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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选结束不久，1933年2月14日圣瓦伦丁节——当晚10点，胡佛总统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临别演说——美国整个的银行系统终于开始总崩溃了。下午，密执安州州长康斯托克接到紧急电话，请他去底特律市商业区去参加银行界会议，这一去就脱不了身。底特律的联合监护信托公司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它一倒，全市银行很可能跟着纷纷倒闭。银行家们要求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一律暂停营业。商量到半夜，康斯托克同意了，便坐车到首府兰辛市，宣布全州五百五十家银行一律休业八天，说是“银行放假”。
       胡佛在华盛顿匆匆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只因心慌意乱，信封上连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都拼错了。这一阵子罗斯福对于种种意外事情，倒习以为常了（一周前有一个失业的泥瓦工向他开枪，结果误中芝加哥市市长舍马克，使其因伤致命），不过这封信却不免让他分外恼火。他细读来信，不禁大骂胡佛“无耻”。事情正是如此。原来胡佛竟大言不惭地说，举国都在担心，不知新政府要干些什么。他说，他从爱国以及维护“信心”的立场出发，要求罗斯福公开表示：对于现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将不作变动。但罗斯福如果同胡佛的政策搅在一起，那就确有神经失常之嫌，因为这时已经很清楚，胡佛的政策把整个美国搞破产了。
       密执安州的金融危机，使房地产价直线下降，问题却是全国性的。自从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全国倒闭的银行已超过五千五百家；可以想见，群众的心情是多么惶惶不安。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越来越少，财政部不得不增发纸币。
       全国各地银行每天的黄金支付总额陡然增加至三千七百万元，提款数增加到一亿二千二百万元。各银行门前无不人山人海，争提存款。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有一位少妇，把孩子出租给排队提款的妇女，每次收二角五分，因为抱着孩子排队，能排在前头。为了响应胡佛总统“保持信心”的号召，有责任感的人都极力故作镇定。《底特律新闻》评曰：“我辈眼前种种经历，过后思量，当必哑然失笑。”《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口气更是轻松：“人生尽多如意事、不如意事，昔日如此，今亦如此。这倒也好，日后大家都添了一些闲谈的资料。”但形势急转直下，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各州的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部分停顿。华尔街街头虽然国旗飘扬，庆祝新总统就职，但证券交易所却正式关闭了。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也关了，这是八十五年来第一遭。曼哈顿第五大道的皮尔牧师正在草拟他第二天上午要讲的布道辞，要求银行家和公司经理跪在上帝面前忏悔罪恶。堪萨斯州的兰登州长大骂企业家是“奸商”。克罗克把当时华盛顿的气氛说成无异“战时的围城”。天空一片灰色。国会东边那四十英亩的园林和空地上，黑压压站着十多万群众，等候新总统就职典礼开始。负责指挥阅兵式的是麦克阿瑟；他预料有人会闹事，便在所有要害地点都派军队架上了机枪。邮政部长布朗虽然马上就要卸任了，只因戴着高顶礼帽坐在汽车里直不了腰，特地调来一辆新的高级轿车，由此可见胡佛政府的气派。从许多方面看，就职典礼显得很草率。新任副总统加纳不耐风寒，临时借了一条围巾。新任财政部长伍丁因为人挤，没法就座，只好同摄影记者高踞在栏杆上。
       国会山钟鸣正午十二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
       罗斯福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挺着宽阔的胸膛，随着最高法院法官休斯宣读誓词，他走上了讲台。不顾欢声雷动，径从口袋里掏出手抄的讲稿，那是他上星期天在海德公园书房里写的。这里没有一句话因袭别人，纯粹是罗斯福口吻：
       “首先让我明确地说，我坚决相信，我们唯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道理的畏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痪，什么事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
       罗斯福洪亮的声音通过广播网响遍了水深火热的美国大地：它传到血汗工厂和凄凉客店；传到流浪汉的栖身处；传到佃农们辛苦耕耘的不毛之地；传到在工厂外寒风中打哆嗦的褴褛人群。
       “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一件唯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要如同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
