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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三十几年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四部黑白故事片可以放映，它们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和《南征北战》。京剧样板戏还没有搬上银幕，它们只能通过老式收音机（百姓叫它“电匣子”）解决全国人民的耳朵问题。
       那是六十年代后期，城市的各个影剧院都变成了会议场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隔三岔五就去那里开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操劳着。会议之后，通常要招待与会者看一场电影，那四部战争片就派上了用场。我们这些孩子早已停课在家，从早到晚闲得五脊六兽，时常围在哪个影剧院外面，看看有什么便宜好捞。那时候大人们特别喜欢把行业说成“战线”，“工业战线”啦、“农业战线”啦、“卫生战线”啦、“教育战线”啦，都是这样的说法。我们在剧场外眼巴巴看着一个个大人进入会场时，就听见他们说：“今天是财贸战线的会议。”“财贸战线”的革命群众开完会后，都乱七八糟地上通厕所，然后走出来过过烟瘾，说说俏皮话。这时我们就低三下四地问他们：等会儿“演”什么电影？“财贸战线”的大人们神气地告诉我们：“《地道战》。”下一次，又有一大群人挤进影剧院，我们于是知道了那一日是“邮电战线”的同志们在开会，会后要“演”《地雷战》。
        这四部片子中的前三部“文革”前我已经看过，只是没看过《南征北战》，我大约是1967年才把这个课给补上的。按照当时的孩子眼光，我更喜欢前三部战争片，因为那里面都有既凶恶又滑稽可笑的日本鬼子，而且都是细腻好看的游击战，地道、地雷、双匣子、化装潜入什么的。《南征北战》总是大兵团作战，战略啊、战术啊、华东战场啊、晋西鲁豫呀，都是这类大东西，中国人和中国人打，粗线条，不怎么好看。不过在各条“战线”的会议之后，也不知怎么了，前三部打日本的片子甚至都不大常见了，就剩下了《南征北战》。你还真得反反复复看这些“大”东西，怎么说它也是“打仗的电影”吧。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命。
        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南征北战》。那个高营长不就是《羊城暗哨》里的公安英雄王练么？不就是《金沙江畔》里的红军指导员金明么？那个棉袄又肥又长的年轻女村长赵玉敏同志不就是《李双双》里的模范妇女李双双么？不就是《聂耳》里的进步女青年郑雷电么？那个国民党大官张军长不就是《烈火中永生》里的特务处长徐鹏飞么？哟，比张军长更大的国民党司令在《金沙江畔》里演的可是咱们的人啊，是红军里的大官，还是金明的姐夫，虽然金指导员是他的小舅子，可他下起命令照样绷着脸，一点不看他姐姐的面子。可是在《南征北战》里，他怎么就成了国民党的司令？张军长和李军长狗咬狗地一通争论后，这位司令官拿着一份电报说：“总统电谕——”会场里所有反动派都唰地站起来，司令官接着一板一眼地说：“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众反动派齐声说：“愿为领袖效劳！”
        敌军人多势重，美式装备，我军一个要对付五六个，并且是小米加步枪。怎么办呢同志们？只好放弃“坛坛罐罐”，集中优势兵力，收拢五指，攥起拳头打运动战，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战士们闹情绪了，他们途经自己的山东老家（沂蒙小调奏起来），就再不愿意往前走了。就连基层指挥员也都皱起眉头，有一位严肃的连长，脸很黑很长，胡子拉碴，嘴唇厚厚的，他一面批评战士们一面自己也想不通。这位连长长得像我爸爸，那严肃劲更像。我对《南征北战》最初的好感就从他那来的。但我爸爸是个大势已去的文科知识分子，我们这里看《南征北战》的时候，他正在沈阳日报社写交待材料。我常想，老爹爹要真的是那位连长该多好，1947年的连长，如今怎么的还不弄个师长旅长干干？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搞“三支两军”，披着军大衣，器宇轩昂。
        “一○一，一○一，你们到了哪里？你们到了哪里？”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赶到凤凰山。请你们五点钟以前赶到凤凰山。”
        “我们也遇到了共军的主力。我们也遇到了共军的主力。”
        在这样的远途对话中，敌军节节败退，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
