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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类”是日本作家堺屋太一的发明。这个概念是否合适与恰当？是否过于夸张而且因此掩盖了新一代人很多重要的生活真相？当然免不了引来争论。但这个概念已经在媒体上流传，被很多人姑且用之。它指的是出生于六十年代之后，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一代新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饥饿和瘟疫，他们受到正常的教育，享受富裕的生活，感受飞速发展的技术文明，他们以不同于父兄的方式成长，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这个时代。在中国，虽然尚不具备“新人类”出生的普遍土壤，但在物质环境较为优越的深圳，“新人类”已开始产生，这或许标志着当代青年成长的一种趋向。
       “新人类”走到我面前
       遇到郭耀昆，我一直以为是人生中不多的可以称之为机遇的事情，是这位年轻人让我在来深圳不久就进入了一个有趣得令我着迷的属于社会学的领域。
       记得那是在199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一位年轻人打电话到我所工作的一家杂志社，说几位玩自行车的朋友有心结识记者。星期天上午，当我如期来到杂志社的写字楼门口，远远就看到几个戴着棒球帽的少年等在那里，每人拥着一辆漂亮的小轮单车，正是时常在街头引起我注意的那一群，他们玩的是一种在国外像滑板一样流行的自行车运动，其专业名称叫“Freestyle BMX”，中文也许可以译成“花式单车”。那位给我打电话的小伙子是他们的头，名叫郭耀昆，当然他更愿意别人叫他的英文名字Michael。
       那天上午，我们谈了很久，谈得我自己很兴奋，因为几位年轻人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了解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群族。而他们显然也很兴奋，因为他们其实都还只是孩子，最大的郭耀昆高中才刚刚毕业，最小的一位才上初二，大概从来没有一位大人对他们这么感兴趣，而且这位大人还是一名记者。
       他们的每一点对我而言都显得很新鲜。
       ——他们的打扮看似随便，却透射出属于他们才能理解的精致，色彩与款式的搭配体现着良好的审美感觉，棒球帽沿弯折的角度也透着帅气；
       ——他们玩的东西价值不菲，每辆单车竟价值五千多元，而他们对单车的了解则更加让人惊叹，显然，深圳的富裕不仅让他们有能力获得这些昂贵的玩具，更让他们拥有了发达的资讯和开阔的视野；
       ——他们的谈吐十分成人化，见解也明显与我通常理解的中学生不在一个层次，可以肯定，这些与其说来自家庭，不如说来自无孔不入的电视文化。而电视文化带给他们的另一烙印则是语言能力极强，他们和我说普通话，他们之间说夹杂很多英文的广东话；
       ——他们的举止相当得体，得体之外还充斥着造型感，让人感觉十分舒服。
       几乎只是半天的接触，便让我从感官到思想都为之一振。在此之前，我就读过日本博报堂编写的《日本新生代》和香港学者马家辉写的《都市“新人类”》两本书，当我阅读它们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增长见识的杂览，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离我很远，就像东京、纽约、香港这些大都市离我一样远。然而，郭耀昆们的出现实实在在地告诉了我，这种曾经在世界上许多大都市里出现过的“新人类”在我生活的深圳也在悄然生长，他们依靠深圳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资讯和父兄们创造的富裕，正在以一代人的形式生成，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小——以至于主流学者和官方传媒还不能注意到他们，但是他们正在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壮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除了原住民和移民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他们最终会以自己的存在不仅仅成为城市中的一道风景，更会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这座城市的发展所无法忽视的力量。
       “新人类”的诞生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总会出现不同的青年群落，他们敏感而可塑的心灵总是能最先触摸到时代跳动的脉搏和社会前进的节奏，这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其父兄更能体现出时代的特征。
       六十年代，几乎是全世界都感受到了青年的力量。那个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里，社会物质丰富，青年精力旺盛。当中国青年把“造反派”作为自己的共同名称时，西方青年的脸上竟神奇地写着类似的表情，他们愤世嫉俗，叛逆不羁；他们崇尚英雄，毛泽东、格瓦拉、金斯堡、马丁·路德·金、鲍勃·迪伦等是他们心中最光辉的名字；他们热衷政治，自信有改变社会的力量。当时的中国青年投入“文革”，美国青年反战，法国青年闹学潮，香港青年反英抗暴。那是一个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革命性进步的年代，而生活在这个年代的青年也浑身充满了力量感。
       可是，当青年发现世界终究不是激情所能改变的时候，他们失望了，可是他们依然需要发泄，因为他们仍然充满了力量。于是，嬉皮士产生了，怪异的发型、破牛仔裤、纹身、摇滚乐、迷幻剂是他们的标志，既然这个社会不接受他们的改革，他们就要抛弃这个世界。他们喜欢骑着哈雷摩托呼啸而过，他们喜欢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他们陶醉于性爱之中。1969年在美国纽约州的一间农场举行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则是嬉皮士最盛大的庆典，整整三天三夜，五十万青年冒着滂沱大雨在泥泞中参加这个露天摇滚音乐大派对，这种公社化的大聚会把嬉皮的理想“爱与和平”表现到了极致。
