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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整天、到处可以听说（主导性论调的力量正源于此）：新自由主义观点无可否定，它已成为公理，别无任何其他选择。这种论调之所以变得如此耳熟寻常，是因为这里面有一场广泛的思想灌输工作。一些记者或普通国民是消极地参与其中，而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这种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强加，通过浸渗，制造了一种真正的信仰。为反对这种浸渗，我觉得研究者们有事要做。首先，他们可以分析这种论调是如何制造和流布开来。在英国、美国、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著作，非常翔实地描述了这一世界观被制造、发行、灌输的过程。这些著作系统地研究了宣传新自由主义的文章，以及发表这些文章、后来渐渐自命真理在手的杂志，文章作者们的特征，他们聚集一起炮制文章的研讨会等等。这些研究显示了，在英国和法国，知识分子、记者和商人是怎样联手进行了一项持久的工作，将新自由主义观点强行确立为天经地义。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把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最经典的保守主义思想假设，罩上经济理性的外衣。
       我想例举一项研究，是有关《证据》（Preuves）杂志的角色。这本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资的杂志，由一些法国大知识分子扶助，在二十至二十五年间（要使一样东西弄假成真是需要时间的），起初是反潮流，不厌不懈地制造一些观念，使其慢慢变成显然之理。在英国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撒切尔主义并不是撒切尔夫人搞出来的，而是被一些知识分子团体长期酝酿出来的。他们以一些大报纸为主要论坛。研究者们首先可以做的，是用大家都能晓懂的形式，传播这些研究成果。
       这场强加人心的工作，已开始很久，而今依然在继续。人们可以周期性地看到，每隔几天，就像奇迹一样，在所有法国报纸上就会出现关于美国和英国神奇经济形势的报道，只是各报因在报界立场不同而说法有异。这种寓意上的滴答灌输，受到文字和电视新闻的强有力推促。当然大都是无意识的，因为大部分重复这些言论的人都是真心诚意。这种滴答灌输，造成了极深的影响。正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最终显现了“不可避免性”的表象。
       一整套预设被强加为不言自明。人们都接受：最大值的增长，生产和竞争性，是人类活动的最终和唯一目的；或者是，经济的力量不可抗拒。再或者，经济界最根本的前提是，人们把经济和社会截然相分，把社会性弃于一旁，像废物一样抛给社会学家们。另一个重要前提，是那套婉转说法的通常用语。我们一翻开报纸，一打开广播，都在吸收这些用语，为之所淹没。比如在法国，人们不再说雇主团体，而是说“国家的活跃力量”。人们不再说解雇，而是说“减脂”，用了一个体育性的类比（一个强劲的身体应该是瘦长的）。为了宣布一个企业将裁员2000人，人们将说“阿尔卡特公司勇敢的社会计划”。还有一系列词意和词组的游戏，如灵活性，柔韧性，非调控化。这些词汇游戏趋于让人们以为，新自由主义是普世解放的讯息。
       为反对这种论调，我以为应对其进行分析，试图理解其产生和强行确立的机制。这很重要，但还不够。人们还可以用一些经验事实去驳斥。在法国，国家开始放弃一些社会行动的地盘，结果是各种惊人数量的痛苦。这些痛苦不仅影响那些受到大贫困打击的人。人们还可以指明，造成今天大城市郊区社会问题的，有一个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住房政策。这项政策实施于七十年代（给“个人”施助），导致了一种社会分隔：一边是相当由移民组成的亚无产阶级，他们住在集体性大建筑群里，另一边是有长期工作、稳定工资的工薪者，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住到了用贷款买的单家小楼里，但贷款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限制。这种社会隔离是一项政治措施所造成的。
