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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代为何全球性左倾?
       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著作《极端的年代》由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本书回顾与分析本世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消长的百年历史，颇受知识界注意。该书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市场无法自动调节和自我修复，唯苏联以计划经济在大萧条中幸免于难，国力大增，使自由知识分子都对社会 主义大感兴趣。“计划”成了欧美时髦词语，各国都拒绝哈耶克的“自由化”理论而信奉凯恩斯的经济规划与政府干预理论，加强关税等各种保护和控制措施，如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扩大内需和公共投资政策便是典型一例。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社会矛盾激化(欧美失业率达20%至40%)，法西斯思潮席卷欧洲，除英国及北美几个小国，欧洲大陆民主宪政政府从三十五个很快减少大半。选举被纷纷取消，极右派军人、官僚、贵族如佛朗哥、墨索里尼等上台掌权。希特勒靠镇压社会民主党夺权，并迅速与日本签订“反共产主义”联盟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全球性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联合，共同反对法西斯。不仅是苏联充当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而且欧洲各国共产党也成了地下抵抗运动的主力，使共产党威望大增，在很多国家都成为第一大党，颇受知识分子欢迎。
       作者在该书中也对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严厉批评，包括指出在三十年代全球性左倾的时候，苏联也出现了“大肃反”等人权不良纪录。但作者同时指出所谓“市场自由”在遏制资本垄断及过分投机方面软弱无力，是导致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以及全球知识分子思潮向左转的直接原因。
       (陈敏)
       金融危机是文化危机的反映
       汪丁丁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8年4月号发表题为《金融危机，道德自律与转型期文化传统》的文章，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反思。
       文章称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拓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密切关联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挑战。
       汪丁丁认为：金融固然归根结底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于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托于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没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于“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的那种制。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 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 contracting)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
       汪丁丁更进一步断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其性质是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作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于在短期内形成。于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市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个说法叫作“杀熟”，就是指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着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市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不会有什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也没有资格说“金融”。
       (吴必)
        伯林谈多元与自由的差别
       英国思想大师以撒·伯林一直自称为一位多元主义者。台湾正中书局的《以撒·伯林对话录》一书中，伯林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伯林认为：多元论与自由主义并不相同，甚至不是重叠的观念。有些自由主义的概念并不是多元的，多元论者认为，既然道德与政治问题，或任何有关价值观的问题，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最终答案，更何况人们所给的答案——人人都有权给答案，又大相径庭——那么生活中就必须为那些可能出现的不同的标准留有余地。倘若人们想避免毁灭性的冲突，各方就必须相互妥协。无论多么不情愿，最低限度的容忍是必不可少的。
