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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丽死在自己的床上。我推开房门见她四肢朝天地躺着，起先还以为她正在以这种简洁的姿态迎接我的光临。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她的睡裙是从领口被撕开的，而不是自己故意敞开的。地板上扔满来自抽屉与柜子的衣物，也表明这里遭到了洗劫。这不可能是一个女人反复无常的心情所致。
       她已经死去多时了，却仍然像睡着一样安详。我在触摸她袒露的胸脯时，手里充满了一种冰凉的热水袋的感觉。我马上意识到应该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置身事外是当时唯一的想法。
       我不敢回家，也不敢在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久留。到了这时我才发觉这座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城市，竟然没有我的藏身之地。我很想远走他乡。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行。不过口袋里又没有足够的路费。我目前能去的地方看来只有毛灰那里。
       天在这时下起了小雨。
       其实，毛灰的家就在我家隔壁。我们同在一幢灰色的饮料厂宿舍的三楼。这幢昔日一到晚上就灯光辉煌的青工楼，随着工厂的倒闭如今变得冷冷清清。我用身份证打开门，毛灰的衣服与阿妹的裙子纠缠在床上，还有那些非法同居者的必要措施被随手丢在地上。这间屋里毫无节制的零乱让我感到安全。他们在一个星期前为躲债而失踪，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所幸的是冰箱里还有一些食物。
       我就是在冰箱旁的牌桌前认识莫丽的。那段日子，我们没日没夜地搓麻将。据说她是阿妹在舞厅结识的姐妹，她身上的珠光宝气与脸上呈现的美貌相映成辉。这也是女人仅能吸引我的地方。我与毛灰时刻盘算着怎样把她皮包里的钱弄进我们的口袋，我们这种默契的配合由来已久。我就是这样一个衣着体面，却常常身无分文的蹩脚的诈赌者。除了搓麻将，就是泡在舞厅里。我经常邀请莫丽一起去跳舞，看得出她是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我知道我接下去干什么了。
       我很快在一天深夜实现了这个愿望。在离开毛灰黑暗的楼梯口时，我请她去我那里坐坐。说完我扶住她的肩膀，她片刻间的犹豫对我是种鼓舞。我很快打开门。当这里的黑暗结束的时候，她在我简陋的床上表现出来的羞怯，让我觉得她像是个良家妇女。
       这几年复杂的生活变化培养了我厚颜无耻的习性。我时常幻想能过上一种不劳而获的生活，可惜父母偏偏都是年迈而无能的病退职工。如果我是个女人，而且长得还算可以的话，在这种处境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一个或几个风流而富有的男人。但我如此伟大的献身精神，自有生以来的性别就注定我无法得逞。所以在第一眼看见莫丽时，就觉得她就是那种与我想象一般生活着的女人。但随着对她的日渐熟悉，我发现她最坏也只能算是个耐不住寂寞的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曾是银行的信贷主任，此时却在一个遥远的农场服刑。在我堂而皇之地躺在他的床上时，他在墙头的照片里笑吟吟地注视着我。这种平静的眼神充分体现了人的无知与善良。
       说实话，我在初次进入这套装修豪华的住宅时，曾一度充满了自卑。事实上我盼望着有这样一套居所已经很多年了。这里精致的摆饰，巨大的按摩浴缸，还有那张弹性十足的床，它们甚至比莫丽更加吸引我频繁地出入这里。尤其那张床，莫丽在上面暴露出女主人的随意，她在尽情摆布我的同时，一边腼腆地笑着，解释说，我习惯自己熟悉的地方。
       这是非常可笑的。她的呼吸在我耳边潮水般涌动，我却冷静得无法入睡。有一天在与毛灰喝酒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看来你上岗了，可要卖力干啊。他忍不住为自己的幽默嘿嘿笑着。而阿妹这时醋意顿生地瞪着他，说，你用不着眼热，反正现在流行竞争上岗。
       把寻欢作乐作为生存之道，无疑是种炙手可热的行当，难怪前段日子有人去应征做鸭，让人骗了一大笔报名费。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我常想让莫丽摘掉挂在床头的照片，她却笑嘻嘻地问我为什么?然后抬头端详着她的心平气和的丈夫，说，妨碍我们了吗?
