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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抛出“单级稳定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终结和两极体系的瓦解，一系列论证和预测国际格局和时代特征的理论观点纷纷面世，“单极稳定论”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较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查尔斯·克劳特哈默的《单极时刻》、亨廷顿的《孤独的霸权》、理查德·哈斯的《美国如何当老大》、威廉·C·沃尔弗斯的《稳定的单极世界》等都是围绕“单极”所做的文章。
       1999年．《国际安全》杂志刊出的《稳定的单极世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单极稳定论”。作者沃尔弗斯试图分两步论证“单极稳定”：一是证明冷战后的世界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二是证明这个“单极世界”是“和平”而“持久”的，因而是“稳定”的。
       沃尔弗斯认为，苏联的解体导致了自二战以来世界权力关系的最大变化，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无论从定量还是定性的分析看，美国的优势组合都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地位，而且还是唯一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大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因而形成了一超独强、没有对手的实力结构。这个结构导致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单极时代”。
       沃尔弗斯宣称，美国的绝对力量优势意味着以往体系中发生冲突的根源——对国际体系中领导地位的竞争不复存在，其原因在于：领先国家的实力优势抑制了霸权争夺的倾向。领先国家的实力越突出越强大，与之相应的国际秩序将越和平。他鼓吹说，“单极是最没有战争风险的”，而且单极领导者比任何体系的领导者都更有条件奉行干涉主义。在单极体系下，其他大国不仅不可能争夺霸权，也不再会为安全利益而争夺，因为任何次强国提升相对地位的努力均可在单极体系下得到控制，他们之间争夺安全利益的可能性比任何体系都小。
       在详细“论证”了“单极稳定”的基础上，沃尔弗斯提出了自己对美国外交的政策主张：第一，冷战后的过渡阶段已结束，世界进入了真正的“美国主导时期”，美国的战略决策应以此为据。第二，“做得太少比做得太多更危险”，美国的干涉不仅是一种主观“需要”。更是一种机制上的“必然”，抓住时机在每一地区确立安全基石是美国“义不容辞的选择”。第三，美国不应夸大维持霸权的代价。由于美国的实力优势，国际体系的整套系统完全可以在相对低廉的代价中运转。维持单极并不需要无限地承担义务，它只涉及对欧洲和亚洲的关键的安全机制的管理，而对其他国家只需造成一种压力，使他们知道任何对美国地缘政治上的挑战都是无效的，这样就能达到目的。
       (王 帆)
       南帆新著《双重视域》出版
       最近，学者南帆推出了新著《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双重视域》学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视角，即其书名特意标明的“双重视域”。“视域”是南帆近些年常用的词汇，据他自己的解释，“学术视域”也就是一个人学术观察和学术研究的范围、框架，一个有限的场。其意义类似于解释学的“前理解结构”或者库恩的“知识范式”。这里应该含有一个学者的知识谱系、类型、旨趣所构成的“隐蔽的学术成规”。学术视域预设了学术思想的高度与限度，南帆对学术视域的限度有着敏锐的警觉：洞见的背面极有可能即是盲区。
       南帆的电子媒介文化分析强调双重视域，在互相对话论辩中勘探电子媒介文化的价值坐标：一方面，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不仅为大众制造了巨大的欢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与更进一步的民主与开放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电子传播媒介在民主的背面存在强大的控制，在解放之中掩藏着“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这种在双重学术视域中具体细微考察电子媒介的意义与局限，正是南帆这部关于电子文化分析新作的最大特色。书中的一段论述十分精彩：“在我看来，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南帆的建议对从事电子媒介研究的学人或许有启发意义：“人们没有必要急于确定一个结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电子传播媒介的评价。人们需要的是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
