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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立场]白话反垄断
作者:王小强

《天涯》 2001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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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般地说,好像有两种类型的垄断。最直接、最可恶的是赤裸裸的价格勾结。本来应当充分竞争的厂商,相互勾结,协议组成价格同盟,控制市场,逼迫消费者多掏钱。今天世界上,这方面的典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东石油生产成本,据说平均一桶只有两美元。几个产油国家串通起来,限制生产,愣是卖到20—30美元一桶。如今从生产到生活,什么事情离得开石油?全世界几十亿消费者,包括我国十几亿消费者,为了这个垄断,每年要多花多少钱,损失多少福利?1999年,全球石油产量34.5亿吨,每桶平均价格27.5美元,消费者多花了6500亿美元的冤枉钱。按每桶两美元的生产成本算下来,成本以上的“垄断利润率”高达92%!
       第二种垄断,听经济学家说,叫“自然垄断”。意思是说,不一定是故意犯规违法,真的是由于企业规模大(平均成本低)、技术高,形成了客观优势,其它企业在事实上很难与之平等竞争。今天世界上,这方面的典型是航空制造业。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两家企业,几乎垄断了全世界民用干线飞机市场。400座以上的大飞机,迄今为止,只有波音747,一家企业垄断多少年。每架大飞机的利润是3500万美元,按价值计算,占民用干线飞机市场价值的25%。波音独享大飞机的高额利润,支持其它型号飞机的竞争,谁能与之争锋?1990—1995年,全世界民用干线飞机的市场份额,波音占60%,麦道15%,空中客车20%。在这样大市场份额的基础上,1998年,波音兼并麦道,大上加大,垄断加垄断。
       什么叫垄断?美国反垄断法规定得十分清楚:两家合并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之和,如果超过1800,政府的反垄断部门就有权立案调查。这里说的“市场份额”,想当然,应当指的是美国法律管辖范围内的美国国内市场。波音自己一家,60×60=3600,按全世界的市场份额计算,都是反垄断标准的两倍了。这样高度垄断的基础上还要兼并麦道,明摆着是要置空中客车于死地。于是,欧洲舆论大哗,各国政要纷纷出面,坚决反对。就这,美国硬是浑不吝,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公开表态,拉出一副不惜大打贸易战的架式。结果,美国政府和欧盟的反垄断行政当局,先后批准波音兼并麦道。
       如今中国国有企业兼并,都讲究企业自主婚姻,反对政府“拉郎配”。波音兼并麦道,两家都是全世界最大的私有制企业,却为我们树立了政府“拉郎配”的典型。麦道本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制造企业,七十六年的历史信誉。到1994年,在洛克希德与马丁合并之前,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军用飞机制造商,70%的利润来自军品生产。波音兼并麦道的时候,麦道盈利状况良好。仅与美国海军一千架改进型FA—18战斗机的一笔买卖,就要二十年才能做完。所以,麦道三次拒绝波音的兼并企图。最后,五角大楼直接出面了。各家电视在全球反复公开播放实况新闻,国防部把研制美国下一代战斗机的任务,交给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两家企业当场各自领回11亿美元的研制经费。麦道的强项是成系列的战斗机设计和制造。波音80%是民用飞机,有军工也是大飞机;五十年时间里,没有一架战斗机设计的成功记录。一个月以后,波音兼并麦道。五角大楼大张旗鼓地蛮干,无异于与麦道总裁的一次公开决斗。倘若一个月以后,麦道再次拒绝被波音兼并,结果恐怕不是国防部高官辞职,就是麦道总裁认栽了。在私有企业、自由市场的顶峰——美国,政府拿私人企业“拉郎配”,拉到玩命的程度,图的是战略产业重组,强化国际竞争能力。
       如今,国人皆日可反的垄断,矛头所指,似乎主要不是上述两种类型的垄断。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市场机制,划小核算单位,鼓励公平竞争,搞了二十多年。中国的军工“军转民”了二十多年。在美国、欧洲军工企业越兼并越大的同时,中国军工产业世纪末大改革,五家分成十家,越改越小了。今天说的所谓“垄断行业”,指的是电讯、电力、铁路、航空等部门。有人说要反的是“行政性垄断”,其实也不确切。烟草专卖,是行政规定的垄断经营。但是,电力产业有华能、大唐和各个地方厂网,以及跨部门的水电,电信产业更有联通、网通、铁通、吉通,口口声声鼓励竞争。航空公司更是多得数不清,已经不是垄断而是竞争过度的问题了。现有经济学里的“垄断”概念,很难概括这些“垄断行业”改革的性质。
