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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前苏东国家转轨进程的深入和更深刻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暴露，卡尔·博兰尼(ＫadPolanyi)的思想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成为与哈耶克一样被频繁引证的思想家。他的代表性著作《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不仅在许多研究前苏东国家转轨问题学者中引起共鸣，并且对陶醉于斯密式假定和市场乌托邦的知识界来说，虽然不是一副解毒药，起码也是一支清醒剂。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对我国许多学者来说还很陌生的博兰尼。
       颠沛的人生与暖热的心
       1886年10月21日，卡尔·博兰尼生于前奥匈帝国维也纳的一个知识和政治气氛浓烈的犹太家庭。博兰尼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1900年后破产。他的母亲是一个俄国人，热衷于举办沙龙。卡尔的兄弟们都事业有成，最著名的当数后来成为哲学家的朱切尔·博兰尼，他的知识理论受到了广泛关注。
       卡尔长于布达佩斯，后入布达佩斯大学专修法律。虽然规定的科目是政治经济学和宪法史，但当时的学生把许多课余时间用于研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卡尔也不例外。由于和保守学生意见不和(实际上是打架)，他被校方开除，在科洛兹瓦完成了学业。从1910年开始，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供职，两年后获律师资格。
       但做律师显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很快他就投身于学术和政治活动之中。
       一战爆发后，卡尔加入奥匈帝国的骑兵，在加利西亚前线严重受伤，1917年回到布达佩斯。1919年由于伤口复发，住进维也纳的医院中。在那里，他遇到他的未来伴侣伊莲娜·多茨卡，并于1923年结婚。伊莲娜是个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并曾在1918年匈牙利革命中发挥过作用。
       卡尔一生都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而是一位学者，这尤其体现在其晚年。早在高中阶段，他就加入了一个学生社会主义组织，并且与匈牙利自由党领导人C．M．Karolyi和O．Jaszi来往密切，在布达佩斯读书时，他是Galilei Circle的创办者和首任主席。这是一个政治和学术俱乐部，吸引了当时匈牙利的许多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它主张用文化气氛替代当时的马札尔贵族参加的基督教和民族主义的僵化教条。其根本目的是进行道德教育，实现道德创新。这个组织除了举办沙龙外，还经常邀请国外著名学者举办讲座，阿德勒，桑巴特，E．伯恩斯坦以及卢卡奇都曾经在那里主讲。此外，它还建立阅览室，出版年轻学者的文章，并且为工会举办讲座，博兰尼就是这方面的积极参加者。1918年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卡尔清醒地认识到，“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没有那种天才，甚至没有兴趣”(《The liveli．hood of man》)。随后他移居维也纳。
       在维也纳，从1924年到1933年他作为通信编辑和专题分析作者为《奥地利经济学家》工作。该杂志相当于伦敦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华尔街杂志》，虽然报酬丰厚，但由于他把许多收入用于资助逃亡者，所以家庭依然清贫。
       1933年的大萧条使他失去了该杂志的工作。由于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被迫移居英国。在那儿的最初几年，他靠为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校外辅导等组织的工人教育协会授课惨淡营生。在此期间，他曾先后在美国的三十八个州举办讲座。1940年由于德军的闪电袭击被迫滞留美国。他同彼得·德鲁克(著名的管理学家)在一起并继续其讲座，并在德鲁克的推荐下成为佛蒙牧州的Bermin~on College的访问学者(1941—1943年)，在此期间完成了著名的《大转变》。
       二战后，卡尔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访问学者，此后一直在哥大教学，其普通经济史课程深受学生欢迎。1953年退休后留任经济学副教授，并担任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主任。
       卡尔晚年的主要工作是创办了co—Exis．tenne，这是一份进行经济学和政治学比较研究的跨学科杂志，目的是通过研究文化差异现实和人类状况统一推动世界和平。在组成了一个优秀的编委会并看到第一期杂志后，1964年4月23日卡尔去世了。
       卡尔一生颠沛流离，但绝不放弃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人道主义信仰。他始终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抱有清醒的头脑，同时深信道德的力量。他对人类的本质抱有乐观的看法，认为逐利并非人类本性。经济要服从社会的需要，经济标准和价值不应成为社会的唯一标准与价值。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不是因为其技术上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使技术和经济秩序服从于社会和人类需要成为可能。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道德上更优越，社会生活质量更高。
       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基础