        想当年，我和我二哥通过“正常途径”看过无数次《南征北战》，此外也玩过几回邪的，通过“不正常途径”看过两次。话说当年，我二哥有个混进剧场白看电影的特长。如今他已是弄到了绿卡的大忙人，连电视都懒得看，可当年他那样喜欢看电影。有一次我们在一家电影院里用别人给的票看了一场新闻纪录片，也是黑白的，一段一段，民族乐器欢快地伴奏。巨大的钢圈在转动，沉甸甸的谷穗迎着朝阳，试管里不明不白的液体被倒入不明不白的玻璃器皿里，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科技战线”上的“革命知识分子”喜气洋洋地战斗在“第一线”上，用实际行动捍卫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新闻纪录片看完了，我和哥哥惆怅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老大的不满足。我们刚要走出剧场，我哥很尖的耳朵忽然听到了一个重要信息：紧接着的下一场将要放映《南征北战》！我哥拉着我跑到了电影院的后院，可没什么地方好藏啊。最后，一只木制的大垃圾箱接纳了我们。我们非常感谢那只大垃圾箱，那一天它只装了一少半垃圾，还都是干干爽爽的零碎东西，没什么粘粘腻腻的瓜果皮之类。气味也说得过去，甚至还有一股废烟盒的香味。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有一天晚上实在没地方睡了，就睡在大上海街头的一辆垃圾车上，次日一早，三毛从睡梦中被一锹锹垃圾给弄醒了。我和哥哥猫在垃圾箱里也有点担这个心，但是没有人往我们身上倒垃圾。
        我们好歹借着垃圾箱，白看了一场《南征北战》。但这一仗打得不够潇洒，都不敢和人家提起。你好意思说自己大丈夫能屈能伸，说自己是韩信忍受“箱中”之辱么？直到后来的一次，我们才真正打了场漂亮仗。
        1967年的一天下午，我和二哥闲逛后路经沈阳北市场的人民电影院，正赶上一场《南征北战》刚刚散场，人们眯缝着眼睛从三个门里被呕吐出来。我二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忽然拉起我穿过人群，向场内逆流而进。不要说人家奇怪，连我也搞得蒙头转向，我二哥动不动就来一次这样莫名其妙的行动。守门汉子喝道：“喂！散场了还往里钻啥？”二哥攥着我腕子的手一点也没松开，他说：“我弟弟帽子丢在里面啦。”我们就这么趁乱混进了剧场。观众眼看要走尽了，工作人员开始清场，他们是连厕所也要翻个底朝天的。十二岁的弟弟胆怯了，他试图挣脱十五岁哥哥的手，把自己弄得合法一些，但他办不到。一般的不法少年大都是先混进厕所佯蹲，一旦被提拉出去也有个台阶可下。我二哥却明显比他们高出一筹，他出其不意地拉我先上了楼，回避了首当其冲的厕所大搜查。楼上的光线越来越明亮，常言道贼人胆虚，我的心就要从肚子里蹦出来了。
        二楼到了，无处可藏。二哥又率我跑到放映楼左侧，上面还有最后一截又窄又短的楼梯。楼梯口横着块木牌，上写道：观众止步。我大惊失色，我们无路可走了。可是我大智大勇的二哥却躲开木牌，拉着我继续上行。
        楼梯连十磴都不到，放映室外门前就这么一块屁大的地方了。这到底是不是个避风港可就得听天由命啦，我们站在门外捉对儿地喘粗气，就像一对风箱。想想当年吧同志们，连主动受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也像做贼一样担惊受怕。
        放映室的门突然要命地打开了，走下来两女一男。一共五个人高矮不平地拥挤在一小截楼梯上，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妙趣横生。我想他们已经猜出我们是哪路货色了，但只有一个女人多事。那女人用我们总能见到的那种卫生球眼睛看看我们，又用我们总能听到的那种口气说：你们干什么？瞧这话问得多损！除了再次重温《南征北战》的战斗故事，我们还能干什么？我大智大勇的二哥顺手抛出了又一个天才的谎言，他说：“我们来联系团体票。”说这话时他继续攥紧我的手腕，从容不迫地站在那里，连路都不让。
       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拉着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说他们“来联系团体票”，这两个衣衫灰旧的小屁孩居然将盘问者打发走了。
        我开始喜欢上放映室门前这短短的楼梯了，我哥却居安思危，想到了那女人下楼后的另一种可能性。清场时间已经过了五六分钟，他轻声说：“此地不可久留。走，到厕所去！”也许他当年并不能说出“此地不可久留”这类武侠小说里的话，我是因为他当年读了很多小说才这么想像出来的。但“到厕所去”肯定是他说出的，这样优美的句式像许久后我们才知道的一部世界名著的篇名——《到灯塔去》。
        人民电影院二楼观众席两侧是一直延伸向正前方的，那尽处便是一男一女两间厕所。这格局同好多剧场都不一样，我们实在太热爱这种格局了。我们猫着腰，在座席之间疾步穿行，直奔右前方的男厕所，耳边响起了抗战时期青纱帐里那种嗖嗖的风声。要是有人用音乐为我们伴奏，他一定要奏“风在吼，马在叫”。