       随着六十年代的消逝，人们走进了没有什么意思的七十年代，电脑的普遍应用、信息的膨胀、社会分工日渐细微、对高度专业化人才的大量需求、不制造有形产品的服务业在社会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些东西在使青年日渐富裕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地消磨着他们的激情，他们关注的世界越来越小。嬉皮士蜕变了，他们和自己的小兄弟一起变成了一个全新的青年部族，人们模仿嬉皮士这个称呼给他们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雅皮士，而他们昨日对社会的所有愤怒在今天只剩下了西装下面偶尔会出现一下的胶鞋和牛仔裤。进入八十年代，信息对人的包围与侵略成了社会的主要特征，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成长中的青年与机器交往的时间大幅度增加。这一系列的时代特征使得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与过去又有了很大不同，只是像嬉皮士那种得到全世界认可的界定已经很难出现。
       当然，许多专家和学者也在试图总结这一时代的青年，在这些人中，以日本作家堺屋太一发明的“新人类”一词最为深入媒体(有趣的是，这位作家在不久前组成的小渊内阁中出任了经济企划厅长官)。尽管这是一个日文词汇，但不用翻译中文读者也能对其含义了然于心，所以，在香港台湾等地都对“新人类”实行拿来主义，照直搬用。按照堺屋的解释，“新人类”应该出现在比较富庶繁荣的大都市，在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都有“新人类”的出现和存在，同物质的富足相对应，“新人类”更依赖文化的发达和社会的开放，所以，在十分富有的沙特、文莱等国，就无法产生“新人类”。“新人类”在各个国家出现的时间早晚不一，在日本，堺屋太一给出的时间划界是1965年以后出生的青年。在深圳，“新人类”的产生应该稍晚一些，大约以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为主体。
       当然，除此之外，“新人类”的产生还有一系列的微观条件，例如家境良好，教育正常，健康状况良好，身体形态没有异常等等。总之，“新人类”是发达社会里的正常产物，而不是一种变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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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消费动物
       如果让“新人类”和旧人类(旧人类不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只是临时用来指称不同于“新人类”的所有族群)站在一起，他们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如果要问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答案只能有一个：消费态度。
       对于旧人类来说，消费只是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面对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他们总是显得无可奈何，他们并不明白许多同类商品之间的细微差别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拥有最好的电视，却从来没有用过“丽音”和“画中画”的功能，而更多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没有用处。旧人类就是有钱，也时常陷入“选择的困境”，有钱也不知道怎样将钱高质量地花出去。
       可是“新人类”就不同了。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日趋丰富的时代，中国不断成长的消费文化正好和他们的成长同步，所有产品的营销诉求几乎都是针对他们的趣味。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不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总想让自己的生命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他们更多地想的是从这个世界得到点什么。
       他们给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消费。
       他们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也是消费。
       人们最容易在各种流行的消费场所看到“新人类”的身影，比如在一些价钱不贵的运动服装专卖店、各种独具情调的夜店、电子游戏厅、运动场所、一些很“小众”的俱乐部以及许多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地方。
       在不了解“新人类”之前，说起消费，人们容易想到的是那种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荒唐行为，只有认识了“新人类”，人们才会对消费本身有个不一样的认识。“新人类”通常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有足够多的关于消费的知识，他们会不停地进行关于消费的思考，还有，他们对于搜索自己喜爱的消费品具有无比的耐心，他们会把每一个铜板用在自以为最有品味、最有质量的消费上。
       一个个案——高加索
