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确没有想到西部大开发会成为媒体的重点报道对象。去年夏天，当我从一些前辈的口中听说中央决定开发西部时，我还以为是他们一厢情愿的猜测。西部的确应该开发，也的确具备了开发的技术和经济实力，问题是开发西部的决定和中美签署WTO双边协议联系在一起，让我感到很有讨论的必要。因为，开发西部并不是市场行为，而是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大局出发的计划行为，是以国家为整体的行为，而加入WTO则是彻底的市场行为，是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产物。这两种行为的逻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同时采用呢？
心里存着这个疑问，便遥遥地观看着各界人士的议论，想了解个究竟。两会前后，西部大开发被宣传得纷纷扬扬，据说“西部大开发”域名的价格竟高达几千万元人民币。但是聆听了某些重要人物的讲话和权威们的注释，仍然感到不得要领。思前想后，归纳了以下几个问题，求教于大方之家。
西部为什么落后？
开发西部先要认识西部。如果不搞清楚西部落后的原因，也就找不到西部发展的道路。有的学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历数各个朝代的东西部关系发现，一直到唐朝安史之乱以前，东西部之间的差距都不大，从秦至唐前期，西部甚至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那时的西部，地肥水美，草木茂盛，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然而由于过度开发，森林减少，草场退化，土地沙化，地力下降，灾害增多，渐渐地沦为生态性贫困，丧失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至清朝，曾推行“湖广填四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使四川经济一度繁荣，随后又因开发过度而使农业生态出现结构性恶化。从这一简单回顾中，我们大体可以有两个印象。一是，由于西部生态平衡较为脆弱，所能承载的人口和农业经济活动有一定限度，超出这个限度进行开发甚至会造成西部不可逆转地贫困化。二是，完全利用市场机制（如“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其中一例）开发西部很容易越出生态限度，因为市场机制下人们所追逐的是个人短期经济效益，而对群体性的长期生态后果则缺乏预见和控制。
解放后，中国开始出现现代工业，也就开始探索西部的工业经济承载极限。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使西部的工业得到长足进展，国防高技术工业基地遍布西北和西南各省，有力地带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使东西部的工业经济差距得以缩小，而农业经济的差距则依然如故。由于国防工业对资源和环境的要求不高，因此我们没有探索到西部工业经济的极限。但是在若干煤矿、铝矿、铁矿等资源开发区，我们也已经感受到了工业资源经济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最典型的可能是六盘水地区。如果将高附加值工业从西部移出，而使西部成为主要的资源工业区，可以预料，西部生态对工业的容纳也是有限度的。西部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源头，如果西部发生严重的工业污染，则对于东部经济也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重庆及长江中上游的中小城市已经对长江水质产生了严重污染。如果西部的资源型高污染工业得以大规模发展，很难设想西部的开发能持续多久，甚至中国的开发能持续多久。因此，六、七十年代在西部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基本上是成功的。
此后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在总设计师的蓝图中，这二十年就应该是西部服从东部发展的大局，因此西部拉开与东部的差距就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事实上恐怕这既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因为，只要采取市场导向，只要采取开放导向，则东部沿海自然会成为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因为，东部有海上运输与欧洲北美交通的优势，有与港澳日韩台及东南亚毗邻的优势，又有经商传统，很容易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如果加上政策优势，比如在沿海设立特区，给沿海地区税收和引进外资方面的优惠政策等，那么这个过程更容易大大加速。市场竞争的结果在国际间会形成中心—外围格局，在国内地区间同样会形成中心—外围格局。中心输出高附加价值产品，外围则输出资源性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九十年代初起，就开始有人看清楚这个问题，认为西部与东部存在着不平等交换，东部向西部高价输出制成品，而西部则提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由于东部企业的技术和资本优势，西部很难在制造业上与东部竞争。这种局面似乎还在加速发展。所谓“孔雀东南飞”，其实是西部技术和人才资源的流失，由此所造成的是东部更加发达，而西部更加落后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内在地会拉开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东部的发达必然以西部的落后为前提。
有一种所谓梯度发展理论称，市场经济将使东、中、西三个部分梯次发展，先富带动后富。这种理论其实只是市场浪漫主义的逻辑推论（参见拙著《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第三部分），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老板，而且成为老板的永远只能是少数，老板致富并不能带动工人致富；不可能全国都变为城市，城市的富裕并不能带动农村的富裕。同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每一个地区都成为经济中心，成为中心地区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中心地区的发展并不能带动边缘地区的发展。事实上，即使在东部，富裕程度也远不是接近的。深圳、上海、广州、北京的人均收入在整个东部地区遥遥领先，直逼所谓中等发达国家，而其它的大中城市就没这么好。同样是浙江省，杭嘉湖平原、萧绍宁平原收入水平较高，而浙南（温州地区除外）、浙西、浙中地区就仍然处在贫困之中。这就是因为经济中心具有排他性，正如老板的财富具有排他性一样。如果老板不想方设法压低工资增加产出，老板的财富是无法增加的。同样，如果东部不利用西部资源地区的竞争压低资源价格，不利用西部源源而来的打工仔压低劳动力价格，东部也很难发展得这么快。因此，如果说梯度发展理论真的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恐怕就是让那些实际上是沿海地区打工仔的西部有一个自我安慰。
