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四月天，晴，我和建筑师刘家琨、他的助手汪伦、诗人钟鸣、白夜酒吧女主人之一代红，驱车前往四川李庄，车程四小时，公里数五百多。其间钟鸣的越野车爆胎一次，修理工往返两趟，到李庄后问路数回，在李庄城里来回兜了不知几圈，始终不知林徽因的故居在哪里。
李庄，镇外上坎村，当年被梁思成称为：“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从重庆坐船走，“上水三天，下水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走陆路，当年林徽因带着母亲和孩子，坐敞蓬卡车，从昆明直坐到李庄，费时两个星期。如今，高速公路已修到李庄门口，二级公路，直修到江边。当然，也增加了无数城乡结合部特有的瓷砖房，江边新建的伪古典亭子，簇新的香火寺庙。
幸遇一位在县府工作的女士，好像对梁思成颇有了解，自愿带我们前往，坐上车，穿过已变得与成都周围郊区毫无区别的李庄，越过好几道阡陌，就到了上坎村。车开不进去了，停车四看，如今这儿与普通川西平原没什么区别，有竹林盘，小河沟，有塑料薄膜盖着的温室菜圃，往里走，是窄而又曲的小道，再往里走，突又开朗出来一大块地，面前赫然立了一座旧时大宅门，门前竖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同济工学院旧址”的字样，木漆大门上方挂有一匾：“太岳庙”，但这建筑与其说是庙，不如说更像一座大宅院，这就是当时与营造学社一起迁来的上海同济大学。
再七拐八拐好几个弯，就进了一个典型的农家院，早已有人在前面站着引路，毕竟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住在这里的农民们看来也早已习惯有人前来拜访，一个小女孩抬手一指：就是那儿。然后我就看到了这间不起眼，无变化，青瓦灰棱的L形平砖屋。
房间之朴素，之简陋，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当然，在此之前，考虑到四十年代战时的局势，农村的落后，我也知道一定会是一个很普通的房子，但毕竟梁思成当时身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的营造学社社长。林徽因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再怎么样在一个小镇也应该拥有当地较好的条件。
房子肯定是翻修过了，从左边一侧的砖墙可以看出，五十多年了，破旧毁损，风雨侵蚀都在所难逃，难得的是房间格局仍然基本保留当年梁、林二人在此时的形态，现在房子没人住，成了堆破烂的地方。看来房主人的生活水平虽已大大改变，但并无资金或精力来做其它的修建。说起来，是应该感谢这么多年无人关心此地，还是为此感到悲哀？都难说了。
L形的格局，长的一端当年是营造学社的总部，我以前就曾在一张照片上见过，那是一间长长的工作间，光线充足，像一间教室一样并放着简陋的长木桌，梁思成就在那里埋头绘制《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建筑图，以期战后出版中文版，甚至英文版。晚上则依靠来自川西平原的大片菜花最终熬制成的灯油，继续工作。整个营造学社，就如费正清说的一样“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如今这里是当地农民的住房，完全恢复了最普通的农家模样。
L形短的一端，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的住房，房子坐北朝南，后面有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小庭院，现在看上去，也仍然赏心悦目。房子面朝一大片田野，竹林，樟树，遥想当年也算风景如画了。
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仍然健在，身板硬朗的房东老太太为我们打开了梁、林二人的房间。进到里面一看，情景就让人黯然，空荡荡，破旧积灰的堂屋里，随便放置了一个旧方桌，旁边一个旧木椅，左侧则堆放着粪桶，粪铛，叉头扫帚若干，柴禾若干。墙壁破旧，已露出内里的竹篱笆，墙上不相干地贴着一张“恭喜发财”的年画和一张艳俗美女图，房间正中是一个最简易的木板架，白漆底面，上面竖列着两排红漆文字：“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女士”，下面是两个黑漆旧体横字“旧居”。简单得不像样，朴素得过了头，让人瞠目。
里间的房子是林徽因的母亲和孩子住的，堆放着梯子农具等，无法下脚。
左边的一间房是当年梁、林二人的卧室，当年只有病中的林徽因有一个帆布床。在一张照片中，瘦骨嶙峋的她正躺在这张床上，背后是一个简易书架，上面却堆满了些大部头书籍。如今这房间却早已不是当年模样，堆满了各类农家杂物，但窗前仍保留了当年的一张书桌。当年林徽因是否就坐在这里写下了《十一月的小村》。她的眼睛从这里穿出去，穿过门窗、院墙、小村，穿过时间、病痛和战争，一直到达她所热爱的遥远的朝代和“现实的背面”，坐在这里，头顶上不时会有战争期间那种带着“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的日寇飞机呼啸而过，而她，全身心都浸泡在汉代文物和现代诗歌中，个人在那个时代的存活已属不易，她所积极参与的正是她所疑问的：“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换？”
我心目中的林徽因，是现代新诗中的第一人，当然文学史和评论家不一定这样看。当年我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她二十八岁时写的一首诗《别丢掉》（那几乎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让我非常喜欢，也让我记住了她的名字。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她跟建筑有什么关系，我仅仅把她看成一个诗人，“叹息式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样的句子，《九十九度中》这样的小说，《窗子以外》这样的散文，跟她同时代的诗人们的矫情写作如此不同，更让我注意。也许正由于学工程出身，她的诗，包括小说，都体现出一种刚烈、克制，和明朗、大气，全然没有那一辈新文艺作家所盛行的颓靡滥情之做作。
第一次听说她为中国现代建筑学所做的贡献是出自一位学建筑的朋友口中，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是在费慰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的封面上，第一次读到关于她在李庄的资料也是在这本书中。当时看着林徽因穿着旗袍站在天坛正修缮着的祈年殿顶上，想着她就这么爬上爬下地，骑骡子，坐卡车，走泥地，到处考察中国古建筑，攀梁上柱，测量分析，临摹细节和拍照，然后写下那些个动人和重要的文字《平郊建筑杂录》等，由不得的对她敬佩有加。
林徽因在中国沉寂了几十年，最近几年突然火起来，关于她的传记，出了好几本，还有出版社出版的《
