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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空气。几乎每天每时，你都要做这样的语言呼吸。它是如此地平常，以至于你都无法感觉到这个循环行为的存在。你只是不断地吸进，呼出，又吸进，再呼出。
如果说语言是空气，那么由语言构成的文学就是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云雾雨雪，起伏不定，风起云涌。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蕴含了任何一种语言可能出现的所有丰富变化，从高雅到低俗，从官方到民间，从书面到口头，从标准到方言。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文学作品都是蓄积语言的水库，文学家总是能击败语言学家，获得“语言大师”的称号。
在四川大学，我教学的中心内容是西方文学，其中，理所当然地包含了丹麦的文学泰斗，那个为成人写童话的安徒生。但是，天知道我的教学内容中有多少真正的云雾雨雪!所有的‘这些欧洲文学，都使用中文的翻译作品，都使用中文讲解。换句话说，所有的欧洲文学作品，都被封装在一只半透明的袋子里，在我和学生之间传来传去。即便我们都懂得英语，但谁也不能保证，那些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和丹麦文学的精品，在这只翻译的袋子里是否能够保持它们原有的鲜活模样。这也是一种无奈的事，因为在中国，动辄就能阅读五六种语言的博学大师，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
这种尴尬的情形，导致了我们的大学课堂里，总是有一个概括性的“欧洲文学”概念。毕竟，在面对欧洲那么多不同的语言时，在面对那么多由不同语言构成的文学时，使用望远镜总比使用放大镜容易，犯错的几率也低一些。只是，在我们对“欧洲文学”或“欧洲文化”进行这样的鸟瞰的时候，我们也必然对每一个处于欧洲大陆的国家的文学进行武断的宰割：在“欧洲文学”总体概念的涵盖下，在诸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等框架的包围下，每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学都变得有些千人一面了。
这当然也没有什么致命的错。
唯一让人不安的是，在真正的欧洲，所谓的“欧洲文学”却是一个空洞得不能再空洞的说法。一个奇怪的现象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中国，我们已经出版了无数本经典的“欧洲文学史”，但在欧洲，却并没有这样一本文学史存在。据说，有一些欧洲学者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考虑编写一本“欧洲文学史”，但事到如今，却始终未见踪影。
欧洲人写不出欧洲文学史，这看起来有些滑稽，但却是事实。其实，只要考虑到欧洲文化和欧洲语言的构成格局，这个事实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抛开其他的原因不谈，只要一个问题不解决，就注定了要使欧洲的欧洲文学史难产：在这个地方，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写一本“欧洲文学史”？英语？法语？还是捷克语或者丹麦语？如果用英语，法国人会认为那是对他们语言的挑战和蔑视；如果用法语，意大利文学就必然面临被翻译成法语而失去亚平宁文化色彩的危险；如果用德语，西班牙的小说和英国的戏剧都变成了德国人在叙述和表演；如果用丹麦语、荷兰语或瑞典语，则所有其他国家的人都会认为是笑话。如果所有这些语言都不能构成为“欧洲文学史”的合法载体，那么用波兰人柴门霍夫发明的世界语来写呢？可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多少人能够使用这种奇怪的空中楼阁语言，更谈不上一个可以进入文学史的“世界语文学”的存在。
当然，写一本欧洲文学史并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大事。没有一本统一的欧洲文学史，欧洲的文学照样繁荣。“欧洲文学史”在欧洲的难产，无非是一个生动的欧洲文化格局的写照：它说明了，在这个由各种语言构成的文化大陆上，一体化的“欧洲文学”乃至“欧洲文化”是多么的虚无飘渺。
语言的牢笼在锁定它们的使用者的同时，也锁定了不同国家的文学边界。
2
语言和文学不仅是欧洲不同文化之间的明确边界，而且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水晶边界。
在这个大陆上，今天存在的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1814年的维也纳和会之后，欧洲的政治体制开始从封建王朝和城邦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的边界一直在发生变化。从十九世纪初期到十九世纪末期，有些民族国家逐渐地以某一种语言和文化为核心，确立了自己作为主权国家的身份，有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却在文化和语言差异的鸿沟上被颠覆。这个过程，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科索沃争端，其中还包括了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