       一个共同特点是,即便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搞了多少年,这些部门也曾经程度不同地处于准军事化的行政管理,原本不是市场调节的产业。这些行政管理部门逐步变成产业,进入市场竞争,大多是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事情。发达国家的改革进程,有快有慢,从总体上说,至今尚未真正完成。重要的原因是,改革的方式和效果,一直存在广泛争议,没有定论。换言之,这些部门原本带有不能进入市场竞争的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压根不属于市场调节的对象,当然也不是“垄断”或者“竞争”这一类经济学概念所能容纳的。我们今天讨论的“反垄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垄断,而是特指这些行政管理部门的产业化改革。
       2、曾几何时,中国电信独家经营,一部普通电话,初装费五千元,还得排队等半年时间。盼星星,盼月亮,安电话的到家,消费者“上帝”必须打躬作揖,点头哈腰,颠前跑后,端茶递烟,唯恐招呼不周。这样的服务,简直就像出租司机见到交通警察,消费起来,让人胆战心惊。无论经济学家在概念上如何定义,如此这般的垄断,非反掉不可。这不,一个联通成立,手机就从先富起来的大哥大,跌入寻常百姓家了。能说联通是重复建设吗?逻辑上,重复建设是市场竞争的前提。没有重复建设,只能一家建设,永远没有竞争,普通消费者永远没有扬眉吐气的出头之日。大街小巷,各色饭馆餐厅,鳞次栉比的重复建设,结果是消费者再不用为吃饭受气。要提倡市场竞争,就不能怕重复建设,这已是普通百姓都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普遍真理。
       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过去电讯部门没有像饭馆发廊、电视冰箱一样进入市场竞争,并非没有一点道理。电讯行业经营里,存在着不能简单纳入市场的客观因素——基础网。最近铁通挂牌,全国各家媒体反复报道:一片崭新住宅小区,家家有两个电话线插口。你中国电信漫天要价,趾高气扬,不就仗着一张通到千家万户的基础网吗?如今,铁通初装费比你低几成,市话、长话都便宜。消费者不满意中国电信,可以随时拔下线头,插上铁通的。
       这样“反垄断”的市场竞争,大大超前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全世界都没有听说过的新生事物。逻辑上,铁通的做法,与大街上并排开饭馆,没有什么区别,轮不上“重复建设”的指责——消费者毕竟多了一种选择。问题是根据充分竞争的原理,中国电信加上一个铁通,不过是从独家垄断进步到寡头垄断,顺着市场竞争的方向前进,属于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接下来,联通、网通,这通、那通,通通应当参加进来,至
       少得有七、八、十来家企业同时竞争,才能真正体现消费者上帝的威风:做饭,七、八、十来个煤气炉一字排开,谁家的质好价低用谁家的;出门,七、八、十来个电梯一字排开,谁家的质好价低乘谁家的;上路,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距离,七、八、十来条高速公路一字排开,谁家的质好价低上谁家的公路;坐火车,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距离,七、八、十来条铁道一字排开,谁家的质好价低走谁家的铁道;坐飞机,七、八、十来个机场一字排开,谁家的质好价低从谁家的机场上飞机。只是到了天上,没办法了,没有七、八、十个天空任凭消费者上帝展翅翱翔,只能独家垄断经营,再憧憬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可惜只有一个天空。天空中一行大字:“市场竞争止步。”
       1996年,香港内部开放电讯基础网建设,打破香港电信独家垄断,李嘉诚、郑裕彤、吴光正三家当地一等一的巨商,领了固网经营牌照,全力拼抢市场,踊跃竞争。持续三年努力奋斗的结果,仅仅是1.5%的市场占有率。原因是完全没有铁通这样一家两个电话插口的事情。老房子,即便电信企业愿意投资进去加条线,物业主不允许。新房子,三家地产商各自在自己的楼盘安了电话线,另外的电讯企业决不会再去加装另外一条。即便是富户豪宅,房大屋多,现代居家学的是美国人的样儿,客厅、厨房、厕所、卧室,满世界电话插口。每个地方都弄一排七、八、十来个电话插口,我这房还卖不卖了?