       高加索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的身上具有所有“新人类”的特征，但这里只说他的消费，而且只集中到一点——穿着，不是他全部的穿着，只是一个寻常日子里的家常装束。如果是一位四十几岁的人见了他，甚至会觉得“这个小伙子挺朴素么”。可是，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场合，高加索谈起了他身上的装备，我们才知道他是怎样“武装到了牙齿”：
       “先说裤子，这是李维氏501，牛仔裤名牌中的名牌，因为这一型号出现的时候拉链还没有诞生，所以它的‘前门’至今用的仍是扣子。这条裤子是在深圳西武买的，价格500元人民币(当然，现在已不是这个价钱)。
       “上身这件T恤也是李维氏的，和老范(在场的另一个人)那件不同，我这件是加利福尼亚产的，老范那件是韩国产的，这从唛头上很容易看得出来。国贸上面原先有个李维氏专卖店，我是从那里买的，价钱不贵，人民币320块。
       “还有皮带，这是美军沙漠迷彩帆布腰带，真正的军用品，是我在信中军用品专卖店买的，十块美金一条，由于它是无级收放的，在战场上可以当止血带用。”
       “手表”，说着，他扬起左手，那是一块很普通的旧表，“这是一块六十年前的欧米茄，它的表面略小，但不是女表，而是一块童装表，古董表是我比较在行的领域，我有四块古董表，至于这块表的价格，在瑞士，它的价格应该在三千到四千瑞士法郎之间，我是花了两千多块人民币找到的。”
       “鞋子很普通，牌子是美国的，但在中国做的，按规定应该全部外销，但厂家总要多做一些在国内卖，所以我不说它的牌子。价钱是150块一只。”
       “还有钱包，好吧，就说钱包。”他从裤兜里掏出钱包，又摘下挂在皮带上的链子，递给我，“钱包是哈雷·戴维逊的，人民币400块一个，链子前端那个扣是我另配的，它原来属于一只沙驰皮包，一般的扣是镀铜的，但这只扣是纯铜的，还有链子两端的环，是我从夏威夷短裤上拆下来的。”
       听罢这些介绍，也许别人会对高加索产生花花公子式的印象。其实，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并没有很多钱，他的家不在深圳，加上没有上过大学，来深圳闯荡并不容易，很经历过一些睡电脑房，吃方便面的日子，后来混迹于印刷、广告等相关行业，也都是凭本事吃饭，靠辛苦赚钱。也就是愿意把自己打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所以，赚了点钱，他就把自己如此装备了一番。
       也许，从高加索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新人类”的一个活动身影。这当然不是“新人类”的全部。“新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消费的丰富与多元。如果说一定要对他们的消费行为有一个界定，或许可以概括出下面一些特征。
       ——他们是精致文化的拥护者。他们永远不会让头发不加整理地出现在别人面前，不会只有一条皮带，对服装的区分远不止是休闲服和运动服这么简单。比如看足球，他们一定会穿上自己拥护的球队的队服；如去夜店，他们的穿着一定会适合那种鬼影(或魅影?)攒动的气氛；如去海边，他们一定会把自己装扮成阳光少年。
       ——他们最怕和别人不一样，但更怕和别人一样。就拿牛仔裤来说，当别人穿“Lee”，穿“苹果牌”时，他一定要穿“李维氏”；如果别人都穿起了“李维氏”，他一定要穿“501”；如果“501”也无法出位，那就只好再去找纪念版，找“BIGE”。
       ——他们消费各种与原始功能无关的附加值。比如说，在买下一部几千块钱的手机之后，他们会再花几百块钱买最好看的皮套和可以更换的彩壳。比如说，在买下一部摩托车之后，他们会舍弃最有用的尾箱，而安上一根没什么用处的金属天线。
       ——他们喜欢高档，这自然不需要理由。他们也能迁就低档，因经济条件时常不允许他们面面俱到，但他们绝对讨厌中档，因为这样做既不能满足消费的欲望，又要花费不多不少的钱。
       ——他们不怎么积蓄，因为他们无法积蓄。在一笔收入尚未进帐的时候，他们就早已规划好了它的用途。当然，偶尔也会看到他们省吃俭用去存钱，但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手中多了一件足以炫耀的东西。
        没有用，也要有
       当我们历数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成果，“信息”无疑会成为最抢眼的词汇了。因为中国二十年来的变化绝大多数是程度上的，而只有信息，才具有跨越时代的意义。
       在七十年代，人们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早晨六点半的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以及晚上的《参考消息》。到了八十年代，电台报纸之外又多了一样电视。到了九十年代，事情不一样了，以卫星电视、移动电话、互联网和消费类资讯杂志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手段与工具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这时的中国，才开始真正与世界同步。
       而“新人类”就是在这种信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与他们的父兄不同，他们的心里没有往昔岁月留下的烙印与惯性。曾有一位互联网的在线服务商介绍说，要说服旧人类上网，相当费事，不仅要告诉他们，这件东西很有用，能传递信息，能帮你赚钱，还要强调这东西用起来一点都不难。而对于“新人类”来说，你只要告诉他们互联网在世界上的普及程度就行了。对于他们来说，信息已不仅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新人类”对信息的基本态度是：没有用，也要有。