       博兰尼思想的形成深受四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他的家庭及其革命经历；二是其动荡的生活；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四是亚里斯多德和欧文的思想。前三个因素促使他以人道主义的目光关注社会现实，并且对市场经济的深远影响拥有严肃的批判态度。卡尔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在亚氏和欧文那里找到了思想动力。亚氏关于经济的论断及其对文化的研究直接影响了博兰尼的人类学思想的形成。亚氏认为经济的出现不是源于人类的欲求，或者如古典学者所说的短缺的现实。人类在本质上和其他动物一样是自给自足的，其欲求源自社会过程或文化背景。无尽的欲求是一种文化扭曲而非人类本质。亚氏的这种论断直接影响了博兰尼关于市场经济是一种脱离(disembedded)经济以及关于古典学派的形式主义观点体现的种族优越论的讨论。亚氏创立的实证研究和归纳法也给他以很大的启示，这集中体现在他重视社会、文化因素的制度研究法，而非古典学派的演绎和心理学方法。罗伯特·欧文对博兰尼的影响之深不亚于亚氏。博兰尼认为同时代的思想家没有一个能够超越欧文对工业社会的见解。欧文发现了社会的现实，洞察到获利行为的扩展带来了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使人和社会服从于经济原则和价值。欧文相信社会的堕落和痛苦源于生命已经失去意义的文化真空。人类的拯救不能依靠高工资，只能靠道德的重建，从根本上说只能靠社会对经济的控制。
       与许多著作等身的思想家相比，博兰尼的著作并不多。这大概和他颠沛的生活经历有关。除了著名的《大转变》一书外，还有一些经济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和主编的论文集。他在经济人类学方面的论著使之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流派的重要一员，并且是二战后西方学术界中出现的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论战中前者的主要代表。他这方面的论著有他主编的《早期帝国中的贸易和市场》、《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与人合著的《达荷美与奴隶贸易》。
       亲历过两次大战人间惨剧的博兰尼毕生都在寻求破译他所处时代问题的答案，关注着现代市场经济出现后人类的命运与前途。他认为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对于市场的一系列论断实际上虚构出一个市场乌托邦，一种市场神话，为现代社会建造出一种意识形态。经济凌驾于社会其他领域之上，社会中的所有行为和活动都服膺于经济的价值与市场的操纵，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间关系错位，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我们时代的根本性变革，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人类血泪经历的缘由。实际上，以经济人假设为支点，凭借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许多方面是同史实相悖的，犯了主观臆断和以偏概全的错误。而且这种理论在骨子里带有强烈的种族优越论色彩，忽视了对非西方文明的重视和了解，把在西方成为社会主导的逐利意识推之四海，成为普遍适用的原则。
       博兰尼对斯密学派的批评并不是从逻辑上论证，而是以史实来说明。这也正是他钟情于人类学和社会经济、政治史的主要原因。他通过对太平洋岛屿上的部落、人类早期活动、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中世纪欧洲史的考察来证明自己关于社会、市场的一系列观点。他的这些观点都基于这样一个根本性判断：任何一种经济的出现和存在都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的支持。这个判断进一步细致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存在需要市场社会的支持。
       博兰尼根据人类学研究成果指出，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但是在现代社会之前，从未成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中心，甚至很少成为重要的制度。十九世纪之前的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除了体现市场功能的交换之外，人类经济活动方式还有互惠、再分配以及家庭，而且后三者甚至是主导性的，至于市场交换在范围和内容上也是有限的。前资本主义之前的市场交换通常限于团体之间，而非团体内部。贸易更多的是远程贸易，物品是仅供宫廷用的奢侈品和非必需品。这些史实说明古典学派先验制定的人类逐利动机，对利益的计算、讨价还价的本能等不具有普遍性和超历史性。人类行为的背后除了经济动机外，还有荣誉、地位等因素。正如博兰尼所说：“尽管十九世纪的学术界主旋律如此执着，但通过交换获益和得到利润从未在人类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自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市场制度相当普遍，但其对于经济生活来说不过是偶尔发挥作用。”(《大转变》)
       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用博兰尼的话说是一种“镶嵌”(embedded)经济。十九世纪以来，这个有机结构被打破了，经济脱离开社会，成为“脱离式”(disembedded)经济，并且凌驾于社会之上。自我调节的市场成了支撑十九世纪社会秩序的四种主要制度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政治和国际意义上的力量均衡体系，经济和国际意义上的金本位，政治和民族意义上的自由国家。“正是这种创新(自我调节市场)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文明”(《大转变》)。
       博兰尼反复强调市场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因素的存在并不必然造成市场经济的出现。他极为反对一些学者把市场与市场经济简单地等同起来，把市场经济设定为一种既有的制度，没有历史演化过程，超脱于社会现有的条件。人类经济史证明，各个独立的地区性市场很难实现相互交流，不能够融合起来。即使能够融合，也不会形成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出现需要特殊的条件。这个条件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实现了，即国内或全国性市场。但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出现并非如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是有意识的人为设计。