       能够打破电讯基础网独占因素的唯一可能是技术进步,不用多拉线,多安插口,也能打电话。移动通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便移动通讯可以手机与手机打电话,但是,只要与座机联系,仍然绕不开电讯基础网。而且,移动通讯的频谱资源,照样具有独占性质。逻辑上,技术进步也不能实现市场万能)。有线电视的同轴电缆比电话的对绞线粗多了,直观上,自然启发人们宽带“多网竞争”的想象力。不那么直观的是,可以点对点双向通讯的电讯网,需要多级复杂的传输和交换设备。由点到面单向传输的广播网与通讯网,在概念上、管理上、成本上,都不是一回事情,不可同日而语。厂商言过其实的宣传,包括美国AT&T兼并有线电视TCI,扬言立志改造广播网,与小贝尔展开市话竞争,常常带有夸张的广告性质,不宜当成研讨产业发展战略的依据。几年时间过去,技术进步的进展是,香港电信用电话线展开点播电视的服务业务。中国电信与有线电视的冲突,多是因为电信抢了有线电视的生意,而不是相反。有线电视打电话的新闻,国际国内,逐渐销声匿迹。
       是不是技术上有什么重大障碍,一定无法突破?恐怕未必。倘若市场真的有“多网竞争”的需要,必然会有大量资金投入这个方向的技术开发。根本问题在于,即便有线电视真得可以打电话,与铁通多按一条电话线的道理一样,仅仅是从独家垄断到寡头垄断。就算是技术进步突飞猛进,有线电视的同轴电缆和电讯的对绞线,在功能和成本上可以互相替代之时,就是两网合一之日。居家过日子,与一家一个电源、一个煤气炉、一套上下水、一套冷热水管道的道理一样,两套功能、成本完全相同的通讯系统,肯定有一套多余。换言之,竞争不是目的,目的是提高消费者福利。“多网竞争”的原理,等同于非要往人家里按装一群马桶,开展市场竞争。私人住宅建设得像公共厕所,消费者并不受用,所以是荒唐的重复建设。
       电讯基础网、有线电视网、电力网、冷热水管道、煤气管道、铁路网、高速公路网、航空的空中管制、通讯的频谱资源……很多百姓日常生活须臾不能离的消费和服务,经营者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源独占性,笼而统之的竞争理念,大而化之地引入市场机制,很难真正解决问题。把这些行业称作“垄断行业”,反映出这些行业里包含有“市场竞争止步”的特殊因素。这些独占性资源,不属于市场竞争的范畴,应当由政府行政管理。
       3、政府管好政府该管的事,企业才能管好企业该管的事,市场才能建立,竞争才能有序。在这个意义上的政企分离,在所谓“垄断行业”的改革,具有特殊重要的前提性意义。过去,美国电讯AT&T独家垄断,从电报到电话的发明开始,技术开发、网络建设、服务业务融为一体,对消费者的嘴脸,比中国电信强不到哪里去。为此,政府把网络(连着市话)从AT&T剥离,分拆成七家地方性小贝尔。结果,AT&T等经营长话的公司,长途业务收入的三分之一,要交给小贝尔当上网费。长途业务充分竞争;市话与基础网捆在一起,坐地收钱,不思进取。有一段时间,打长途比打市话还便宜。多年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想方设法,希图通过立法,贯彻公平竞争。至今,美国在行政监管和市场竞争两个方面的努力,仍然没有成功。个中的道理,类似铁道部既负责铁道网络建设,又负责车辆车皮调度,又经营运输服务业务赚钱。一旦有系统外的运输公司上铁路来与铁道系统的运输公司竞争,“铁老大”首先可以根据不同业务,征收各种高额养路费;其次可以在车辆调度的实际运行中,找出无穷多的技术理由,揉搓竞争对手。立法也好,监管也好,只能解决统一标准收费等一般原则问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电信基础网,经常被媒体描绘成“最后一公里”。言下之意,成百上千公里的光纤都拉过来,怎么会栽倒在这区区“最后一公里”手里?大有一块钱难倒英雄汉的不平之气。殊不知但凡网络,结构上,大多类似人体的血脉神经。毛细血管占血管总长度的99.7%以上,主动脉、主静脉,不过是血管总长度的九牛一毛。论起网络的投资建设,真正庞大得谁也承担不起的巨额投入,恰恰是这“最后一公里”,通过无数纵横交错的交换设备,编织而成的基础网。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几年前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有线电视和中国电信在上面打架,这不许,那不行,打得热火朝天。越是到基层,需要筹资普及有线电视的地方政府,越是着急如何搭上中国电信“村村通电话”的便车,一次投资铺线,同时接通电话和有线电视。