       在美国，可以看到一种国家的二分。一边，是一个社会保障的国家，但只对那些生活无忧的幸运者给予保险和保障。另一边，是一个镇压人民、警察当道的国家。加利福尼亚州，一度被某些法国社会学家说成是各种解放的天堂，是美国最富的州之一，也是最保守的州之一。该州拥有可谓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但1994年以来，该州用于监狱的预算，要高于该州所有大学的预算。芝加哥贫民窟的黑人，对国家的了解只是警察、法官、监狱看守和假释训诫官，即被假释者必须定期去见执法官员，否则就得重返监狱。人们所面对的，是一种统治者梦想的实现，就像劳埃克·瓦冈（L.Wacquant）说的，是一个越来越归结到警察功能的国家。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在欧洲正在形成的，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如果人们研究一下国家的出现，比如国家形成最早的法国和英国，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物质力量的集中化和经济力量的集中化，两者相辅相成：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治安需要钱，为了征收钱则需要警察的力量。然后，人们看到一种文化资本的集中化，和权威的集中化。随着发展，国家获得了自主性，变得部分地独立于统治性社会经济力量。国家的官僚体制，变得可以曲解统治者们的意愿，使之变形，有时还引发一些政策。
       国家退化的过程让人看到，在那些国家传统越强大的国家，对新自由主义信仰和政策的抵抗也越有力。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家以两种形式存在：以一整套制度的形式存在于客观现实中，比如各种规定、办事机构、政府各部等，同时也存在于人们的脑子里。举个例：在法国官僚体制内，当住房投资改革时，社会保障诸部就与财政部进行斗争，以保卫住房的社会政策。这些官员捍卫自己的部和自己的立场，当然有自己的利益。但，也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信仰，他们在捍卫自己的信仰。在所有各国，国家部分地是往昔社会斗争成果在现实中的留存。比如，劳工部就是一项变为现实的社会斗争成果，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以是一种压制的工具。
       国家也存在于劳动者们的头脑中，以主观权利的形式（“这是我的权利”，“人们不可以对我这样做”），和执著“社会既得成果”的形式等。比如，法国和英国之间一个很大区别是，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没有全力抵抗，主要因为英国劳动合同是一种习惯法的合同，而不是像法国那样，是一种受国家保障的公约。今天，奇异的是，正当欧洲大陆人们在赞美美英模式之时，英国劳动者却在向大陆张望，发现大陆有些东西是他们的工人传统所没有的，即劳动法的观念。
       国家是一种模棱含混的现实。人们不能仅仅自足于说，国家是一个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也许，国家不全然是中性的，不全然独立于统治者，但国家还是有一种自主性。尤其当国家越古老，越强大，纳入其结构的社会成果越大，这种自主性就越大。国家是一个冲突的场所（比如财政部和负责社会问题的花钱的部之间）。为抵抗“国家的退化”，退向一个刑事国家，专务镇压，不断牺牲其社会功能，如教育、健康、社会救助等，社会运动可以从负责社会保障的人那里得到支持。他们负责给长期失业者实施救助，对社会整体的分化、失业等深感忧虑，反对那些只愿知道“全球化”的必要和法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金融家。
       我提到了“全球化”：这是一个十足意义上的神话，一种强势言论，一种“强力观念”（具有社会力量、令人相信的观念）。这是反对“福利国家”成果的主要斗争武器。有人说，欧洲劳动者应当跟世界其他地方福利更差的劳动者竞争。那些没有最低工资之限、没有工会、雇佣童工、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却只有欧洲工资1/4到1/15报酬的国家，被人拿来作欧洲劳动者的样板。正是以这样的样板名义，人们强行推出了“灵活性”（flexibility）——另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所谓“灵活性”，即意味夜间工作、周末工作、不规律的劳动时间，以及所有雇主梦想中念兹在兹的东西。新自由主义让往昔雇主们最陈旧的观念，披着时髦现代的外衣普遍还魂回来。（在美国，一些杂志排出那些冲奔在前的老板排名榜，是根据他们勇于解雇职工的人数来排坐次，就像根据他们的美元工资排坐次一样）。各种“保守的革命”（revolutions conservatrices），如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撒切尔、里根等人的“革命”，其特征都是把复辟当革命。