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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曾经支持红色高棉
       1978年出版的W.Shawcross著《基辛格、尼克森、毁灭柬埔寨的杂剧》一书,以及M.Billington在1999年12月《Ex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杂志上发表的长文《柬埔寨大屠杀：审判席上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揭示了美国外交如何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出发,采用两面派手法,利用柬埔寨挑拨中国、越南和苏联三国的关系，最终引发中越战争的过程。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1973年周恩来明确地向他表达了中国不愿看到红色高棉单独掌权，希望国际社会支持西哈努克来组建联合政府。美国不但没有支持中国的立场，反而更大规模地轰炸柬埔寨，使和谈的希望破灭。1974年底，法国与中国政府提出支持西哈努克组建联合政府，再次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继续支持政变上台的朗诺军人政权，阻挠和平。最重要的是，当1975年红色高棉取得政权后，美国开始转向支持红色高棉,希望藉此引起中国、越南和苏联的矛盾。特别是1977年5月以后，有关红色高棉实行清洗屠杀的证据开始在西方出现，民主党议员索拉兹与共和党议员鲍勃·杜尔曾倡导国会就此主持听证会，卡特政府内部也出现反对布热津斯基支持红色高棉的声音,但美国政府带头在联合国承认红色高棉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
       根据布热津斯基的回忆录，他带着他的副手亨廷顿（也就是后来“文明冲突论”的作者）到中国去说服中国领导人共同对抗苏联和越南。布氏写道：“我怂恿中国支持波尔布特，怂恿泰国支持民柬。波尔布特是可怕的，我们不能公开支持，但是中国可以。”实际上，美国通过泰国边境的难民营给红色高棉许多物质上的援助。当中越战争爆发后，布氏又这样写道：“我觉得中国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美国有利，其中一点就是制约了苏联，证明苏联的盟友可以被我们相对不受损失地加以教训。”
       一直倡导“人权”道德信条的美国早在1973年就可促成柬埔寨和平的，但美国的外交政策核心就是地缘政治，不惜用均衡、分化和挑拨等一切手段来谋取美国利益。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道出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如果当我们看到德国要胜利时，我们应该帮助苏联；如果苏联要胜利时，我们则应该帮助德国。这样一来，让他们互相尽可能地残杀……”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美国迟迟拖延不开辟欧洲战场的真正原因。在杜鲁门这些美国政治家眼中，妖魔化德国还是苏联，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力量对比以及怎样做对美国有利，而意识形态不过是如何做文章的事。同样，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前期，美国一直从对日军品贸易中获取巨利，使日本获得丰富的战争资源，到1945年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在公众舆论面前的说法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减少美军的伤亡，但是现在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真正的目的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为了确定美国战后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史学家G.Lperoviz说，杜鲁门希望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会震吓苏联人，迫使斯大林接受在战后的欧洲扮演较小的角色。
       台湾一位署名青争的作者在2000年4月14日出版的《枫华园》上发表《地缘政治：美国外交的另一面与两岸未来的走向》一文，对上述历史真相和美国地缘政治面目做了系统的解析，并介绍了美国思想家Ｊ.里夫金（Rifkin）《生物圈政治》等批判地缘霸权政治的著作。
       （王 成）
       政治自由规范经济自由
       青年学者韩德强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不同，他说：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自由，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塑造了自由斗
       士形象。然而遗憾的是，许多自由主义人士常常把政治自由混同于经济自由，事实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现在大家都在说全球化，全球化正是经济自由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在全球化浪潮的压力下，各国民选的政府和政治家显得是那么无能为力。例如，1999年3月德国财政部长拉方丹被迫辞职，原因很值得深思。拉方丹本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主张减少失业，增加社会保障基金，改善公共设施，而这一切都意味着增加企业税收。结果，德国的大公司纷纷威胁说，好，你增税，我们迁走，到别的国家去，看你向谁收