       中国军队、铁路、气象、农垦、森工、勘探等部门系统,过去在荒郊野地,中国电信顾及不到的地方,自己铺线建网。就是在城市里,许多机构院校,等不及中国电信的服务,分别建立自己的通讯系统。这样形成的多网并存,虽然内部通讯畅通无阻,一旦电话打到本系统外面,仍然存在种种付费协议和谈判扯皮。中国电信掌握着基础网,始终处于无法挑战的独占地位。程控交换广泛普及之后,很多单位陆续放弃内部通讯的独立地位,并人中国电信广泛连通的基础网。多网之间的技术关系是互通互联。除了铁通一家按两个电话插口,本质上不存在可以比较选择的“多网竞争”。连通全国城乡千家万户的基础网,是不可替代的天下独一份,因此成为决定竞争性质的“命门”。对此,中国电信当然心知肚明。宁愿大把挣钱的移动通讯被分拆,也不愿意让网络部门独立出去。
       所以,“垄断行业”市场竞争,把不适合市场竞争的独占资源,从现有行业经营剥离,应当是
       最符合逻辑的简明办法。经营高速公路、铁路,就不许经营运输服务;经营电讯基础网,就不许经营通讯服务;经营机场、负责航空调度,就不许经营航空公司;经营有线电视网络,就不许经营有线电视广播业务;经营电力输送网,就不许经营电厂;等等。电讯基础网、有线电视网、高速公路、铁路、冷热水管道、煤气管道、城市交通、上下水系统、供电照明系统、空中管制、频谱分配等等,从总体性质上说,都是独占性资源,不能“多网竞争”,程度不同的属于需要政府加以行政管理的内容。剥离之后,服务商与网络经营没有利益联系,竞价上网的平等竞争,才能顺畅展开,所谓“垄断行业”才能真正改革成为充分市场竞争的产业。所以,在经营范围上的政企分离,是改革顺利展开的前提性条件。
       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从发明电报、电话开始,电讯基础网是私人企业建设起来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果,应当政府管的事情,很难理直气壮地管起来。中国是国家投资建成各种网络,没有产权上的障碍。这些行业的改革,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犯不着一定东施效颦,重复私有制的无奈困境。换言之,中国电信应当将网络部门分拆独立,归信息产业部行政管理;然后,全部服务业务可以和联通一样,彻底企业化经营。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不剥离就分拆,等于重复美国小贝尔的历史。独占性网络与通讯服务捆在一起,企业规模划大划小,横切竖割,引进市场机制,实现充分竞争的目的,势必大打折扣。更严重的可能后果是,随着加入WTO,电讯市场对外开放,连基础网一并切碎的中国“小贝尔”,势必各自开展与跨国公司的各种合作。倘若基础网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落入他人之手,变成竞争对手的有力工具,中国电讯产业自主的健康发展,就要受到真正致命的威胁。这是通讯基础网、有线电视网、电力网、铁路网、空中管制、频谱资源等等独占性资源具有的主权性质。中国近代史上,北满路权争议中的丧权辱国,四川铁路风潮居然酿成辛亥革命,所争的决不是一些财产的价值,而是把握产业发展命运的权柄。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职责。
       4、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在政企分离之后,如何引进竞争。原来这些政府行政部门,包括普遍服务的内容。基础网络的管理与服务业务的经营,与行政区划重叠。政企分离之后,如果没有较大动作的产业重组,容易形成“剥而不离”的局面。譬如,电力系统提倡厂网分离多年。实际上,不管怎么分,如果当地电厂占当地电网供电量的70—80%,竞价上网,势必大打折扣;“剥而不离”可能成为不以改革者愿望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因为在这些部门内部,本来网络建设和服务经营,就是分属不同的部门。实现了网络部门归政府管理,势必与行政区划重叠。服务层面的产业重组,就应当充分考虑引进外在因素,超越行政区划的羁绊,逐步形成全国范围的充分竞争。譬如,随便举例说,用换股的方式,使广东电信与香港电信合并组成“港粤电讯”,联通与上海、北京电信合并组成新的电信公司,与中国电信展开旗鼓相当的全方位竞争。