       这部有趣的文化研究著作结构上分为三大部分：引言、“转换”和“新的浮现”。引言讨论的是电子文化研究的思想与方法，着重讨论“双重视域”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转换部分首先具体阐释电子传播媒介对大众的启蒙与操纵的双重性价值悖论：在一些学者看来，电子媒介对第三世界而言，积极的启蒙意义有可能远远超过其副作用，这种思考领引人们跳出阿多诺悲观的视域，然而南帆的思考要更进一步，对电子媒介这一新启蒙工具，他有着当年阿多诺与霍克海墨相似的追问：制造了新启蒙的电子传播媒介会不会在某些时刻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南帆把“权力”这个概念深深地引入对电子媒介的分析，如果那些电子媒介人与他们手中的机器均从属于某一庞大的权力体系，电子媒介制造的启蒙会不会进入另一个陷阱?南帆在这里表达了阿多诺式的必要的忧虑。然而他却没有阿多诺式的对大众的悲观与绝望，“对于控制的主题而言，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能动性之间产生的变数始终是一柄难以掌握的双刃之剑”。
       (刘小新)
       钱永祥谈自由与社会公正
       台湾知名学者钱永祥对自由主义有专深研究，最近他就自己的课题接受香港《明报》记者张文中采访时，发表了自己一些见解。
       钱永祥说：有一种很素朴的民主观念，认为只要你是经过选举，就是好的，就是正当的，就应该得到全部的权力与信任。我说，不是这样子的。我常常喜欢引用哈耶克的一句话，他说，民主所能回答的问题，只是政治的权威或政治的权力从哪里来。哈耶克接着说，自由主义的问题，问的不是政治的权威或权力从哪里来，而是这种政治的权威或权力要受到什么样的限制。今天假定百分之九十九的民意用投票通过一个法律，要求将爱滋病的患者统统消灭掉。虽然你有百分九十九的民主正当性，但是因为你已经超出政治权力所能够做的范围，你侵犯到了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法律注定是无效的。
       钱永祥指出：除了民主正当性，自由主义是不是可以像西方那样找到一些其它的议题?我个人觉得有很多议题可以谈。自由主义一个基本想法是，在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判断力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让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你要对他尊重。但接着的问题是，既然大家这样不相同，那么我们怎么在一起共同生活呢?自由主义的答复是，我们要
       建立一个尽量公平的体制。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追求的社会体制不是以自由为主要特色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个人自由项目必须受到限制，那个限制一定有道理，但是自由本身没有办法说明这个道理。相反，在自由之外我们有更基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去追求他理想的生活。这类价值，才足以说明为什么自由重要，也才足以说明某些自由项目为什么要受到限制。
       谈到内地思想界的争论，钱永祥说：我注意到这场争论。我想，内地的自由主义者很关心的，是希望对权力建立起一些有效的节制。比如有人认为只要实行市场制度，就能达成这个节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如果没有一套很完善、独立的司法体制，还有民意监督机制(例如传媒)、社会自卫机制(例如工会)的话，去引进市场，到时候就沦为权贵资本主义。菲律宾是很好的例子，印尼是很好的例子。1990年代初期，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建立市场制度，用市场制度来规范政治权。其实这样做很难。政治势力将是第一批在纯粹的市场制度里获利的集团。自由主义千万不要变成一种精英的论述，不要总是少数人在那里讲自己关心的议题。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起来，言论、舆论的问题等等。可能是严重的问题。可是，对于其他阶层、地区的人，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我到内地去过几次，觉得今天内地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社会公平的问题。我在街上走，到餐厅吃饭，即使在北京、上海那样的城市，不均之患我已经看在眼里了，何况沿海与内地、城与乡之间的差异?作为自由主义者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之所以要面对，是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可能会在哪里出现，而自由主义又能提供什么样的解决途径?只有这样，思想才能成为社会里活生生的力量，而不是一件精巧漂亮的书斋玩具。
       钱永祥说：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像罗尔斯、德沃金这类的左派的自由主义。我的理由很简单：相对于右派自由主义，尤其相对于新、老左派，在资本主义与宪政民主体制之下，“平等的人”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左派自由主义的说法最深入、完整，照顾到了传统自由主义对自由与平等的关注，也照顾到了这种自由与平等需要有其真实的意义。左派的自由主义同时继承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了一个基本的立场：希望让每一个人获得自由，让每一个人去追求他的人生理想。可是这后一个问题是右派自由主义没有问的。怎么样让每一个人去追求他的人生理想?社会要不要给他温饱?要不要给他教育?要不要给他健康?要不要给他公平的机会?提供这些东西，都不是市场的责任。市场的责任是其它一些事情，那些事情也同样很重要，但与这些东西无关。