       为了占有更多更新的信息资讯，“新人类”对信息首先表现出一种工具狂热，对于每一种信息的媒体和载体，他们都表现出了比信息本身更大的兴趣。每出现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工具，他们就会立即加以掌握。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拥有寻呼机、手机、电脑，而且对于这种工具有一种永不停步的追求。他们不会埋怨“这世界变化快”，因为紧跟时代正是他们异于父兄的精神优势，他们会对媒体和载体的细小差别了然于心。比如说杂志，许多国外的流行资讯类杂志都会出本土化的版本，就拿法国的女性时尚杂志《ELLE》来说，在深圳能看到它的三个中文版本：上海版、香港版和台湾版。在多数人眼里，会觉得它们没什么差别，但在“新人类”看来，它们的容量、版式、广告、印刷、本土内容都有着很大不同。所以，在深圳的博雅商场，这几种版本的销量迥然有别。
       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一个事例是他们对手机的态度。“新人类”绝对是手机的拥趸，并对最新款的手机有着持久的热情。最近，北京、上海等地开通了传送质量更为可靠的CDMA移动通信网络，而GSM网络也开通1800频段，人们可以通过使用双频手机在两个频段中自由选择。这些专业化很强的内容在“新人类”眼中立即变成了最酷的资讯，他们不仅议论这些东西，而且开始检讨深圳的通信事业以及自己手中的电话。
       由于“新人类”对于信息的态度早已超出了工作和日常生活所应有的需求，所以，人们已经无法像对传统人群那样，根据谈吐去分辨其家庭、教育、职业背景。一方面，他们关心的东西有一定的趋同性，他们总能找到一些类似的话题，他们对生活当中出现的一种趋势性的、潮流性的内容总有着差不多的兴趣。记得有段时间，香港出了一本杂志，叫《Items》(品目)，杂志曾在博雅商场放在柜台上供人免费取阅，杂志以提供专业的消费资讯为主旨，办得十分好看。开始，我以为它只引起了少数人的兴趣，后来才发现，它几乎引起了所有“新人类”的关注。至于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传递这一信息，只有天晓得。
       在话题趋同的同时，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不太关心，而自己特别关心的领域。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这部分知识一定要特别专业，专业到能背下许多无关紧要的数据、名称为止，而且名称最好是英文。所以，和他们在一起，你绝对不能提供那些似是而非的知识，那样很容易成为令他们取笑和鄙视的对象。记得有天晚上，一位记者朋友采访南海舰队回来，聊起采访的见闻，在场的一位小朋友很快接过了话题，谁也没有想到，他对这支舰队的舰种、总吨位、巡航能力、武器配备等了如指掌，结果，这位记者反而成了听众。据他说，这位从来没上过军舰的小伙子对南海舰队的了解不仅具体，而且绝对准确。
       信息资讯在“新人类”的生活中到底占有怎样的位置?也许，我的邻居东东颇有一些代表性。如果纯看简历，东东的工作和信息没什么关系。东东今年21岁，两年前刚从一个由中学改成的中专学校毕业，在学校学的是旅游，毕业后换过几次工作，如今在一间公司里打杂，认真说起来，他的工作基本上不需要任何资讯。但是还在读中学时，东东就对各种电子电器很有兴趣，特别是对各种与信息有关的机器更是情有独钟。上学的时候，家里给他买了一个传呼机，工作以后，他用攒下的第一笔钱买了一部手机。去年又自己装了一部586多媒体，把父母前些年给他买的386给淘汰掉了。今年，深圳的电话公司推出了第二部住宅电话减半收费的政策，他又花钱在自己的屋里加装了一部电话，电话线进屋后一分为二，一头连着电脑，一头连着传真机。虽然经常听东东在电话里对别人说“你Fax俾我(英语夹粤语：你传真给我)”，但可以肯定，不会有太多的文件从这台传真机里吐出来。
       东东没有计算过自己有多少时间花在资讯上，但只要了解一下他每天生活的内容，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他要看三份报纸，每天上午在办公室里看《深圳特区报》，其中的广告是他最关心的内容。周一和周四他要看《足球》报，足球是他的业余爱好。周四还要看《南方周末》，他通过这份报纸了解国情。他也看杂志，但只看进口杂志。他一个月大约要去两趟“博雅”，那里有大量的进口杂志，特别是有几种港台杂志他是每期必买。虽说杂志的周期要慢一些，但杂志有杂志的优势，杂志的精美、全面、深入，以及阅读时的那种气定神闲，都是不可替代的。另外，他还参加了一个读书俱乐部，那里可以借阅一些港台报刊。他有时会看电视，主要看卫视音乐频道Channel V和卫视体育频道ESPN、CCTV5，有时，也看香港明珠台的“930”。此外，就很难归纳他到底爱看什么。一般来说，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他都会看一看，比如说他对选美不感兴趣，但香港选港姐、选亚姐的直播他一定会看，因为有些事情可以不喜欢，但不能不知道。
       此外，他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活动，就是每周要去一趟电子市场，去各个摊位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令自己感兴趣的翻版软件，体验一下潮流趋势。而占据他最多时间的信息通道则是上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都要打开电脑，去网上看一看，至于上网干什么，别人无从知晓，他自己也无意透露。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网上的时间很多，因为他选择的付款方式是300元包月，不限上网时间。据他说，只要时间允许，他愿意通宵都在网上。在周末，他就时常用这种方式犒劳自己。
       当然，做这些事情要花掉不少钱。每个月买报纸会花去几十块钱，买书买杂志会花去一百多块钱，读书俱乐部的会员费一个月要30块钱，手提电话约250元，电话费加拨号上网费用约400块，简单算起来，一个月的固定支出接近一千元。对于月收入只有两千多块的东东来说，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支出。虽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信息的高投入早晚会产生高额回报，但东东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他压根就不认为这是一种投资，他觉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消费，它就像吃饭一样，你会认为吃饭是投资吗?