除开枪炮和流血、选举和政变，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当中，语言和文学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的布尔乔亚成为了这个欧洲大国最富于生命力的社会阶层。布尔乔亚与贵族阶层在社会地位上平起平坐之后(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可以找到这种现象的丰富表现)，以法语为载体的法语文学成了社会文化结构重组的重要工具。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法兰西共和国亟待树立自己作为一个实体的文化上的合法性，因为，直到十八世纪末，在今天法兰西版图上的多数居民，并不是讲“法语”的共和国公民。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法国语言和法国文学，通过势力庞大的布尔乔亚在教育系统大规模推广法语文学，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一百年中逐渐获得了统治地位，同时也培养了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文化自觉性和民族凝聚力。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大利，出现在1861年到1870年间。在此之前，亚平宁半岛上存在着多个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的臣民们隶属于不同的君主，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意大利人”。更糟糕的是，他们所讲的语言各不相同，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意大利语”存在。因此，在意大利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后，意大利所面临的最紧要的政治课题之一，就是要为这个国家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为它寻找一个文化身份，以加强它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于是，一帮知识分子从过去的文学大师——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的古老典籍中挖掘出来一个“过世的语言”(una lingua mona)，将其作为了意大利的国家语言。这种语言之所以被叫作“过世的语言”，是因为在这个半岛上的二千二百万人口当中，只有大约六十万人懂得“意大利语”。这个“意大利语”是以在但丁和其他文学家的著作中成型的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经过与其他几种地方方言整合而成。在“意大利语”被“创造”出来之后，意大利的政府花费了大量心血在学校中教授和普及这一语言，并通过“意大利文学”的作品来增强它的文化合法性和文化厚度。这一过程是如此之漫长，以至于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在意大利实现政治统一的一百年后，“意大利语”才成为了意大利大多数公民使用的“普通话”。
德国的情形与意大利不相上下。1870年到1871年，德国以普鲁士为基础，开始实施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原有的自由城邦、教会领地和公国封建体系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渐被一个联邦制的政治实体所取代。但是，新诞生的德意志也面临同样的语言和文化认同课题。在以前相互独立的公国中，存在着相互独立的语言。
对于这些公国中的居民而言，他们的政府加入以普鲁士为首的联邦并非“自然而然”，他们的文化与普鲁士文化之间也不是天衣无缝。为了加强这些具有离心力的公国居民的文化认同，一种以所谓的“高级德语”(Hochdeutsch)为基础，以用这种语言写作的歌德、席勒等大师的作品为样本的“德语”被确定下来，成为了德意志联邦的共同语言。以前的公国文化和公国语言，被这个“普通话”所遮蔽，成了区域文化和地方方言。就这样，以歌德和席勒等大师为基础的“德国文学”传统，成了“德语”的根本来源，成了新的“德国人”用以确立自己的文化特性的重要工具。德语“普通话”和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有一位研究者并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的经典作家们没有预先创造出一个精神的统一体，俾斯麦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政治的统一。”
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相似的，还有保加利亚、捷克等国家。它们在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政体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或者说以文学传统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来确定自己的合法性和公民的归属感。
3
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历史所铸就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在今天的欧洲语言和文学斑驳陆离的版图上，要寻找统一的文化特征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说“欧洲性”或者“欧洲文学”是一种纯粹的幻想也不切合实际，因为在这个大陆上，的确也存在过一种统一的“欧洲性”和“欧洲文学”。只是这种统一的“欧洲语言”和“欧洲文学”，伴随着中世纪的消失，已经成为历史。