然而，遗憾的是，在西部大开发的运作中，很少有人指出梯度发展理论的根本缺陷，甚至还继续沿袭这一造成了西部落后的理论。有人说，假设每一个到东部打工的西部人每年可净挣回1200元，那么1000万西部人一年至少可净积累120亿元的资金。这可能会比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钱要多。因此，鼓励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是促进西部发展的不二法门。然而，不知这位朋友是否考虑过，如果西部劳动力大量到东部打工，那么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价格必然下降，很可能就挣不到回家的钱，更谈不上净收入了。不仅如此，由于东部可以自由地得到西部的廉价劳动力，东部就没有动力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西部去，由此将进一步拉大东西部的差距。
在谈到西部落后的原因时，梯度理论者们都不愿意触及东西部经济交流的不平等问题，而是把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落后和商品经济意识低下。其实，在三线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西部的教育也有长足的进展，例如西安是我国大专院校数量名列前茅的城市；四川绵阳、德阳，贵州的安顺、遵义，四川的攀枝花等新兴工业城市聚集着一大批搞尖端技术的人才。虽然西部义务教育的水平不如东部，但义务教育水平的高低并不决定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西部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孔雀东南飞”，使西部的教育和人才之花被东部摘走，成为东部进入良性循环的要素。可见西部人口素质的降低与其说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由此可知，如果单独强调增加西部教育投入，其结果很可能不是开发了西部，而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还有一些梯度理论者把西部的落后归结为商业进取精神的缺乏。商业传统固然是东部地区发展的一个因素，然而经过二十年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实践教育，西部人绝不缺乏商业进取精神，却没有了商业成长的机会（个别的不排除，如长虹就在西部），因为国内的市场基本上已经被东部企业所占领。东部既享受着地理位置带来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又享受着西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占据着行业进入壁垒的优势，西部企业是很难望其项背的。西部的唯一优势可能是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然而世界上最过剩的正是资源。在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垄断着世界工业的命脉时，发展中国家却在争相开发本国资源，使资源产品和工业制品的比价越来越不利。如果西部加入到这种全球性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中，只能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下降，不利于西部真正的发展。
也就是说，当我们探讨西部落后的真正原因时，我们恰好触及到了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在举国上下视市场经济为解决一切问题出路的时候，这是令人尴尬无比的事。
加入WTO与西部大开发
搞清楚了第一个问题后，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必要单独讨论WTO与西部开发的关系。然而，有人认为加入WTO有助于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有助于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开展再投资，实现产业梯度转移，从而有助于西部大开发。这就值得商榷了。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我们知道，统治这个全球经济的是数百或最多数千家巨型跨国公司，各国的资源和生产基地都将成为跨国公司组织的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各国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对本国经济的调节和控制能力。也就是说，开不开发中国西部的决策权也许将落到跨国公司手中，而跨国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资源开采地来进行开发。在跨国公司的眼里，如果中国西部的资源足够丰富，比如说有中亚地区那样庞大的石油储备，那么不需要中国政府进行引导，它们自动会找上门来寻求合作，建设输油管线和炼油设施。反之，如果中国西部的资源分布得比较散，资源的品质不高，运输成本又降不下来，根本比不上非洲腹地或南美，比不上土耳其或俄罗斯远东地区，那么就算我国政府全力引导，它们也不会理睬。因为一家全球500强之列的跨国公司可以调动的资本远远大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所计算的收益也不是蝇头小利，而我们所能用以引导的可能远不能满足其胃口。