       这种人为设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论证自我调节市场理论即古典经济学的出现；二是国家直接参与了市场经济的形成。二者都以对市场经济所需的普遍商品化的支持为目的。博兰尼认为普遍商品化将劳动、土地和货币都包括进来。但实际上这三者显然都不是商品。劳动是人类伴随终生的活动，它不能为销售而生产，不能脱离生活的其他部分被贮藏或流动。土地就是自然，不能够被人类生产。而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符号，根本不能够生产，只能通过银行或国家财政机制存在。在古典学派眼里，这三者天生就是商品，服从市场的供给原则。而且它们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绝对关键的部分。为了论证普遍商品化的合理性，古典学派虚构出一幅不符合社会现实的乌托邦图画。在这幅图画中，它用经济人假设来证明市场制度符合人类本质及典型动机，即斯密所说的“交换倾向”；用超越时空限制置换掉市场制度的历史性，来说明市场制度无所不在，是保证人类经济生活稳定、安全、高效以及公正的整合的唯一机制；用欧洲中世纪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矛盾来证明市场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源于无知或罪恶的政治力量的压制或扭曲，从而造成了经济与政治，或国家与市场绝对对立的假象。
       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并非仅仅是一套解释市场经济的理论，更是一种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市场经济的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合法性的论证。这种意识形态显然是与传统观念和文化相悖的。它论证的人和自然成为商品的合理性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社会的文化基础，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替代了传统社会的脉脉温情，用工业生产剥夺了自然的神圣地位，市场统驭了一切。从文化意味着共同分享的意义、指导的原则或象征意义上讲，这种市场经济文化向个人解释了普遍商品化的社会现实，并且为他们提供了指导其行为的可辨识的模型。在市场经济中，文化现实是短缺、个人逐利、计算、最优利用，有限资源是道德义务。用博兰尼的话说：“物质手段的不完全成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明确的，可计算的出发点”(《Stone age economics》)。当然，市场经济制度在西欧的确立不仅得益于古典经济学提供的意识形态或文化，更获得了政治力量的有力支持。这一点是许多古典经济学者不愿正视或有意否认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市场制度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是一个经济领域摆脱政治力量约束的过程。当然，经济与政治脱离的判断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推而广之，则与史实不符。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的基础条件——国内统一市场就是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出现的。“开始的国内贸易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创造的”(《大转变》)。国家干预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十六、十七世纪的重商主义，它使全国性的重商主义体制在自我保护意识强烈的城市与公司中确立起来。重商主义根除了中世纪特殊主义的几种专门目的的贸易形式，而且为统一的、普遍目的的国内市场的出现清除了路障。但是重商主义从本质上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依然体现了传统的思维观念以及行为方式。重商主义把土地和劳动力的传统组织视为应当，没有表现出除去这些基本的社会范畴身上的保护性社会网络的趋向，更没有使它们服从商业组织。重商主义贸易依然镶嵌于社会之中，并且受到政治上的管理。因此，重商主义后，下一步就是建立大规模的自我调节市场。
       自我调节的市场需要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商品化，国家帮了市场一个大忙。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劳动力市场的出现需要饥饿威胁的存在，饥饿迫使劳动者出卖劳力以维持生存。
       在英格兰，1934年的“济贫法”改革法案恶化了公众的生活状况，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建立的后阶段的到来。作为自然环境的土地成为商品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关键性的是耕地的商品化，提高了产量，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在英格兰，决定性的一步是1964年“谷物法”的废除。相比之下，货币成为商品不甚明显，但也具有同样的效力，因为它成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和商品交换的媒介。
       事实上，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和社会的保护性反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博兰尼看来，社会的保护性反应出于人的本能，并非如某些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人为策划的反市场阴谋。他引用著名的自由主义者Dicey的研究说，Dicey没有发现任何国家功能有目的扩张的事实。实际上，立法机关在市场经济制度中所表现出的行为——用工厂立法和社会法律保护沦为劳动力商品的工人；用土地法和农业关税保护自然资源和乡间文化；用中央银行制度和货币管理制度保护生产者和企业免受通货膨胀之苦——显然是“自然而然的，无意识的，而且被一种纯粹的实用(pragITlatic)精神化为现实”(《大转变》)。其他可以证明反自由阴谋是自由主义者虚构的事实包括：保护性行动具有惊人的多样性；立法的决定性支持者都拥护自由主义观点；许多国家都相继或同时出现了保护性立法；对专门问题领域干预是演进的；以及保护的对象不仅涉及人类和自然资源，还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如果没有减弱这种自我毁灭机制行动的保护性行动，人类社会早就被消灭了”(《大转变》)。