       “美国人民不是束手无策。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已经授权政府采取直接的、强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在政府领导下有纪律，有方向。他们选我出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基于这种精神，我接受他们的委托。”
       借用惠特曼一句诗，新总统真是“声威赫赫地登上了舞台”。克罗克写道：“罗斯福当时神色严峻，连老朋友也感到他变了另一个人。”史汀生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思：“我完全给吓倒了。”
       金融管制与改革
       当晚，罗斯福留在总统府同路易斯·豪研究工作。星期天早餐后，罗斯福自己滚动轮椅经过新建的坡道来到阒无一人的椭圆形办公室，独自四下打量。桌上空空如也，除国旗和国玺外，能拿走的东西胡佛都拿走了。没有便笺，没有铅笔，没有电话，连叫人的按铃也没有。他慢慢认识到，一个人在这里，什么事也干不了。于是他大叫一声，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急忙跑了进来。这件事值得一提，因为罗斯福只有这一回才觉得身为总统却不知怎么办是好。晚上，他动手干起来了。他一边咬着往上翘的烟嘴，一边起草文件，援用那几乎被人忘记了的大战时期定下来的《对敌通商法》，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四天。他要求第七十三届国会在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将拟好的紧急法案送去讨论。
        这是对美国人的首创精神的挑战，而他们果然也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印发各种临时票证，赊销商品，以货易货，凭票取货，凭代用币乘车，使用加拿大和墨西哥货币代替美国货币，如此等等。
        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众议员们相继走进会场。这时伍丁就把写完的稿子交给国会的秘书，同时嘟囔着说：“这个法案就用我的名字好了；稿子完了，我也完了。”秘书把稿子在会上高声宣读，可是当时人声嘈杂，众议员里没有几个听得清楚的。法案不是人手一册，因为没有时间排印。就是秘书手里那一份，有些地方也是最后急急忙忙用铅笔涂改过来的。大家一阵叫嚷，就把法案通过了，一共用了三十八分钟时间。这时罗斯福夫人在楼上旁听席上一边结毛线，一边点票数。投完了票，众议员们便蜂拥到参议院会议厅，听格拉斯说明他们自己刚才通过的那个法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格拉斯这位小个子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是支持伍丁法案的，不过他也承认其中某些部分确实让他吃惊。根据这项法案，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或今后要采取的”任何措施，议会都要一律批准；这种立法措施真是吓人。法案规定，囤积通货的要判刑，有问题的银行要派人去“维持”（受托管理），此外还授权政府以各银行的资产为储备，发行二十亿元新钞。晚上8点36分，罗斯福衣衫不整，身旁堆满了从海德公园住宅运来的书籍图片，也来不及开包，就在白宫签署了这项法令。当晚国家印制局就添雇了三百七十五名新职工。美国政府的印钞机器全部开动了。
        一连两晚，印制局灯火辉煌，临照着赫德森河滩。新印模来不及刻，就沿用“1929年印行”字样的旧版。联邦储备银行十二个分行行长的签字也来不及去要，便从政府档案里找出旧样本来，派人送到泽西市的美国铸刻工场赶制印模。星期六清晨，装满一袋袋新钞票的飞机从华盛顿先后起飞。第一架在午前就把钞票送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那里又立即分送给各银行。
        真正精彩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囤积户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紧紧攒在手心里的黄金和货币放出来。原先此辈不到一周功夫，就已把全国百分之十五的货币藏了起来。国会尽管横下狠心，也无法打出法律，对于那些事先囤积货币的人追加惩罚。于是，政府便改而乞灵于宣传的办法。3月8日星期三，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凡2月1日以后向银行提取过黄金，而到下星期一为限还不退回储存的，银行便公布他们的姓名。这一宣告刚在报纸登出，各家银行的电话交换台就忙得不可开交。银行对来电话的人说，如果有黄金要送回来储存，银行就为他们开门办理，还不让记者知道。几小时之内，只见多少床垫为之撕裂，多少铁罐因之出土，多少秘藏宝盒得以重睹天日。各地银行都说门前又排起长龙来了，仿佛上周争先提款的情景一般，不同的是，这回男男女女都带上满载黄金和货币的旅行包、手提箱就是了。看到这种情况，联邦储备委员会大受鼓舞，于是星期五又宣布扩大涉及范围，要各银行上报过去两年内提过存款的人名。网拉得更开了，鱼也更大了。到星期六晚间为止，各州联邦储备银行已经回收了共计三亿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七亿五千万元的新钞票了。因此，甚至在载运这批新钞票的飞机还没有离开胡佛机场之前，伍丁就批准某些储蓄银行可以让存户每户提取现金十元。商业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出一周，就有一万三千五百家银行（占全国总数四分之三）复了业，交易所又重新响起了电锣声。纽约股票价格猛涨百分之十五。道·琼斯的股票行情发报机传出了这样一句话：“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幸福的日子还没有真正回来，不过金融恐慌总算过去了，既没有发生币制混乱，也没有实行银行国有化。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临时招架的办法而已。罗斯福对身边的新政派说：“挑一个办法试试看嘛。失败了，就另换一个。总之，要搞点什么试试。”他认为自己在大选中之所以取得一面倒的胜利，就是因为人民授权他进行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