       伯林还指出：某些道德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价值观是相互冲突的，狼和羊不可能享有同样的、完全的自由；正义和怜悯、认识和幸福也都会冲突。那种认为人类的所有问题，例如如何生活的问题，都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观点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某些人类的价值观是无法撮合与调和的，因此必须有选择的余地。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制度来保证人们在最大程度上可以追求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同时也保证没有人会强迫人们做与他们道德准则相悖的事情。在多元化的自由社会中，人们不回避妥协；如果妥协达不成，可以用交换的方式来代替，这些东西给多少?那些东西给多少?多少平等?多少自由?多少正义?多少怜悯?多少仁慈?多少真理?认识与幸福常常是不可结合的。一个人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不会因为了解自己的病情而感到高兴。被蒙在鼓里可能减少了他的自由，但无疑会使他高兴一些。这就意味着认为存在着最终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的观点缺乏一致性。那些相信完美世界可能存在的人们，势必认为付出任何代价也不算昂贵。他们相信，如果必须流血才能创造这种理想的社会，就应该流血，无论谁流血，流多少血。你必须打碎鸡蛋才能做成这样一盘无与伦比的炒蛋。但一旦人们形成了打碎鸡蛋的习惯，他们就无法停止了。结果是鸡蛋都打碎了，鸡蛋也没有炒成。
       伯林认为：民主有时也会压迫少数民族或某些个人。民主并不需要多元化，民主可以是一元化的，在这种民主中，多数民族可以为所欲为，无论其行为有多么残忍、不公正或非理性。民主也是不讲宽容的。而我信仰的是一种特殊的多元化民主，这种民主要求人们进行协商与妥协。它承认不同团体与个人的主张与权益，除了遇到特别的危机情况，这些团体与个人将不能抵制民主的决定。一些专制暴君统治下的国家有时候比一些极端的民主国家有更多的自由。
        (刘旭)
        妮娜·贝蓓洛娃旋风
       九十年代初，中国文坛正浸淫在超写实、后现代、新小说等现代派浪潮之中时，欧美文坛却似乎已从现代派的噩梦中醒来，大发思古之幽情，很挖掘出了几个实力派的写实主义作家。这里谈到的妮娜·贝蓓洛娃(Nina.Berberrova)要算上一个。她生于1901年，1993年去世。可是她被冷藏的历史长达六十多年。
       贝蓓洛娃的情况与纳博科夫有些相似，她是俄裔美国人，十月革命后先是流亡欧洲。二次大战前夕再次流亡到美国。在美国，她先后在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俄国文学。不同的情况是，纳博科夫出生贵族世家，从小精通英文法文。所以他到了美国之后，很快改用英文写作。令他名声大噪的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贝蓓洛娃则出身平民，虽在流亡中很快通晓法文和英文，并能用这两种语言谋生，但俄语始终是她的母语，她的所有作品都用俄文写成。不过，可堪玩味的是：1985年令她声名鹊起的小说《伴奏者》却是译成法文，由法国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此后，她所有的作品都由这家名为Actes Sud的法国出版社译成法文出版。换句话说，她的作品是在法国先红起来，然后再译成英文红回英语世界，最后红回她的祖国俄国。
       从1985年到去世的八年间，贝蓓洛娃一共出版了二十本作品，其中有十部小说。这十部小说讲的其实都是一个故事：流亡和移民的故事。所以评论家把她称为“流亡小百姓的代言人”。其实并不这么简单。这些流亡者的故事，使我们看到的是千百年来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是人类共同的呻吟和呼唤：爱的企盼，恶的诱惑，对荒诞命运的无奈，而面对这种荒诞命运人如何丧失和保持自己的尊严。
       看贝蓓洛娃的书很容易。当我们的消化器官已被詹姆斯·乔伊斯和卡尔维诺之辈烹制的西式大餐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时候，贝蓓洛娃那种平易流畅的讲故事口气更来得格外亲切。令人惊异的是：身受流亡和贫穷的种种磨难，大半辈子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在她的作品中居然看不到一点火气，即使是暴猝，自杀，疯狂，都以一种心平气和的口气讲述。听上去好像一位仁慈睿智的老祖母在回忆往事，没有捶胸顿足，没有呼天抢地，就连一惊一乍也没有。悲哀和伤痛已沉淀，留下来的都是经过长久煎熬而成的精华。
        (王璞)
        市民社会的反思
       在新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与公共性》一书中，近年来声誉日隆的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吁求市民社会》一文中探讨了所谓“市民社会”的形成。
       泰勒认为：视社会为一个“经济体系”，就为社会拥有政治以外的身份这一观念，带来了新的转折和新的力量。而认为“经济由其自身法则支配”，经济具有自主性的观念，从此使社会在政治之外另有身份，并且这身份逐步使社会远离政治。这一看法，后来成为“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即把自我调节的、进取的经济，视为不受政治支配的社会中的主要活动。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自主的、有自己“意见”的公共空间同时也发展出来了，这就是哈贝玛斯称之为“公共意见”的东西，即私人聚集起来，通过理性意见(如资本主义社会里早期的沙龙、咖啡厅，后来是报纸杂志及书籍、媒介)而形成一种公共性。就这样，公共意见与市民社会得以确立，并互相配合，以代表全社会的名义，与王权专制统治对立，对政权予以制约，后来更导致民主的进步。
       但是，泰勒并不满足于从一个方面来探讨“市民社会”的特点，他还指出：经济的自由发展，有时并不一定需要或带来民主，因为经济被视为社会的主要内容后，人们满足于并追求非政治领域的自主自足，有时反过来会对政治冷淡。泰勒更认为：当经济作为社会主体与政治分离后，它往往容易满足于自身的自足发展，即如哈耶克所言，经济也有其外在的自我调节的规律，非人所能全知，而泰勒则视之为一种“异化”，会令人热衷于追求托克维尔所说的“细微而琐碎的快”，从而逃避集体，逃避最需集体精神的政治生活，退缩到个人满足这一较狭隘和容易获得的范围，满足私人生活，成为“原子式个人主义”。而另一方面，官僚机构在毫无干涉的情况下自我膨胀，自我坐大，最终，孤立的个体公民面对庞然的官僚机构感到毫无力量。因此，公民应有适度的政治参与。
        (蓝君)
        评选二十世纪英文小说百佳
       负有盛名的美国兰登书屋“现代文库”编委会最近选出二十世纪一百部英文小说佳作，詹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名列榜首，但这本书在1920年至1933年的美国曾是一部禁书。