        不会玩，不如死
       “新人类”爱玩，不管肩上担负着怎样的责任，他们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生活乐趣。
       “新人类”会玩。爱玩算不上长处，但会玩才显得与众不同。
       我有一位名叫大城的朋友，最近和他的“新人类”女友分手了。说起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大城一脸复杂的表情。这位老兄事业有成，身家不菲。按照玩笑的说法，顿顿吃龙虾都不成问题。没有想到，他和女朋友的问题首先就出在吃上。
       一般来说，情侣约会，少不了吃饭。起初，上酒店，吃大餐着实让她满足了几天，可没过多久，她就厌倦了，她对于大城在约会上缺乏新意的表现有着显而易见的不满。后来，她干脆取消了大城的发言权，由她出主意四处寻味。今天是到某某小店喝汤，明天到某某餐厅吃粥，后天又到某间面馆吃一种特别的饼……每一种味道都很精彩，而价钱却是出人意料的便宜。最令大城叹为观止的是喝咖啡，原先，他们总是去酒店的咖啡厅或专门的西餐厅，可这位女孩告诉他，只要是在非繁忙时间，去麦当劳找个临窗的座位，看着穿梭的街景，啜着咖啡，感觉一样不错，而咖啡的价钱却便宜到只要6块钱一杯。总之，大城的感觉是，她好像上过一所专门的学校，专门学习这些古怪见识。
       如果说吃的问题还能凑合，玩就有些令她不能容忍了。她看不惯大城每次去酒吧除了太阳啤就什么都不会点，看不惯他打保龄球时一点也不潇洒的姿式，看不惯他没有一样可以一展身手的运动项目，看不惯他对城中的新奇去处一无所知。说实话，她想教他，他也愿意学，但这毕竟不是短时间的磨合就能解决，最后两人还是分手，一了百了，大家各自回归自己。大城自我解嘲，一场恋爱让自己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种“富饶的贫困”。
       他们之间有条沟，虽然没有人给这条沟取一个恰当的名字，但许多从内地来闯深圳的知识青年都感觉到了，自己与深圳成长起来的青年之间有着一道很难跨越的鸿沟，这条沟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玩”。对“新人类”来说，玩绝对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他们不仅要玩出新鲜的感觉，玩出专业的水准，那些城中最热、最酷的活动总是最先吸引他们的注意。玩是他们标定自身社会座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于“新人类”贪玩的特征，旧人类不仅在信息上显得闭塞，在观念上也很难认同，他们总认为玩是不误正业，是小题大作，认为一旦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表现出原则性的态度，一定会导致在原则性问题上采取非原则性的态度。然而，“新人类”的理解却是截然不同，他们觉得：如果你用专业的精神去玩，也许你就会在玩中发现你的专业。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在深圳这块特别的土地上，一些千奇百怪的兴趣和事业都如同杂交水稻一般成长起来。
       在这方面，西蒙无疑是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早年随父母移民深圳，算是在深圳长大的孩子。他在深圳大学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毕业后分到了一间国营公司，因为工作比较清闲，他私下里总在开展着自己的事业。他开过面包店，倒腾过进口武器模型，染指过雪茄生意，代理过北京一家著名周刊的南方广告与发行业务，如今自己还开着一间一个人的小公司，业务据说开展得还不错。
       不过，在提到他的这些事业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他的“玩”。
       西蒙的兴趣很多，有些爱好是从小就有的。比如说，他爱玩模型，不是那些能飞能跑的航模车模，而是一种来自境外的船模。这种模型买来时只是一堆木条、铜钉棉线和帆布、大炮，通过他灵巧的双手、专用的工具，再加上无比的耐心，就可以组装成一艘艘美轮美奂的仿古帆船。这项活动是一种极好的娱乐，他能体验到一种属于上个世纪的手工业文明的乐趣。为了组装其中最复杂的一艘，西蒙断断续续地花了四十个晚上。
       和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汽车，虽然他只有一辆本田摩托，但每年的珠海车赛他都要去看一看。如今，珠海已经有了一座国际水准的赛车场，西蒙更留恋早年的街道车赛，他曾经向朋友这样形容观看街道车赛的体验：面对从眼前飞驰而过的赛车，你能听到那冲击耳膜的撕裂般的轰鸣，能闻到轮胎摩擦地面飘来的橡胶焦糊味，甚至会感觉到车轮扬起的细沙粒击打在脸上，那是一款“色香味”俱全的赛车大餐。现在，珠海赛车搬到了设施完善的场内，人也搬到了高高的看台上，看赛车越来越像看电视，西蒙不太喜欢。
       当然，要说喜欢，西蒙的最爱应该说是酒吧。几乎深圳每一间新开业的酒吧里，都能看到他那健硕的身影。多数时候，他只会要一支小瓶啤酒或是一杯金酒，慢慢品味，但兴致高时，也会上演一些只有“吧蝇(Bar Fly)”才会玩的游戏，他会为朋友们每人叫一杯B—52，当酒保用打火机点燃排成一列的酒杯，那情景真有些像轰炸机起飞的样子；或者是自娱自乐地叫上一杯墨西哥龙舌兰酒，然后吮一口柠檬，含一撮盐，再将酒一饮而尽，这叫“Tequila—Pop”。而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叫上一杯“星球大战”，这是一种号称能醉死公牛的鸡尾酒，喝这种酒能让他在最低潮时对自己恢复自信。
       几乎所有认识西蒙的人都有种感觉，他总在玩着，就在这玩的过程中，而他的事业也像月季花般不停地绽放着。
       ——他儿时喜欢的帆船模型成了一本时尚杂志的邮购商品，当然，西蒙是邮购的合伙人。而与这些模型同一厂家生产的古枪炮模型则摆上了深圳许多精品店的柜台。至于西蒙是怎样把这些西班牙的玩艺弄进来的，仍是一个谜。
       ——他曾为北方某著名周刊做过一段广告和发行代理，而他的推广手段令人耳目一新，每期刊物出来的同时，他要求杂志社将封面专题多做一个报纸版，提供给当地一间主要报纸，以合办栏目的方式在这份报纸上同步刊登。此外，他还与当地电台一位著名主持人合作，每周就这个话题做一个谈话节目。等于是不花一分钱，就打响了这份周刊在深圳的知名度。