       自我调节的市场与社会的保护性反应的双重运动不仅是十九世纪的根本标志，而且是二十世纪民主的工业社会经济的首要制度动力。用博兰尼的话说，“十九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是一种双重运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扩展到全球的所有角落，市场中的商品的数量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比例增长，另一方面一个政策措施因被整合进强有力的制度之中，后者的目的是限制市场对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行动……社会保护自己免遭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内在具有的灭顶之灾——这是这个时代历史的一个全面特征”(《大转变》)。企业间的合并、信用公司、卡特尔等的形成和运作的动机都是自我保护，甚至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经济制度——现代公司也是保护性反应的产物，目的是稳定和控制公司经营的环境，而环境中出现的危机大部分来自市场机制的不确定性。
       但是，古典理论的继承者——自由主义者误解了这种保护性反应。他们用市场神话一方面虚构十九世纪制度经历了乌托邦特征，另一方面扭曲了保护性反应的本质，妄图把自由市场与保护性行动融合起来，把保护性行动直接转变成国家的干涉行动。然而，以自我调节的市场理想的名义干涉实际的市场运行是行不通的，二者不能融合，“所有社会保护的自然目标会破坏这样一种制度，并使之不可能存在”(《大转变》)。
       博兰尼认为自由主义提出的国家干预政策都是与自由市场运转的需求相悖的。对市场的干预越多，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因为干预有可能削弱市场的竞争性，使之走向垄断，市场中的个人被庞大的组织逐渐替代，经济调整的速度慢下来而且困难重重，市场的自我调节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最终，无法调整的价格和成本结构延长了衰退，无法调整的设备阻滞了非利润投资的清偿，无法调整的价格和收入水平导致了社会紧张，而且这种紧张超出了经济领域，必须借助于政治手段，但是市场社会要求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分离，这实际上形成了破坏性紧张的另一个源泉(《大转变》)。
       在博兰尼看来，自我调节的市场与社会的保护性反应之间的矛盾，自我调节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政治手段干预与市场社会中政治与经济分离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十九世纪以来人类所有苦难的根源。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对自然环境的疯狂破坏，社会关系的商品化、金钱化，以及时常出现的经济波动造成的社会动荡都归因于它。最严重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和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出现的纳粹主义。博兰尼认为纳粹主义的出现就是因为自由市场体制的破产后产生出的绝望心情和极端手段。
       走出市场乌托邦
       对于人类来说，市场统驭一切的社会是可怕的，因为服膺于经济利益的人类将成为贪得无厌的动物，不仅会毁灭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会造成同类的相残，直至人类作为种的灭亡。对市场这种潜在危险的批判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虽然有些批判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但许多批判者都是抱着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出于个人的良知。与其他批判者不同的是，博兰尼用翔实的史实批判了市场神话和市场乌托邦，并且明确地论述了市场经济需要市场社会支持的观点。他所做的就是澄清社会意识和文化中古典经济学造成的经济人假象，恢复人的本性，论证人们在本质上需要的不是逐利，而是相互需要。而国家和市场恰恰摧毁了人们原有的满足相互需要的制度。
       幸运的是，博兰尼的思想在尘封了许多年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人类学领域，扩展到其他学科。如古代领域中的Moses Finley，东方史中的A．L．Oppenheim，西方经济史中的D．诺斯，E．L．Jones，研究市场道德和文化起源的JoyceAppleby，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剥削的E．P．Thompson和其他一些学者都深受其观点或方法的影响。社会学中正在出现的“政治经济”研究显然也受到博兰尼的影响，这点可以在沃勒斯坦、T．Hopkins，Fred Block的著作中看到。
       倡导政治学和经济学结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把博兰尼视为其主要的理论参照者。著名国际经济学家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大转变》一书是“二十世纪的经典之作”。目前一些研究苏东转轨问题的学者也开始从他那儿汲取营养。
       博兰尼对市场的看法实际上延续了启蒙时代的精神。他富于洞察力的思想也许会使那些盲目宣扬市场神话的人及沉溺于市场乌托邦的人稍微清醒一下，还世界一个更人性化的社会。也许J．M．Clark说出了博兰尼所代表的一批人的心情：“最大的恶是否认那些代表人类最美好一面的激励因素。如果对自私的激励因素不能发挥作用，那是一种失败；如果对非自私的激励因素没有机会发挥作用，那会是一场悲剧。”
       杨雪冬，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译著有《超越左与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