       税。有我无你，有你无我。于是，拉方丹被迫辞职。这就是经济自由压迫政治自由的最典型案例。因为经济自由一旦过于放任必然是走向高度垄断，垄断的经济势力操纵政治，使普通公民的政治意愿成为可以被任意强奸的弱女子。说得更透彻一些，经济自由所体现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它和代表着人类文明和理想的政治自由是格格不入的。真正的自由斗士必然对经济自由有所警惕，有所保留，而不会听任弱肉强食规则漫无边际地起作用。如果说经济自由趋向于两极分化，趋向于蔑视弱者的生命和尊严，那么政治自由则
       给
       了每一个人以反抗的权力，以呼喊出自己声音的权力，给了弱者联合起来反抗强者的权力。
       　　韩德强还认为：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首先是这个命题不对称，自由主义应该和专制主义对称，新左派应该和新右派对称。事实上，新左派之新，正新在其政治自由的主张上。至于说左，我想无非是代表广大的普通劳动者，代表一切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因此，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根本就是搞错了对象。如果说这场论战有其内在合理性的话，只能说是“自由派”中有少数人实际上是新右派，甚至是极右派。他们借自由主义之名对新左派
       进行妖魔化，维护竞争中的强者的利益，压制弱者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在历史上激动过
       无数志士仁人的自由主义。
        (南 君)
       《吃人肉者》： 一个唤醒记忆的作品
       1988年，时值奴隶制废除一百五十周年，法国作家迪迪叶·德伦克思(Didier Daeninckx) 发表应他人之约而写的一部中篇小说，轰动法国，也轰动法国的一个海外领地新喀里多尼亚。其原因是谁都没想到作者会有这样的主题选择。这篇题为《吃人肉者》的作品(维尔地也出版社出版)，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书，而且小说表达手法也是平常无奇，但是它却具有难得的力量：它使法国历史上的一个可耻的事件在法国人的记忆中和在喀纳可民族(新喀里多尼亚的）的记忆中突然又出现了。而这两个民族原来更喜欢把这个事件忘却。
       作品的故事梗概如下：1931年5月6日，在巴黎的万森有个殖民展览会，展出法国殖民地的一些有生命的“明信片”。人人确实能看到的是吴哥庙的复制，越南塔，摩洛哥市场，波利尼西亚的小屋与它的居民，弄蛇者，巫师，跳舞女人，狮子，盛装的柬埔寨女人，一匹长颈鹿，一只鸵鸟等等。展览会的目的在于使人们看到，全地球都有法国的存在，并强调使白人种族“殖民及文明化的能力”获得美好的展示，以便引起“舆论的一致赞同”。
       不过，真正的丑闻在于，展览会展出的一百一十位喀纳可人，作为“地地道道的吃人肉者”，其实都是被“邀请”而来的受骗者，曾被许诺只是来展览会进行民间舞蹈表演从而得以进行文化旅行。他们在努美阿市不过都是一些打工者，其中有巴兰德商店的马车夫、海关职员、司厨长、沿海船的舵手等等。现在呢，他们都受到侮辱和冷落，有的受命挖树干以造独木船，有的受命在一个水潭中游泳并且像野兽一样叫喊，女的则受命光着上身跳舞。这种悲惨的场面当时并没有受到很多声音的抨击，少数的批评仅仅来自超现实主义的宣言、共产党、人权的联盟，还有原籍是喀里多尼亚的一位记者，他发现一个“被展出者”就是他在努美阿的朋友。然而这位姓Alain Laubreaux的记者后来却当上了种族主义报纸的编辑。
       事情还不止于此。开幕式前几天，池塘里的所有鳄鱼或生病或中毒突然死亡，组织者就使用六十位喀纳可人代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欧佛乃尔马戏团的活鳄鱼。一部分男女则被派去柏林、法兰克福、汉堡、莱比锡以及慕尼黑，而且象猴子一样被展示出来。其他人，包括孩子，留在巴黎不得不演出野人的角色。
       作者德伦克思以三十年代巴黎及其精神状态作为背景来虚构两位喀纳可人在城市“丛林”中的狂乱逃亡以及在巴黎地铁中的一个镜头。他的叙述建立在真正历史的基础上，分为两个时间层次：作品的第二声部是在进行关于自治的公民投票，还有此前在新喀里多尼亚法国领土上发生的八十年代骚乱。在作者看来，过去照亮现在。需要提及的还有一件事：一位非常有名的法国足球选手克里斯坦凯(Christian Karembeu)原籍喀纳可，有一位以前被“选择”的曾祖父。他在德伦克思的作品封面上认出了自己的祖先，并激动地向作家坦承他童年时所听到的故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是把那个“远方之旅”美化了。他说 ：“我祖父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非常好斗的。他恨压心头，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在旅行目的的问题上就一直受骗上当……这就等于奴化。当然，事情需要摆到那个时代的情况中去看。它已经属于历史，像南非的种族隔离一样。”　
       在《吃人肉者》中，德伦克思打算给八十年代的“事件”一种理解：喀纳可的耻辱使被记忆力压抑的、甚至被咯里多尼亚的历史学家和教师们所忘却的一段往事，很难从黑暗突现出来了。这本薄薄的书非常杰出地体现了文学怎样通过分析过去而解读现在。
       作家迪迪叶·德伦克思1949年出生于巴黎郊区，当过十五年的印刷工人，1984年曾发表《备查的谋杀》，描述阿尔及利亚进行独立战争时该国在法国的移民游行被血淋淋镇压的事件——而这一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歪曲。此后，作家一直颇受读者欢迎，并坚持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发表了三十多本书，特别擅长用黑色小说的情节来表现社会政治现实，探索集体记忆一类主题。他的有些作品发表在面向青年读者的丛书里。他多次获奖，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世界语、希语、德、意、西、丹、日、捷、俄语以及罗马尼亚文、阿拉伯文，还翻译成其它一些语言，包括像卡特兰这样的少数民族语。
       （F.密西奥 撰 A.居里安 译)
       中国政治改革不宜缓行
