称这所管理学院为“美国企业界的哈佛”，此说委实名不虚传。这所学院是一个高层经理们的灵感汇集中心和基层经理们的培训学习中心，是一所供公司的各级指挥人员研讨、辩论，从而创造出通用电气公司令世人瞩目的管理风格的园地。该园占地五十英亩，座落在纽约的哈得逊河谷，流水淙淙，绿荫掩盖，偶尔有松鼠在人行道上跑过。
       站在学院教学楼前的草坪上，我不禁惊叹，世界上当真有这么一座不同于一般学府的殿堂?以至于它能立刻让你感受到你从未曾感受过的个性，你甚至来不及对它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推断就接纳了它。克顿维尔学院决不像纽约地图上标示的那样不起眼。开阔的场所，第一流的教学设施，礼堂里经久不息的演讲辩论，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英才，使这里不仅仅成为公司本身的灵魂，而且也勃动着全球经济的脉跳。CE的决策者们都经常投身于激烈的研讨之中，仔细推敲着关系公司发展的各项纷繁复杂的业务——小至有效的管理技巧，大至全球竞争形势的新动向，以及惊世骇俗的投资战略转移。在通用电气公司的经理人眼里，克顿维尔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智慧与勇气的源泉。
       据说这个学院建于1956年，而CE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自己的培训学院的企业。CE公司这个百年老店近年来连续几年位于世界企业五百强之首，与这个学院持之以恒的热力与活力，恐怕具有割不断的必然联系。
       来不及多想，我们就被引进到教学楼旁边的一座古朴的两层小楼，这里与其说是会议厅，不如说更像温馨的民宅，壁炉边摆满了饮料和水果，坐在古色古香的沙发上可以看到窗外婆娑的绿树，让人感受到主人独特的平常心态。后来我们听说，CE的领袖韦尔奇先生一直说培训学院是“一把共用的咖啡壶”，一直刻意地营造着这里的家庭式宽松气氛，尽可能地消除等级观念，以便不同级别的人们彼此融合，相互亲近，自由交谈，并且最终达到共同学习和进步的目的。小楼的主客厅里，四张铺着洁白桌布的桌子簇拥着一个设备齐全的讲台，构成了小楼与一般民居的主要区别。摸着洁净的白色桌布，想到CE公司最高层的决策居然经常就在这里产生，想到这幢古朴的小楼居然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企业的心脏，我不免暗暗惊讶。
       据说上午来给我们授课的是CE的人力资源部长，我便立刻在脑中勾勒出了这位部长应有的形象：硬汉，宽肩，锐目，有力的嘴角，善于沉默地观看和聆听，除了突击者的英勇与平衡者的睿智，大概还应该有一点悲观进取者的无奈与超脱，因为在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浪尖上，这绝对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困难角色。没想到，走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名叫辛茜娅的女士，年青漂亮甚至风姿绰约，其姓名暗示出某种东欧的背景。
       在讲课的时候，这位女士喜欢用她的蓝眼睛与听众交流，目光似乎是她更重要的语言。她介绍了CE公司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主要机制和工作思路，特别是在介绍“田字形分野”与“三百六十度绩效评估法”等著名的管理方式中，表达了CE特有的价值理念。所谓“田字形分野”，就是韦尔奇先生把公司的员工分为德才兼备者、有德无才者、有才无德者和少德缺才者等四类，并把它们分置于田字形的四个格子内。他们对德才兼备者与少德缺才者的态度与我们通常知道的惯常做法并无二致，但是对有才无德者的严厉处置与摈弃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韦尔奇先生说：“我们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我们必须以我们员工的正直作为一道最重要的防线。”他们从来都是重德甚于重才，永远把人格精神的铸造视为企业的第一职责，企业的第一“内功”。什么是CE理念?大概这就是CE理念，或者说这就是CE理念的核心。用韦尔奇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有第一流的员工人格，“然后，才能由他们造就第一流的的产品和服务。”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心底不禁掠过一丝苦笑。是的，我的同胞中有多少来此访问的人是冲着学习这个首要原则来的呢?国内又有多少企业、多少企业领导者会把企业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操守放在企业经营管理的首要位置上呢?曾几何时，“一切向钱看”不仅成了很多企业的改革口号，也成了很多人的人生路标。事情一旦到了这一步，资产再庞大的企业也成了行尸走肉。某些任用国企领导者的部门卖官鬻爵，暗箱操作；而那些用货币买来宝座的国企老板们，与“人格”、“正直”、“道德”这些概念具有天然的绝缘性，不可能在企业的精神建设上下功夫。他们要做的，无非是窃占着企业这一亩三分地，琢磨着自己如何翻本，很多企业只在分分合合上兜圈子，只会把红头文件上来下去，从来不能触及到诸如企业理念等关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这大概就是原因之一。
       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顺势打开国门，突然面对巨大的工业文明落差而又急于融人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许不是技术和物质的匮乏，而是文化和精神的重建?当我们被市场的洪流裹挟着东奔西跑时，我们是否不应该忘记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忠告：最发达的市场必须有最完美的道德规范相匹配。历史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已没有时间再去重复历时近三百年中推动着工业文明的那一程程精神跋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我们甚至来不及认真领会英国人塞缪尔·斯迈尔斯那四本有关人的品格修养的书籍——它们曾畅销一百四十年而不衰，曾被誉为“文明素养的经典手册”和“人格修炼的《圣经》”。这就是说，我们几乎是在精神失血和道德缺氧的状态下开始经济狂奔的。如果说我们凭借着红了眼的欲望，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和无法五天的机灵劲，还可以有起跑时的锐不可挡，但随着改革开放触及到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文化和精神上的虚脱和休克就会迎面而来——这既表现为某些困难企业的无可救药，也表现为某些成功企业的暴死夭折，既可能表现于民营企业的资本体制之内，也可能表现于国有企业的权力体制之内。伤亡已经够大的了，而且还可能更大。在这些地方，特别是在某些倒下去的国企那里，人们总在抱怨技术的陈旧与市场的无情，又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企业价值观与理念文化问题在改革中的应有位置?一个又一个的土围子制约着改革，有些企业甚至已失去了起码的正气。不分是非，不讲道理，不顾脸面，已经成了人际关系之中的常态。这样的企业已失去企业管理的最低基础，还何谈卓越管理与市场竞争?
       后发展国家没有殖民主义的发家史，从来就没有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如果说我们还有什么立身之本的话，那就是我们曾经有过含辛茹苦、奋发图强、同心同德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雪耻之志，曾经有过追求正直和尊严的精神历程。我们不能把我们曾经拥有的精神财富轻易丢掉，转而去追寻并不存在的东西。
       辛茜娅部长的课程临近结束时，照例是半个小时的提问，我问了她一个这样的问题：
       “您对做人力资源部长的感觉如何?”
       “很快乐。”她笑容灿烂。
       “我是说，管理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您是否感到为难或者沉重?”
       “真的很快乐，我知道您的意思，很多事在我们这里并没有那么复杂。”辛茜娅依然微笑。我不能再问什么了。即便她在这种场合没有任何外交辞令，即便她在这种场合愿意对中国企业的沉重现实有深度的了解和讨论，我也知道很多事情是一时无法说清楚的。我更知道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别人不一定能帮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