       电讯基础网、有线电视网、冷热水管道、煤气管道、电力网、铁道网和空中管制、频谱分配,具有类似的资源独占性,并且包括普遍服务的内容,不适宜唯利是图的企业经营。否则,企业漫天要价和乱收费,不利于这些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独占资源的建设、管理和经营,更多具有需要政府行政干预和管理的特殊性质。
       行政管理并非只能等因奉此,尸位素餐,官僚主义低效率。包括边远地区不盈利的普遍服务,财政补贴的通讯、电视、铁路、公路、航空事业,都可以逐步通过公开或内部的竞争招标方式,通过“上岗”的承包竞争,改善经营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逻辑上,最有效的监管,是旗鼓相当的激烈竞争。只有竞争激烈到一定程度,竞争者才不仅需要明确的规则、公正的裁判,而且有足够的动力,反过来监督监管者。如今,中国已经有了不少通讯企业。但是,没有一家拥有足够的实力,与中国电信分庭抗礼。很多时候,是靠多种渠道上下沟通,传统的部门扯皮协调,从中国电信的垄断利润中分一杯羹。当事人靠施舍过日子,连大声抱怨的勇气都缺乏。没有人喊怨叫屈,出庭作证,置身事外主持公允的监管机构,再积极想打官司,没有原告,法律条例都难以置备齐全。就像是踢足球的与玩弹球的同时上场,根本没有你输我赢的激烈竞赛,无需你推我搡的拼搏和犯规,就算有裁判吹哨掐表,黄牌红牌一应俱全,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相反,只要竞赛足够激烈,裁判有错不吹或者吹错了,场内队员、场外观众都会不依不饶,即便事后,也要重放慢镜头认真鉴定。因为是真正有输有赢的竞赛。
       总而言之,“垄断行业”市场竞争,第一个环节是剥离,使竞争放开手脚;第二个环节是重组,促成两、三家大企业旗鼓相当地全方位竞争。第三个环节是监管,通过你死我活的竞争,在不断犯规和对犯规的不断抱怨中,制定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
       5、所谓特殊的独占资源,其实并不特殊,人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譬如,是大学都有图书馆,是机关都有食堂。能说大学图书馆服务不好,咱就在校园里来个“多馆竞争”;机关食堂饭菜不香,咱就在机关大楼来个“多堂竞争”?真的这么改革,大学岂不得改革成图书城,机关岂不得改革成美食城?近年来,溜门撬锁、坑蒙拐骗、暗偷明抢的犯罪日渐增多。保安成为一个新的大产业。可是公安只能是垄断行业,独家经营。警察队伍里腐败的案例再举出多少,也不可能在一个城市里,来七、八、十来家平等竞争的公安队伍,这帮警察的规矩是绿灯走、红灯停,那帮警察实行红灯走、绿灯停,然后由消费者上帝自由选择。法院、军队、海关、税务、工商、工会、妇联等等政府机构和群众组织,都是如此。说到头,撑死了,美国也只能玩竞选上岗,不能弄七、八、十来个总统,这家政府决定打仗,那家政府非要讲和。可以说,从家庭到社区、到国家,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不可能简单引进市场机制,各树一帜,多头竞争。
       市场机制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正面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实行计划经济期间,中国社会生活中,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发挥得不够,所以有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到如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全方位引进市场机制,到了主攻“垄断行业”的层次,是否需要承认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存在边界?值得思索。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我们身边市场机制引进得过多、走得过远的例子,俯拾皆是。几年前,硬要提倡“多网竞争”,是世界没有的标新立异。如今铁通一家装两条电话线,再开独家首创纪录。商店里,家家柜台一字排开七、八、十来个刷卡机,早就是市场经济的今古奇观。国家机关用本单位的会议室、汽车、电话、复印机办公,全要现金结算。机关小金库,学校办“三产”。部队、公安、海关、武警先经商、后脱钩的
