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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几乎成了中国最为忧心的现象。是产业化导向出现偏差?新任教育部长周济已经澄清，该部从未制定过这一政策：是投入欠缺财力不济?就农村普教而言，确实有这个问题；农村子弟辍学之多，已经令人忧虑；但就城市而盲，特别就高校而言，投入之多，已经在另一端同样令人忧虑：，五年前是“人抢钱”，五年后是“钱抢人”，忽然增多的课题经费已经造成挥霍无度，出现新的学术腐败源头。那么教育症结究竟何在?我以为，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官本位”。
       我们原来的体制并不是这个样子的。1905年中国废科举兴新学，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现代大学群及其学术体系从无到有，拔地而起，创造过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得力于一系列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教授治校”，而不是“官员治校”。1957年上半年，教授们小心翼翼重提这一要求，被“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声怒喝统统打了下去。55万右派中，因“教授治校”而罹难者恐：咱不在少数。从此“官本位”泛滥成灾，出现一种奇怪的体制，说起来都有点绕口。但是我所认识的一位两院院士、90高龄的著名教育家却能把这种体制的弊端说得清清楚楚，叫做：负责的不领导，领导的不负责。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投资在增加，学费在猛涨，学费占普通人家年收入的比例，既超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也超过当下欧美发达社会。但是，中国高校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缩小，而是继续拉大，以致学生在网上说：我们交的是贵族教育的学费，念的是垃圾教育的书!
       怨声载道中，忽然出现一个亮点：据新华网南京1月8日电，日前在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出现“教授委员会”，由该院16名正教授出任委员，他们拥有对材料工程学院发展方向、发展规划、专业设置、人才引进、重要改革措施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委员们还有反映师生呼声、维护师生合法权益以及对学院各项管理工作的决策建议、批评和监督的权力。
       应该说，这样的改革方向切牛了教育问题的要害，比此前热炒的“北大教改方案”好，好就好在它是对着“官本位”下刀子，而不是“官本位”举刀，把刀锋逼向“教授以下”。正如该报道所言：现在绝大多数高校在对教育事业决策时，基本沿用传统的“院系领导班子”定方向的模式，“教授委员会”决策，应该比“院系领导班子”决策更符合教育规律，所有善良的人们当然乐观其成，沿着这块石头“摸”下去，教育改革不难“过河”，也一定能“过河”。但也不是没有疑问：经过多年“官本位”对学术职称的侵蚀，各“院系领导班子”已经成为“教授班子”，甚至“博导班子”，今日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要比找出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既如此，“院系领导班子”会不会成为翻牌公司，直接翻牌为“教授委员会”呢?
       君若不信，可看两年前3月29日的《中国教育报》，也登载过东北师范大学成立教授委员会的类似消息。但是很快没了音讯，人们的注意力却被“北大教改”这一类次级改革吸引过去了。这是为什么?我找出当时的报道以及该校“教授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仔细一看，顿时明白人们对这么好的改革方向何以失去兴趣。那天的《中国教育报》说：教授委员会成员由校长聘任，此其一；其二，教授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第一章第三条称，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主任委员一般由院长(系主任)担任。
       委员是校长聘任的，主任也是原来的，这还是教授治校吗?这是翻牌公司，而不是“教授委员会”。甚至连“村委会”都不如。农民还有一张选票，能选举自己中意的代表组成村委会。教授们则连农民手里的这张选票也不能有，只能等着他们的“村长”来钦点?
       这是说不过去的。教授阶层是我们这个社会里“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应该比村民都不如。“村委会”选举已经在文化落后的穷乡僻壤搞了多年，没有理由不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阶层中推行。而防止“教授委员会”成为翻牌公司，最简单的办法，也是向“村委会”学习：给教授们一张选票，让他们自己选举“村委会”。这是最起码的“国民待遇”，再低调一点，就叫“农民待遇”，也可以。
       新年伊始新改革，这一次希望苏州大学能带一个好头，办好教授们的“村委会”。说恢复传统也好，说制度创新也罢，就是不要把“猫”说成一个“咪”。