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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印度差距为何日益拉大
       《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Rone Tempest2000年8月lO日在该报发表了对比中国和印度发展道路的长文，用西方的观点仔细分析了中、印两国经过了五十年的“竞争”后出现了什么样的不同结果。
       学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中国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准方面相对于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优势。最常见的理论是印度太过于多元化，有十五种语言、五种主要宗教和数不清的等级，缺少实现有效的全国教育和灭贫计划的统一性和共同感。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快速进展并不只是经济步骤而已。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时期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59—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却很少有人认识到早在1950年代，中国就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
       许多专家说，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掌权以后不久进行的土地改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JonathanD．Spence发现，就在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的那几年，中国南部和中部农业区有40％的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然后重新分配了出去，大约有60％的农民得到了好处。印度从来就没有过土地改革。德里大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两个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于在外地主和佃耕这一迹近封建主义的制度。
       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拖到了1979年，等到邓小平实施农村承包制度之后农民才能够耕自己的地，把收成卖到市场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时期进行的土地重新分配仍然基本没变。中国农民一旦从集体制脱离开来后，很快地就有钱起来。制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帮助农民组织和协调各种工作。
       印度一位著名的农经学家、印度“绿色革命”的建构人斯瓦民纳森说：“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而我们没有。由于可以在单一的政党下进行社会动员，所以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实施虫害管理。”他说：“中国人对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就业创造有一套综合的办法，这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结果是印度到处充斥着都市贫民窟，无地的贫民飘移到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过着最穷困的日子。”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编了一部大的研究报告，比较“二十一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他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作出反应。特克说：“民主制度给你所能做的设限，压抑住经济。但它给你稳定。印度也许不会像中国一样一年增长12％。但会保有稳定。”其他的观察家却不那么肯定。他们说，严格的经济分析没有看到的是等级、宗教和经济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中国得以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会需要。
       (李端)
       厉以宁对当前三种改革思路的看法
       《改革与理论》杂志2000年第6期刊出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文章，谈他对当前三种改革思路的看法。厉以宁说：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加入WTO利大于弊，但从近期来看，加入WTO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冲击。
       外企进入后，我们的金融、汽车、电讯、农产品等诸多行业受到的竞争压力必然是十分大的。摆脱这一压力的思路何在?当前有三种思路分歧，也就是三种不同的改革
       思路：
       思路之一，调整分配结构。中国今天的发展确实遇到了收入分配失调的问题，因此这一思路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调整收入分配并不是摆脱困境的正确思路。我们知道，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都面临着两种差距同时存在的局面：一是本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二是国内各地区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谁也没有能力同时缩小这两种差距，更不用说同时消除它们了。那么先缩小哪个呢？首先应该在发展中逐步缩小本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协调国内各阶层差距。如果先消灭国内各阶层差距，就会耽误对国际先进水平的赶超，很可能会回到平均主义道路上去，因此，第一种思路不可行。
       思路之二，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水平。西部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钱，中央没有钱怎么能行呢?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作为一种改革思路来讲也同样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是因为中央与地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如果把财政都归中央，就会造成“鞭打快牛”的局面，地区发展越快受到的惩罚越大，结果造成两败俱伤。从东西部关系来看，西部的发展离不开东部的支持，东部的发展也离不开西部，二者相互依存。如果采用上述措施，东部发展会受到损害，同时对西部资源开发、经济合作就没有积极性了。因此这一思路能应对加入WTO的新形势吗？第二条思路也行不通。