       ——现在，他自己成立了一间一个人的小公司，公司的业务很杂，其中绝大多数项目和他的娱乐内容息息相关。他喜欢酒吧，也喜欢音乐，他拥有几百张原版CD，对现场演出更是如醉如痴，为了让自己喜欢的酒吧里能响起自己喜欢的音乐，他穿针引线，曾经把“鲍家街43号”乐队、上海爵士乐手COCO、广州歌手王磊等请到亨利酒吧、硬石餐厅等地现场演出。他爱看电影，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演前，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最后，他与一间通信公司合作发行了一套包装精美的纪念电话卡，一时间，这套卡片成了深圳集卡市场的抢手货。
       当然，西蒙至今也没有发达，更没找到一个让他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但他并不着急，因为他还年轻，他才二十几岁，还是一个贪玩的年纪。
       不一样的价值空间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风靡全国，以致于到了年底，几乎所有传媒在对这一年的文化现象与思潮的述评中，都不能不对它提上一笔。可是，在深圳的“新人类”中，对它的反应却极其冷淡，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说不?如果说这是政治，那就让政治家去说吧，老百姓说了也白说。如果说这是生活，那就更没法说“不”了。
       无疑，在中国的版图上，没有哪一个城市的生活比深圳更贴近世界了。由于毗邻香港，深圳“新人类”基本上是在香港通俗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看香港电视，读香港报纸，书店里有着最新的港台书籍和杂志，奥斯卡奖颁奖晚会后的一周之内，获奖影片的翻版VCD就会出现在深圳街头。由于香港的国际化色彩，深圳早期的崇洋是无法避免的。可是，随着长期的耳濡目染，所有的冲动与狂热都将归于平淡。等到“新人类”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了解已经变得十分具体，他们不会再对“外国”的事情进行概念化的理解，不会抽象地认为美国如何，日本又如何。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谈论纽约、东京、香港时，会像谈论北京、广州甚至东莞一样，有一副既不自卑也不自大的平常心。
       一般来说，他们会比别人更注重所有贴着洋标签的事物的本来面目。由于经济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外国货都在内地被视为奢侈品，但“新人类”绝不会轻易地“见佛便拜”。比如说在内地很流行的M＆MS巧克力，“新人类”就知道它在美国属低档货色，他们也许会买来吃，但不会拿来送礼；比如说麦当劳，尽管他们经常去吃，但不会用来请客，更不会把它当作享受。对商品如此，甚至对人也一样。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就对你另眼相看。有一位“新人类”曾对我说，他很看不惯深圳几个英语俱乐部里经常出入的那几位老外，这些人多数都是不适应西方主流生活的懒汉，来中国说说话就算工作，还有内地来的女大学生投怀送抱，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中国文化崇拜者”。
       当然，“新人类”对世界的了解表面上看是精神的，但其底蕴却是物质的，是侵入到生活每一个细节的物质，才使他们真切地体验到了地球村村民的感觉，并令他们不再想割裂这种业已存在的“世界与你同呼吸”的和谐关系。
       当我们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外国人饭后分帐的场面，心里多少会有一些排斥。可是，如果和“新人类”在一起，这种情景就会多到司空见惯。记得曾经采访一个“新人类”组成的一个业余乐队，结束的时候他们要请我吃饭，吃完饭，帐单送来，他们四个人同时掏出了钱包，不是争着付帐，而是一人出一份，AA制请客。他们的主音阿Paul告诉我，平时大家吃饭从来都是AA制，有时需要请客，也是谁的朋友谁出钱，今天我算大家的朋友，当然就大家一起A请了。
       这是一支从中学就开始形成的乐队，大家断断续续在一起合作了有三年多了，后来虽然大家各有各的工作，但一有时间就会凑在一起，练练琴，或者是去朋友开的酒吧客串演出。乐队的收入不多，大家在一起支出也有限，但这有限的收入和支出始终坚持AA制，所以，大家虽然会因为音乐争执，中间也有个别成员退出和加入，但因为没有经济因素掺杂进来，合作总算比较愉快。
       这支乐队只是“新人类”的一个缩影，经济上的AA制只是他们交往方式的一个侧面。在这种冷漠的表象背后，是他们对自我的高度重视，以及衍生出的对别人的尊重和漠不关心。
       所有的影响都不是单向的，国际化的环境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冲击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也为他们的成长加入了丰富的资源，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更多的通道。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单车少年郭耀昆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好例证。
       郭是1988年开始练花式单车的，原因是他在香港电视上看到了出神入化的花式单车表演，那一年他上初二。他自己练了好几年，直到1993年，事情才发生逆转。那年夏天，一队外国车手来深圳表演，郭和几位伙伴操着并不流利的英语主动与他们接触，这些车手很喜欢他们，临走时，车手们送了他们一些杂志和录像带。按照杂志上的地址，郭找到了花式单车最有名的厂家GT，通过与GT的传真往来，他又找到了GT在香港的代理商。通过电话，他们向代理商定购了几辆GT，并使用一位家长的外汇信用卡付了帐，然后，这位代理商就通过罗湖口岸，把这些车一辆一辆地送到了他们身边。