       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经济学家习惯说中国市场经济不发达。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实际范围看,到了一些公安、法院办案都要讲究经济效益的程度,市场经济究竟要怎样发展才算是“发达”?如今,市场竞争中,只要是利润丰厚的地方,四处可见各种政府部门各种收费或不收费的管理和干预。于是乎,政府干预市场,甚至腐败蔓延,都变成继续加快发展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应当“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市场,满是“看得见的手”在掺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本应“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的政府机构,层层小金库,层层办“三产”,层层自谋住房福利,讲究经济效益,太多“看不见的手”在掺和。从后一个方面看问题,中国的市场机制,是不是发达得太过分了?
       西方传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寻租”理论,说的是,只要有政府干预,就有将权力转化成经济利益的可能,并且,必然发生把这种可能转变成现实的“寻租”活动。言下之意,政府干预是藏污纳垢的渊薮,市场调节是根治腐败的药方。根据这个逻辑,有学者一本正经著文立说:加入WTO的谈判全属庸人自扰,取消关税是“消灭走私的绝招”。倘若一个国家腐败到要靠取消关税才能消灭走私,道理上,就像一个家庭要靠分家才能克服家长谋私一样,已经是家将不家、国将不国了。“寻租”理论简明易懂,适用的范围没有边界。有权就有谋私可能的逻辑,适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正因为所有反走私的奋斗,都不如取消关税来得彻底,所以,“寻租”理论可以把任何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的努力,替换成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永恒主题。
       宁选市场调节,不要“寻租”腐败,是一些人们感性直观的价值取向。与“寻租”理论相呼应,造成一种只有市场调节才是改革,一说行政管理就是保守的思维定势。岂不知,在转轨的探索过程中,在法制不完善的条件下,回避政府机构膨胀、效率下降和腐败蔓延的弊病,用引进市场机制来安慰自己,敷衍人民,等于纵容、鼓励奸商去调节贪官,实际发生的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的客观作用。如今,政府里坚持反腐败斗争,市场上清理整顿秩序。正本清源,极大的可能是,从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开始,到各类政府机构自谋福利,政府里太多市场调节是因,市场上太多行政干预是果。有明白人早就发现,哪个领域出了大问题,一定首先是那个领域的政府管理部门出了大问题。什么时候,太多的市场调节不退出政府,该政府管起来、管好的事情管不起来、管不好,市场秩序就很难清理清楚,竞争机制就很难充分发挥促进消费者福利的积极作用。在一些大规模长程性投资的行业,推动市场化改革,一方面需要高度发育的资本市场和融资手段,一方面需要高效前瞻的行政管理和规划安排。这应当算是改革的“高难动作”了,决非一个“市场竞争”的抽象信条,可以包医百病。
       王小强,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再造中国》(合著)、《信息革命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战略产业重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