在中世纪，以拉丁文为基础的天主教曾经在文化和语言上统一过欧洲。如果说今天的欧盟在经济和政治上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欧洲实体的话，那么在此之前的所谓“欧洲”实体，就只可能是中世纪的拉丁语言和教会文化的“欧洲”。在那时，在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教会拥有实际上的干政权力甚至统治权力。在那时，所谓文盲是指那些不认识拉丁文的百姓，所谓文化人是僧侣的同义词，所谓文化是指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艺术、音乐，而文学，则是以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拉丁文写作的作品。在那时，最伟大的“欧洲”文学经典只有一本，那就是以拉丁文为载体的《圣经》。
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基督教的各种教会以教堂和教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深入而庞大的教育体制。这个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才，自然是拉丁语人才，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程度，都以拉丁文为基本尺度来衡量，他们在神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内获得的研究成果，只可能是拉丁文的成果。怀揣拉丁文《圣经》的僧侣／文化人在欧洲大陆上漫游，将基督教文化传播到了几乎每一个角落。在拉丁文的牵引下，欧洲进入了“基督教王国”的版图；在基督教的天空和拉丁文的帐篷中，欧洲才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色调和较为集中的形象。难怪，二十世纪早期从美国到英国定居的诗人T·s·艾略特认定，欧洲的“新的整体性只能从老的根基上建立：基督教的信仰和欧洲人共同继承的古典语言”。难怪，从捷克到法国定居的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宣布，如果要在今天寻找一个统一的欧洲特性和形象，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怀旧的欧洲”。
即便是位于欧洲大陆最北端的丹麦，即便在许多“欧洲人”看来不属于“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也曾经被拉丁文所笼罩。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种拉丁文化在丹麦的统治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在中世纪以前，丹麦作为一个国家的正统历史并不存在。甚至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中世纪以前都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没有一个成型的书写文化。留存下来的古北欧文字(runic)石碑雕刻，和依稀可辨的古钱币图纹，成了后人可以窥见北欧海盗辉煌历史的些许残片。除此而外，还可以算上一些以丹麦语为主体的古北欧语的口头民间传说。但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也嫌太少，不足以构成一部像样的丹麦古代史。事实上，直到今天，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研究公元十世纪之前的丹麦时，还得依赖丹麦以外的资料。比如，在公元九世纪初左右征服了萨克森人(今天的德国北部)的法兰西人，就留下了一些关于当时的丹麦君王的记载；在北欧海盗们曾经征服过的地方，比如英格兰，也留下了一些关于这些骁勇战士的描述。
这些记述，大多是用拉丁文。
在十三世纪初期，为了确认丹麦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为了确认丹麦作为一个王国的存在的合法性，一位丹麦僧侣／历史学家萨克索(Saxo Grammaticus)在丹麦大主教阿布沙龙的要求下，终于写出了丹麦最早的一本正史：《丹麦史》。这本珍贵的历史著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基督教进人丹麦之前的历史的记录，这其中大量的内容来源于丹麦的民歌和传说，第二部分，是对公元十世纪左右基督教进入丹麦之后的历史的记载。从某种意义上讲，《丹麦史》的一半是文学，一半是历史，因为它对基督教进入丹麦之前的历史的追溯，基本上是依据民间传说和民歌来完成。因此，这部《丹麦史》，既是关于丹麦历史的最早著作，也是丹麦文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哈姆雷特》，就是根据萨克索这本丹麦史里所记载的传说创作而成。
但这部开天辟地的丹麦经典，也是用拉丁文写的。