今天，保守的革命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形式：它不再像从前，通过赞颂土地和血缘这些古老的土地神话的主题，申求一种理想化的过去。这种新型的保守革命，是自命进步、理性、科学（经济科学），来为其复辟辩护，并企图把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摒斥为过时。它把放任于自身逻辑的经济世界的真律，所谓市场规律，即强者规律，奉为一切实践的标准，理想的规则。它确认、赞美了所谓金融市场的统治，即回返于一种激进的、除了最高利润律别无他律的资本主义，一种无限制、无粉饰、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由于引入了各种现代统治形式，比如管理，运用了现代操纵技术，比如市场调查、销售学、商业广告，这种资本主义被推到其经济效率的极限。
       之所以这种保守的革命能够骗人，是因为其表面没有任何三十年代保守革命那种黑森林古旧田园的曲调，而是装饰有所有现代性的标符。它不正是来自芝加哥么？伽利略说过，自然世界是用数学语言写就。今天，人们想让我们相信，经济和社会意义的世界要用数学方程式运算。新自由主义是借助数学武器（和媒体权力），成为保守主义伪社会学的最高形式。这种伪社会学三十年来，是以“意识形态的终结”或更新近的“历史的终结”的名义登场。
       “全球化”的神话，其功用是让人们接受一种复辟，回返到一种野蛮无耻、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为了与这种神话做斗争，人们应当回到事实。如果看一看统计数据，人们会发现，欧洲劳动者所遭受的竞争，主要是在欧洲之内。根据我使用的资料来源，欧洲国家经济交流的70%，是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的。有人强调来自欧洲之外的威胁，乃是掩盖主要危险本是来自欧洲国家内部的竞争，和人们所说的“社会倾销”：那些低社会保障、低工资的欧洲国家可以在竞争中获利，但却把其他国家往下拉，由此迫使这些国家放弃社会福利的成果。这意味着，先进国家的劳动者为了避免这一往下的螺旋，有必要与后进国家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以保护自己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普及于欧洲所有的劳动者（这不那么容易，因为各国的传统不一样，尤其工会相对于国家的份量不一样，社会保障投资的方式不一样）。
       事情不仅仅止于此。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有各种有目共睹的后果。许多英国的调查表明，撒切尔政策招致了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幸感，首先是在体力劳动者那里，而且也在小市民阶层。在美国，人们也可看到完全同样的情况。那些不稳定、低报酬的工作在增加（这使失业率人为地降低）。受到突然解雇威胁的美国中等阶级，也经受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感（由此可见，一个职位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工作和工资，而且还在于该工作带来的安全感）。在所有国家，临时性工作的劳动者，比长期性工作的劳动者比例增加。不稳定性和“灵活性”，使劳动者失去那些抵销低工资的微弱好处，如职位稳定、医疗和退休保险。私有化，则导致失去那些集体性的社会保障成果。以法国为例，3/4新招雇的劳动者，都是临时性的。在这3/4中，只有其中1/4才能转成长期性工作。而新招雇的，大多是年轻人。因此，这种不安全感主要落在年轻人身上。我们已在《世界的贫困》一书中，揭示过法国的这种现象。在英国，年轻人的不幸达到了顶峰，并带来许多后果，比如犯罪和其他需付出极严重社会代价的现象。
       除此以外，还有人类最珍贵的文化斗争成果，其经济和社会基础今天遭到破坏。文化生产领域相对于市场的独立性，在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斗争和牺牲下，曾不断扩大，但今天越来越受到威胁。“商业”和“商业性”的统治，日益强加于文学（通过出版的集中化，出版越来越直接受短期利润的限制），强加于文学和艺术批评（被一些最机会主义的出版商仆人和同伙所操纵，互相投桃报李），尤其强加于电影（人们可以问，如果不给实验电影制片人以制作和发行的手段，十年后欧洲实验电影还有什么东西留下）。社会科学亦然，被迫隶从于企业和国家官僚直接利益的指挥，或死于权力和金钱的查禁。