       钱永祥认为，内地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应该是大多数偏远地区的小孩子，有没有最基本的受教育机会?在十年的时间里，能不能设法让识字率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十五?在今天的社会里，任何人如果不识字，他有什么自由?除了沦为各种权力和势力的操纵压榨对象之外，他的生命将会多么受限制?我不相信财富可以重新分配这类说法，可是你必须让每一个人获得基本的生存能力和发展机会，这是我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政府，需要一个有效能的政府去做这些重新分配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像哈耶克、或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认为政府只扮演极其有限的角色。我觉得一定需要政府的，有些极其重要的事，必须要由政府来做。
       (罗 湘)
       社会科学与翻译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社不久前组织了“社会科学与翻译”座谈会。下面是部分发言摘要：
       曾多年担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的冯世则先生认为，近代以来引发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到商品经济，都来自西方，它们之进入中国，当然都通过翻译。社会科学的引入也是这样。而既然目前全球化趋势在敲中国的大门而中国在敲WTO的大门，翻译的作用就于今为烈。
       《文艺理论与研究》副主编祝东力认为，翻译应和了一定的社会需求。八十年代那些文艺理论的大批译作，一般都译得很糟糕，译文佶屈聱牙，像天书一样。当时的人饥不择食，抓来一些西方的经典或非经典，不管能不能译，有没有能力译，便一股脑儿地翻译出版。这不仅是翻译的技术问题，也是一种社会需求。八十年代有很多人需要把西方的文本天书化，当时屈聱牙的翻译的确产生了一种社会功能，就是膜拜西方、把它放在神龛里的功能。实际上这和中国文明的处境有关系，因为从中国历史上看，大规模的翻译就是两次，一次是魏晋时期，一次是鸦片战争以来。这两次有极其相似的地方，都是中华文明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挫折、挑战。魏晋时期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的翻译经过了几百年才完成了汉化的过程，比如佛教变成了中国的禅宗，更彻底的形式是宋明理学，它把佛教的因素吸收到新儒学的体系里来了。而在我们今天，中国各门社会科学，至少是概念和原理部分，也就是说理论部分，很多是翻译过来的，我们甚至没有提供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这个汉化过程，也就是本土化过程，现在还看不到前景。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八十年代以后似乎有一种趋势，大家了解一些国外的东西．并不是通过翻译。例如后现代主义，著作还没翻译过来，后现代词汇已经开始流行了。现在信息量大，读者时间有限，更倾向于通过“知识代理人”来了解情况。读书类杂志就起了这样的作用。那些杂志一介绍，社会上就开始流行。等萨义德和福柯的原著翻译好，学术时尚早变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曾译介了福柯的著作。他说，我译福柯的时候，脑子里还没有后现代这样的概念。后现代进入中国，首先不是通过翻译。八十年代初一些外国学者来访问，做了一些报告，特别是杰弗逊在北大做了报告之后，人们通过一些概念了解了后现代主义，并开始使用这些概念。如东方主义，王一川、张宽等人在《读书》上讨论这个概念，其中对东方主义的理解与萨义德的著作毫无关系。这完全是适应中国当时的需要。后现代在中国兴起，至1989年之后有一个分化，大家重新反思中国的问题，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我翻译的书出来已经比较晚了，人们对这些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中国这些年来很多东西并不是读者看了翻译过来的书，而是先听了介绍，产生了一些概念。一部分人在译著出版之前已形成了固定的思想，原著翻译出来对他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他读了译著，发现跟他原来了解的根本不一样，包括罗荣渠先生后来看到布罗代尔，就根本不接受。他原来知道的那一点已经进入他的体系了。不过另一部分年轻人，他们刚进人大学，刚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他们整个的话语体系已经和三十岁、四十岁以上的人完全不一样了，译著对他们会有影响。
       (黄 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