       紧随其后的是菲茨杰拉尔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该书描写的是1920年前后长岛上流社会的生活，将浪漫、神秘与暴力成功地揉为一体。第三名仍是乔伊斯的作品——《青年艺术家肖像》。纳博科夫那部著名的中年鳏夫追逐年幼继女的“色情小说”《洛丽塔》名列第四。第五名是赫胥黎的讽刺小说《勇敢的新世界》。
       这五部小说在初次投票的结果中都以九票得分并列第一，“现代文库”编委会十名评委经过第二次投票得出了上述排名。若将前十名的小说分英美两组排列，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英美作家各占五部，好像经过“摊分”一样。其中进入前十名的英国作家乔伊斯、赫胥黎、凯斯特勒和劳伦斯(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通常被归入英国作家)；美国作家有菲茨杰拉尔德、纳博科夫、福克纳、约翰夫·海勒和斯坦贝克。其中两国各有一个外来者，纳博科夫是俄裔美国小说家。
       “现代文库”英文小说百佳名单公布之后，很多读者发现仅有八位女作家共九部小说入选，包括伍尔芙的《到灯塔去》(十五)、麦卡勒斯的《心灵是孤独的猎人》(十七)、沃顿的《纯真年代》(五十八)和《欢乐之家》(六十九)等。不重视女性作家成为该项评选最为人诟病之处。
       另一个遭人指责之处是美国和英国以外的英语作家几乎完全被忽视。书评界人士认为这一名单反映了美国口味的严重地方主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国家文学十分蓬勃，且处于上升期，却没有一位作家入选，甚至连澳大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怀特也被视而不见了。尼日利亚小说家阿切贝的《一切崩溃》、南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的作品也都没有入选。
       “现代文库”英文小说百佳的评委由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组成，包括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和英国作家拜亚特。拜亚特认为书单是“典型的美国式”，维达则认为“大致准确”。《纽约时报书评周刊》采访到的所有评委会成员都认为《尤利西斯》名列榜首当之无愧，亚军归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合情合理。
       评委会成员，美国历史学家爱德蒙德·莫里斯认为《青年艺术家肖像》名列第三未免牵强，因为那不过是“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前的试笔”，另外《勇敢的新世界》同样不是赫胥黎最优秀的作品。
       (桑子)
        罗伯·格里耶访问海南
       1998年11月16日至23日，法国著名作家罗伯·格里耶携夫人来海南旅游观光。现年76岁的罗伯·格里耶为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其作品《窥视者》、《嫉妒》、《橡皮》、《重现的镜子》等，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出版并产生较大影响，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文坛颇为崇尚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之一。此次罗伯·格里耶夫妇应广州博尔赫斯书店的邀请，前来中国参加他的三卷本《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首发式。
       到达海南当天，罗伯·格里耶与海南省部分作家及《天涯》杂志编辑进行了座谈。谈话中罗伯·格里耶对自己在中国的知名度之高表示怀疑，当听到对话者的确不光能复述他的作品的主要内容，同时还说出一系列如布托、西蒙、玛格丽特·杜拉等法国作家作品时，又对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表示了极大惊讶。罗伯·格里耶介绍了法国文学当前的情况，评价了法国新小说派几位作家的得失，并谈到了他在小说写作中对“声音”的特别关注与研究心得。当他知道中国大多数作家实际上并无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甚至对这个奖不以为然时，表现出了由衷的高兴和赞赏。座谈之后，罗伯·格里耶向海南作家协会赠送了他的作品集，并在扉页留言：“赠海南省作家协会，感谢你们让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丹阳）
        中韩学者研讨现代性问题
       1998年12月中旬，韩国“创作与批评”社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京联合召开“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研讨会，并与《读书》杂志社的编者与部分作者座谈。韩国著名学者白乐晴、崔元植等十多名学者作家与中国部分学者作家就全球化、现代性、民族性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很多韩国学者特别重视民族及民族文学问题，把韩鲜半岛的分裂纳入有关民族国家建设及冷战的现代性分析视野。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崔元植等先生提出应寻找既适应现代性又克服现代性的“第三种答案”。
       很多中国学者则讨论中国现代化的现实状况，就发展模式的选择及发展主义本身这两个层面展开了反思与清理，并特别关注在亚洲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生态矛盾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之下，如何清理与运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与会学者与作家们还提出，为了适应经济的跨国化姿势，应该注意研究欧盟这样的跨国管理机制，并主张建立（跨国）的知识共同性，为此应加强中、韩、日的知识交流，以探求建立“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可能性。
       这是中、韩学者与作家第一次相当规模的深度思想交流，白乐晴先生的著作中文版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则为这次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韩国“创作与批评”社的负责人与中国《天涯》杂志社的负责人初步商定，下一次韩、中学者与作家的对话会议，争取在1999年末由两家共同主办。
        （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