       以工代赈增加就业
        但是罗斯福还是主张遵循宪法来办事的。他说，他要像他的本家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做一个“热心布道的总统”。群众给白宫的大量来信启发了他，使他觉得不妨在进行立法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革命——的同时教育人民，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当时还没有“美国新闻处”，也没有“美国之音”。他不需要这些。有他当教师，整个美国就成了一个大课堂。
        第一堂课是在他上台后第五天开讲的，他把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召集到办公桌周围。他在任职期间，举行过空前频繁的记者招待会（共九百九十八次），这是第一炮，这第一炮登时就打响了。威尔·罗杰斯评论说，罗斯福竟能把像银行业务这样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人人理解，连银行家也能懂。罗斯福一下子把美国的新闻中心从纽约挪到华盛顿来了。美联社把驻华盛顿人员增加了两倍，合众社发出的新闻稿从此有四分之一来自华盛顿。各大城市的报纸纷纷派记者到白宫采访，后来，连罗斯福夫人也加入了专栏作家的行列。
        3月12日星期日，罗斯福讲授第二堂课，是直接对全国人民讲的。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头，装上了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扩音器。总统说，他希望这次讲得亲切些，就像坐在自己家里，邻居也坐在他们的起居室里，双方随意交谈那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布彻说：既然如此，那就叫作“炉边谈话”好了，以后就真的作为正式名称叫开了。罗斯福这次谈的是全国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他那象牙长烟嘴点着香烟，慢慢燃烧。他说：“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过去这几天我们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下一步又打算怎么干。首先，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譬如买公债，做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
        不知怎的，罗斯福谈话竟能谈得那么亲切，用人人懂得的词句和比喻，把工业经济的复杂结构讲得一清二楚。他的语言质朴实用，同他在白宫所选用的室内装饰具有同样风格。上届总统的那套阔气排场，现在是一扫而光了。没有伺候吃饭的底下人了，没有饭前吹号的号手了，军旗敬礼分列式取消了，卫兵换班仪式也取消了，一顿上七道菜的盛宴也简化了。在华盛顿官场里，罗斯福那里的伙食是最不讲究的。他当不起讲究吃喝的人，他没有那份工夫。在总统府做过客的人，不论时间长短，都认为白宫的菜肴单调无味，同宿舍包伙差不多。
        总统的十四小时工作日是这样开始的：坐在床上，边吃早餐边浏览外事电报和乱云也似的大堆报纸。他那卧室墙上挂着海船图画，壁炉架上放着家人的照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新政开头那一百天里，他的亲信顾问往往也到床边来商谈，但是起床前这段时间他一般是不见客的。9点过后，刮脸，由男仆帮他穿好衣服，坐上无臂垫的小轮椅，推到办公室去。10点开始会客。要是那天国会开会，他总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要花在电话上。他跟人谈话，总是称名不道姓。惯戴咖啡色三角女帽的劳工部长珀金斯，在罗斯福就职后第一周时首都政界还不熟悉她，她也不熟悉华盛顿。一天，她的助手接电话，听到对方说：“我是富兰克。我可以同珀金斯小姐讲话吗？”助手转告珀金斯，珀金斯回答说：“富兰克？我不认识什么富兰克。问他是在哪里工作的？”这一问，对方乐了，回答说：“在合众国工作。我是总统啊。”
        总统随时都愿意接电话，甚至内阁开会时也不例外。跟总统通话那么容易，真叫人吃惊。大约有百把人可以不必向秘书通报事由就能直接请他听电话。他的消息来源广泛极了，因此人们往往忘了他是一个跛腿的人。
        罗斯福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很得保守派的好评。这个队组织贫苦的青少年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让大家有活可干。共产党有个发言人说这是“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格林更说它大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苏维埃主义”的味道。但是民间资源保护队是罗斯福的得意之作，而且由于陆军的协助，一成立就办得很好。这项工作是由麦克阿瑟负责组织的。乔治·马歇尔当时还是上校，因管理南方各州十七个大队卓有成效，名噪一时，因而受到罗斯福的注意。最后总共有二百五十万青年参加这个队，穿上了草绿色制服。他们完成了罗斯福设想的防护林带，南起得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遍种树木两亿株。