        我和二哥冲进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厕所，一人寻了一间蹲进去。我低头看着雪白的便池惶恐万状，我想我多少得拉出来点也好交代呀。但常言说得好：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的英雄们算白激励我了，他们面对日本鬼子的东洋大战刀和蒋匪军的飞机大炮豪迈地战斗着，眉头都不皱一下，可是我，当个看客还这么贼头贼脑战战兢兢，我辜负了英雄们的期望。战争年代，我肯定是个叛徒了！
        电影院的厕所门是百叶窗形的，透过斜横木的缝隙我忽然发觉，外面出现了几只走来走去的脚。接着便有人敲门。我想我就要晕过去了。
        可那是我大智大勇的二哥的声音：“出来吧，开始入场了。”
        这时我想起了《地道战》中最后一句画外音：“让我们欢呼胜利吧！”我也想和二哥欢呼胜利，我哥却拿出机警的地下工作者那一套，他竖起右食指嘘了一声，绷着脸先走出了厕所。
        这大概是我平生看的最“有意义”的一场电影了。它讲的是1947年的故事，摄成于1952年，时间仅仅隔了五年，因此看上去真实可信，不像我们今天拍摄的“文革”故事的电视剧和电影，男主角总是油头粉面挺长的头发和大鬓角。这恐怕也怨不得导演们，“文革”离我们毕竟已经三十多年了。同现在的好多电影相比，《南征北战》至少是朴实的，可作为战争史和服装发展史来看。
        黑色，白色，灰色。炮声隆隆，断壁残墙。小米步枪，飞机坦克。房山上写着：“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敌军张军长用戴白手套的手指着这八个字命令：“立即给我涂掉！”我军将士说着南腔北调南征北战着，我军师长管“晋西南”叫“晋西兰”，管“严重”叫“粘重”，说毛主席的“毛”时总要念成“卯”。我军连长说：“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这样下去，部队更难带了。”我军战士说：“可你也别净说气话呀，哪有野战军带孩子打仗的？”敌军张军长说：“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张军长的参谋长说：“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啦。”我军冲锋时是嘹亮的小号，敌军进攻时是阴郁的切分音和半音。敌军大官一没了主意就要背起手来回踱几步，我军大官没有没主意的时候，他们的任务永远是说服大家“相信上级”。我军师长说：“不要怕打破坛坛罐罐，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军师政委说：“我们不但要打回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敌军张军长说：“看看是你的两条腿快，还是我的汽车轮子快？”张军长又说：“一个团，连一个车站都守不住，你是怎么搞的？……执行吧。”张军长的团长说：“我曾经为领袖立过战功，我曾经为领袖立过战功啊！”敌军李军长说：“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儿上，请你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吧……”我军高营长说：“同志们，冲啊！”……
        想当年，看了多少遍的《南征北战》，我们倒背如流啊。不过，在黑影憧憧的电影院里我觉得，我和哥哥的“南征北战”同银幕上那些故事一样精彩。如果早生几十年，我哥哥肯定也能抽出双匣子，指挥战士们冲锋陷阵：“同志们，冲啊！”至少，他能成为侦察英雄，我军的高级革命特务。而如果晚生几十年，哥哥和我却再不必到电影院去冒险了。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坐在家里宽敞的客厅里动着遥控器重看《南征北战》电影光盘，玻璃茶几上新沏的一杯毛尖茶冒着热气，我点起一支烟。山东老区的百姓挑着担推着独轮车，身着笨重棉军衣的解放军基层官兵在硝烟中急行军，梳着刘海的老区妇女和着山东小调为子弟兵连夜磨面，磨完面她们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残阳如血，音乐悲壮，在大山的岔路口，机枪手刘永贵和妻子经过短暂的团聚后又要分手。刘永贵低沉地问：“家里都安排好了？”背着土枪的妻子不再抱怨总不回家的丈夫了，她望着丈夫轻声说：“孩子交给他姥姥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刘永贵这个人物是由喜剧演员仲星火扮演的，但是那时刻，他一点都不好笑。他死死看着恩爱的妻子说：“我们准能打回来。”
       我的身子忽然热起来，泪水也止不住了。它哪里是一部“歌颂人民战争伟大胜利”的早期黑白片，那是我们的一段岁月呀。
       刘嘉陵，作家，现居沈阳。主要著作有小说集《硕士生世界》、散文集《妙语天籁》、《舞文者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