至于外商投资有没有可能将设在沿海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中西部，这个问题其实上面已经讨论过了。如果深圳的劳动力和西部的劳动力价格相差无几，而深圳的交通、通讯、电力、金融等服务行业又远远好于西部，那么很难想象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把沿海的工厂关掉开到内地去。美国、日本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要将产业转移到菲律宾、印尼、泰国、中国，是因为国家边界筑起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巨大工资差距，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又不可能自由流动到发达国家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代替七十年代以来的一轮轮产业转移浪潮的可能是一轮轮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浪潮，正如中国每年春节过后中西部民工潮涌向沿海一样。这意味着，如果说跨国公司谋求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行为，无意中开发出了“四小龙”、“四小虎”的话，那恰恰是因为有非市场的国家边境存在，恰恰是因为劳动力不可以自由流动。如果存在一个一切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全球统一大市场的话，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全球社会结构和地区的双重高度两极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加入WTO不但不能促进中国西部的开发，甚至有可能促使中国东部的西部化。因为在全球格局中，真正称得上“东部”的只有美、日、欧地区，其它世界各地都将成为它们的“西部”。
然而，在讨论西部大开发时，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如没有搞清楚西部为什么落后一样，许多人也并不了解，东部之所以能靠市场机制发达起来，是因为有一个非市场的边界存在，这才能使其成为国际资本的“开发对象”。东部现在自我感觉很良好，但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东部无非是在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价值链中占据了一个边缘性的位置而己。不仅如此，随着人民币的坚挺，随着这一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跨国公司在此地区生产的成本也在上升。一旦单位生产成本上升到可以抵消工厂迁移的成本，那么跨国公司将此边缘性位置转给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印尼、泰国等地的可能性就会突显出来。那时候，东部才可能明白，喝别人做的肉汤还得看别人的眼色，最好还是自己煮肉汤。君不见，亚洲金融风暴所到之处，亚洲的“东部”一夜之间沦为无人理睬的“西部”吗？
有一位东部地方官员的发言很值得回味。他说，“上海有国际级的港口等基础设施，可以成为西部和世界市场沟通的物流中心；在人才培训和经济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这些也可以贡献给西部地区；作为资金和信息中心，上海也可以提供西部在这方面所必需的服务；目前上海已经吸引了上千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和外资打交道、招商引资方面累积的经验也可以和西部分享，将来甚至可以和西部一起去海外招商，然后共同到西部投资。”很显然，这位官员并不了解，吸引外商的不仅仅是上海善待外商，更重要的是上海在交通信息方面的优势，加上人才和人口全国流动带来的低工资优势。前者是西部所不可能具备的，而后者则是东西部差不多的。因此，他的讲话充其量只是表达了上海的善意，却无意中流露出上海做稳了跨国公司桥头堡的自满。
其实，在西部大开发声浪中，类似的说法很多，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以为，把东部经验复制到西部就是西部大开发，并且据此来制订相应政策。例如，从2000年起到2009年，每年选派四百至五百名西部地区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进行为期半年的挂职锻炼；要组织海外留学人员围绕西部开发进行考察，提出建议，洽谈项目；制订人才智力引进政策，引导东部地区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参与西部建设等。问题是，按照纯市场机制来引进人才的话，西部是否能出得起跨国公司的人才价格？如果不能的话，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一流人才到国外，二流人才到沿海，三流人才到西部。
一些西部地方领导的开发观念也停留在复制东部上。因此谈到西部开发，首先想到建机场、修铁路、公路，搞开发区，以迎接东部企业和外资企业到西部来投资，复制出一个东部来。这种需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工程固然可以带来西部一时的繁荣，但如果不能形成有全国乃至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话，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够的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就无从回收，就可能会成为地方和中央的巨大的财政包袱。固然，如果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复制东部上，而是扎扎实实地追求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改善西部生态环境，这些工程也是需要的，但是在方向、规模、地点选择、时机把握及筹资方式等方面都将极大地不同于现有模式，而这种新模式是必然与WTO理念不尽吻合的。
西部开发中的计划与市场
如果说市场的自发运行的必然结果是拉大东西部之间的差距，那么开发西部的理由和手段就必然是对市场自发性的某种纠正。事实也正是如此。在1999年6月17日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江泽民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关系我国跨世纪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在这次会上，他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同样重要的是，开发西部对于保持这一地区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保障边疆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不难理解，前一个大局是与市场经济完全一致的，而后一个大局却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不考虑大局的。每一个市场主体所考虑的只是该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对于其中的市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来说，更是只能考虑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大局却涉及到无数市场主体，是超越于市场的“上帝”的大局，是“看得见的手”的自觉作用，是对市场机制的自发不平衡性的纠偏。