       我说我不习惯让人看着。
       她想了想，伸手关了床头灯，黑暗使四周变得沉静。我看见窗外的光线照在天花板上，像湖水那样随风荡漾。出于无话可说的原因，我重新触摸她的身体。她的脖子纤细而冰凉，在我掌中正发出喉头滚动的声音。如果有一天需要扭断它，这里将是最脆弱的部分。这话出自一本关于暴力杀手的自述。阅读犯罪纪实与研究法律，是我唯一远离现实世界的爱好。我迷恋于罪犯的凶残与法律的无情，这与我具有的铁石心肠不无关系。我经常运用真正的法律，审判地摊杂志上那些虚拟的罪犯，严明得如同公正的法官。
       这是项浩大的工程。长久以来对民法与刑法的研究，使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我像个胸怀大志的法律系学生，后来陆续把这些典籍都搬进了莫丽的家里。在一些相对无言的时候，我就靠在床头阅读它们，还认真做着笔记。我这种举动曾让她感到惊奇，她将信将疑地看着我，问我，难道你想成为律师?
       我说我将为自己辩护。
       可是现在我越来越后悔，那些至今仍留在她床头柜上的笔记里，有我对许多法规条例的诠释，我对它们的要害与漏洞的记载，很容易让人将我看成一名狡猾的罪犯。最要命的是我还纠正了许多凶杀案例进行的过程，我自作聪明地弥补了凶手们的过失，让其完美得再也找不到人证与物证。在法医抬走莫丽尸体的时候，警察肯定会把那些作为证据放到塑胶袋里，上面尽是我的指纹与名字。
       按理说警察应该在四处找我了。可事实是连我的手机都没响过。一连下了几天的雨，已经使什么都变得潮乎乎了，这样的天气住在莫丽四周的邻居不可能闻不到她腐烂的气味。现在是个树上长个马蜂窝都要报警的时代。我越来越奇怪整幢楼房里呈现着宁静，却只能惶惶不安地等着，隔着窗帘的缝隙向外张望。楼下过道上的雨时急时慢，把两边的冬青树洗得一尘不染。那些从这里过往的人，虽然身体都藏在雨披或伞下，但他们没有一个是警察。
       莫丽的表弟就是名警察。他的眼睛深藏在帽檐下的阴影里，有种不可预测的锋芒。那天我正洗澡出来，身上披着她丈夫的毛巾浴衣。要是我听到有人进来，肯定会留在浴缸里。我不想在此时碰见其他人，何况还是名警察。可我已经出来了，只能装出若无其事地拿起茶几上的烟递给他，并给他点上。我想他真正的姐夫也曾这样做过。他的脸上布满了青春痘，而且正以少年气盛者的好奇，无所顾忌地打量着我。
       当然，感到窘迫的人是莫丽。她说我是她朋友。警察扭头看着莫丽，显然她草率的介绍无法消除他身为警察与表弟的疑惑。他问我在哪里高就。我说我是下岗工人。
       他不怀好意地一笑，又说，是自由职业吧。
       我说并不自由，不是还有你们吗?
       我十分确信他是莫丽的表弟，门边的地上放着一箱甜橙一箱雪碧。是他带来的。相信他也看出了我是哪种人，就像我同样可以在无数张脸中辨认出警察一样。我不能让莫丽发觉我的怯意。在他起身告辞时，我们在门口握了握手。这是我第一次与警察握手，我看见他笑了。
       我不怕让人知道与莫丽的关系，如果她丈
       夫是军人的话，我会因法律对军婚的保护而有所顾忌，可她丈夫是个受贿的在刑犯。我每个星期有四五天住在这里，曾遇见过来收水电费的、收卫生费有线电视费与借日常用品的，这些人后来在我经过新村的草坪时经常打量我，他们似笑非笑的眼神有着丰富的含义。遇上我心情好的日子，我会向他们点头致意。然而，我的心情一向不很稳定，因为没钱。
       在我比现在更年青的时候，我常去亭桥路的一家时装店过夜。每天清晨，那位女老板会在楼下的柜台上放一张百元大钞。几年后她在舞厅里坐台。她吸上了毒，她用两年的时间吸完了经营十年的时装店后，对我说老板与跟班只有一字之差，要是我愿意她还肯让我再做回一百元的生意。可莫丽完全不是这种人。对身体的放纵与对金钱的严肃，让她的性格像日夜一样分明。我经常在她最激动的时候，暗示我的困境，我说许多发财的机会都因没钱被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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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过就错过吧，有钱不一定是件好事。她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我最痛恨的语气。她说家里有烟有酒，她可以给我买衣服，付手机费，她问我还要钱干什么?她的脸在零乱的头发后面藏着，一字一句地提醒我讲钱是最没劲的话题了。她说，你不能说点别的?