这本书是一个奇妙的矛盾体。丹麦人的“丹麦性”，丹麦作为一个王国的文化和历史，在萨克索的这本书中得到了确认，但这种确认的过程却没有使用丹麦的语言。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标准来衡量，如果在谈论文化和历史的时候没有考虑语言的构成因素，那么这文化和历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换句话说，萨克索的丹麦史也许记载了丹麦的过去，强调了丹麦人的“丹麦性”，但因为这部历史是用拉丁文写成，因而我们在接触它所表达的“丹麦性”的同时，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要和某种“欧洲性”相遇。形象地讲，丹麦的历史和文化，丹麦人的“丹麦性”，都被萨克索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拉丁文过滤了一遍。尽管后来的许多人都称赞说，他的拉丁文十分优雅，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优雅与丹麦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没有多大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因为使用了拉丁文，萨克索的《丹麦史》才可能对当时的丹麦历史和丹麦特性有所建树，才可能在一个较为统一的欧洲文化大背景下，传播有关丹麦文化和“丹麦性”的信息。在《丹麦史》出版的年月里，只有拉丁文才可能扮演一种“国际语言”的角色，因此，只有以拉丁文写作的书，才可能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获得读者，才可能成为当时的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关注和谈论的话题。(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现在能够找到的萨克索《丹麦史》最早的印刷本残片，没有保存在丹麦，而是保存在法国的安格斯图书馆)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萨克索和他的主教的心愿就可算了结了一多半。因为，在他的《丹麦史》的引言中，萨克索曾直截了当地宣布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因为其他国家都有以它们过往的成就来宣扬自己的习惯，其他国家都喜好回忆
它们的祖先，因此阿布沙龙，丹麦的大主教，一直就有一个久久不能释怀的心愿：颂扬我们自己的祖国。他当然不会让这种颂扬没有珍贵史料的支撑，因此，当其他人都拒绝了主教的要求后，为丹麦人写一部历史的重任，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这本《丹麦史》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其他国家”都以历史来“颂扬”自己的过去和确定自己的文化边界的时候，也为丹麦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寻找一个历史的支撑。很明显，当萨克索和他的主教在考虑“丹麦历史”的时候，他们的眼光更注重的是“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正统历史并为之而骄傲，丹麦当然不能没有这样一部东西。因为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因此这部丹麦的历史应该用拉丁文写成，否则，“其他国家”的人们怎么可能知道丹麦人为之骄傲的过去是什么模样？
第一部伟大的《丹麦史》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语言状态，无疑是关于“欧洲性”和“欧洲文化”的一个隐喻。在中世纪大一统的拉丁语境中，“欧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存在的基础；但恰好也是在这个拉丁语的共同性之内，在这个“欧洲文化”的笼罩之下，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被置人了背景。这种几乎是天然的矛盾性，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种既保持多样性和多元格局，又能够共享某种整体性前提的“欧洲文化”或者“欧洲文学”。
4
1971年4月21日的上午，一艘丹麦军舰缓慢驶进了冰岛首都雷克雅韦克的港口。同这艘军舰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个由丹麦的部长和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码头上，有数千冰岛人等待着军舰的靠岸，从港口到市中心的道路两旁，也聚集了无数挥舞丹麦国旗和冰岛国旗的冰岛儿童。他们准备欢迎的，不是这艘军舰，也不是军舰上的丹麦官方代表团。而是军舰所运送的东西。
那艘丹麦军舰上，装载着两本手稿。这两本手稿，是著名的冰岛传奇或冰岛诗史(saga)中间最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两部。经过多年的谈判努力，丹麦人终于决定放弃他们所控制的冰岛文学手稿，将近一千部文献陆续归还给冰岛。这两部手稿在这一千部中最有代表性，所以交接的仪式被安排得如此郑重其事。
冰岛人当然有理由对这些手稿的回归感到高兴。这倒不是因为这些手稿价值连城，可以增加冰岛国库的份量，而是因为这些文学作品原件的回归，为冰岛从丹麦获得政治和经济独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文化句号。丹麦人用军舰送还冰岛人的史诗手稿，其间的象征性含义也自不待言：从北欧海盗时期就已经开始的血与火的民族征战，现在已经过去。丹麦人现在决定彻底放弃这个曾经被他们所拥有的海岛。被送还给冰岛人的，是他们独立的民族性和文化身份。