       中学毕业后，郭耀昆没有去找工作，他决定就此投身自行车这一行。他去过香港，亲自接触了香港代理商，又通过互联网一直追踪着自行车业的最新进展，并和美国的GT等几间公司一直保持电子邮件往来。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在今年取得了美国GT的国内代理权，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在不了解的人眼里，会觉得他们是很难把握的一群，观察他们的成长，人们无疑会注意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人生节气被彻底地打乱了。在很小的时候，他们早熟；在长大之后，他们却像个孩子；在该读书时，他们早恋；在该结婚时，他们却又独身；在该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呆在家里；在该工作的时候，他们却不喜欢去做那些被长辈认为“正点”的事情。
       可是，这毕竟只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看法，它代替不了具体的了解。
       从“新人类”的成长过程来看，环境和条件已经与过去很不一样，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金钱的作用凸显出来，个人的力量日渐渺小，英雄主义走向末路。而在家里，“新人类”通常是独生子，他们更多的业余时间是与电视、漫画、电脑以及各种各样的机器一起度过。同其父兄相比，他们接受的不再是单一的教育，这一方面让他们的价值观迟迟无法定型，但同时也没有让别人思考出的结论太多地强加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总是在具体的物质生活中细心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感受，他们细腻、敏感，专注于许多具体的事情。这既令他们显得少年老成，但也让他们明显地缺乏人生必不可少的目标感。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生活被纷繁复杂的内容填得满满当当，但是，一个最传统的问题——长大做什么——却是常常到了长大以后也没弄明白。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会长期处于人生的一种预备状态，他们的青春期延长了。他们总在学着什么，他们总在做着什么，但总是缺乏一种坚定的行动意志。
       总体上说，他们没有父辈那么强烈的进入社会主流的欲望，但紧紧追逐时尚潮流。他们很愿意与众不同引人注目，却并不介意一种边缘状态。从宏观上来说，他们不喜欢忧国忧民，他们成长在一个社会加速发展的时代，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危机和灾难，所以不喜欢把一些局部的毛病理解为全局性问题。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十分积极，对时代的估计远比老一辈乐观。而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通常不会有太强的权力欲，他们绝大多数人愿意成为工具型人才，他们愿意在一些十分具体的位子上做一些十分具体的工作，他们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
       当然，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们也会不顾一切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不会像别人那样思前想后，他们觉得想做就去做，这是一件最自然的事情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追求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对于旧人类来说，目标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成功，能发达，他们并不介意做的是什么。而“新人类”则恰恰相反，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件事情自己是否喜欢”，至于这种“喜欢”来自内心天然的志趣还是来自文化消费工业的塑造，他们并不深究；至于能获得多大的名声，能赚多少钱，对于他们来说往往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深圳，有许多“新人类”开设的趣味小店、办的一人公司以及各种各样工作室等，不一定赚很多钱，做得极其投入。
       “新人类”最成功的应该算是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作为个体，他们可能算不上日常所说的“公关高手”，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公共关系”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内涵。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强调个人的年代，他们十分清楚哪些是公众的范畴，哪些是私人的范畴。比如说，很多好朋友，在一起很多年，却不知道对方的父母在单位里担任什么职务。什么可以知道，什么不必要知道，这已经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而正是这种默契，使他们在人际关系方面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言人。
       观察“新人类”的生活，还有一种情景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他们喜欢在一起“疯”。这很容易让经历过插队、参军等经历的人想起那种不分彼此的集体生活。不过，“新人类”对这种集体生活已不存在那种乌托邦式的情结，他们把这种乌托邦式内容留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之中，他们时常会有一些小规模的聚会，比如说一起去酒吧，一起去运动，一起外出做各种好玩的事情。总之，用他们的话是一起Happy，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玩得很疯，会不借助酒精就进入一种酒神的状态。可是，一旦离开这个特定的情境，他们绝不会对人际关系抱有太多的日常期待。