林徽因文集》。究其原因，到底有多少理由是因为如费正清所赞许的“在我们心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讹之又讹，捕风捉影，喜闻乐道的大部分是关于她与诗人徐志摩的所谓千古佳话，拜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之托，满城争说林徽因，连我一位搞建筑的朋友也在电话中与我讨论林徽因当年是嫁梁思成好，还是嫁徐志摩好。不消说，按照肥皂剧的规律，林徽因被演义成一个迎风流泪，见月伤情的美丽苍白小女人，与另外两个女人一起依傍在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身边。今年上半年，我听某建筑界人士说他正策划筹拍一部《梁思成与林徽因》，二十集，业内人士参与，不用说，连我都觉得有卖相，看看那些卖点吧：徐志摩为她而死，金岳霖为她不娶，泰戈尔为她赋诗，更不要说围绕在她四周那些著名的文人雅士和三十年代的风流逸事了。就是不知会不会拍她在李庄街头拎着瓶子打酱油买醋，会不会拍她在李庄五年时间里，在身体的病痛和无休止的家务事中挣扎，躺在病床上写诗，写小说，和梁思成一起编校《中国建筑史》，工作到半夜，为营造学社的经费操心，为两个孩子缝补衣服袜子，为落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内耗伤脑筋。同时，还要为自已渐成空洞的病肺煎药熬汤，这些事情拍成电视肯定影响收视率，但这些点滴真相，才是林徽因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
从1940年底，到1945年底，林徽因在这个“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设施”的李庄，虽罹重病，但仍保持她的创造天赋和坚毅乐观态度，并以此感染周围的人。梁思成曾说：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她在李庄完成了诗作《一天》、《忧郁》等，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协助梁思成编著英文注释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更不要说梁思成在李庄完成了中文的《中国建筑史》，试图把他和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过去十二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统化”。就是这么一个落后、偏僻、贫穷和与世隔绝的小镇，在战乱的几年里聚集了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知识界重要人物的人，他们在此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尽可能用一种原始的手工方式出版自已的研究成果。如今这些人中的多数都已逝去，但他们在李庄的工作和思考以及成就，却是一段永远不可复得的记忆。让我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凭林徽因之名而获利的影视、出版界的单位和个人，却并无一个想得起来为梁、林二人的故居做一点小小的事情，整理一下李庄的历史资源，维持一下故居的基本形态，以纪念他们……
当然，“纪念”这种形式也可以是多种阐释和认识的，与我一起同去李庄的朋友、建筑师刘家琨以这次李庄之行，做了一个长9米、宽3米的照片装置《李庄笔记》，参加2001年4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纪念梁思成诞辰一百周年“梁思成纪念馆构思方案征集展”。这个以当代实验建筑和当代艺术作为纪念形式的学术活动，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梁思成的追忆。刘家琨这个作品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几乎是把他的毕生呵护的东西都破坏殆尽了，才又来纪念他的。”这句话用到林徽因身上也一样适合，而且这破坏还在继续，除了物质性的破坏之外，还在以一些变形的、谬误的、可笑的“纪念”方式把这破坏指向诗人本人。
1935年，林徽因写了一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对身后事做此豁达平静之语：“我们的作品会不会长存下去，也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不认识的人的心里。……这种事情它有它自已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从她说这话到现在，五十五年过去了，在这个她曾经艰难生活和工作过五年的地方，她的存在，她的作品，她的气息的确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铭记方式进入了我们这些她“从不认识的人”的心。
去李庄时，本不愿凑热闹挤进林徽因的“纪念”人群、“纪念”纸张、“纪念”逻辑中去，但回来以后，不时地想到那个已经消失记忆的李庄，只剩下空间概念的李庄，那个快要消失的土木结构的上坎村，也许最后只剩下地理位置的上坎村，由不得也写下这些文字，这些被她称为“间接的生存”的文字，这些询问，也可能无力，也可能虚空，但也可能让我们记住“这美丽的后面是什么”？
最后，我很想知道那位想拍电视剧的业内人士，是否根据梁、林二人的好友、美国费慰梅女士的传记《梁和林》改编的，这是唯一一本让我感动和全面了解梁、林二人生平和思想的作品，书中出版说明的套话中一如既往地对西方作者说了些陈词滥调：由于作者受历史和国域局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与我们不尽一致，或相距甚远。不知文中含糊的“我们”是指的谁，但我却与这个“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我也恰恰“分辨”出：比起国内，包括台湾作家所写的传记来，这是一本真正严谨，有学术和文献意义，弥足珍贵的传记，不仅仅因为他们两家的长期友谊，而且还因为费女士多年的关切和注视，长期的精神上的支持和理解，而且，出版此书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及支持他们勇气的幽默感”，而不仅仅是向读者提供点《人间四月天》这样的热卖影视题材，和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那些滥情传记，以及文笔可怕的肉麻文章。
注：文中引言部份，全部出自费慰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及《林徽因诗集》。
翟永明，诗人，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诗集《翟永明诗集》、随笔集《纸上建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