       香港《镜报》月刊2000年1月号刊登萧明的文章：《二十世纪留言——中国政治改革不宜缓行》。文章称：根据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可以看清：中国必须先走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之路，求得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个人自由和现代政治民主。然而，政治和经济不是完全隔绝的。邓小平所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并将阻碍经济改革的进行。不过，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社会主义政治基本制度范围内的改革，即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这种改革本来就不涉及“多党制”、“三权分
       立”等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即使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自身的改革在很多方面也显然停顿不前，“党政分开”虽有决议也未很好落实。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搞乱政局稳定；另一个原因，就是外部势力的骚扰和力图渗入，企图在中国内部制造动乱势力，因此而有某种警惕和防范是完全正常的。但这也不能成为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理由，因为这种改革正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
       现在，不仅在一般社会人士中，在知识分子中，就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也大都认为政治改革为大势所趋，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提拔的新一代党政领导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平，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思想。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舆论一律”照本宣科，实际上却抱着自己的主见，隐藏着自己的看法，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并不真正一致。这种干部思想状况确实和以前(八十年代以前)是大不一样了，一有风吹草动难免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
       在目前，特别要注意一种人，这种人平日唯命是从，表现的是一片忠心，善于揣摩领导意图及领导好恶，为领导人抬轿子吹喇叭。他们好像为了保护社会主义而从“左”的方面千方百计地将政治改革与政局稳定对立起来。然而正是这些人，如果形势一旦有变，其转向变脸比别人要快得多，彻底得多。社会主义历史上不乏此种先例，实不可不防。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确有一种正确处理政治改革与政局稳定的关系问题，即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能否争取“双赢”的问题。笔者认为，于情于理，争取“双赢”是可能的。其首要条件就是确定这是一场法制内的(即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范围内的)、必要和可能的、深思熟虑的改革；其次，是根据邓小平的看法，确定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如果把这两条确定下来，便可以依此解放思想，提高士气，寻找办法，果断行事，而不致有畏惧心理，抱“得过且过”思想。凡在此任内应做和能做的事，
       不宜放到下任去，以免弊病愈积愈多，群众情绪愈来愈不顺畅，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甚至增加风险。
       (刘 宁)
       胡长清在“三讲”中竟获佳评
       2000年第5期《半月谈》载钟继轩文，指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堕落，不是一天
       的事。他在湖南就热衷于“搞钱”；到北京工作后，除“搞钱”外，还伪造学历和学位；在
       江西工作几年时间，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还给自己办了假名护照，留下后路。他无论到什么单位，都留下劣迹。为什么这些问题直到案发有关组织都未发现，他还一路被提升呢?
       这说明，我们的体制对高级干部的使用、管理、监督存在着漏洞。
       胡长清在江西工作期间，每年私自外出(出省、出境)达二十次以上，有时开会都找不到人，他
       居然可以不受半点制约；他想从江西调回北京工作，于是跑官要官，到处拉关系，给有关人士送钱、送劳力士手表、白金镶钻饰品等。如果不是偶然因素东窗事发，他的企图没准真能得逞。更令人深思的是，群众早反映胡长清是个“三胡干部”(胡吃、胡吹、胡来)，可在刚刚过去的“三讲”教育中，胡长清却得到了“政治上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好评。老百姓说，这样的“三讲”，还不如不讲。
       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不仅如此，在加强管理的同时
       ，还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要把内部监督、同级监督、上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
       合起来，让腐败行为能够得到及时的揭露和处理。
       (徐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