        4月19日，罗斯福废止了金本位，这在右派当中可不那么得人心。现在看来，这是由于当时迷信黄金之故。若干世纪以来，欧美各国都死死抱住黄金不放，以为这是西方文化的标志。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金本位制成了强国的特征，银本位制成了落后国家的特征。有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方案叫作“橡皮本位制方案”。艾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吹牛本位”。罗斯福的预算署长也说，废止金本位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毁灭”。不过，当美元贬值百分之十一点五之后，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就又能同欧洲那些早已走上通货膨胀道路的国家竞争了。这一点，一般人不理解，华尔街那些大老板们却是明白的。道斯对废止金本位鼓掌赞成，共和党的领导人也一样。J.P.摩根有一个老搭档叫作莱芬威尔的，写信给罗斯福说：“你放弃金本位制，挽救了我国免于全面崩溃。”
        但是不论是什么措施，只要受到华尔街的欢迎，就很难说是革命的，甚至连开明也说不上。直到了3月下旬，罗斯福才真正向左转，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他在5月12日（也就是上任后第六十五天）签署了这些法律。《农业调整法》是有鉴于衣阿华州的农民暴动而制订的，用减少产量的办法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出钱津贴农民，叫他们少种地，这显然和常识背道而驰。联邦政府办救济会更引起了激烈争论。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不客气地说过：“人们不是在‘长远’以后才吃饭的，他们天天都得吃啊。”此人瘦长个子，一头蓬发，说话刻薄，在纽约搞社会福利工作，在对付大萧条的工作中出过力，到新政结束以后还一直同罗斯福保持密切关系。他是从楼梯下边进入政府的。原来最初他没法见到总统，就趁劳工部长珀金斯参加纽约一个来宾云集的晚会时，把她拉到楼梯底下一个角落谈话（那时人声嘈杂，只有在楼梯底下谈话才听得清楚）。他向她说明，由联邦政府办救济事业，是当务之急。于是珀金斯小姐把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把他提出的方案提交国会。方案一提出，共和党人无不大吃一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卢斯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一套”，缅因州参议员比第大声疾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人的上帝既然失灵，就只好听罗斯福的了。5月22日，罗斯福把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救济事业从此始，直到1942年结束，其间机构、名称换过几次（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公共工程署），领导人也换过几次（先是霍普金斯，接着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当时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华盛顿，就是要做到谁也不挨饿。”但是，反对救济的人也不示弱，北方的血汗工厂老板们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都恼火极了，因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没有来源了。上层中产阶级批评家以为，领救济金的人都是一些斜靠着铁锹或草耙的懒汉。其实，两位主管救济的人都讨厌人们吃闲饭，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活干，会使人们丧失自尊心。只要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靠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干活”，他就十分高兴。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人们确实是在干活，而且干的是艰苦活。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和公共工程署的资金，先后投入三万个以上的新办工程和事业，诸如请教师，兴水利，设邮局，筑桥梁，办监狱，修机场，打下水道和涵洞，开辟公共游泳池、运动场和儿童游乐场，兴建发电厂和火车站，等等。全国新建公路的百分之十，新开医院的百分之三十五，新建市府大楼、法院大厦和新设医疗设施的百分之六十五，新办学校的百分之七十，都是霍普金斯任内那几年搞出来的。这么一来，丹佛市才有了供水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流域才有了拦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才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市才有了公路和桥梁，接通了市区和大陆上的佛罗里达州。