       可我对别的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我恨不得用力揉碎眼前这张模糊的脸。于是，就恶毒的刺激她，问她要是她丈夫这时恰好回来怎么办?
       他会杀了我。她平静地说，也会杀了你，但他不会回来。
       那会是谁杀了莫丽?总不至于巧合到是个盲目的小偷所为。吃完了冰箱里阿妹吃剩的半盒冰淇淋，再也找不到食物了。我仰面躺在床上，苦苦想着这问题。头顶一张海报上有个洋妞像要迎面扑来。我在这时听见楼梯上杂乱的脚步声，整个人振奋起来，觉得到处是灰尘
       掉落的响声。
       他们是毛灰的债主，从门外的叫喊声里我就知道了。他们把门踢得惊天动地，我突然感到失望。难道莫丽仍四肢朝天地躺在床上?她的死亡已使我三个夜晚无法安睡了，我在这三天三夜里目睹脸上青苔般滋长的胡子，使我的容貌迅速变得憔悴而狰狞。在镜子里看着这张脸，连我也觉得酷似一个穷途末路的凶手。
       我想起有晚我们正做着的时候门铃响了。我们同时吓得一颤。莫丽不再挪动了，她用双臂紧搂着我，而那个声音继续惊心动魄地响着。莫丽嘴里含糊地骂了句，推开我呼地坐起来，用一种征询的目光望着我。我认为那应该是个男人。记得阿妹有回真假莫辨地讥笑我，说我又多了几个结拜弟兄。这是她对莫丽的看法，也是对我的提醒，我可不在乎跟别人分享一个不属于我的女人。于是，我催促她快点去开门，别吵了邻居。
       除了是个男声外，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客厅里说些什么。但我很快知道是怎么回事，莫丽气冲冲地进来关上门，在忽然打开的灯下，她的脸白得很刺眼。她从梳妆台上的皮包里掏出钱点了点，愤愤地扔在上面，接着又从包里取出钥匙。她这时才看了我一眼，转身拉开大衣柜。那里是只保险箱。莫丽用身体遮住我的视线，好一会才哗地打开。我想那里有不少钱，这让我热血沸腾。
       我总算听清她在客厅里对那人说，这是最后一次，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
       莫丽的关门声震得四壁直摇晃。她在客厅里坐了好一阵，才重新回到床上。我已发现了她判若两人的变化，就问她是谁?
       一个不要脸的人。这是她整个夜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很扫兴。
       大概是为了表明我是目前这里唯一的留宿者，不久她给了我一把大门钥匙。这天下午，我用这把钥匙打开门，看见一个肥胖的男人坐在沙发里。他油亮的脸在仰视我时，露出慌张的笑容。这使我一下子想到莫丽说的那个不要脸的人。这笑容让我难过。莫丽却靠在通往阳台的门框上，目无表情地看着。等到胖子索然无味地叹了口气离去后，我才从莫丽嘴里知道他是来要钱的。莫丽愤愤地说，狗似的，没见过这种趁火打劫的人。
       虽然莫丽不再多说，我已猜到这可能跟她丈夫受贿有关。
       在饲料厂工作的时候，我是那里最优秀的机修工。我曾想过等到我退休，就会徒孙满厂了。那时，有个整天戴着乌斗帽与口罩的出料工与我谈恋爱，全厂的人都称她是我老婆。有一次在街上遇见她，她让抱在手里的儿子叫我叔叔，这是我第一次想到也该结婚了。可是，莫丽、刘延、张亚萍，还有许多与我睡过觉的却叫不出名来的女人，她们都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或者是她们看不上我。我只想要钱。我曾在莫丽熟睡时用肥皂印下了保险箱的钥匙，拿到农贸市场边上磨刀老头那里复制了一把，他当年是这座城里最优秀的窃贼，现在是收费最高的地下锁匠。
       可我无法用它打开那只保险箱，在莫丽去做头发的一天下午，我狠狠地锤打那块令人绝望的钢板，我的手破了，鲜血顺着关节流向手指。为此，我不动声色地向毛灰打听撬开保险柜的诀窍，谁知他冷冷地说，没用的，就跟掩耳盗铃一样。那时，他正在用纸牌算命，等到把最后一张盖着的牌翻开，他忽然抬头凝神望着我说，除非杀了她。他的眼中散发着一股冬天黎明般的光芒。我觉得很可笑。