用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在雷克雅韦克的港口受到如此的礼遇，在外人看来也许略微有些夸张，但在冰岛人和丹麦人看来，这却是冰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获得根本独立的最终表达。文学作品在这里不再是文学作品，语言不再是语言——它们都变成了两个国家用以界定自己民族性和合法性的文化符号。正因为这些用冰岛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具有如此重要的文化符号作用，丹麦过去的国王们才会想方设法地拥有它们，冰岛的独立运动人士才会处心积虑地运用它们，成功独立了的冰岛政府才会要求丹麦政府归还它们，丹麦才会如此隆重地派军舰和政府部长护送它们。这些文学手稿，无疑早已超越了语言、文学或历史的范畴，成了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语言和文学在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对于中国人来讲，已经十分陌生。更不用说派一艘军舰和一个官方代表团去隆重地归还有争议的文学作品手稿了。
从有文字记载的中华历史的最早几页开始，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从来就与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文化身份紧密相连。从甲骨文到大篆小篆，从《
周易》到《
诗经》、《
楚辞》，这个不间断的传统一直牢固地占据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位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施的所谓“书同文”，无非也只是将同一种文化和文学传统的不同书写方式废除，认定一种更加规范和统一的文字系统，从而帮助他把相互争斗的战国诸侯们统一到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之中。在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文化的脉络持续不断地在同一种语言和文学传统中延伸，哪怕在这当中出现过多次外族对华夏的征服，哪怕“中国人”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朝代指称着不同的统治者，包含着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混合。以汉字和汉语言文学为中心的文化，从来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或外族的征服而出现分崩离析。相反，这个文化内核总是顽强地抵抗着时间的磨损，抵抗着战火硝烟的破坏。中华文化的演变，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着外层的厚度，但其核心的部分却始终保持不变，成为所有的王朝和政治体制都不得不认同的文化根基，成为无论皇帝们还是臣民们都用以衡量和标明自己民族身份的最终尺度。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文化历史，对于中国人而言，欧洲人在过去两百年里所经历的民族国家产生的阵痛，它们所经历的以语言和文学为基础的文化认同的建立，就显得有些费解。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文化历史，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中国现在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于欧洲人来说也成了一个费解的谜。欧洲人习惯于用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概念、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体验，来测量和解释中国的情形，结果是他们总不能正确地看待中国今天的所谓“民族问题”。
在奥尔堡大学的一次关于中华文化演进的讲座上，我曾经对我的听众说，如今在欧洲和北美引人注目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一直存在。“中国人”这个概念本身，经过了几千年的文化演变和历史积淀之后，就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东西了。它同现在欧洲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或“丹麦人”不一样，不是一种新近诞生的民族国家成员概念。因此，如果将欧洲民族国家的体制格局和文化认同方式拿来衡量中国，注定会引发许多误解。
从表面看，他们几乎同意我的解释。但实际上我能够体会到，他们仍然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一点。对于丹麦人而言，“多元文化”是一枚刚刚才含到嘴里的酸果。在经历了前两百年国境线的变迁之后，丹麦的语言和文化最终缩小到了现在的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原来可能存在的“多元文化”格局，最终变成了一元的丹麦文化格局，曾经可能“多元”的地方，挪威的一部分、瑞典的一部分、格陵兰、法罗群岛，还有丹麦南部被普鲁士吞并的两个省，都在并不久远的过去纷纷脱离丹麦；冰岛人仅仅是在三十年前，才得到了丹麦人归还的文学作品手稿。“多元文化”格局的消失，将丹麦塑造成了一个高度“一元文化”的纯粹的年轻民族国家。用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望远镜，来观察远在东方的古老中国，注定了会出现视觉误差。
因为在中国，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与国家建立，走的是与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
易丹，学者，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1979--1989中国现代美术史》、《断裂的世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