       工程兴办署（以及它的前身和后继机构）投资于私人企业力所不及的各种工程，使整个美国的面貌为之一变。建成了赫德森河下面的林肯隧道，把纽约市和新泽西州连接起来；建成了纽约三镇桥，把曼哈顿和长岛连接起来；把宾夕法尼亚铁路改为电气化。它出钱试制了第一批柴油机。由于有工程兴办署，华盛顿才有了动物园、林荫大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如果没有工程兴办署所组织的工程队，就没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马里洛精神医院，没有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没有旧金山的博览会会场，没有达拉斯市的迪利广场，没有圣路易斯市的花卉馆，也没有哥伦比亚河上的波恩尼维尔水坝和科罗拉多河的博尔德水坝。
       规范劳资关系
        不过也有做不到的事。银行可以保住，农民可以得救，挨饿的人可以给饭吃，奔腾澎湃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是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工业上有许多问题却不是凭法律可以解决的。
        约翰逊是新政派中风头最健的人物，罗斯福选中了他负责主持全国复兴总署工作。这个机构之所以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也许是由于他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谁碍他的事，他就骂人，说人家是“血里带着耗子气味”，“国务院里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靠说空话、蠢话、废话吃饭的家伙”等等。他还把商业部大厦的办公室比作联邦火车站的收小费的厕所，因此开罪了胡佛。不过，全国复兴计划之不易成功，在5月7日罗斯福的第二次炉边谈话中就可以听出来了。当时总统提到要办全国复兴总署，说他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政府在各个行业绝大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这是正派的企业家人人都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由资方按工业种类订立法规，当然就意味着要停止对托拉斯进行斗争，要恢复资方定价制。劳工方面很不安，于是约翰逊只好听从了铁路员工协会总顾问唐里奇伯格的劝告，在《全国复兴法》中加上一条，使集体谈判合法化，从而推动了三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
        “铁裤汉”约翰逊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1933年仲夏，在全国复兴总署领导下，已经有一百万雇主签名表示愿意遵守全行业性劳动工资规程，在他们的厂门店门挂上特殊标志蓝鹰徽，有九百多万工人依照这些规程干活。但是这些雇主绝大部分是小企业主。在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和建筑这十个最大的行业中，只有纺织业签订了行规，而且是经过六个星期的尽力劝说以后才签下来的。新政班子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后来约翰逊又改变了策略。他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要求所有雇主先表示同意，让工人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每周最低工资十二元，正式的法规留待以后再订。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里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如果进行夜袭，士兵们都在肩上带上个耀眼的标志，免得误伤自己人。根据这个原则，那些跟我们合作，参加全国复兴运动的人，也要彼此一望而知。”他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尽你那一份责任”，要么当心挨捧。全国复兴运动这时已经开始有点像教会传播福音了。波士顿市市长柯里把十万名儿童集合在波士顿广场，带领他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美国的好公民，保证为全国复兴运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买东西只在蓝鹰商店里买。我一定劝家里人在9月份买东西，而且只买美国货。我决心帮助罗斯福总统，让美国重新过上好日子！”
        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有点公民荣誉感的城市居民都举行了支持复兴运动的游行，并且有许多彩车，有演奏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的乐队。纽约的游行队伍，比所有其他城市的规模更大，有二十五万人参加，走了十个小时，观众达二百万。参加游行的还有一千名理发师，一万名银行家、经纪人和交易所职工，二万成衣工人。检阅台上放了五十只信鸽，给罗斯福带去贺信。天黑了，第五大道灯光亮了，但是参加游行的人还不断地从华盛顿广场步伐整齐地走出来，其中有杂货商、珠宝商、当铺老板、屠户、消防队员、警察、图书馆员、药房老板、出版商和酒吧间的招待员等等。全国别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感觉到这一股热潮。除汽车制造业和采煤业外，所有主要工业部门都支持复兴运动了。跟着，汽车制造业也参加进来了（只有福特公司除外）。最后参加的是采煤业。人们热情洋溢，连胡佛也正式表示赞助。