       现在我又冷又饿，苦涩的嘴里因多日没开口说话，有股难闻的臭气。那两把钥匙在我手里攥得火一样发烫，我再不能在这间屋里呆下去了。我冒雨来到父母的家里，他们刚吃完晚饭，母亲在洗碗，父亲一边用牙签剔着牙，一边不时敲拍着时响时停的半导体。他们都没有理我，只是父亲对母亲说，这天潮得连收音机都像得了关节炎。
       母亲看了我一眼，还在哗哗地洗碗。我对她说我要去趟杭州，给我点钱吧。
       过了很久，母亲才擦干双手去里屋拿着一些钱出来。父亲大声地咳嗽着，把茶杯重重地放到桌上，提着半导体进去了。他连看也没有看我。母亲问我吃了吗，我说吃了。
       我把三百块钱放进裤袋，就离开了家。我趁着夜色去了丽声歌舞厅，由于时间还早，大厅里空荡荡地响着一首歌。酒保告诉我张亚萍在5号房里玩二十一点。我进厕所里洗了把脸，把湿透的头发向后捋着。张亚萍蹲在茶几前做庄，嘴里叼了根没点燃的香烟。我耐心地等着，等到她卸庄才说借点吧。
       她的脸马上不快起来，把手里的钱像折扇一样展开，抽了五张给我。我说太少了。说着取下手机押给她，又说我是有急用。
       她想了想，又抽了五张给我，却没要我的手机。
       虽然钱是少了点，可我总算能离开这座城市了。早知道会有今天，我就不该把金手链给了毛灰。那夜他来莫丽的新村里找我，由于不知道确切的楼层，他就在草坪上高喊我的名字。那时我已经沉沉地入睡了，莫丽推醒我，才迷迷糊糊地听见自己的名字在窗外的夜空中飘荡。这使我十分恼怒。莫丽也悻悻地说，哪有这样找人的。
       我赶到楼下，毛灰已经停止了叫喊，正打算离开草坪，他见我出现在路灯下，也没有露出什么表情。他走过来问我，有钱吗?
       我问他要多少?
       随便。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用烟蒂接上另一支，然后又说，我要去外地。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逼他还债，就一言不发地上楼，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可我觉得这点钱不值得他在深夜来找我，就对莫丽说凑点钱给我。
       莫丽抱着被子，说，你去钱包里拿吧。
       但她的钱包让我很失望，我扭头看着放保险箱的衣柜，说太少了。 那也没办法。她说。 我将钱交到毛灰手里，他看了眼转身离开时，我又叫住他，解下手链给他。他叹了口气，抬头看见莫丽正在窗口望着我们，嘀咕了句，原来是二楼。
       那晚这个窗口的灯光在整幢阴影般的楼房中格外明亮，而现在它像一张张开的嘴巴，黑洞洞地出现在雨中。我本想去火车站的，却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这里，连续几小时的跋涉，已让我筋疲力尽。就在刚才，途经一个电话亭时，我几乎冲动得想去报警，告诉他们有个女人早已死在她自己的床上。
       然而现在已经晚了。有几个人正从不同的方向若无其事地走过来，他们穿着雨衣。我很后悔，为什么要在三天后回来。我转身向草坪中央跑了几步就停下了。他们把我按倒在泥浆里。一辆警车无声地转着警灯开过来，在这些围住我的人脸上，我认出了莫丽的表弟。那张脸上除青春痘与雨水外，还有悲伤与愤怒。我这才发觉戴上手铐的感觉是很恐怖的。我对他们说这是干什么?
       其实，这正是我为自己设想的无数结局中的一个，可我还是希望有谁能回答我，所以我又问他们要干什么。
       畀愚，作家，现居浙江嘉兴。已发表小说《谋杀》等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