市场的对立面是计划。从概念上说，一切从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的调节都是计划行为。因此，关税是计划，所得税也是计划，调节汇率和利率也是计划，立法、司法、行政更是计划。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计划，主张最大限度地放弃国家干预，这反过来说明国家行为的计划性。也就是说，只要有国家存在，经济活动就必然是计划和市场的某种结合，而不可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开发西部是一个国家行为，因此，也是一个计划行为。遗憾的是，“计划”一词被中国学术界妖魔化了。不少人下意识地把“计划”与“计划经济”划上了等号，因此在讨伐“计划经济”的时候，把“计划”的合理性也当作洗澡水泼了出去。因此，当事实上运用着与计划相关的概念如“大局”、“整体”、“统筹安排”、“通盘考虑”、“规划”、“不能各自为政”时，却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这就是计划，就是与“看不见的手”相对立的“看得见的手”，就是非市场行为。然而，由于“计划”被妖魔化，而“市场”被上帝化，这些人把计划对市场的合理调节也当成了市场行为，却把本来属于市场盲目性的现象当作计划现象来批判，造成了经济概念上的极度混乱。例如，宏观调控实际上是计划行为，却被当成了市场行为；而重复建设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作为市场主体自发竞争的必然产物，却被当成了计划经济的罪恶来批判——当然更准确地说，以地方政府为市场主体的重复建设是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官僚型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产物。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有过十分清醒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大胆地承认，开发西部是纠正市场失灵的一种计划行为。当然，计划行为不等于计划经济。计划行为可以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行为，是建立在对市场各要素关系把握上的行为。例如，缜密地提出开发利用西部水资源的中长期规划，这是计划行为；而对该开发计划逐段进行招标，则是市场行为；在招标过程中，投标方竞标是市场行为，招标方择标，则又必须是计划行为——即不是以招标官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指向，而是以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指向。又如根据生态承载力和工业基地分布规划西部人口分布新图，这是计划行为；据此提出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东部剩余劳动力西移，则是市场行为；再如，鼓励西部新建的工业企业拓展当地市场，适度限制东部产品对西部的销售，这是计划行为；西部企业相互竞争形成有竞争力的公司或集团，这是市场行为。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以计划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型计划与市场关系，而西部开发也就有了切实可行的机制上的保证。
事实上，中央特别强调西部开发中计划的重要性。200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专门强调了要《把开发热情引导到中央指导方针上来》：“因为西部大开发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大战略、大思路，不是地方性的工作，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部署，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不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各搞一套。做规划、上项目，尤其是比较重大的项目，必须纳入国家的长远规划之中，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就是说，西部大开发是一个计划行为。
然而，学术界的某些学者好像并不同意这种开发思路，有人认为，中央财力有限，开发西部“主要应该通过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资源、国外和境外的资源，在市场的驱动下更多地流向西部。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扩散过程，和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工厂搬家是不同的。”我不知道持这种观点的人想没想到正是在市场驱动下，西部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知不知道市场发展的自然过程是财富向赢家集中的过程。国内学术界常常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富会点滴下流，自然地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事实上，欧美各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恰恰是在冷战时期，这时候各国国内的遏制市场自发力量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而各国间的经济竞争又由于冷战的共同利益而缓和。但是，自七十年代初以来，随着美日欧的竞争重新激化，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流行，特别是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各国社会运动渐趋衰落，欧美各国的中产阶级急剧缩小，大富豪和赤贫阶层均直线上升。也就是说，我们所艳羡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恰恰是由反自由市场的力量促成的。
主张靠市场机制开发西部的人常常提到美国西部开发。某报曾以《运用市场和利益机制促进开发——美国西部开发的启示》为题，阐述了美国西部开发史上的主要政策，比如1862年的《宅地法》，1873年的《鼓励西部植树法》，1877年的《沙漠土地法》等，都以无偿或低偿占有小块土地鼓励向西部移民，此外还有铺设铁路赠地，营建学校赠地等，促使美国西部的广袤土地得到开发。虽然该文作者声明，这些经验只是帮助我们开阔思路，但其主导思想是十分清楚的。然而，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究竟对中国有多少借鉴意义，我很怀疑。虽然我也赞成利用市场机制开发西部，问题是中国的西部有没有足够的市场吸引力。众所周知，十九世纪美国的西部是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是飞禽走兽出没之地，更是原始状态的印第安人的居住地。