        人们对总统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也变了。罗斯福每次坐车到国会，路上的人都热烈鼓掌。从前当过胡佛总统四年警卫的特工人员理查德·杰维斯说：“现在又听到人们向总统鼓掌了，我很开心。”8月，罗斯福轻松愉快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有个大喜讯告诉大家。”原来政府发行年息三点二五厘的五亿元公债（这是1931年9月以来财政部第一次发行的长期公债），认购总数竟超额五倍。要是在一年前，这种事情说了谁也不相信。不管《赫斯特系报》怎么诋毁罗斯福，这是工商界对新政充满信心的铁证。
       第二个百天
        1934年5月，造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里最杰出的客人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经济学家带着弗兰克富特的介绍信来见总统，建议实行赤字开支。他说，“与这个办法相比，其他办法都算不了什么。”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采的谈话”。实际上谈话却很冷淡。凯恩斯态度矜持，近于傲慢，而罗斯福也还不甚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而走向繁荣。但是他还是让特格韦尔介绍凯恩斯跟政府中一些关键人物见了面。那时尽管新政搞得令人眼花缭乱，可是靠救济过活的美国人仍在一千八百万以上。有些州，例如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百分之九十的赈款是由联邦政府拨给的。毫无疑问，罗斯福已经把国家从混乱中救了出来，但是经济萧条依然无法消除。凯恩斯说，只有政府每年出现三亿元赤字，经济才能完全恢复。在他走了以后很久很久，华盛顿人士对他的这个意见还是记忆犹新。
        这时候，新政困难重重。全国复兴总署尾大不掉，难以维持。工商界已经开始反对罗斯福了，因为他提出了管理证券市场的法案。乔治·M·汉弗莱、休厄尔·艾弗里以及汤姆·格德勒带头攻击成立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指摘说，有人阴谋“把一切好制度都搞成俄罗斯化”，这个法案就是一例。
        一场比这个大得多的风暴已经在天际冒头。关于新政的法令，已经弄出了一千多件官司。1934年时，任何法官都可以下令禁止当地执行联邦法律的。加上三十年代中期令人最不愉快的天气，全国各大盆地的河流——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波托马克河、田纳西河、特拉华河、康涅狄格河、密苏里河、萨斯奎哈纳河、哥伦比亚河、阿勒格尼河、梅里麦克河——先后几乎都曾泛滥成灾，河水在城市的街道上汹涌奔流。1937年，俄亥俄河的一次洪水就冲毁了五十万人的家园，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水灾。那几年洪水和风暴使三千六百七十八人丧生。最迫切的问题还是干旱加狂风，即所谓“黑色风暴”。这些风暴使华莱士日夜担心。在他的农业调整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还来不及改变美国的农业面貌以前，狂风已经把中西部各州的表土刮跑了不少。
        许多年来，研究水土保持的专家们早已提出警告说，一场生态方面的大灾难随时会降临美国大平原区。西经100度以西的所谓矮草地区，每年降雨量还不到二十英寸。早年的探险家已经把密苏里河以西的边区叫作“美国大沙漠”，不过那时这个地方有几百万美洲野牛终年践踏，印第安人又未加耕耘，土层还比较稳定。后来移居此地的人带着耕犁来到，把土地开垦了。大萧条时期以前，他们幸而碰上了特大雨量。不过，由于他们放牧过度，耕犁过度，无可逃避的灾难终于迫近。甚至在二十年代，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已经一共有一百个县被人叫作“尘土坑”。到了1934年，据全国资源委员会估计，竟有三千五百万英亩可耕地完全破坏了，另有一亿二千五百万英亩也几乎或完全失去了表土，还有一亿英亩迟早也难免破坏。大平原区随时可能发生大饥荒。
       
       新政在巨大压力下继续推进
        这时候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立即开始考虑第二个一百天的工作。起草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比较合理地使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消灭贫民窟，改善居住条件。主要受益者将是劳工和小农。这些计划的轮廓，由罗斯福在1935年1月4日向民主党占绝大多数的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勾画了出来。跟着他和助手们就着手起草法案。这些助手再也不是两年前在首都显赫一时的那些人了。新政的新阶段需要一批不同的人才，在总统所罗致的新人中有弗兰克福特、兰迪斯、埃尔克斯、科科伦和科恩等等。