       如果说全球化首先是一种辩解的神话，有一个情况倒是真的，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由于某些法律控制的减少和现代通讯手段的改善（导致通讯费用降低），人们日益走向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当然，统一并不意味着均匀一致。这个金融市场是受某些国家经济的统治，即那些最富裕的国家，尤其是这个其货币被用作国际储蓄货币、从而在这个金融市场内享有很大自由余地的国家。金融市场是这样一个场所：统治者们，尤其是美国所占据的地位，可以使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制定游戏规则。金融市场如此统一在一些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周围，导致各民族国家金融市场独立性的减少。那些告诉我们应当服从必然性的法国金融家和财政稽核员，忘记了说他们是这种必然性的同谋，并由于他们，法兰西在让出主权。
       总之，全球化不是均匀一致化。相反，它是一小部分统治性国家扩大对所有民族国家金融市场的控制。其结果是，国际分工被部分地重新定义，欧洲劳动者要遭受一些影响，比如一些资本和工业将转到劳动力便宜的国家。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方向，是减少民族国家资本市场的独立性。尤其是禁止民族国家来控制汇率和利率。现在汇率和利率越来越为一小部分国家手里的集权所控制。各民族国家的权力面临风险，受到携巨额资金的金融炒家的投机攻击，可能引发货币的贬值。左派政府显然特别受威胁，因为左派政府会引起金融市场的怀疑（一个右派政府即使实行一项不那么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也比一个即使实行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想政策的左派政府，要少一些危险）。是全球场域的结构，在施行一种结构性的限制。这给了全球化机制以一种宿命必然的表象。一个特定国家的政策，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在金融资本分配结构中的地位（金融资本分配的结构，决定了世界经济场的结构）。
       面对这些机制，人们能够做什么？首先是应该想一想经济理论的局限。经济理论在估价一项政策的代价时，不重视人们所说的社会代价。比如，吉斯卡尔·德斯坦1970年制定的住房政策，它带来的长期社会代价表面上几乎无所显示。因为，除了社会学家，谁会在二十年后回想到这项政策？谁会把1990年里昂市郊的一场骚乱与1970年的一项政治决策联系起来呢？罪恶没有受到惩罚，因为人们遗忘了。所有社会批判力量都应当强调，把经济决策的社会代价归入经济计算当中。解雇，痛苦，疾病，自杀，酗酒，吸毒，家庭暴力等，用金钱、痛苦计算都是代价很高的事物，长期算起来到底要多少代价？我以为（尽管这会显得很犬儒主义），应该把统治性经济学的武器回敬给它自身，并提醒人们，即以正常的利益逻辑，严格意义属于经济的政策并不必然是经济的，比如会关联到人身和财产的不安全，以及治安等。更准确地说，应当彻底质疑经济的观点。这种经济的观点将一切个体化，无论是生产还是司法或健康，是成本还是利润。这种观点给效率一个狭隘而抽象的定义，默而不宣地将其等同于金融赢利。这是见利忘义，效率完全取决于人们衡量的目的：对于股民和投资者来说，目的是金融赢利。或像今天，这些目的包括顾客和使用者的满意，更宽泛地，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满意和快乐。我们应当用一种“幸福经济学”，来反对这种狭隘和短视的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将关注所有与在职有关（如社会保险）的好处，个体或集体、物质和象征性的好处，和所有与不在职或不稳定有关的物质和象征的成本代价（比如消费药品：法国保持着镇静药消费的最高记录）。人们不可能跟“暴力守恒定律”作弊：所有暴力都要付出代价。比如，金融市场以解雇、不稳定化等形式实施的结构性暴力，在或近或远的未来，必将报应以自杀、违法、犯罪、吸毒、酗酒和日常大小暴力等。
       目前，知识分子、工会和各种协会的批判和斗争，首先应反对“国家的衰弱”。民族国家在外部受到金融力量的削弱，在内部受到这些金融力量的同谋，即金融家、高级财政官员等的削弱。我以为，被统治者们应当起来捍卫国家，尤其是国家的社会功能。这样捍卫国家，不是一种国族主义。人们可以反对民族国家，但是应当捍卫民族国家担负的“普遍”功能。这些功能也可以、甚至更好地由一个超国族的国家来完成。如果人们不愿看到德国联邦银行以利率主宰着诸国金融政策，是否就该努力建设一个相对独立于国际经济力量和民族国家政治力量、并能发展欧洲机构社会功能的超国族国家？