       总之，“新人类”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本身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不定型就是他们的经典形态。本文只是一篇浮光掠影的观察手记，既不全面，更谈不上深入。而关于“新人类”更准确、更生动的描述，相信他们自己会用不断扩展的存在和延伸的历史，亲自告诉每一个人。
       苗凡卒，记者，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智慧之旅》等。
       参证文本：
       霍布斯鲍姆论青少年文化
       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新潮通俗文化，其实是西方的“青少年文化”(Teenage-culture)。英国知名思想家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里指出：
       现代社会中离婚、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绝大多数是单身母亲)泛滥的现象，显示着两性之间的人伦关系陷于危机；而全球各地兴起的一股青少年强势文化，则指向世代之间人伦关系的重大转变。青少年作为一支具有强烈自我群体意识的族群，年龄层从青春期发育开始一直到二十五岁左右，已经发展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动因——发达国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动，更比上几代提早数年。这一代为唱片业带来了巨大财富；75%—80%的总出片量——总而言之就是摇滚者音乐——全部被十四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消费者买去。六十年代，各种文化异议边缘分子期待的政治激化现象，也由这个年龄层的男女一手包办，天地之间，唯我族群独尊。
       青少年一族的成员虽然一直在变——通常一个人能够跻身所谓学生“代”的年限，往往只有三四年极短的时间——但是后浪推前浪，它的座位始终不空，一定有人填。这种青年自我意识增长的现象，日益为社会所觉察。而商人自是不遗余力，大肆欢迎。至于老一辈人，虽不情愿，也只有勉力接纳。青少年与父母师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升高，因为后者依然坚持将他们当作小孩看待，可青少年自己却觉得已经长成了。
       欣欣向荣的化妆品业、护发用品业、个人清洁品业，受年轻消费者欢迎不暇。因为年轻一代代表着一股极为集中强大的购买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科技惊人发展，吸收学习能力强劲的年轻人，自然比年长保守者占上风，或至少比适应能力已渐僵化的年龄层占有极大的优势。美国的IBM，日本的日立，不论其管理阶层的年龄分布如何，新电脑、新软件的设计人员，却都正当双十年华的时期。虽说这些机器程序的设计，都是以“傻瓜也能用”为原则，可是对那些不曾和新科技一起成长的那代人来说，显然比新生一代吃亏多了；孩子们如数家珍，父母却完全没有概念的新事物新知识越来越多，相形之下，父母所能教给儿子的东西仿佛越来越少。两代之间的角色，似乎来了一个大翻身。
       都市青少年文化还有一项与众不同的特质，即其惊人的国际化现象。牛仔裤与摇滚乐，成为现代摩登少年的标志，成为注定将变为多数的少数人的记号。这种现象，不独一般正式容忍它们存在的国家为然，就连前苏联的青少年，从六十年代开始至今，也纷纷追逐这股牛仔摇滚之风。有的时候，摇滚歌曲中的英文歌词甚至无须翻译，同样可以令青少年如痴如醉。此情此景，反映了美国通俗流行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霸权地位——披靡全球，所向无敌。
       少年市场于五十年代中期首度被商人发现，掀起了流行音乐工业的革命；在欧洲，则彻底改变了以大众市场为导向的时尚工业的面目。英国的“十五少年潮”(teen-age boom)，即在此时开始，主要基础是来自都会中骤然集中的一批收入颇丰的年轻少女，她们拥入不断扩增的写字楼和商店工作，手上可支配的收入往往比少年男子为多，再加上当时女孩子尚未染上传统男性特有的花费习惯——烟酒——因此她们用在其他采购上的能力自然更为可观。少女们“雄厚的消费实力，首先在以女性为主要对象的行业上显现出来，如女衬衫、裙子、化妆品及流行歌曲唱片等等”。至于流行歌曲演唱会广受少女的欢迎更是不在话下，她们是会场上最招人注意也是嗓门最尖的一群。
       这种现象，并不只限于工业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口都比以往年轻了。在大多数出生率始终居高不下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于二十世纪下半期任何一个时期中，都有五分之二到半数国民的年龄在十四岁以下。不论他们家族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生活中传统网络的制约有多强大，新一代人口如此众多，两代之间在人生的经验期望上，无法不存在一道巨大的深沟 。
       青少年文化就广义而言，成为新时代人类文化革命的母体，其内涵包括了风俗活动的规则，休闲方式的安排，以及日愈形成都市男女呼吸主要空间的商业艺术。因此这项文化革命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色：一方面它是通俗的、平民化的；一方面它却又是主张废弃道德的。这两点在个人行为上尤为显著，每个人都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外界的限制规范处于最低点。但在实际上，人人却又摆脱不了同辈及时尚的压力，众人的一致性反而不比以往为低——这一点，至少在同辈之间或次文化群体中是如此。
        (陈敏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