        令人不安的事情的确不少，但是都在别处，特别是在自由同盟的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堡垒那里。大企业家现在决计跟罗斯福来一场恶战，这可以拿《控股公司法》这件事作为很好的例子。这个法律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规定，任何控股公司，如不能于五年内证明对公众有什么好处，就要解散，这叫作缓刑五年的“死刑”条款。各阶层都有人反对这一条。最上一层的反对派有威尔基，当时是公用事业律师，他提出了一个对立方案，授权州政府管理公用事业。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据《霍华德报》报道，这个集团所雇用的人员，比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还多。最下一层是伪造选民来信的那帮家伙。他们这一场攻势非同小可，几乎把议案扼杀了。各公用事业公司共花了将近二百万元，发了二十五万份电报、五百万封信，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个人就收到三万份这样的函电。他把这些都付诸一炬，对罗斯福始终支持。
        社会保险法案是该届国会上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共和党人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如果政府提出的法案得到通过，子女就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也将因征收工资税而心灰意懒，辞工不干，而且整个说来，采取这样的措施，将会失去“生活情趣”。罗斯福在他以后的余生中一直觉得，他为实行社会保险而努力奋斗，特别值得自豪；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也许是他在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但是这一仗是好不容易才打胜的。人们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它。有人甚至气势汹汹地打断听证会。有一回，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里为这个法案作证，有个女人竟跑出来高声叫喊说：“主席先生，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我这里有原书。”
        在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任内的经济繁荣，使共和党与大企业联成一体。到了1935年春夏两季，由于共同反对罗斯福，更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四出活动，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错乱，不少人信以为真，到7月份，各地报馆纷纷来电询问驻华盛顿记者，罗斯福是否真的疯了。国会里那寥寥可数的共和党议员，你一嘴我一舌，大骂新政派阴谋要“赤化美国”。当罗斯福提议对高薪阶层提高所得税并开征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说这个方案“本质上是共产主义”，可以叫作“斯大林·迪兰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所想出来的“杂种”办法。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削减了高薪阶层的所得税额。但是在那一届国会上，罗斯福的多数提案还是通过了。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的成果有：通过了《土壤保持法》，规定设立全国资源委员会；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结果使得一百万户农民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在矿业方面代替《全国复兴法》；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一款，并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还设立了全国青年总署，让靠救济为生的家庭中的青年有活干，让穷学生能半工半读。林登·B.约翰逊刚刚跟年青的妻子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马路1910号一个两间一套的公寓房子，睡的是折床。他被委派为全国青年总署得克萨斯州分署署长。不久他在那里遇到并雇用了一位佃农的儿子，叫作康纳利，每小时出工资一角七分。（全国青年总署北卡罗来纳州分署署长对尼克松要慷慨些，他的工资是每小时三角五分。尼克松这时已离开惠蒂尔学院，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
        中期选举大胜后，霍普金斯笑逐颜开地对手下工作人员说，“伙计们，这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都非做到不可。公共工程计划、社会保险法、工资工时法，不论什么事情都得现在做到，不然就休想做到了。要开动你们的脑筋，搞出一整套办法来，让全国人民，不管是上下左右，生活统统都有保障。”虽然有人说霍普金斯用救济款收买选票，可是他是极力坚持工程兴办署超然于党争之上的。尽管如此，那些得到救济的人是不会不感恩戴德的，所以在1935年头几个月中，罗斯福能把工人、南方人、妇女、移居美国的外国人的后裔、各城市的民主党头子以及黑人都联合起来，使民主党变成了全国的多数党。
       （本文为《1932—1972美国实录》选段）
       威廉·曼彻斯特，美国记者兼作家，著有《肯尼迪之死》等。
       译者为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研究室及朱协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