       历史上，国家曾经是一种理性化的力量，但被用来为统治者的力量服务。为了避免这种情形，仅仅反对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是不够的，而应当发明一种至少在欧洲范围的新国际主义，以便给国族主义的倒退提供另一种选择。这种国族主义，由于社会危机，正威胁着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我们应当建设一些能够控制金融市场力量的国际机构，实行“禁止倒退”（regrezionsverbot）——一个绝妙的德语词：禁止欧洲范围在社会保障成果方面的倒退。为此，工会组织绝对有必要在超国族的水平上行动，因为敌对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水平上行动。因此，应当试图铺垫组织基础，创建一种真正的批判性国际主义，以便真正对抗新自由主义。
       最后一点，为什么知识分子在这当中形象暧昧不明？我不想历举（这将太长太残酷）所有放弃责任、或更坏去同流合污的形式。我只想举所谓现代或后现代哲学家的辩论。他们忙于经院性的繁琐游戏。当他们不想放任自流时，他们只局限于纸上论道地辩护理性和理性对话，或更糟，抛出一个所谓后现代、实际上“激进时髦”的说法。这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之变换说法，宣称批判诸大学说，或虚无主义地指控科学。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基于某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优最聪明者”（哈佛的格言）优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曾阐述：达尔文主义是他给经济人员宣讲的理性计算能力的根本）。在统治者国际的世界主义观念后面，有一种才能哲学：最有才能的人主宰，有工作。这意味着，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就没有才能。这里有胜者和败者，有贵族，我称之为国家贵族，即那些拥有中世纪意义上所有特征的贵族。他们是靠教育、据他们自己说是靠才智获得权威。他们说这种才智是上天的禀赋，而我们皆知，事实上它是社会所赋予，才智的不平等乃是社会的不平等。才智论意识形态极适于解释一种类似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对立：一边是有才能、占有很少高薪职位的全权国民。他们可以挑选雇主（而其他人最幸运的情况是被雇主选中），可以在国际劳务市场中获得很高的收入。他们无论男女都超度繁忙（我读过一篇很精彩的英国研究论文，描写一些高级雇员夫妇疯忙的生活：他们满世界跑，从一架飞机跳上另一架飞机，收入高得令人眩晕，他们四辈子也花不完）；而另一边，是注定干不稳定工作或失业的芸芸众生。
       马克斯·韦伯曾说，统治者们总是需要一种“特权的诡论”或社会学诡论，即为他们享有特权作理论的辩护。今天，才智论是这种社会学诡论的中心。这种社会学诡论当然被统治者们接受（这是他们的利益），而且也被其他人接受。在被排斥在工作之外的人和长期失业者的苦难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始终有点说教的盎格鲁—萨克逊意识形态，把穷人分为无道德的穷人和值得同情的穷人。除了这种伦理的说法，现又加上了才智论的说法。穷人不仅无道德、酗酒、败坏，而且蠢笨、无才智。在社会的痛苦中，很大部分是学历的痛苦。学历不仅造就了一个人的社会命运，还决定了人们对这个命运的自我感觉（这无疑有助于解释所谓下民的被动性，动员他们的困难性等）。柏拉图的社会世界观与我们的技术官僚非常相似：哲人，卫士，人民。这种哲学潜移默化地铭刻在学校教育体制中，深深内化，非常强固。为什么有人从参与型知识分子走向“退出”型知识分子？部分地是因为知识分子掌握文化资本，尽管他们是统治者中间的被统治者，他们还是属于统治者。这就是他们暧昧不明、参与斗争软弱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模模糊糊地赞同这种才智论意识形态。当他们反抗时，像1933年发生在德国的那样，还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文凭保证的才智，却没有得所应得。
       （本文是作者1996年10月在雅典希腊劳工全会上的讲话）
       皮埃尔·布尔迪厄（1930—），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现居巴黎。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等。
       河清，学者，现居杭州。主要著作有《现代与后现代》、《民主的乌托邦》、《静之象》（法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