仅仅砍伐那里的树木，贩卖那里的皮毛，就可以让西进的居民受益，更不要说可低价获得那肥沃的土地了。美国政府所做的，只需要一支万把人的军队到处逐杀印第安人，就可以掌握辽阔的西部土地，以低廉的价格向国民出售土地。而中国的西部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开发，在每一片宜人居住的土地和绿洲上都已经分布着过多的人口，而且这些土地和绿洲还常常面临着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风沙侵袭。如果没有大手笔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就算你把西部的黄土和沙漠拱手相送，都不一定有多少人敢接手。至于说西部的工业资源，具有经济开采价值的也早已经厂矿连片了。四川是西部农业条件比较好的省份，但四川早已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可以说四川已经是被过度开发之地，而不是等待开发的大森林。西部真正等待移民的地区也许只有沙漠。沙漠也是资源，那里至少有充足的光热资源，只要有水，就可以形成绿洲，是块茎类植物的生长天堂。但是，沙漠的开发利用要以实施大西线调水计划为前提，也需要沙漠作物栽培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更需要治理沙漠的整体规划，这些都不是一家一户的移民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西部的开发实际上是再开发，首先需要的是偿还历史欠帐，搞好国土整治和水资源调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山川秀美”的新西部。这意味着，在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之前，首先需有大规模的治理计划和相应的治理工程。
选择什么样的投资项目?
关于西部开发的时机，众多的议论都认为现在是恰逢其时。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经济已不再是短缺经济，而是过剩经济，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因此，目前是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的最佳时机。例如，美国在大萧条期间投资田纳西河流域的治理，不仅扩大了内需，而且使田纳西河两岸成为千里沃野，其低成本的电力供应又使投资有丰厚的回报，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期效益和长远效益的统一。
这一论证应该说是十分有力的。问题是，中国西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工业开发，像田纳西河水电站建设和流域治理这样的低成本、低风险、建设期短、回报高的项目已经很难寻觅。大西线调水可能是一个最具有吸引力的项目，其再造中国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已经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但正因为其巨大，争议和风险也很大，所需动员的经济资源、社会力量、涉及的区域都非常庞大，而收益期也较长。如果对该项工程建设的决心不大、意志不强、规划不充分、实施不周密，所带来的负效应也可能很大。
不知什么缘故，到目前为止在西部大开发的运作中，并没有出现大西线调水项目的身影。我们只知道，交通部门准备未来十年在西部花7000亿元投资建设15万公里公路，其中大部分将以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铁道部门称将在2005年前花四百多亿建设西部外连铁路。地方上也不甘落后，据说，成都平原方圆数百公里范围内正在修建和准备修建的机场就有双流、广元、绵阳、阆中等六七个。财政部门称要在三个方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一是突出生态环境建设，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中央财政要配合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科学可行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投入。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公路、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农村基础设施网络、水利基础设施等建设投入，特别是对连接西部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运输通道，应优先投入，尽早见效。三是逐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实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创造必要的条件。资金的来源主要将依靠发行国债。
我认为，在以往短缺经济时代，交通是瓶颈，因此投资交通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而现在，西部最短缺的并不是交通，而是水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有竞争力的企业。很难想象，如果西部建设起了高密度、高等级的公路铁路网，高密度、高标准的机场，而流动的却主要是输出的各种矿产资源和打工者，这些公路、铁路、机场的投资效益如何回收。如果回收不了投资，必然是国债信誉等级的渐次下调，甚至可能不得不动用税收收入支付国债本息，以稳定投资人的情绪。也就是说，建设公路、铁路固然可以给东部带来发展的商机和利润，使东部的过剩经济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利用，从而缓解当前的通货紧缩，但是却有可能给国家财政资源的正常循环利用埋下隐患，使其性质转变为寅吃卯粮。不仅如此，大规模财政支出在总体上启动东部过剩资源的同时，东部企业间的竞争力差距仍然会继续拉大，东部有竞争力企业对西部的优势也会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在国内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开发西部的财政投入更有可能成为东部发展的契机，而代价却是财政包袱。当然，这个结果还是不错的，至少东部可以更快地成长起有竞争力的企业来。可能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可以自由流动的不仅是国内的市场要素，还有国际市场要素。西部开发的财政投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更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利润，成为跨国公司增强其对中国东部企业竞争优势的垫脚石。