       思路之三，民间资本介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体制要转换必须要使投资主体多元化，要让民间资本介入到各个领域中。民间资本介入了，资金到位了，国企改革加快了，多元投资主体形成了，这样，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集团也就在市场行为下产生了。有些领域在对外开放前为什么不能先对内开放呢?给外方国民优惠待遇之前为什么不能给内方国民优惠待遇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样国企改革才有希望，多元投资主体才能形成，资金才能到位。我们当前的国企改革是一种危机导向，而真正的改革应是利益导向而不是危机导向。利益导向就是指企业在发展中存在有许多潜在利益，企业改革就是为了得到这些潜在利益。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恰恰相反。是危机导向，即企业只要日子好过就不会去改革，只有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才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总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这是因为改革中领导的得与失不对称。就是说改革是由领导带领进行的。改革以后的好处领导很难得到，但假若改革中出现了问题或麻烦，那么这个领导就承担了所有的过错。于是，就不敢改革。这就形成了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改革有可能时，企业尚能生存，无改革的必要；等到企业生存不下去，有必要改革时，又遇到各种困难，可能性已丧失了。
       加入WTO为什么要求民间资本介入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间资本介入后会加快企业改革，这样企
       业才能由一元投资主体转变为多元投资主体，有实力参与竞争。在中国，除了某些特殊行业，大多数行业没有必要搞纯粹国有企业。关键企业国家控股就行了。第三种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罗明)
       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护公民的权利
       “天涯之声”网站(www．tianya．corn．cn)刊出王绍光的书评文章《自由派？自由左派还是自由右派？》，通过介绍美国知名学者斯蒂芬·霍姆斯与卡斯·桑恩斯坦的著作《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指出：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护公民的权利。文中说：根据柏林的定义，消极自由是指免受政治权力干扰的权利；而积极自由是指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近年来，西方自由放任主义者对积极自由或积极权利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他们看来，积极权利有三大罪状。一是极其昂贵。无论是充分就业、医疗保险、最低收入保障、失业救济，还是残疾人士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老人福利都需要政府负担庞大的公共开支。二是侵犯私有产权。政府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征税从一部分国民那儿搜刮来的。在自由放任主义者眼中，“税收即盗窃”(Taxation js stealing)。靠转移支付来保证积极权利的实现无异于劫富济贫，当然是一种犯罪。三是扩大了政府的规模与权限。自由放任主义者的天敌是政府，他们的理想是“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伴随积极权利而来的必然是福利国家；伴随福利国家而来的必然是政府规模和权限的扩大。
       自由放任主义者希望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积极权利的实现要靠政府，是有成本的；消极权利的实现不需要靠政府，是没有成本的。霍姆斯和桑恩斯坦的第一条推论却是，消极权利的实现也得靠政府，也是有成本的。在这个意义上，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无异。
       被自由放任主义者奉为神明的财产权实际上是最昂贵的权利之一。直接或间接与保护私有产权相关的开支包括：国防开支、治安开支、消防开支；专利、版权、商标的保护开支；自然灾害的保险和救济开支；保存产权及其产权交易记录的开支；合同的强制实施开支；监督股票和其它有价证券公平交易的开支等等。
       而政府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必须承担巨额财政开支。世界上所有政府都面临着经费短缺问题；没有一个政府拥有无限财力，足以保护所有类别的公民权利。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利。这个结论是基于对俄国和东欧乱象的反思。
       因此，自由左派承认，国家可能也经常侵犯公民自由，但出路不是消解国家而是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公共权威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重要性，只有在它缺失的时候才会充分显现出来。俄罗斯悲剧对中国的教训是，企图用削弱国家能力的方式来达到改变政权形式的目的是极端危险的。其实，除了俄罗斯以外，近年来在非洲、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发生的事也一再证明：缺乏公共权威，民主转型就不能持久，社会动荡就会接踵而来，公民权利就难以保障，无政府状态就可能出现。正是基于这些观察，自由左派认为，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只能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刘向荣)
       张炜谈他的长篇新作《外省书》
       沉寂了六年之久的张炜最近捧出了他的长篇新作《外省书》，这部长篇再次引起了文坛关注。就这部长篇答记者问时，张炜谈到了理性与感情复杂交错的问题。
       张炜认为：“古今中外比较优秀的作家，包括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都应该是理性比较强的。认为理性强会影响创作想象是一种误解。作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好的作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这句话并不因为说的人多了就成了一句废话和老话。
       “中国目前最优秀的作家都是非常理性的，有独特思想见地的，他们的思想不是为了显示独特而独特，是有一种强大的理性表达能力，并且在生命里存在着非常神秘的角落，有些怪癖、怪异……在不能用理性表达的地方，一个优秀的作家也能够搜寻到人性中最偏僻的角落来描述。而好多作家没有这个能力，只表现大路的东西。这两点并不矛盾，只要这对矛盾出现在一位作家身上，他就不会是好作家。
       “一个作家非常周到，理性思维很强，他在表达自己理性的时候一定会想，直接用理性的不通过形象的意境的描写就不是文学的表达，那么理性就会强烈地告诉他不能那么做。有些作家理性的表达很直露、生硬，不是理性强而是理性太差的原因。
       “我在作品中尽可能处理好这个关系，不知效果如何。理性无论怎么强，生命的巅峰状态、激动状态一定要有，它会冲决理性，最终又都受理性控制。我觉得我做得比较浑然的是《九月寓言》。
       “我从十几岁开始写作，后来一直轻视技巧。中年了，写了这么久，正常情况下不该再怕什么技巧，其实我最怕的是自己对这个世界没有感情，深深地害怕。本来，作家对人间苦难耿耿于怀才是正常的，只要不幸的呼号传到耳边，不论是从哪个方向哪个渠道传来，都让我的心揪疼，不能忍受……”张炜还谈到责任感的问题。他说：“我是从人生命的短暂，生命的连接，人类的渺小考虑的。既然人的生命脆弱，人类之于自然那么渺小，就应该尽可能地把对客观世界奥秘的认识能力延长，发挥或显示自己的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去思考，去表达自己很神秘的那种感触。这不是为了神秘而神秘，而是感受到自己身上的那种神秘性和对美好事物的拥抱。比如对柔情，这是很神秘的一种情感，充满柔情的人对爱和恨的执著，对人的尊严的维护，都对我有很强的神秘感。我觉得对这部分东西非常顽强地不放松地盯住，并始终抱有强烈的兴趣是一种对脆弱生命的延长，这样生命才有意义，也就安慰了无聊、寂寞的生命。
       “我的责任感是对文学，对生命，对人类永远不可破译和未知的那一部分奥秘的探寻。严格地讲，是对生命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那种无聊、寂寞的一种解释。”
       (徐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