这样说并不是不考虑交通建设，而是说要考虑交通建设的投资回收，以及交通建设资金在总盘子中的比例。公路、铁路、机场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较小，部门或地方政府一级就可以决策，动力充沛，因此就上得多、上得快。而西部开发中真正有价值的像大西线调水这样的全局性工程却常常由于相互牵制而难于提上议事日程，这可能是西部开发热潮中最值得忧虑的问题。
西部开发具有重大的全局性的意义，这一点已经不用我多嘴。如果机制和决策选择正确，西部开发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突出重围的一个战略转折，反之，也可能成为下降通道上的又一陷阱。
应该说，西部开发本身就是基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一个重大决策。但是，问题不仅在于决定开发，还在于选择开发的路径，寻找并凝聚开发的动力。当人们能够在辩论中认识清楚西部开发的适当途径，乃至中国发展的真正途径之日，也将是中华民族重新凝聚走向振兴之时。
韩德强，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等。参考资料：
开发西部的重大意义
——将未来发展战略定位于全面整治国土，为中华民族16—18亿人口创造生存空间，是从全民族长远和总体利益出发的大战略，意味着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心的增长战略向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以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以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向重点发展中西部转变。
——西部大开发是以能源战略和地缘战略为基础的，在20—50年内集中国力实现南水北调，改造长江、黄河和塔里木河；新增加5亿亩耕地，数亿亩森林和草原，减少水土流失和自然灾害；在西部安置5亿人口；将城市化比例由30％提高到70％，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将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并使经济重心西移，将影响力扩大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增强国际地位。
——提出“开发大西部”的直接原因，是启动内需，继续发展中国经济。集中在沿海地区的过剩生产力，没有中西部的资源和农村的市场，就没有出路。以每年千亿以上的国债投入西部开发和国土整治，关键是能够调动劳动积累，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村购买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提高工业企业的效益并防范金融危机。
——经济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将对于社会利益格局，经济结构调整，体制选择，政策制订，价值观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以国债投资为中心启动内需，改善收入分配，开发中西部，发展国防和科技尖端，都需要钱，但钱不是最重要的，开发西部所需要的资金，无非相当于进口几年美国粮食的钱。这实际上是一场真正的中美之间的国际竞争：中国政府能不能有效组织农民，自己造地产粮；还是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进口美国粮食，就相当于进口美国的耕地和水。比钱更加重要的，是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必须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提高政府的威信，改变社会奢靡之风，组织如此巨大的世纪工程。目前反腐败的意义，绝对超过了道德界限，而成为一个首要的经济问题，这是开发西部大战略成功的关键。
开发西部的地域问题
在青藏高原调水的同时，应该首先加速中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西安——四川——成都一线。如果西部开发成功，西安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心。历史上作为“天下中心”的超级大国中国，是定都于西安的。由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发，北方民族的入侵，不得不向东南迁都。未来中华民族的兴起，可能还是要以西安为中心。首先这里是大地原点，全球时空中心，经纬线都发源于此。其次是能源中心，从陕西到新疆，哈萨克斯坦，中东一线，埋藏着巨量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再次是地缘中心。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
可以先在西安和重庆开辟股票市场，成为金融中心；其次要制订鼓励开发西部的法律，国家负责调水和规划，鼓励个人、家族和公司承包开发，将国有荒地、沙漠的使用权给予开发者100年，但是严格禁止炒地皮。将扶贫政策改为移民政策。以各种手段配合，完成数亿人的开发与移民。
地缘政治的战略选择
目前我们又面临类似100年前“东进和西进”的矛盾。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企图在台湾海峡一线牵制中国，逼迫中国进入军备竞赛，李登辉极力煽动，日本则窥测时机。我认为，在20年内采取“避实就虚”战略，暂时回避在台湾海峡的正面军事冲突，集中力量开发西部，使中国国力真正强盛起来，成为欧亚大陆强国，将力量范围逼近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只有到那时，中国才真正取得了全面抗衡美国霸权的资格，能够有效地排除美国的阻挠并遏制日本，使他们不能干涉我们统一台湾。届时，很可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统一台湾。中国最终也取得海上的强势，成为东半球最强大的国家。
因此，能否有效地加速西部开发，不仅是解决经济和人口问题的需要，也是保证边疆稳定，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要求。我们必须真正确立西部开发战略，才能进一步导出体制、政策和法律来。
(杨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